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可能不得不搞自己的CDM机制

在继日本之后，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纷纷宣布不再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承诺，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也表态将承担减排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全球越来越倾向“发展中国国家也要承担法定的减排”责任。到目前为止我国自主提出的减排目标，还都是一些相对的指标，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的一种自觉减排措施。然而，在我们身后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总量不确定的排放增长，确实是会对整个地球生态的一种巨大威胁。随着印度的态度转变，我们这种自主减排的愿望很可能会将成为历史。如果要配合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很可能就要接受排放（化石能源消耗）总量的法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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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受限制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前一阶段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曾经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的目标和向中央保证过的承诺，就出现了一些地方强制拉闸限电。不仅一些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而且，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企业由于不能生产，就自己买柴油发电，不仅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又加剧了全社会的柴油荒。所有这些混乱还仅仅是为了达到节能20%的小目标。如果将来国际社会给我们规定减排的指标，那个力度恐怕要比这严厉得多。因此，我们从当前起就必须要有所考虑，国际社会限制我们化石能源的增长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邹骥参与过十年的谈判，吕学都参与过十五年谈判。两位学者分析认为，坎昆会议上，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在最需要承诺的时候，不作出实质性行动时目前谈判最大的障碍。从长远历史来看，气候谈判一时达不成协议也无需沮丧，各国可以在一些有共识的方面先行动起来。对于中国节能减排的制度，两位学者的看法有些差异，吕学都认为，中国目前可以发展低碳经济和碳交易市场促进节能减排，邹冀则认为目前可以先征碳税，到了一定阶段再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