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8日举行

　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发表任仲平的评论文章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将在京召开。

　　【任仲平】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论贯彻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一）2015年，新的共识正在凝聚。

　　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联合国发展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整个世界都在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变革的新动力。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在土耳其，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信心。“展望未来，亚洲再次站到了引领历史发展的前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前途命运维系于斯。”在新加坡，习近平主席激荡亚洲力量。中非峰会“将促进南南合作，带动南北对话，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南非，习近平主席建言世界格局。

　　G20峰会，明年的主场是中国杭州；APEC的领导人，去年相聚于北京雁栖湖。这些年，世界舞台上处处可见中国身影，这个励精图治的发展中大国，不断与世界分享自己爬坡过坎的实践与和平共赢的理念。

　　而中国前后相续的五年规划，也迎来了交接棒。在经济新常态现实要求之下，在战略机遇期内涵转变之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是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今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凝聚着新中国几代建设者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12月18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这“五大发展理念”融为未来一年的务实举措。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这一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开启的是未来中国的崭新航程，思考的是人类命运的走向。

　　（二）历史的巧合，往往意味深长。

　　2015年，中国与世界都迎来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这一年，中国“十二五”规划收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向着全面小康的最后冲刺。10月，“十三五”规划建议审议通过，未来5年中国发展航程划定。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完成一个阶段性任务，打开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大门。9月，多国元首汇聚联合国总部，规划未来15年地球的发展蓝图。

　　中国的五年愿景，世界的共同目标，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交汇，仿佛隐喻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现在和未来。

　　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联合国新世纪初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无论是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还是降低儿童死亡率、与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作斗争，中国大多已经实现。按照联合国脱贫标准，中国为全球脱贫贡献率达到90%，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9个来自中国。有人估算，中国的经济发展使1/5的世界人口、1/4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近3/5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

　　在世界东方耸起的这个“发展极”，对世界发展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承担了拉动增长的重任。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这30多年来最重要的发展成绩。

　　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描绘世界的方向。美国《世界邮报》曾如此断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对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潜在影响。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日等国崛起，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中国的崛起，人口是10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英国作家乔纳森•沃茨的《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在讲述中国不可思议的发展之路时，也表达了一种担心：“跳起来”的中国究竟会“拯救人类”，还是会“让地球偏离轨道”？如此巨大的体量与规模，中国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对于世界而言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何在历史的脚本里，续写人类永续发展的新篇章？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倡议：我们应该共同走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正是中国为未来构建的“发展话语”，为世界呈现的“中国方案”。

　　（三）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源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切把握。

　　在经济学上，对于发展中程的风险，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修昔底德困境，甚至是与现代化转型伴生的“风险社会”。

　　这些风险挑战，原因何在？不管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金融体系脆弱，根本原因都在于，过往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而对这种发展方式的依赖还难以摆脱。

　　正如“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说的，中国还“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产业升级阻力重重、传统优势不断削弱……30多年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如果仍然对粗放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后发优势”就会转变为“后发劣势”，错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最佳时间窗口。经济变速换挡、社会深刻转型的中国，探索的正是这样一个迈过陷阱的发展方式。

　　发展理念源于发展实践，反过来又给发展实践以深刻影响。在这样的历史关口，需要用新思路寻找新出路、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号巨轮涉过险滩、渡过激流标注前行航向。坚持创新发展，才能避免动力衰退、低水平循环的“平庸之路”；坚持协调发展，才能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的“失衡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才能避免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透支之路”；坚持开放发展，才能避免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的“封闭之路”；坚持共享发展，才能避免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风险之路”。

　　有学者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在鸡蛋上跳舞”，从起步之初的艰难探索到击水中流的豪迈挺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过万重山岳。未来的发展之路，应如何绘就？更深层次的改革，该如何推进？五大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更好地把握中国的现在、创造中国的未来。

　　（四）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审视当下，我们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路口。

　　从国际形势看，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复苏仍然缓慢、增长仍然脆弱，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孕育着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

　　从国内发展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近7%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面对世界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之下，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来而不可失的“时”；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成为蹈而不可失的“机”。经济新常态和战略机遇期，构成了我们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两大现实基点。

　　经济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大逻辑。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是新常态的基本趋势。但新常态改变了经济运行的轨迹，打破了固有的发展惯性，也亟待以新理念破除新障碍、用新观念催生新状态。在新常态下顺势而为、乘势壮大，才能确保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实现既看速度、也看增量、更看质量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大判断。世界经济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国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这种内外联动的“历史性交汇”，让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两个转变”——由加快速度的机遇变为加快转型的机遇，由扩张规模的机遇变为提高质量的机遇。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让稍纵即逝的机遇为我所用、倒逼变革，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让我国的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统领经济新常态的新要求，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这正是五大发展理念所立足的大势与大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五）“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之所以会成为一场“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正在于它针对的是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回答的是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不能走好创新发展之路，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强调“全面”，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谋划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保证“可持续”，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事关全面小康、事关发展全局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坚持开放发展，就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与世界深度互动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要想在下一步发展中扬长避短、乘势而上，必须认真研究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由此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走好开放发展之路。

　　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着力增进人民福祉，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迈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一方面，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共享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制度设计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才能确保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

　　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在“挑战—应战”模式中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以现实问题为牵引，体现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市场与政府的统一、对内与对外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让我们在现代化之路上跨越历史的三峡，实现惊人的一跃。

　　（六）即便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30多年的发展，也可算“奇迹”。有人估算，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为1倍，日本为10倍；而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内，就让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16倍。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说，“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当“中国故事”震撼世界，也引起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对它的认真思索：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成功密码？对于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这段发展历程，曾有很多人试图为之命名，诸如“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等。然而中国这30多年，又是一个很难被简单提炼的复杂实践，就像《纽约时报》所说的，“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

　　的确，自安徽小岗村村民在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故事，更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嬗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每一次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完善，都推动实现了发展的新跨越。不管是发展体制、发展动力，还是发展路径、发展价值，正是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改革走过千山万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履险如夷。

　　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直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而在时间之轴上，发展理念更新留下的轨迹，构成了一部不断完善的“中国发展学”，其中堪称规律的结论则是：“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发展学”的精髓所在，也是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

　　放在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全局中去考察，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五大发展理念是价值层面的思想引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五大发展理念是实践层面的行动指南。尤其是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的风口，拥有了从“体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的机遇，五大发展理念正是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程中去考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越是接近目标的冲刺时刻，越需要临渊履冰的谨慎、越需要放眼长远的胸襟。当此之时，五大发展理念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厚植发展优势，能够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长远观之，五大发展理念不仅为实现全面小康，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从这样的高度才能认识，为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纲领的灵魂。

　　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发展规律的历史中去考察，无论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无论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还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每一个发展理念，都对应着现实的“发展议程”，也都经历了几代人的长期探索，既有守正出新、矢志创新的时代气息，也有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深厚积淀。作为“集大成者”，五大发展理念已在整体上标定中国发展的路径。从这样的视野才能把握，为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一个充满变革与未知的世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思考，五大发展理念则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借鉴更是超越，有共性更有特性。它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将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半程”，为中国发展方式的变革提供强劲动力。

　　（七）“这个世界会好吗”，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让人看到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陷阱，这样的追问萦绕人心。对于这个世界，过去的发展之路，似乎已经难以走通。

　　有经济学家指出，二战之后真正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从低收入跨上中等收入这个台阶相对容易些，而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难度大增，一大批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不前。发展的不平衡，给这个世界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正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系统性挑战。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余波不断，影响远未结束，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军事冲突等重大挑战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相互作用，亟需一种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了一股正能量，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发展经济学早有判断，持续发展的后进大国，往往在发展模式上能实现具有范式变迁意义的创新。而学者们认定20世纪中国的崛起，是改变世界的一件大事，它让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开始领航后发国家的发展潮流。的确，改革开放起步之时，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而在短短3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现代化。这背后，正是新的发展范式、科学的发展理念在引领和支撑。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理念，是一种更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理念。“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显示，对于中国理念，有68%的发展中国家受访者表示认可，认为这是“融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需要的一种创新”。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理念要比发达国家既有的理论和经验，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未来的发展之中，中国经验将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对于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也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另一套设想与行动方案。

　　经济学家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今天，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助力的不仅是亿万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

　　（八）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在那样一个饱受屈辱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仅仅意味着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老大帝国，被迫纳入西方开创的“世界体系”。

　　今天，用同样的视野审视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经历着这样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然而，中国发展的意义已经不再是“让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负上四分之一的责任”，更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这是理念的贡献、思想的贡献、发展道路的贡献。

　　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这是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的道路，一条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恢弘壮阔的征途在我们面前展开。

　　统一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五大发展理念必将融入中国道路、续写中国奇迹、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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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剧透”中央经济会议重点：供给侧结构改革
2015-12-18 02:30:44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梁敏
　　从“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近期高层话语体系中的这一微妙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

　　“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新词在公众听来似很新鲜，但供给侧本身并不是新鲜事。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和“互联网+”等一系列动作，实质上都是从供给侧发力的宏观调控举措。

　　今天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重点部署。从高层“剧透”来看，减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简政放权、“双创”、新兴产业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标配”

　　在最近一个多月里，高层为“供给侧改革”频频吹风。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随后，这一名词成为高层在谈及中国经济时的“标配”。

　　11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到，“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扩大内需”；15日，习近平在G20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7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表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言称，“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12月份，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两场专家座谈会。两场座谈会上，李克强都提到同一个点：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一时间， “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界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供给侧”并不新鲜，就像硬币的两面，有需求就有供给，只是长期以来高层在谈到宏观调控时比较侧重于需求侧，即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而现在，高层已经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

　　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复苏。”中欧陆家嘴(600663,股吧)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指出。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力图通过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2009年-2010年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10万亿贷款发放，近两年国家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投资额度都超过万亿。尽管如此，经济下行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十二五”期间）我们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

　　其实，经济增速下行仅是表象，更为严重的是4万亿“强心剂”注入后，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的副作用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

　　产能过剩到了什么程度？以钢铁为例，美国钢铁协会等9家钢铁组织日前发布一份声明，其中援引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称，目前全球的钢铁产能过剩量约7亿吨，而中国的钢铁企业过剩产能约为3.36亿至4.25亿吨。

　　产能过剩背后是企业大面积亏损。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281.22亿元，亏损企业49家，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的将近一半。

　　钢铁业仅是产能过剩的冰山一角。“现在的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结果，即我们将太多的资源投向了一些投资回报率和社会需求低的产业。”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对上证报记者说。

　　与产能过剩相连接的是不断攀升的债务规模。今年8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2014年底，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总额达150.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70%上升到236%，6年间上升65.7个百分点。

　　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企业的债务规模为13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这一杠杆率水平比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都要高。

　　2008年央行曾连续降息4次，2014年底启动的这轮降息降准已有6次。但我们在翻阅各大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调研中小企业负责人时，看到、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仍是“融资难、融资贵”。

　　值得警惕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务，以及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许小年坦言，“到了这一步，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再也走不下去了。”

　　供给侧改革早已“潜伏”

　　“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样的体量基础上继续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小修小补只能应付一时。本届政府没有推行量化宽松，也没有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措施，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这是李克强最近为《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文中的一段话。现在，结构性改革前面有了一个定语，叫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海通证券(600837,股吧)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看来，需求侧有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

　　若循着这些要素出发，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早已悄然展开。

　　优化劳动力配置方面，两年前放开了单独二孩，今年放开全面二孩，补充人口红利；出台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内诸多文件，破冰户籍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

　　针对优化土地配置，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村土地改革作为重点，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针对优化资本配置，在这方面，近几年面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企业的定向减税降费措施频出。今年国务院还决定，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并推出一批重大技改工程重点扶持。

　　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助力产业升级的顶层规划相继出炉，更是“供给侧”发力的明证。

　　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策密集扶持的方向。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及各大部委出台的涉及“双创”政策文件就不下20个。

　　更为醒目的标志来自“政府的自我革命”。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供给端改革最大的举措就是简政放权。

　　自本届政府上台以来，简政放权贯穿其施政方针的始终。李克强在2013年就职总理时就表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这意味着，最迟在2017年年初，需要总计减少560项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但实际上，政府“削减”的步子远比预期要快得多，到2014年底，国务院就已累计取消和下放超过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总理提前兑现了承诺。

　　简政放权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看来，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做事会更容易，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在观察政府“促改革”的行动一年后，民生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在2014年3月份撰写的研究报告中下了一个结论：政府从“西医疗法”转向“中医疗法”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通过“促改革”改善生产要素供给，激发中国经济的新活力。

　　“供给侧改革”在今年最后两个月加速爆发。11月以来，国务院共召开5次常务会议，其中有4次工作部署涉及供给侧改革，分别是从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和消费升级等方面入手，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李克强在12月7日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外专家说，本届政府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和“互联网+”，实质上都是从供给侧发力。

　　强调供给侧能否拉动中国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供给方面调控是中期的调控，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政策的调整、技术政策的调整、资源配置的调整，这些都不是近期就可以见效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政策频繁托底，经济增速仍在持续放缓。但不容忽视的是，政府对“有效供给”的重视正在并将继续影响着经济结构。

　　姜超分析说，“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

　　这一点从近几年的经济数据中得以体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服务业正以半壁江山之势挑起经济大梁。

　　明年供给侧改革重点圈定

　　供给侧改革下一步如何进行，重点在哪里？尽管这些问题还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予以明确，但我们仍可以从近期高层会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窥出个轮廓。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打响“四个歼灭战”，即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

　　李克强12月2日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时表示，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

　　几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明年的供给侧改革要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保持有效投资力度”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对今后的供给侧改革提出各种建议。万博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扩大减税力度，并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缺口，既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又可以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开启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从近期官方释放的信号来看，政府已经做好了扩大财政赤字的准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1月初称，“3%的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明年财政大扩张埋下伏笔。

　　不过，在许小年看来，“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报，但其重要性还不如放松和解除管制，后者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他“过剩产能的实质是创新能力的欠缺”的判断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则对上证报记者表示，近期的供给侧改革主要会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治局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

　　“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姜超也认为，未来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一条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近平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共50个字：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

　　“供需两端发力更多是体现政府兼顾和平衡经济短期平稳增长和中长期转型的诉求。”章俊分析说，在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对就业以及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冲击。“因此，为了给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政府在着眼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维护有效需求。”章俊指出。

　　当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发展新常态，一场深刻变革也在进行中。而“供给侧改革”则是这场变革的有力的一章，它无疑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重塑中国经济未来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