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吴敬琏：担忧中国像日韩一样陷入债务危机


时间：2010年06月08日 07:02:31 中财网
　　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
　　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但他依然坚持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经济模式二十年之痒
　　记者：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
　　吴敬琏：有一个中央国企领导人文章你们要看，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好模式，现在已经很有问题。他作为招商局这个大国企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记者：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吴敬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但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但这不是说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
　　记者：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记者：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记者：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坏账。
　　商业银行的各级人员考虑到将来出现坏账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优先向那些有国家项目的国企发放贷款。如果出现坏账，就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是贷给国家项目的。所以去年虽然有大量贷款的发放，但中小企业仍然融资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一点。不要大量的注入贷款。另外还是要强调银行的独立、自主决策，而不能由管理机关要求他们发放贷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记者：你一直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那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短期内这种阻力会不会有削减？
　　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动力，从政府方面来说，它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从我们公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长远问题考虑得比较少，虽然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坦白说，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不足，就是自觉性不足，觉得我有好房子、好车子就足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意识不高，光是考虑到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动改革、我要去监督政府。
　　记者：你提到，中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今进展缓慢，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总的来说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利用权力支配资源，能够使GDP最快增长。如果不改变体制，要改变这两条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太好。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种技术迅速产业化，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之后，这种技术就变得人人皆知。因为新技术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专利保护，其实挡不住别人获得这种技术。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技术和发明，因为不能够产业化，过一段时间就死在摇篮里，非常可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摇篮。所谓创新、创业的摇篮，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因为创新主体是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创造一个环境。(.21.世.纪.经.济.报.道 .李.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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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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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吴的理论,中国股市要到1000点!!

吴敬琏：经济转型“开倒车”是绝没有出路的
2010年03月04日04:44每日经济新闻我要评论(27) 字号：T|T
吴敬琏

最近在中央党校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连用了50次“加快”这个词，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财政政策两难——

出路在转变增长方式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依靠投资、出口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会造成内部需求不足、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最终由流动性泛滥变成流动性的极度短缺，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方和资本负债方不对应了。

政府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是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用救济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把已经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维持经济的运转。但这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不能长期维持，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会重新创造爆发二次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它用了大量政府发出的货币去支撑市场，金融体系中又会积累起更多的虚拟财富。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这种两难的状况，去年货币增长了30%左右，物质财富的创造充其量也就是10%，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但是撤下来经济就会极速地往下走，因为盘子已经很大了；如果继续往上加，泡沫又会形成。面对两难的状况，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中是靠哪些生产要素来支撑呢？过去我们主要是靠资本，还有自然资源，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支撑的，现在要转到靠就业、靠人力资本支撑。

在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的情况下，社会总收入主要是分配给了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首先是政府，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最主要的资本所有者还是政府；其次是富人，越富的人，他的消费倾向越低，大量的钱拿去投资了。所以靠这两种收入，我们消费是上不去的。我们的消费主要应该靠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就应该增加我们生产增长中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从而增加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转变方式难点——

体制性障碍太多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资本论》中就说到靠资源投入这种增长叫做外延式或者粗放式的增长；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内涵式的增长，或者叫集约式的增长。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过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所以，1995年《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里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还有就是体制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执行状况不好，没有转过来。相反，到了21世纪初期，反而来了一次大规模投资来提高增长率的高潮。

因此，2006年《十一五规划》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所谓现代先进制造业等。但是全国执行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苏锡常很不错，深圳华为、中兴等企业走在了世界前列，苏南地区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好，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性障碍太多，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亟待改善。

体制性的障碍，我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第二点就是对于政绩，好像主要的标志就是GDP；第三点是财政体制，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第四条是市场化的改革，上游产品、原材料的价格等不是由市场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绩工程遍地开花。这个体制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转型主要途径——

改造制造业培育新产业

那么，要如何做呢？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在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我国经济中比重占得最大的就是制造业，这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的。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像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台湾地区以前做代工，跟大陆现在加工制造业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这个寻求出路。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盈利性很差，赚钱在两头，前端附加值比较高的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一直到金融服务了。台湾地区信息产业企业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这个转型。如今，我们靠便宜的劳动力，已经跟邻国没有竞争力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还要穷，劳动力更加便宜，我们发展了30年，农民工生活需要改善，所以一定要转型。

另外一条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完全有条件培育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的制定上有一席之地。比如三网融合、移动标准、ICD、电动汽车等，另外还有新能源的问题、煤的综合利用问题等，都需要大家努力。

需要特别警惕——

“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

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用垄断压制创业企业等现象，有人说《反垄断法》不能够反垄断，要反造成了坏的后果的垄断，说国有企业垄断好啊，挣钱是国有、国家力量。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会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再把罪过加在市场改革身上，说要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再来杜绝。而越是这样，这个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制止不了，因为到处都是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这个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在习惯上，我们一要搞科学技术竞争，就是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公关，有了发明以后，政府再让什么企业来把它产业化，这不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有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对着干。

因此，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另外还可提供共用性的技术。以前日本在赶超的时候，用了“PPP”的方式，叫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赶超，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通常是对应的入股，开发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用得比较好的是它的工研院。

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需要做到有所不为，第一就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还有就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各种产业它都有技术路线，有争论的，领导最好不要去制定技术路线，这个风险很大，日本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技术的可能性很难百分之百看得准。

因此，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地走出危机，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瞭望》：今年经济重点在调结构和体制改革
2010年01月18日13:58《瞭望》新闻周刊王健君等我要评论(3) 字号：T|T
理解2010年中国经济

率先反弹的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在增长上“领先一步”，但政策重点还是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上实现关键性突破

2009年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奇迹”的最新演绎。这个故事受到了一些质疑、批评甚至攻击，但“中国经济照耀全球”的现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韧生命力不容低估。而2010年的中国经济，第一次以全球经济“灯塔”的身姿，吸引了大国政商要角和经济智囊广泛的高度注意。

新年伊始，中国的宏调政策以怎样的思路和原则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运行？2009年积累的新难题和过去十年积累的体制困局如何在新一年得到缓解或突破？执政党怎样在国际经济危机中继续掌握先机？使得2010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又成为“中国奇迹”能否持续的新考验。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近日采访或接触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研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国研中心外经部部长隆国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安邦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贺军和太平洋研究院研究员周明剑等多位体制内外政策研究人士，以期从朝野内外获得更具建设性的国策经略，和对中国经济更立体的理解。

“动平衡”式宏调

1月12日晚7点，央行官方网站公告称，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次日，众多分析机构和研究人士将之评述为“显示国内的通胀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紧缩政策的加速推出”，强调“国内政策环境开始转变”等议论。

类似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政策分析充斥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在日前“2010年的经济政策”论坛上，卢中原对此颇多无奈。在其看来，宏观调控本身的重要原则就是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就像一只熨斗，在经济过热时要往下压一压，而在经济低迷时要往上托一托。不用老盯着什么时候政策退出或转变，形势变了，政策一定会调整。”

事实上，2003年新一轮经济增长以来，“点刹”、“微调”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主题词，尽管期间也出现过时机转换拿捏上的问题，但“动平衡”式的宏调已经成为决策者施政的新原则。所谓“动平衡”概念，相对于“静平衡”。如果说静平衡是一个球面在水平面上寻找平衡点，那么动平衡就是在两个球面间寻找平衡点。后者最大的难度就是，两个球面在静态中绝对无法平衡，必须在三维体系的动态运转中才能找到稳定的平衡。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内部文章中，以货币政策为例解读了这种“动平衡”宏调的含义。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低通胀、经济增长、保持较高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周认为，中国经济是改革转轨的经济，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考虑多目标。

“比如，我们的价格体系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通胀成本。但这些改革是必要的，所以必须在当前的目标优化和未来的目标优化的程度间作出权衡。”周小川强调，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必须考虑到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的改革，住房、公共交通等公共事业改革。

“对这些改革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对此留有空间。”否则，“如果单纯以通货膨胀目标制考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抵制这些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不利于实现低通货膨胀。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而这种多维目标下相机权衡重心的综合平衡做法，就是“动平衡”式宏调的精髓。

“现在，不能因为央行连续几周发央票就说紧缩来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我们把握中央大政方针，要注意当前全局形势是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务必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卢中原对当前“政策是否转向抑制通胀”的争论在语气上流露出了不解，“我们要更多关注经济形势的稳定性，和比较稳定时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改革措施推进的政策影响。”

因此，理解中国的宏调政策，需要学习和认识“动平衡”原则，也即要研究每一个时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反映出的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央对此判断和权衡的重心，才能找到政策的真正“风向标”。

经济企稳酿调整契机

“我个人认为2010年保持9%的增长速度毫无问题，甚至可能更高。”

在卢中原看来，一方面，一揽子刺激计划带来的巨大需求还在继续惯性增长，促进结构调整的改革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继出台和落实，又将带动新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带来去年消费快速增长的汽车购置税减免、家电下乡、摩托车下乡和农用车下乡等一系列的消费政策还在深化，而类似支持农民自建住房等更重大消费政策即将出台，“今年完全可以把企稳回升的经济发展势头延续下去。”

即使是去年表现最不好的外贸，隆国强的分析也让本刊记者感受到了“V型”反弹的可观潜力。他认为，2009年中国在外贸上获得了两个预想不到的基础：其一，在三大经济体的市场份额迅速提升。上半年中国在美国、日本、欧洲三大市场的份额上升1.5%~3%，而过去提高1%份额需好几年。其二，出口额逐月增加。从去年1月份的600多亿美元到11月份的1100多亿美元，翻了近一倍。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产品结构特点以及产业配套能力强、综合成本低等优势，在危机中形成了相对更强的竞争力。”据隆国强调查，危机爆发后很多跨国公司订单总量在减少，但却把其他国家的工厂关闭了，向中国集中订单。

“加上2009年基数较低，如果全年平均每月出口达到1100亿美元，今年出口增长率就可以超过12%。”隆国强的判断是，“按照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2010年外部需求要好于2009年，出口没有太多值得担忧的事。”

采访中，祝宝良的预测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国内现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8.5%左右，CPI将增长2.5%左右。”

既然“三驾马车”至少都会比去年更为健康和乐观，李雪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一定要借助2010年可能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市场局面，坚定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调结构和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更良好的结构支撑、技术进步支撑和体制创新支撑。”

贺军也非常赞同这个判断，“目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国内经济形势趋稳，外部气候变化带来的倒逼效应和内部结构失衡形成的改革压力正在形成合力，完全有可能形成较为有利的变革环境。”

“我们说百年不遇的危机其实也是百年不遇的机遇，此时不动脑子、不采取行动可能就会错失机会。”隆国强对此颇为感慨地说，“现在讲‘后危机’，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强调抓机遇，抓住这场危机带来的机遇，使得在危机真正过去以后，中国国力能够上一个甚至几个大台阶，我们才对得起这场危机。”

吴敬琏：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
2010年02月02日10:29财经网张燕冬 陈君我要评论(14) 字号：T|T
编者按：近日，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80岁生日之际，由中信出版《比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议题丰富而针对时弊，以思想前沿之视角，观时代发展之趋势。与会者群贤毕至，畅所欲言，集改革之呼声，汇改革之思想，创改革之前沿。《财经网》特此组织专版，汇集部分代表的精彩观点，以饕读者。

“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即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方面都有所发展，并出现了一种“赛跑”状态。这两种去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其估计是胜负难分。也许，我过分焦急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国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包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在由中信出版 《比较》主办的“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上对中国市场化30年改革所面临前途的担忧。

在谈及这种担忧时，吴敬琏重新拿出10年前在《中国改革20周年感言》中引用的狄更斯《双城记》一段话，来描述中国所面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在分析中国前30年改革的动力时，吴敬琏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下开始的，为什么能够在那时候开始？因为前30年政策上的一些极端举措和“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和绝大多数人都受到损害。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打击了一般的工农群众，而且打击了几乎99%的各级官员，动摇了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制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全面专政”的制度必须改变，改革的共识形成。

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模式，吴敬琏指出，当时经过若干年的讨论、实践，最后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目标追求：一是东欧模式，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市场社会主义，即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框架内，引进一些市场竞争的机制；二是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三是欧美模式，即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

吴敬琏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种目标逐渐退色，最向往的是第二种东亚模式和第三种欧美模式。官员们较多地倾向于东亚模式，而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中国当时的市场被极度干预，即使把欧美模式作为目标的人们也认为，这种情况下，威权主义的政府作用，还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的两大群体之间形成了某种妥协和共识。但是，在实际的推进中，中国更多地是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学习，目标是形成一个市场经济，但更多地则强调改革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这样的目标，这两部分人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

关于改革战略，他指出，中国主要采取了“增量改革战略”，就是对国有经济不做大的变动，逐步放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和发展私有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国家进一步提出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退出的问题。后来，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国有经济只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除此之外，要从其他的竞争性部门逐步退出。

在他看来，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此次战略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引入，使得蕴藏在中国民间的活力迸发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的体制安排，一方面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原有的国有经济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这一套体制，又没有完全退出，就在中国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做法，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双轨制又使“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活动普遍蔓延。意识形态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驱动，而所谓既得利益就是寻租的利益驱动，使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或遭到歪曲，也使得腐败问题和因为腐败、垄断等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国社会非常严重。

在对外经济方面，吴敬琏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向东亚的一些国家学习，采用出口导向政策。采取这样政策的原因是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外延增长模式”相关。外延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靠投资、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的。这样的增长模式有其弊端，它会使投资率不断提高，最终需求比重不断降低，造成需求不足。这是所有采用这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遇到的问题。需求不足怎么解决呢？中国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仿效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新重商主义政策）用强大的出口的需求支持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壮大。

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迅速增长所起的正面作用，吴敬琏进一步指出，正如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所碰到的情况一样，在成功使用了这种政策10年、20年以后，无一例外的使出口国外汇存底巨额累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中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改变这一增长模式。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它是以计划经济制度或者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新重商主义的体制为基础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改变这种增长模式，但是成效甚少。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同时，这样的增长模式，对前面讲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都起了负面影响。所以，到了20世纪末期，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完全改变了面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腐败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困扰着我们，而且使社会出现很多危机。

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吴敬琏仍然表现出克服危机的信心，他表示，希望第一种趋势战胜第二种趋势。根据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看，我们总是不断地碰到危机，但是过去的30年，每一次碰到危机，我们都克服了，而且都推动着中国进入一次新的飞跃。经济学家同仁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应该用这些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来激励我们，使我们作出贡献，使中国经济能够克服这种危机，在克服危机中取得新的进步。这样，中国经济就可以为中国大众，也为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应该做什么？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是四方面问题：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要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要建立宪政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