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时俱进看三峡工程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 汤耀国 摄影作者： 时间： 2010-06-02 【字号：大 中 小】
蒲海清

　　“有人说叫‘三峡后’，有的说叫‘后三峡’。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后面的事情应该干”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学习期间就到万县农村搞“四清”，一直到80年代前期执掌重庆钢铁集团公司，蒲海清对三峡工程都是“听说过、没想过”。但接下来二十多年，他与此事难分难解。

　　1985年，他调任四川省计经委，当年被选为四川省副省长兼计经委主任，代表四川参与三峡移民论证工作。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后，他一度成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下称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下称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拟任人选之一。

　　1997年，他是重庆直辖后的首任市长，兼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

　　2001年，他最终“回到”国务院三峡办，两年后接任主任，直至2006年退离行政领导岗位。

　　这几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他曾两次入三峡调研考察，尤其是生态环境。日前，阅完本刊近期数篇三峡报道后，在国务院三峡办，蒲海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峡工程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与建设，争议始终相伴，政策几经调整。蒲海清认为，不能以今日标准苛求往日，应与时俱进看待之。

　　他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论证期，他既非三峡工程“主上派”也非“反对派”，他坚信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科学决策；现在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英明的，三峡工程是“伟大的、当今世界第一的工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在那里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定与中央保持一致”

　　《瞭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论证三峡工程时，你在四川省当领导，当时四川省领导层是什么态度？

　　蒲海清：当时省里有一些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因为当时有些专家也有不同看法，说治水要先支流后干流、先上游后下游，先干流缺少经验。再者，从地方经济受益上考虑，先建支流工程对当地效益更直接。

　　我1985年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后，曾向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汇报，建议向中央表明两个态度：一、四川省委省政府一定与中央保持一致，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二、希望加快对二滩、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俱在四川省境内）的论证，早点做准备、早上。

　　《瞭望》：这也是你个人的态度？

　　蒲海清：这是省委、省政府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我当时对三峡工程了解确实不多，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中央要办的事情，必须服从。

　　由于我对三峡工程整体上是支持的，当时又年轻，因此1992年10月开十四大的时候，钱正英同志（水利部原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我都是党代表，她就征求我对去三峡办做主任的意见。我考虑了一下，第二天找她汇报：这个工程既有政治性，更有科学性、技术性，是个伟大的综合性工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影响都很大，但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我是学钢铁的，不是学水利的，很多技术问题无力决策，怕工程建不好，给中央带来负面影响，建议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有专业知识的人去干。（注：次年，原湖北省省长郭树言任三峡办主任。）

　　但人生难由己，后来我还是到了三峡办。

　　《瞭望》：你来到三峡办后，作为综合主管机构负责人，遇到过什么争议、冲突，是如何化解的？

　　蒲海清：大的争议已经少多了。当然也会有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争论很大的导流底孔封不封堵。2003年135米蓄水后，张光斗院士（时任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多次给我写信或者面谈，要求在156米蓄水前封堵导流底孔。他讲，如果导流底孔不封堵，遇到洪水，就会被浸蚀，孔越冲越大，大坝就有溃决的危险。另一部分人，如陆钦侃（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家组顾问）等，就坚持反对，认为不能封，要留着冲沙。

　　我请教了很多专家，张光斗是水利泰斗啊，别人不太好意思表态。我又请教钱正英副主席，她说，可以堵，没得问题。后来钱正英副主席就打电话给潘家铮院士（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说，“不能让蒲海清来表这个态，他不是专家，说不清楚这个事情。”最后就由潘家铮表态，可以堵，“有问题我负责。”

　　定下来后，那个夏天我天天提心吊胆睡不好，就怕遇到特大洪水损坏导流底孔，但是没有。

　　又如2002年，左岸大坝曾出现裂缝，有报道讲“连拳头都能伸进去”。事实上只是表面裂缝，按潘家铮院士的讲法，国际业界普遍认为“无坝不裂”。我是搞冶金的，知道钢材是不能有裂纹的，大坝虽是表面裂缝，但还是觉得问题不小，就去请教钱正英副主席，她也认为表面裂缝不是大问题。后来建右岸大坝的过程中，通过改善混凝土的配料比，加强管理养护等措施，没有出现裂缝，这是超世界水平的。

　　再如泥沙问题，黄万里先生（清华大学教授，2001年去世）曾担心会像三门峡工程那样淤沙。长江不同于黄河，水的含沙量差别很大，依现在情况看来比较好。但这仍不能马虎，既要心中有数，又要注意观察。我们要求泥沙专家组每年提出报告，看具体情况如何、变化发展情况如何……

　　发电单位总希望早点蓄水、晚点放水，从排沙、防洪考虑又要晚点蓄水、早点放水好。为什么以前定10月1日开始蓄水，就是考虑在9月中旬冲沙。现在泥沙少了，就可以提前蓄水。

　　三峡工程的管理体制创造了很多经验，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务院三峡建委以前都由总理当主任，一个副总理当副主任。三峡办不到100号人，是公务员，和三峡总公司没有经济关系。还成立了质量检查专家组、设备检查专家组、工程稽察组，组长、成员都请国内有关方面的权威、专家担任，在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瞭望》：一直到前几年，陆钦侃等人还屡次上书中央，你介入处理过程了吗？

　　蒲海清：他们写的信，中央有关领导批过来，我们就找专家，把意见收集起来回答他们。一是表示欢迎他们对三峡工程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介绍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将如何处理。

　　像移民、生态、泥沙、污水处理、学校迁建、交通、地质灾害处理等，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后来我们采取很多措施，通过政策调整、加大补助、捐赠、对口支援，解决了很多问题。还有清水下泄对下游的冲刷，也在研究并采取措施。所以我讲：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也是为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做了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不少建议和意见都在实践中采纳了。

　　“不能简单讲‘估计不足’”

　　《瞭望》：1985年你以四川省副省长身份参与移民论证，提了些什么意见？

　　蒲海清：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移民后靠、种柑橘就能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还有一些国外的友好人士提出在库区建两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把百万移民顺利安排了，看来也不现实。

　　我做副省长兼任计经委主任时有一个经历：四川有个升钟水库，移民后靠以后，海拔提高了，带来很多问题。我去调研发现，一是粮食减产。后靠以后，种粮的土地海拔高了一些，无霜期减少，气温降低，土质变薄，收成比原来减半，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实践。第二个也是过去想不到的，蓄水后，水位上升，形成许多河汊、库湾，道路交通成问题，对库区生产、人民生活、学生上学等带来很多问题。

　　有了这个经历，我们向主持论证工作的钱正英同志汇报，她很重视这些问题。她赞成开发性移民的方针，要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对后靠的问题，她要求采取多种方式，不能光靠种柑橘。

　　三峡移民的经费和过去、和1992年以前的移民比是较好的，人均两三万，在1992年看来，整体上还可以。但现在看来不能满足“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要求，要适当调整。

　　《瞭望》：1999年加大了三峡移民外迁力度，这个政策是如何调整的？

　　蒲海清：这已是朱基同志当总理兼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主任时决定的了。我们反映过，重庆的环境容量太小了，有的移民就三分多地。

　　中央在征求意见时，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同志等都赞成外迁，各省分摊一点，所以后来有19.6万人外迁出去（包括自主外迁和在重庆市、湖北省内库区外的安置）。

　　19.6万人迁出去以后，大概在2005、2006年的时候，钱正英同志还跟我讲，希望再移20万人出去，更有利于生态和环境保护。

　　《瞭望》：2007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三峡工程移民投资概算，新增投资79.5亿元，有何内情？

　　蒲海清：随着移民工作的深入，过去测算的人数、考虑的情况等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国务院三峡办已在此前向国务院三峡建委提出了在总投资内调概的报告。后来，一位在重庆挂职的公安部干部在三峡库区调研后，写了个报告，锦涛、家宝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要求针对移民稳定和库区发展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根据调研情况，我们请长江委设计院进行科学测算，中咨公司等权威机构进行评估，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各部门一起审议，最后经国务院三峡建委会议确定了具体调概事宜。

　　《瞭望》：当初可行性论证结束时，推算出来的移民人数是113.2万，现在三峡办公布的移民人数已达到了近130万，为什么？

　　蒲海清：人数增加有几个原因：一、当时一部分是逐村逐户统计，一部分是根据以往普查资料推算，这样不会很精确，就算全部是实测，也存在没有户口的人居住在淹没线下等情况；二、占地移民增加，当时算得不够，后来迁建占地扩大了；三、外迁移民增加，比如一家8个人，只有6个人需外迁（另外2人的土地或房屋在水位线上，不需外迁），实际上剩下2个人也得迁走；还有超生、婚嫁问题，避灾迁移等等，各种因素叠加。

　　《瞭望》：政策调整是否说明当时估计不足？

　　蒲海清：三峡工程通过几代人的勘察、调研、测算、论证，我认为是我国做得最深入、最细致，设计和概算都比较精确的一项工程。最近二十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三峡工程总投资仍未超过概算，你能再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吗？移民投资超过最初的概算，而工程投资节约了，这一增一减，正说明符合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方针。

　　我认为要与时俱进地认识这些变化，我们不能要求当时的设计者一定要准确预测到这些，比如谁能想到今天农民不交农业税、小娃娃读书不交学费……不能简单讲“估计不足”。当然我也赞同陆佑楣院士的说法（注：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资源所在地的居民没有得到资源开发的好处，这是大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建议三峡电力提价回哺库区。参见本刊今年第12期《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要从三峡发电利益中出一部分用于库区建设。我觉得每度电2毛5分太便宜了，不利于我们发展清洁能源。起码要3毛，增加5分钱，这样一年就有约50亿元，解决库区的问题。

　　“重大工程都应有后评估”

　　《瞭望》：现在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在做后续规划，但陆佑楣不赞成“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这个提法，你怎么看？

　　蒲海清：“后续工作”是我考察巴西伊泰普水电站回来后提出来的。陆佑楣院士说的是对的，按原来的设计，工程任务完成后应该有个句号。但我说的也是对的，三峡工程完工以后，要考虑后面的工作还需要做什么。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叫“三峡后”，有的说叫“后三峡”。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后面的事情应该干。

　　按全国人大批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建设内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工程院做了阶段性评估，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宏大，效益显著，影响深远，利多弊少，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杰出工程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将得到广泛而久远的称颂”。对这一段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根据现在的认识，三峡还需做什么应有一个规划，工程院在论证时也提出了好的建议。

　　《瞭望》：对后面的工作，你有何具体建议？

　　蒲海清：首先，我建议结合重庆的城乡统筹试点，把库岸周边地带的一部分人搬出去，建立库周生态屏障区，这对解决面源污染、保护一库清水以及库区减载等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还强烈呼吁把三峡工程作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巴西人提到伊泰普，没有不伸出大拇指的，他们为之骄傲。伊泰普从发电收入里拿出一点钱，还有社会上募点资，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参观，改造过去的工棚，用计算机把建设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巴西的学生、各国公众去参观，有专门的讲解员。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巴西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顶呱呱，世界一流，是集中国人民智慧的一个伟大创举，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为什么不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该免费参观，可能的情况下还对参观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还有一个建议，要理顺流域管理体制。美国有一个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管七个州的资源分配，49个水库，统一调度，不浪费一滴水，发电利润统一分配到七个州搞建设。我们长江流域的管理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调度，这一点我也赞同陆佑楣院士的意见。金沙江上有723个装机5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至少是做过初探的。其中有民营的，有股份的，有国有的。如果将来一起蓄水，下面怕是会断流。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有权威的调度，而且要像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现在的管理一样，由一位副总理来牵头。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再一个，三峡工程是全国人大通过的，这是尊重民意的体现，是民主的决策，科学的决策。既然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就应该在全国人大的监督下，看这个工程建设的情况如何。重大工程都应有后评估，重大政策也应有后评估。工程最终验收要到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至少三年，但现在工程基本完工，应该有个说法，起码要把中国工程院做的阶段性评估告诉全国人大代表，告诉人民，三峡工程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该完工了，还有什么工作要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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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迈向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


来源：　作者：赫　然　日期：10.06.01


向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迈进

——访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总经理贺禹

　　本网记者　赫　然 报道

　　“核电”、“清洁”，这些都是我国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能源领域的关键词。那么，因大亚湾核电而生、有着“清洁能源企业”称号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以下称中广核集团），在经历了近３０年的风雨之后，在如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的浪潮中，正在以怎样的步伐前进着？

　　近日，记者在风景如画的大亚湾核电基地采访了中广核集团总经理贺禹。他告诉记者，该集团已经完成了从高起点起步向规模化发展的转变，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中广核集团正以全球化的视野，积极谋划新的发展，向建设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集团迈进。

　　以核电调结构促发展

　　大亚湾核电站久负盛名之处，正在于优美环境和高效能源供应之间的相得益彰。贺禹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打造强大的核电产业和建设清洁能源集团的旅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核电发展，提出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方针，制定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把加快核电发展作为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选择。“中国核电到了‘裂变式’发展的新阶段，”贺禹说道，“目前，我国以同时在建２３台机组名列世界首位，而中广核集团则以同时在建１３台核电机组，成为全球在建核电机组规模和数量最多的企业。”

　　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中广核集团探索形成了自主品牌的我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ＣＰＲ１０００，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核电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队伍，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具备了跨地区、多项目、多基地同时建设和运行多个核电项目的能力。贺禹表示，现在是中广核集团发挥产业先行优势、肩负核电建设主力军使命、积极承担核电建设任务的时刻，重任在肩，责无旁贷。“目前，我们以平均每年核准开工建设１个核电项目为目标，全面推进核电新项目建设。国家“十五”期间唯一开工建设的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二期将于今年１０月建成投产。从今年开始，中广核集团每年将有１～２台机组建成投产。”

　　核电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具有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中广核集团目前已核准建设的核电机组全部投入商业运行后，年总发电量将达１８５０多亿千瓦时。每年相当于减少电煤消耗约６５８０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１．８３亿吨，产生的环保效益相当于种植１２１万公顷森林。

　　以创新迎挑战建规模

　　核电建设高峰期的到来，给各方资源应对核电规模化发展的能力带来了挑战。那么，面对我国核电产业整体快速发展的形势，中广核集团做好准备了吗？

　　贺禹告诉记者，从２００２年起，中广核集团为迎接核电建设高峰期的到来，超前谋划，将产业先行优势转化为专业化优势，创新核电运营管理和工程建设管理机制，先后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业化的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和工程建设管理公司，以及专业化核电工程设计公司，搭起了迎接核电规模化发展的专业化体系。

　　贺禹介绍说：“为实现核电规模化发展，我们进行了核电建设管理模式的调整，实现了从过去的单基地、单项目、单技术路线到多基地、多项目、多技术路线并进的转变。”在中广核集团负责建设的各个核电项目，借助“两级矩阵式项目管理模式”，解决了资源能力与快速发展的矛盾，实现了多个核电项目之间的信息共享、经验反馈、资源共用，确保了资源在各项目间的有序流动，彻底打破了以往“一个项目一个工程部、一个项目一个运营队伍”的核电管理模式。

　　此外，中广核集团与国内５７家核电设备制造骨干企业成立了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创建了以国内制造企业为主体的设备国产化机制，按照国际标准严格控制质量，推动了我国核电的产业化发展。随着核电产业化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完善，再大的资源需求也会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满足。

　　与此同时，中广核集团还十分重视核电科技研发，着重解决制约核电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据贺禹介绍，中广核集团承担了“国家能源核电站核级设备研发中心”和“国家能源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研发中心”两大国家能源研发（实验）中心的建设，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核级设备湿热试验台，自主研制的大型压水堆核电站技术改进型换料机，技术指标超过国外同类产品。

　　以自主树品牌立地位

　　大亚湾核电基地有一个著名的“专家村”。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正处于高峰期的时候，“专家村”住了１０００多位来自３０多个国家的各类专家，也因此被称为“小联合国”。然而，贺禹告诉记者，岭澳核电站一期建设时期，住在“专家村”的外国专家已骤减到几十人；到今天岭澳二期建设，“专家村”只住了几位负责日常与国外相关机构协调工作的专家。“这是我们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核电发展之路的结果。”

　　在岭澳核电站二期主控室，贺禹指着以大屏幕和十多台电脑为终端的数字化仪控系统告诉记者，当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目的是实现核电高起点起步。在大亚湾核电站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在岭澳核电站一期工程建设中，中广核集团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持续改进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自主品牌的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ＣＰＲ１０００，为我国跨越式发展、后发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

　　而据贺禹介绍，自主品牌核电机组规模化建设，并不是中广核集团的最终目的。借鉴国际核电发展最新潮流和三代核电技术的设计理念，中广核集团正对自主品牌核电技术ＣＰＲ１０００进行新一轮技术改进，提高其综合技术、安全、经济性能，使其最终与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站技术融为一体，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ＡＣＰＲ技术平台，实现中国核电走向世界，这才是中广核集团的目标。

　　以清洁履责任创一流

　　多年来，中广核集团立足“为社会提供安全、环保、经济的电力”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在核电开发方面的经验优势，在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发风电、水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履行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国家温室气体控制目标作出了积极努力。

　　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广核集团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决策，积极推进风电、水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工作。截至目前，中广核集团风电已实现总装机容量超过１５０万千瓦，在建项目容量超过１７０万千瓦；同时取得了我国首个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示范项目——甘肃敦煌１０兆瓦太阳能项目开发权；在水电开发方面，已拥有控股装机容量５８．７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６１．３万千瓦。此外，还在生物发电、潮汐能、钒电池蓄能电站、光热、海岛独立可再生能源系统等方面，跟踪先进能源技术，逐步实现上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

　　据专家估算，要实现２０２０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５％左右的目标，核电装机规模需从目前的９０８万千瓦扩大到７０００万千瓦左右，同时还要继续加大风电、水电、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在谈到未来的发展目标时，贺禹坚定地说：“中广核集团将发挥核电主力军作用，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核电装机５０００万千瓦。”同时，他还强调，尽管现阶段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较大，周期较长，但作为中央企业，承担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重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广核集团在确保核电稳步发展的同时，还将继续积极推进风电、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在核电界，“黄金人”这个称号为人们所熟知———那些被送到国外培训的核电站操作操纵员因学费高昂而得名。贺禹正是其中的一员。然而，贺禹表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中广核集团不仅能完全自己培养技能要求更高的第三代核电站操作员，并已经开始为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培训核电专业人员。

　　专业培训只是我们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出的一小步。贺禹表示，走国际化发展之路，参与国际竞争，是我国核电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广核集团正以技术输出、项目承包、支持服务等方式参与海外核电项目，通过与国际优势企业合资、合营与联盟等多种形式，稳步走向国际市场。同时也加快了海外铀资源的开发步伐，目前已锁定约１７万吨天然铀资源，可满足４０台百万千瓦机组２６年的换料需求。

　　当然，通过国际市场竞争在国外独立承建一座完整的核电站，是对中广核集团国际化最好的检验。贺禹信心十足地表示，中广核集团正在积极准备，计划２０１５年实现这个目标，届时，中广核集团也将跻身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行列。

张国宝：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序推进水电又好又快发展

来源： 四川水力发电网 作者： 摄影作者： 时间： 2010-06-03 【字号：大 中 小】

　　简要内容：虽然近年来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要加快水电建设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研究并解决好水电建设的生态用水、低温水、鱼类洄游、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统筹兼顾、科学选择工程建设方案。
一、进一步提高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坚持有序推进水电开发

　　虽然近年来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任务仍十分艰巨。2009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1亿吨标煤，其中，煤炭约占70%、石油占18%、天然气占4%左右，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8.9%左右下降到不足8%。在非化石能源快速发展的同时，化石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并没有放缓。由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快，而核电、水电因建设周期长、前几年开工少等原因发展步伐受到影响，使煤炭的消费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可能达到45亿吨标煤，要确保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15%的目标，水电和核电应发挥主力作用，初步规划水电装机容量应达到约3.8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3亿千瓦以上（抽水蓄能电站5000万千瓦），年发电量1.15万亿千瓦时。如实现这个发展目标，水电每年可节约原煤6.8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5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920万吨。此外，从我国水能资源开发潜力看，按国际惯例以发电量计算，目前我国水电开发程度仅为25%，而经济发达国家的开发程度在70%以上。如按开发完技术可开发年发电量的70%（即1.7万亿千瓦时）测算，至少有1.1万亿千瓦时的开发空间，节能减排潜力巨大。

　　由于水电建设周期长，大型电站往往需要5-8年以上的建设时间。换言之，新建水电要在2020年发挥节能减排的作用，必须在2015年以前开工建设。根据目前装机和在建情况，考虑水电建设周期，初步推算，2010年至2015年6年间需要核准开工水电项目1.2亿千瓦左右。但从目前水电核准开工速度来看，难度很大。近年来，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加之水库移民问题较为突出，水电发展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环境和移民压力增大，管理体制和机制矛盾突出，新建项目核准处于停滞状态。2007年以来，国家核准的常规水电总装机容量只有1407万千瓦，平均每年不到500万千瓦，这将直接导致2012年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我国水电投产规模大幅下降，影响水电后续发展。如不抓紧开工一批新的水电项目，将难以实现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节能减排目标。因此，水电开发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在妥善处理好移民和环保问题的基础上，加快水电开发步伐十分必要。

　　现在社会舆论对水电开发的议论非常多，有些人甚至把今年西南及湄公河流域旱灾也与中国在澜沧江建坝联系起来，认为是建大坝造成的，甚至大肆炒作。对此，我们通过外交等途径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对于水电建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破坏生态环境。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无论是哪种能源，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都各有利弊，不能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而应该权衡利弊，做到科学地、可持续地发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希望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认真领会并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法》以及中央对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有关指示精神，高度重视水电的开发建设，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共同把乌东德水电站和金沙江水能资源开发搞好。

　　二、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不断创新移民安置思路，扎实推进移民安置工作

　　水库移民安置是水电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水电建设的难点。水电建设成就的取得，与广大移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是分不开的。虽然从总体上看，水电建设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电建设移民安置工作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不仅已建电站水库移民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而且在建、拟建项目移民工作又面临着新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各级政府和各有关方面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移民工作的有关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移民工作思路和方法，精细推进移民工作，使广大移民基本生活有保障、劳动就业有着落、脱贫致富有盼头。

　　首先，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移民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关系到对安置区水、土地、能源等自然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又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人文特别是移民的生存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要进一步高度重视水库移民工作，把做好移民工作提高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的政治高度来对待；

　　第二，要进一步转变移民工作思路，创新移民工作方法。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不单是当前移民安置工作的需要，更是安置区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水库移民安置要始终把“移民安置后能尽快达到或超过其原有生产生活水平”和促进移民脱贫致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移民安置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比如在移民的安置方式上，要结合库区实际，多渠道、多途径安置；同时也可研究探索实行移民全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新措施。充分利用水电建设运行成本相对低、电价具有相对优势的特点，解决好电站本身的移民问题。

　　第三，要在尊重移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开展移民工作。移民安置方式的采用必须从移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尊重移民的发展权利，尽可能满足不同移民的安置意愿，以便广大移民群众能充分把握和利用好搬迁安置这一机遇，实现移民家庭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要不断完善移民工作程序及机制。要彻底转变重工程、轻移民的思想，试行“先移民、后建设”的水电开发新方针，在工程开工建设前适当超前开展移民安置工作。

　　第五，要积极推进“同网同价”，实行水电与新建火电厂相同的电价，为移民安稳致富进一步创造经济条件。水电开发除工程枢纽建设投资外，主要是移民成本。移民政策不完善，移民费用考虑不足，以及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成本定价模式，不仅不合理，人为造成了水火电电价的不平等，而且不利于新老移民问题的解决。目前，已建水电的平均上网电价比燃煤火电每度电低0.1元左右，新建水电也总体低于火电不少。

　　第六，省级政府是水电站建设移民工作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要认真总结移民工作经验和教训，切实负起责任，扎实做好电站的各项移民工作，维护移民合法权益，确保移民工作万无一失。

　　第七，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要充分发挥主体设计单位的重要作用。移民安置实施规划设计工作缺乏统筹协调和责任主体是移民工作进展缓慢、方案变更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移民安置规划实施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主体设计单位的责任主体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同库同策”，不断提高移民安置工作质量、确保移民安置工作进度。

　　三、坚持环境友好、有序开发，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妥善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水电是可再生的低碳、清洁能源，水电建设可以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要充分认识重视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坚持环境友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既有利于水电建设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也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古代的都江堰、灵渠，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安江、二滩等，都是水利水电建设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型例证。不能一味地认为改变原来的状况就是坏事。

　　第二，要全面落实环境保护法规，严格河流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水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重点加强对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生态环境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切实抓好环保措施的落实，加强监督管理。

　　第三，要加快水电建设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研究并解决好水电建设的生态用水、低温水、鱼类洄游、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统筹兼顾、科学选择工程建设方案。

　　第四，高度重视移民安置区的环境保护问题。西南大型水库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随着库区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增加，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生态系统可能恶化，进而引发生态安全问题。要认真研究库区及移民安置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合理布局移民安置区、落实相应环境保护措施，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促进移民安稳致富和库区社会稳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