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停兑令”风暴中的中国银行

在中国银行百年历史中，1915年横遭北洋政府“停兑令”、最后以智慧化险为夷进而声誉大振的经过，值得大书一笔。　　

　　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不顾百姓利益和金融安危，公然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不得兑现，应付款项不准付现，引起了一场金融史上的停兑风波。停兑令一出，市面人心惶惶，交行钞票已经不能用，通货紧缩，交易停顿，物价上扬，现洋缺乏，洋厘骤涨，洋商乘机六折收买交行钞票，投机风行。但当时的中行上海分行抵制了停兑令，对一度混乱的金融市场起了十分重要的稳定作用。

　　民国之初，迭经变故，北洋政府经济上十分虚弱，每年财政入不敷出，除了增税、借内债和外债外，只能依靠银行增发纸币即兑换券勉强维持。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前后，又耗费大量资财。12月，云南起义，贵州、广西先后响应，广东、浙江又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氏虽然被迫撤销帝制，但仍计划武力镇压西南，保持其北洋系原有势力，亟需增筹军饷。北洋政府的财政也随之更感困难。

　　当时兑换券随时可向发行银行兑换银元，银行需要有充分的现银准备。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饴策划合并中、交两行，集中两行各地分行所有之库存现金约1000余万元以备急用，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换钞票。其时，交通银行由于为政府大量垫款，增发钞票较多，1916年4月间，交通银行京、津、沪三地分行已无足够准备金，发生了存户提存和挤兑钞票的情况。政府拟发行不兑换钞票的风声外泄，京津人心动摇，纷纷向中、交两行挤兑，政府更感恐慌，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现银的政策。1916年5月12日，袁政府的国务院终于发出了停兑的第2号院令。

　　接停兑令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璈认为银行绝不能停兑，若遵照命令执行，则银行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希望，而整个中国金融亦必将崩溃，从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认为政府措施失当，决定坚决抵制。中国银行在给北洋政府的抗停兑令电报中说：“……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二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

　　同时，中行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首先是详细核算沪行库存现银准备，估计为发行金额及或其存款数的六成以上，足以应付挤兑及提存风潮之需。为防万一，由宋汉章与汇丰、麦加利等十家洋商行协商达成协议，各家借款10万至40万元，共计200万元，以上海分行的行产作抵（后此款未用）。

　　其次，在申报等报纸上公告，钞票照常对现，存款到期即付。延长营业时间，并委托南北各钱庄及洋商银行代理兑现，以减少拥挤，安定人心。

　　第三，以股东联合会为后盾，股东会决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由股东联合会主持，该行资产负债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

　　第四，由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常务董事蒋仰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请律师向法庭起诉，控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副理有损彼等权益行为，要求法庭阻止。这样一来，北京当局就不能撤换现任经理和副理，以便宋、张二经理实现抗停兑令之计划。

　　5月13日、14日上海分行挤兑。市面混乱，市民恐慌，挤兑者日有2000余人，摩肩接踵，蜂拥而至，势如潮涌，交通亦为断绝。上海分行专派了16人负责兑钞。兑现者统一由前门进后门出，秩序良好。实际上13日为周六，下午原本不营业，因人心惶恐，沪中行特登报公告延长办公时间到下午3点。14日为周日，银行照例停业，但为安定人心，沪行特破例开门半日，从上午九点到12点照常收兑。当时现金准备消耗已达十分之八，可见市民挤兑情势之严重。由于措施得当，17日挤兑已趋缓和，人数也剩数百。各银行收到中行钞票，也随时用出，并不往中行兑现，市面流通情况已经与风潮前无异。到5月19日兑现风潮平息。

　　挤兑对银行是真正考验。风潮平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声誉大振，宋、张二经理的社会声望大大提高，被称颂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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