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住建部部长：有信心让几个一线城市房价降下去

2014-03-05 11:16 来源：证券时报网综合 字号：12 14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白天在北京城区工作，晚上下班回家却赶去河北，因为他们把家安在了北京东边的燕郊。随着北京房价越来越高，很多上班族不得不住到河北，每天“跨界”上下班。据统计，目前这样的“北漂”有30万人。其中很多人负担不起自驾车上下班的成本，几乎每天早上5点就出门挤公交。网上有一段很火的视频，名为《燕郊挂门女神之歌》，唱出了这些上班族们的心酸。歌曲改编自流行歌曲《新贵妃醉酒》：“上车就在一挂间，空间其实如海绵，挤挤总会有，萁豆何相煎。住燕郊遥望国贸，谁知吾辈魂欲断，挂在车门外，梦想城铁来。”

今年2月，一条新闻又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文中报道了一些“北漂”年轻人被日益走高的房价逼得只能在郊区买房。这些被称为“5.9环”“6.1环”的地方，远离市区，周围是大片的村庄和农田。来京看望子女的父母不禁感叹，以前辛苦地供孩子读书就是想让他们从村里出来，结果好不容易在北京工作了，却又“回到”村里住。

一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了房的人也没想象中幸福。25岁的王小姐，家在河南平顶山一个县城，201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工作。因为不忍心女儿在出租屋间搬来搬去，父母决定在郑州买套房子。老两口将大半辈子节省下来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女儿，这些钱原本是他们后半生的生活保障。可2012年郑州的房价大多在每平方米7000元以上，远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于是，王小姐一家决定再等等。可一年后，每平方米房价已将近8000元。这回，他们不敢再等了，在掏出所有积蓄后，又把老家的老宅卖掉，才勉强凑够了买房的钱。

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价一路飙升的10年。有人开玩笑说：“如今，再也找不出什么能比中国房价更坚挺的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催生了高房价？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财苑）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几条原因：“首先，需求旺盛。其次，通货膨胀加剧，房价也水涨船高。最后，大量民间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另外，也与房地产领域的贪腐有关，很多贪腐官员一人持有多套房产，这也导致房价难以控制。”

房地产界和舆论界还把矛头指向了土地财政，认为高额土地出让金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今年2月中旬，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称，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而当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12万亿元，土地收入就占了33%。10年前，地价在整个房价中只占约20%，近几年则上升到60%甚至更高。2014年2月13日，北京西局村旧村改造项目二期地块被泰禾集团以49.58亿元收入囊中。据估算，扣除配建限价商品房等因素，该地块楼面价约为6.8万元/平方米。

曾经做过“开发商”

这些都成为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部长姜伟新面前的难题。2008年上任的姜伟新与新中国同龄，黑龙江富裕县人，曾在农村插队，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原国家计委下属的华联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有短暂的“开发商”经历，具备建筑专业背景。

姜伟新曾直言不讳地说，房价飞涨，除了极少数高收入家庭外，几乎所有家庭都难以承受。上任后，他曾说：“我们时刻准备着，交易量增加、交易价格同时上涨，就会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控。”调控政策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限购令”。2010年4月，北京出台限购令，提出“北京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此后，其他城市的限购令也纷纷出台。2011年2月，北京对限购令进一步明确，非北京户口人员必须连续缴纳社保5年，或者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5年，才能取得买房资格。这意味着，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员，无论是否有足够的购房资金，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都无法买房。住房限购政策，使投机性购房者被最大限度挤出。

然而，“限购令”受到了诸多争议。有人认为，它在限制地产商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众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刚需族”。但2012年3月，姜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限购令短期内不会有微调和放松，“我们有信心在今年让几个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降下去”。

2013年3月，包括 “二手房交易按照增值额20%征收个税”、增供给、强制限购限贷等内容在内的“国五条”出台。这被视为又一重大举措。“国五条”出台不久，姜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先看看市场的反应再说”，部分媒体将此解读为政策存在随后放松的可能。姜伟新随后予以否认，并说 “国五条”不会在施行一段时间后退出，“也许会更加严格”。

与此同时，住建部加快建设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和限价房，解决经济困难群众的需求。姜伟新透露，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基本建成保障性住房480万套以上，新开工600万套以上。

“遏制房价需要通力合作”

环球人物杂志：“限购令”出台至今，虽然有效地抑制了炒房现象，但也使很多“刚需族”更难买房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陈国强：正如姜伟新所说，“限购令”是“不得已的政策”。他曾提出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实施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阻力非常大，比如持有多套房产的人不愿联网，不愿公开。如果中央能够加大对住房领域的反腐，住建部的担子就会轻很多，这种“不得已的政策”也可以被更有效的方式取代。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房价越调控越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陈国强：中国房价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调控，会涨得更凶。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很复杂，比如土地财政、贪腐、“刚需”等等，这些不是一个住建部就能解决的。但在其职能范围内，我们应该给住建部和姜伟新多一些时间和信心。

环球人物杂志：住建部在其职能范围内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陈国强：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值得一提。我们之前曾走过弯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问题上不作为，住房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导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加剧了商品房的供需矛盾。加强保障房的建设，可以缓解中低端的刚性需求，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但保障房建设也有缺陷，存在成本转嫁的问题。政府往往采取的是保障房和商品房配套的模式，把成本压力推给了地产商，而地产商自然会把在保障房建设上的损失加到商品房里，反而推高了商品房的价格。如果政府能够掌握资金来源，那么这个配建的模式就可以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想要从根本上遏制高房价，还需要哪些部门配合？

陈国强：遏制房价需要通力合作。比如土地出让管理需要国土资源部配合，土地出让后，开发商必须在两年内开发，否则予以收回。这样就避免了囤地和炒地。涉及到金融信贷的，需要央行和银监会配合，加强信贷指标监控，定期向社会预警，对违规投资房地产的银行严厉处置。另外，房地产征税还需要税务总局配合。总之 ，要遏制房价，住建部要扮演牵头单位的角色，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做出及时清理。（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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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调控”关键是厘清政府楼市关系

关于楼市，住建部部长姜建新在两会期间透露了四个字：“双向调控”。这一明显不同于以往口径的说法一经见报，很快成为门户网站的重头内容。

最近，多个城市传出楼盘折价销售的消息，其折价幅度之猛为近几年来未曾见过，表明在持久的调控压力之下，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开始招架不住，向市场“缴械”了。虽然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出现了“鬼城”，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仍然居高不下，众多进入这些城市求职的年轻白领不堪重负，经常发出“逃出北上广”的哀叹。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景致，表明市场的结构已经分化。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商品房仍然炙手可热；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却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如何将房地产市场调控继续执行下去，已经成为决策者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变化，调控政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姜建新透露的“双向调控”，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将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所谓“双向调控”，就是针对不同的城市采取不同的调控政策，一线城市为了遏制高房价，需要继续执行原有的调控政策，而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则不仅不应该再继续执行限购限贷之类的政策，甚至应该从税收、贷款等方面支持居民购房。而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

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也好，三四线城市的“鬼城”也好，其背后都能看到政府过度利用房地产市场攫取收益的影子。在一线城市，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为高房价打下了“第一根桩”，由于这种土地供应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丰厚的土地收益，因此地方政府缺乏进行改革的动力，相反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势头，今年前两个月，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益就达到1443.3亿元，同比增长达到84%，地价如此暴涨，房价怎么降得下来。而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则无视本地居民的购买力和商品房供应的真实需求，不惜财力建造新城，以至造成了“鬼城”泛滥。正是这种政商混淆的格局，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乱象。

显然，在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实行“双向调控”的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必须厘清政府和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所应承担的只是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兜底，让每一个人“住有所居”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是应该更多地坚持市场化的原则，让市场机制对住房资源的分配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这一点来说，在一线城市虽然有必要继续实行限购限贷政策，但也应积极创造条件让这种行政调控措施尽早退出。当然，不能忘记的是要对目前的土地供应制度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利用土地敛财的制度保证，而这又需要政府职能转换真正见效。（证券时报网）

政协委员张国俊：楼市调控应改限购为限售

房价调控多年不见成效，对此国家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昨日，就楼市调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国俊表示，国内应该取消限购政策，改而实施限售政策，通过禁止购房者在一年期限内卖房，或是通过征收超高税率等办法，来限制购房者进行投机交易。

张国俊说，“遏制炒房投机，可以限售，在销售环节多征税不就完了嘛！国外有些国家就规定，如果你今天买，明天卖，不好意思，收很高的税，高到让你根本不想卖，这样就可以把买房的目的合理化、把它达到一个调控的目的。”

对于限购改为限售问题，记者查询获悉，以新加坡为例，其就规定购房者在买房之后转卖，卖得越早，则交税越高，如一年内转卖，要按房价的16%缴税，第二年降则低为12%。记者还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西安海星实业集团董事长荣海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都提出过类似观点。

但对于开征房产税，张国俊却持谨慎态度。张国俊说，中国的房产销售本身就存在多个环节重复征税的问题，如果开征房产税，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老百姓的税负，“房产税解决不了房价问题，论据、出发点就不对，所以我对房产税是采取谨慎的态度，起码在目前阶段来讲不建议开征房产税。”（南方都市报）

政协委员梅兴保：不排除个别三四线楼市会崩盘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 监事梅兴保就房地产调控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对直辖市与其他城市，国家应有不同的方法调控，中央政府首先管好直辖市，各省、区人民政府再参照中央管理直辖市的办法，管好所辖范围内的热点城市。

对于今年房价的变化，他表示，“房价的变化不是千篇一律的，有些城市的需求量大，可能会坚挺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大家所说的“鬼城”，由于在前两年有一些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商以不合理的价格拿地，抢占进入市场，他们胃口大，建得比较多，那些地方就要注意一下了。整体来说，三四线城市不会崩盘，但不排除个别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