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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金融政策未转积极,市场将继续保持极度疲软的趋势
金融政策未转积极,市场将继续保持极度疲软的趋势 欧晓敏 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已有些时日,事实上物价仍然保持较高速度继续向上展开,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否反思我们压制通胀的手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胀很明显已经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了,全球性的通胀已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并非主要来源于我们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势必对我们的经济利益形成巨大损害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吗? 美国通过金融运作实施利益掠夺和战略扩张是形成全球通胀的根本。一、通过美元贬值把其国内的经济压力向石油输出国、商品出口国等债权国转嫁;二、通过其控股的投资银行对石油及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进行套期保值并进行高度的投机操作,野蛮掠夺石油及原材料进口国的财富。使得石油价格在不断向上的市场预期下节节攀升,给刚刚进入工业化进程、以加工生产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三、利用其农业出口大国的地位,推高农产品价格而巧取豪夺。这是一个系统的阴谋!美元贬值使以美元结算的石油价格攀升。石油价格提升推动以石油作为普遍原料的有机化工产品成本推高,化肥农药、塑料化纤、医药制剂等等原材料价格全面攀升,最后推动相关消费品价格全面攀升;石油价格提升推动以动力(能源)(包括挖掘动力、矿产运输动力、冶炼能耗等)为主要成本的挖掘业的成本,使金银铜铁锡……价格如日中天,最后推动相关消费产品价格全面攀升。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大大地提高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生活成本,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本推高的因素。本次世界经济动荡一切均源于美元的贬值,美国人是在挖别人的土来填自己次贷危机的坑!从这一角度看,哪一点是我们的问题?一厢情愿地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有义务、有能力、有必要去帮别人“填坑”吗?美元在减息、人民币在加息;美国在增加货币供应、中国在提高存款准备金。这些反差世人有目共睹!似乎别人还没邀约就自己为别人编写好新的一集“广场协议”。 必须清醒:提高银行利率和本币升值必将在息差和汇差期望驱动下形成热钱的泛滥。这本身就与控制社会货币流动的目的所矛盾、所背离,也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我们的金融体系安全。同时根据货币监控,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企图把热钱锁定在央行手中,殊不知央行锁定的只能是国内经济体的钱,而热钱在整个资本结构中所占比例却越来越大,社会货币的可控性更差,货币的流动性(频率与可控性)对社会危害却越来越大。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消费品供应从来都是供大于求(能源、资源消费品除外),哪怕是目前也依然没有太大改变。价格显然是巨大的成本推动上来的而非过大的购买行为的金融行为而引发。企图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消费购买来压制通胀似乎有头痛治脚之嫌。 如果说我们有必要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压制生产消耗来平抑国际石油价格,则我们仅需稍稍放开能源价格使之与国际价格稍稍接轨足矣,无需采取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形成巨大冲击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与其使用金融政策手段不如遵循和调动市场机制的自身平衡能力?笔者敢断言,一旦我们稍稍放开能源价格,国内能源消耗量就有很强的下降预期,定会沉重打击国际原油价格走高的信心,国际原油价格必定应声落地! 如果说我们有必要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消费购买则我们只有打破房地产投资金身不败的神话、消除房地产投资带来的财富预期就足矣。很长一段时期,商业银行的信贷除投向国债项目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外,几乎全部都是投向以商业用地为抵押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使房地产行业发展如日中升。随着社会投资不断的巨大的介入,房价快速攀升并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社会投资,形成了一发不可收之态势。房价已经高企到大多数工薪阶层(领“阳光”工资的公务员除外),对须承担的按揭捉襟见肘,房地产泡沫到了广泛缺乏市场基础的十分危急的程度。但其涉及到权贵和地方财政利益,加之金融机构对房地产的关联和依赖已经无法独善其身而不得不去维护房地产行业的虚假繁荣,房地产业的“堰塞湖”已高高筑起。所以房地产行业是最应该“从紧”的,却又是最难“从紧”的行业。在此背景下,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很难对 因房地产财富预期而形成的购买力 实施“精确打击”。然而房地产业由于其价格已经缺乏广泛的市场基础,以及高企的房价体现出对社会的巨大的负面效应,房地产业已经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况并严重威胁到我们金融体系的安全。 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慢牛”说已成了“吹牛”说(不要再拿这种吹牛说蒙骗可怜的股民了),股改这盘煮熟的鸭子已活生生地被“从紧的货币政策”放飞了。很显然我们错过了一次极好的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机遇。如果不改变这种头痛治脚的金融政策,那么一切救市措施都是徒劳的,任何一次徒劳的救市措施所形成的反弹,都将更多更深地 把对中国资本市场作出艰苦而痛苦贡献的中小投资者们 套得更多更深更死;我们的股市也将在不断的向下寻找底部中漫游。笔者认为在金融政策没有发生积极转变前,证券市场将继续保持极度疲软的趋势,股改进程也将成骑虎之势.更谈不上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了。 我们国家经历了约十年高成长低通胀的过程,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适度的通胀率有利于维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长期高增长低通胀、依赖于投资推动和低级初级产品生产出口的高增长,必然会积累起许多社会和经济结构性问题,(比如劳动用工价格低薄而推动贫富差距的拉大、能耗过大、生态环境遭破坏等)。这种增长方式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深受美国损招伤害的着落点。我们大可不必沾沾自喜自己的GDP增长有多快,如果西方国家愿意以我们这种以消耗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增长模式,这也许人家的增长速度比我们要快得多!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利用此番全球性的经济变革得到快速转型。 现存的价格结构已经跟不上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的价格总水平已经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不能匹配,起码说我们现在的价格体系已无法适应高企的国际石油价格。农副产品价格长期控制在低位而使得近十亿农业人口长期趋向于相对贫困(送一个孩子读书或送治一个重病号,往往会使某个农村家庭一贫如洗、债台高筑)。这是推动了诸多因素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的因素。低廉的农副产品价格直接孕育出低廉的劳动价格,造就了农村人口的贫困化并引发了过度汹涌的农民工潮。农民工潮非常直接地造成非农劳动用工的大量过剩,并极大地压迫非农用工的劳动价格,贫困化就直接扩散渗透到城镇一般劳动者。我们应该把这一轮通货膨胀看作为在外界诱因的点火启动下向“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过程,并配合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快速转型对前十年高成长低通胀进行一次充分的调整和修正。应主动地通过可控的、有力度的国内货币贬值(顺应通胀)来抑制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方能对得起这位“世界老大”、方为良策! 应对通胀,首先就应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家储备物资的使用应该是在应付突发灾难和物资短缺时使用,而不应该用于对价格的主动压制。长期以来对构成农副产品价格要素的农村集体土地价值的蔑视应得到纠正。必须让农业在此轮通胀得到快速发展;让广大农村人口能在经济上从容应对通胀并能形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让汹涌的农民工潮在利益驱动下得到一定的收敛以减轻全社会的社会运转成本、以减轻城镇非农用工的就业压力、有利于非农用工的劳动价格提高。经济发展模式往往会遵循着一、二、三产业阶梯式递延发展,近期国际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给日后世界农业产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的准备。在学者大呼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农业产业的下一个发展周期的基础已经通过其资本准备和积累,正在开始悄悄地奠定和实现。如果我们继续对农副产品价格加以过大的主动压制,则在战略上我们不但要失去现在,还有可能失去未来。如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能通过合理收益调动起来,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农业生产在技术和人员方面有出现青黄不接的可能,这对我们农业战略地位形成巨大的威胁。 应对通胀,应大幅度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广泛保障劳动用工的福利及其基本保障。使一般劳动者能在此轮通胀过程中不至于加剧其相对贫困化的趋势,甚至于进入绝对贫困化的处境;不至于让全社会贫富差距因此继续拉大: 1、在一般非农用工劳动力过剩得以缓解的前提下,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保障标准和福利保障标准是可以得到产业业主的充分接受的。一般非农用工的劳动价格会在市场的自行调节和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下,得到相应提高。应付此轮通胀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投资收益远大于劳动收益的贫富差距拉大的因素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2、在我们的价格体系得到充分调整后、在农村人口和一般劳动者收入得到相对提高后、在人民币于国内得到主动贬值后,房地产价格就已经相对降价。这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的和谐平衡;有利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稳定,有效避免因房地产价格过大波动而出现金融危机。这也应该是目前解决房地产行业和资本市场尴尬局面的唯一途径。 3、在农村人口和一般劳动者收入得到相对提高后,内需可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提高,这将有利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的降低,有利于资源与资本的效率的提高。物价在得到成本所必须的价格体现后必将然会重回稳定、协调的状态。 5、依此,我们必定会迎来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更加和谐、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体系! 与其说“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不如说“谷贵护农益民损权贵,谷贱祸国殃民益权贵”。 也许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其金融学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应对其有针对性的表述:针对房地产投机、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形象工程所引来的基础建设投资实行从紧的信贷政策;对农业、农资生产行业、节能低耗环保产业、新能源新材料开发企业、应用技术和新技术开发企业、文教卫生防疫事业及在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企时期对能源、原材料挖掘开发实施从宽的信贷政策。 通胀不可怕,问题是我们是否有顺应和接受通胀的社会分配结构和制度。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就有一个“无为而为”的高招;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策。面对全球经济结构的动荡与变革,我们大可不必在货币政策上惊慌失措,只需在内部分配结构、产业结构上动点脑子就甚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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