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证券公司创新才有蓝海

　人无常态，水无常形。证券公司要因市场变而变，该卖的时候就得卖。

　　无论是为了降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还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都必须更加关注金融体系结构调整。

　　资本市场发展走过了20年，真正的创新好像正在成为往事。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在中国金融市场还要走很久。

　　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监管，一定要遵循放松管制、审慎监管的原则。

　　创业难，守成更难。中信证券(600030,股吧)自1995年成立，从中小券商到雄踞业内老大，一路上最神来之笔，无疑是率先上市，随后大举收购中信建投和华夏基金，尽享资本“蓝海”先机。

　　不成想近两年，中信建投和华夏基金部分股权双双面临“被转让”，直接影响几乎可用惨重形容：中信证券市值自2010年年初高点应声下探40%；而中信证券2010年年报是否还能蝉联业内之冠，也令投资者心有不安。中信证券是否将从此回归“红海”,雄关漫漫从头越？2010年年底,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在王东明看来,“人无常形，水无常态”,但9年前在业界率先上市给中信证券带来的创新机制，是真正的资本蓝海。

　　无奈，不等于无策

　　当代金融家：按照证监会的要求，中信证券拥有的华夏基金和中信建投部分股权，双双面临“被转让”，成为2010年上市券商最大看点，媒体全年都在跟踪炒作。您作为中信证券董事长，能否以中信证券官方立场，对“被转让”做一次全面陈述？

　　王东明: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收购时的背景。这两次收购，既是在中信证券业务转型的重要时点上，也是顺应当时行业整合的大趋势。

　　我们在2005年牵头重组华夏证券时，正值中信证券启动卖方业务“大网络”战略，但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当时，中国股市经历了长达四五年大熊市，交易清淡，券商佣金收入越来越少。于是，所有券商蜂拥开展集合理财，涉足资产管理类买方业务。由于大量违规操作直到挪用客户保证金成风，不少券商被拖入泥潭，华夏证券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但正是这期间，中信证券恪守规范经营理念，完成了公司综合治理，并在2002年底股市非常低迷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成功上市，率先进入资本蓝海，赢得发展先机。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当时有个想法，与其让华夏证券破产，不如比较好的公司来收购它，打造出本土最好的证券公司。于是，北京市政府开始与我们商讨重组华夏证券。

　　经纪业务和投行承销，是证券公司卖方业务的核心。而华夏证券的经营性资产中，这两项都不错，特别是经纪业务：当时营业部数量近百，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在业内名列前茅。在上有北京市政府出面，下有公司战略支撑的背景下，2005年8月，我们和当时的建银投资（后来是中央汇金公司）共同作为股东，收购了华夏证券的优良经营性资产，组建起中信建投证券公司。我们出资16亿元，拥有其60%股权。原来一个资不抵债的公司，经过资产重组，获得了新生，现在每年都有20亿元的净利润，各项业务位列行业前十名左右。

　　当代金融家：有报道说，中信证券收购华夏基金，是早在接手华夏证券重组时，你们向政府提出的附加条件。当时中信证券正在构造卖方业务的“大网络”，而2003年你们参与了中信基金，握有49%股权。如果此时又收购华夏基金，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王东明：中信证券自1995年成立，就一直重视超前创新战略；超前创新才有先机，才有蓝海。2004年，我们率先在业内提出，券商要规范经营，就要先回归以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为核心的卖方业务。这种回归，是中国证券业发展特殊的阶段性要求。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买方战略。其实，从公司成立之初起，我们一直在培育买方业务。特别是上市以后，有了资本优势，以收购兼并快速搭建最优买方业务平台，是我们的战略必选。

　　很巧，在2005年收购华夏证券经营性资产时，我们得知，由于金融话语权基本不在地方政府，华夏基金原大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正有意不再直接持有基金公司股权，转而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我们就提出收购华夏基金股权，并得到监管机构的首肯。后来用了两年时间，先是将华夏基金分散的股权陆续全部集中到华夏基金，把中信基金分散股权全部集中到中信基金，再以华夏基金吸收合并了中信基金。最后，不仅中信证券拥有华夏基金100%股权，同时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基金合并。至此，我们的买方业务战略有了实质性推进。

　　当代金融家：作为一家龙头上市券商，中信证券无论在战略规划还是实施上，都有蓝海和先机。遗憾的是，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的要求，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必须将持有中信建投和华夏基金的股权比例，双双降到监管标准之内。请问进展如何？

　　王东明：2010年11月，中信证券已经将所持有中信建投60%股权中的45%出让给北京国资中心，8%出让给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保留了7%的股权，符合监管要求。至于华夏基金，根据监管要求，单一股东出资上限为49%，我们需要出售51%的股权。目前，出售工作还在进行中。为了将因此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我们希望将这51%股权拆开分散卖，以确保中信证券是最大的单一股东。我们争取在2011年6月以前完成华夏基金股权转让。

　　当代金融家：有评论认为，华夏基金和中信建投是中信证券的左膀右臂，两家对中信证券的利润贡献度超过20%。此次“被转让”，近乎是中信证券被截肢。作为中信证券的掌舵人，在必须忍痛割爱时，肯定会犹豫不舍。此刻，什么在支撑您做出割爱决断？

　　王东明：人无常态，水无常形。证券公司要因市场变而变，不能守着一件事情不放。现在看来，之所以不舍，说明原来的收购成功。但即使现在不卖，也未必我永远成功。该卖的时候就得卖！国际金融史上类似案例很多。

　　合规，是中信证券一直恪守的经营原则。变通，只能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回顾中信证券历史，没有做过一件违规的事情。现在中信证券和华夏基金都是各自行业的“老大”，违规的成本非常高。我们异常重视自身品牌，一旦因违规导致业务资格被停，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非常巨大。总之，中信证券合规经营的理念不会改变，哪怕是忍痛割爱。

　　当代金融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合规是为了创造更充分的发展空间。但有时候，合规也会制约发展，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有消息说，华夏基金于中信证券，有时也是烫手山芋，为什么？

　　王东明：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中信证券直接控股华夏基金，为了合规，我们今年几乎与所有银行的再融资承销业务失之交臂，全年被迫损失1600亿元的承销额度。

　　按照监管要求，说白了就是，如果中信证券为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做承销，特别是配股再融资，华夏基金就不能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反过来，华夏基金持有了哪些上市公司股票，我们就无缘这些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证券公司本身有资格作为基金公司发起人资格，而投行承销又是证券公司经营范围中的合规业务，但在具体操作中，二者却不能并存，这种监管规定，本身就是矛盾。

　　今年年初招商银行的再融资，我们曾是其主承销商之一，但最后被迫退出，因为华夏基金持有招商银行大量股票。接下来的兴业银行(601166,股吧)、交通银行、南京银行(601009,股吧)、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中信证券全部被迫退出主承销业务。只有在中国银行的再融资中幸免，因为华夏基金持有份额相对较少。这意味着，花费数年时间所积累起来的客户优势，在最后一刻都难以体现。说实话，我对这样的监管规定深感不解，但经历今年的惨痛，也促使我们下决心割爱。

　　当代金融家：两项股权转让，将会给中信证券带来超过百亿的收入，增厚每股净资产。但分析普遍认为，股权出售后的一次性收益，难敌长期利益摊薄带来的负面影响。您是否认同此观点？

　　王东明：坏事也能变好事。首先，退一步看，如果将这两个收购当作是PE直投项目，都是很好的项目啊。仅出售中信建投的部分股权，就给我们带来近百亿进项。我们当年收购时仅花了16.2亿元，如今溢价5倍卖出，应该是卖了个好价钱。

　　其次，这不能单纯理解为一次性收益。这笔收益可以作为资本金再去运作。一是再投入到收购中，扩建中信证券在其他业务领域的产品线。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建设，包括到境外扩张和股权投资方面的安排。二是可以增厚交易性资金安排的实力，例如融资融券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中信证券一直持有中信建投60%股权，充其量每年给我们带来大约14亿元的净利润。而如果将我们出售股权所得百亿资金再做资本投入，年收益率只要能够达到15%，财务上的收益就不会缩水。

　　当代金融家：当年收购华夏基金和中信建投，无疑是中信证券资本蓝海战略的成功；如今高溢价出售，的确可以解读为投资成功。但从中信证券的战略格局看，这是否仅仅在战术上取胜，战略上失利呢？

　　王东明：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大格局下，战略着眼点要以客户为中心，立足于产品线建设和创新，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中信证券上市以来的最大战略。当前，我们至多是战术上受挫，不会对战略构成大影响。

　　通过这次股权“被转让”，我对证券公司战略有了更深入认识。以往，我们关注通道和佣金，后来我们关注资产管理，再后来关注业务整合以及收购兼并。实际上，证券公司的最大功能，就是要给市场提供流动性。例如，中信证券在创业板的直投业务和承销业务，即将有600亿元到800亿元的股票要解禁，明年会达到千亿元。只要黏住这些资金，我们就有可能收取资产管理手续费以及赚取投资溢价。关键是怎么样黏住资金？就是要为这些需要再投资的资金，提供充裕的流动性。

　　创造流动性，这才是证券公司最重要的战略,也是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在行业中的重要责任。在此过程中,第一可以挣钱,第二可以拿到更多业务，第三可以发现更多业务。这些对我来讲，比简简单单挣点钱有意义得多。因此，中信证券会永远处于不断变化状态。某块资产如果盈利不够,或者出了什么大问题，就把它卖掉。然后，或者打造更盈利的产品,或者买更盈利的业务资产。如此循环往复，使中信证券形成一个相对比较轻的架构，而不是好与不好都永远经营下去。

　　当代金融家：自中信证券2003年上市以来，一路高歌猛进，2010年是上市以来“被危机”的一年。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您对这次为了合规而给投资人带来的风险，有什么话要说吗？

　　王东明：对于证监会提出的“一参一控”政策，我们至今有些保留意见。从国际经验来看，汇丰银行是恒生银行的大股东，但二者的业务在香港都发展很好。它们之间必然有竞争，但只要能把这种竞争处理好，双方各有空间。

　　对中信证券而言，与中信建投的关系一直是有协调的。例如在承销业务上，如果遇到两家同时去抢一个发行体，那么谁先到了，以谁为主；既有一定竞争，同时也有协调，但没出现恶性竞争。现在是证监会坚持“一参一控”，中信证券被迫转让中信建投和华夏基金部分股权。同时我们感到，创新越来越艰难，就是因为条条框框太多。

　　不怕做错，就怕不做

　　当代金融家：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挪用客户保证金谋发展，可谓券商筹资的“红海”战略。中信证券却在2002年大熊市时，走出上市筹资的“蓝海”战略。虽然这让中信证券成为了龙头老大，但假设2010年“被非老大”，当年第一个吃螃蟹，又意义何在？

　　王东明：上市给我们带来的，决不仅仅是资产规模扩张。如果就是为了圈钱，我们不会在2002年股市那么低迷的时候还坚持上市。

　　中信证券成立于1995年，一开始是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变成股份制公司。当时叫法人股公司，私募了48家股东，每股1.6元。2002年底，中信证券上市发行价仅4.5元，而且市况非常差，沪市单边日成交仅几十亿元，是当时的常规量，持续了一年左右，让人几乎看不到上市带来的希望。2003年1月6号挂牌当天，差点破发。但不论是当时、现在还是以后，中信证券真正崛起是起步于上市，这个结论永远不会变。

　　第一，中信证券从此变为公众公司，开始接受各方面监督，也带动了一批券商上市。在集合理财大案频发、挪用客户保证金成风的时代，券商的公信力曾降到谷底。后来券商逐渐走向规范，重拾投资者公信，上市并受到公众监督，起到很大作用。第二，虽然上市只募集了18亿元，现在看来并不多，但在那个人无我有的时代，确实给了我们发展先机。第三，上市后可以不断通过二级市场融资，资产规模持续放大。例如，2005年时，我们的净资产才53.74亿元；2006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46.41亿元，净资产达到123.1亿元；2007年又公开增发融资250亿元。两年时间净资产翻了近10倍，达到516亿元，这是仅靠自身经营不可能有的效果。第四，利用上市所募集的资金，我们可以借资本杠杆力量快速发展，包括我们的大网络、大项目和大平台战略，都是有雄厚资本垫底，才能提前布局，在第一时间收获只有先期进入者才能享有的丰厚回报。

　　当代金融家：早在2002年佣金放开后，券商实际上就进入了后通道时代。但多数还主要靠通道挣钱。然而近两年，中信证券直投（PE）业务在创业板上非常耀眼，大象起舞，让业界对券商的非通道业务有了新的想象空间。我们还获悉，中信证券正在强化买方业务战略。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证券公司的买方业务战略？

　　王东明：买方业务就是依靠证券公司自有资本开展的业务。中信证券业务特征有三强三弱：卖方业务强，买方业务弱；传统业务强，创新业务弱；国内业务强，境外业务弱。为了加快发展，我们现在要大力打造买方业务、创新业务和境外业务，为的是平衡业绩的周期性波动，进一步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大概从2005年开始，经过四五年培育和发展，中信证券买方业务平台已经搭建起来。这部分业务包括：资产管理业务、交易与衍生产品业务、销售交易业务和直接投资业务。

　　早在2007年，中信证券就成立了中信产业基金管理公司,主要是募集和管理股权（PE）基金业务，目前管理绵阳基金第二期产业基金,规模从最初的60亿元增长到了90亿元。2008年,成立全资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少数股权方式,向具有投资价值的高成长性目标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企业发展融资部，未来要给直投公司提供项目。近两年,买方业务对公司的贡献率一直在提升。

　　当代金融家：在很多投资者看来，中国证券公司治理有独特的劣根性，主要是挪用客户保证金给投资者带来的伤痛依然还在。作为券商老将，您见证了中信证券如何特立独行，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甚至强到“被不强”。在您看来，做好一家证券公司，需要必备哪些条件？

　　王东明：规范运作，在我看来是第一要素，也是业界共识。我想重点补充的是以下三点：

　　一是要有比较负责任的大股东。七八年前，之所以挪用客户保证金那么猖狂，多数是大股东出问题。董事会、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必须建立起相互制约的机制。中信证券这些年之所以没有出现违规，大股东负责任很重要。虽然前些年，全行业在引入民营资本时出了问题，不少民营大股东动了客户保证金，甚至导致证券公司清盘，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好股东不能以民营和国有背景区分。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做大股东不太合适，因为政府派出的高管，很多不了解证券公司的机制和文化，特别是不懂得证券公司特殊的激励机制。

　　二是要有好的运营机制和企业文化。一家证券公司，运营效率主要靠机制，人才凝聚力主要靠文化。证券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走一个团队，很可能带走一批业务，甚至让原有业务垮掉。非常典型的是投资银行文化。投行的人一般没有太多废话，开会很少，但团队凝聚力很强，决策机制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因为证券公司资产负债的性质变化，瞬间就可能完成。

　　三是领导班子必须具有前瞻性。当今中国,处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加速期,新市场新制度新产品,竞争正在白热化,这要求证券公司领军者,必须有提前谋篇布局的意识和能力。中信证券从上市至今,正是得益于此。我们的很多业务,都先于同业两三年投入,不仅仅在人力资源和财务上投入,而是在各方面都投入。当别人都明白的时候,我们已经占领了制高点。例如，固定收益业务，从1995年成立中信证券起,我们就有相应的人员和团队,那时中国还没有债券行业。目前,我们的固定收益业务在证券业坐上头把交椅,规模承销甚至能与银行有一拼。

　　当代金融家：自从上市以来，中信证券一直大步快跑，紧锣密鼓创新。这次遭遇“被转让”漩涡，加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监管扩张，是否意味着你们要放慢创新步伐？

　　王东明：我们不想放慢脚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经验，就是不怕做错事，而怕不做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在金融领域不是不用走了，而是还要走很久。

　　但是，我们的脚步在“被放慢”，因为现在证券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都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创新能力非常不足的尴尬。当然，根源不在市场，市场孕育着巨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愿望，是目前的监管方式将其完全抑制了。

　　首先，所有创新产品都要到监管部门去审批，使本来自下而上的创新文化，被自上而下的监管文化替代了。其次，正是因为创新文化被监管文化所取代，导致金融产品创新不是以客户为中心，不能按照客户真正的需求去设计和发行产品，而是闭门造车，把只能是监管部门批准的很少几种产品主观地套给所有客户。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当这种监管导向的产品创新屡屡遇挫，为了免责，很多金融机构就丧失了创新意愿。中国的市场毕竟太大，产品又太少，金融机构目前怎么都可以活。但这样下去的结果非常令人担忧。握有丰富金融资源的金融机构，对整个社会投资的结构导向和资源配置效率，都起不到好作用。

　　鸡蛋，别放一个篮儿里

　　当代金融家：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资本市场的作用被肯定。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元之年，中国经济改革主战场，已经从企业改革提升到产业结构升级，重点要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的问题是，资本市场直接作用的是企业，而到了产业结构升级阶段，资本市场的作用是否也要升级，将如何实现？

　　王东明：资本市场的根本作用，就是创造流动性，并有效配置资源。看看中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产业集中度太低，大行业里布满小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极低。我提倡加大产业集中度。大企业的优势很明显，一是可以提高企业内外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可以提高企业运营的规范概率，因为大企业品牌度高，品牌成本自然也高，因此犯规的成本也随之加大。一般来说，企业越大，规范性越强。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中度升级，必定伴随着收购兼并、重组的过程。而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载体，就是资本市场。当一个企业确实经营不下去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可能就得等死。而现在，只要有合理的定价，有中介机构用善意甚至敌意的方式，使濒死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以兼并重组形式流转起来，完全可以在实现产业机构升级前提下，盘活企业资源。

　　当代金融家：相对于实体经济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国金融市场是否也面临结构调整？再结合产业结构升级要以建立创新型国家为导向,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调体现在哪方面？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王东明：对金融体系来说，很重要的原则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通常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直接融资比例只占10%，90%都是银行的间接融资。一旦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在这种失调的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不良资产会最先浮出水面。而当间接融资比例过大时，系统性风险可能会迅速爆发。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但在当前，与潜在风险相比，还有更显性的效率问题。

　　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直接、最快速影响，将是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会有更大的负面影响。从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路径看，大企业可以两条腿同时配置资源，长期融资靠直接融资，短期融资更多地靠间接融资。但对中小企业而言，更多是要靠直接融资。显而易见，只要中国直接融资比例持续低迷，必然会对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掣肘。而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小企业缺乏活力是难以实现的。

　　当前，无论是降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还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都必须更加关注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调整了。

　　当代金融家：2010年，随着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的推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初步形成。然而与发达国家成熟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于注重股票市场和与股票市场相联系的衍生品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固定收益业务一直是中信证券的拳头业务，您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有何高见？

　　王东明：中国的债券市场一直发展比较缓慢，主要是制度原因。迄今为止，即便是浸淫资本市场多年的证券公司专业人员，很多对债券市场的理解还都非常肤浅。就连中国的《证券法》，似乎也应该更名为《股票法》，因为其中几乎没有覆盖债券的内容。为了促进中国债券市场加快建设，已经不能再用监管股票的思路去监管债券市场了。

　　这样一个监管格局，也折射出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现状。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规模已经是数以万亿计，而交易所市场的规模还非常小，才数以千亿计，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按照国际惯例，固定收益市场的规模应该是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规模，但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

　　当银行间市场发展到很大时，交易所这边想发展都变得很难了。因为银行间市场不仅规模大，从市场深度、交易品种、参与机构等各方面来看，都比交易所市场有优势。对逐利的资金而言，那里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吸铁石，稍不注意就把资金吸过去了。

　　创新，本应自下而上

　　当代金融家：自1990年代末开始，审慎监管开始替代传统监管，在成熟金融市场已被普遍采纳。审慎监管的核心是放松管制，但同时必须加强对风险的跟踪、预警和防范。以审慎监管的原则来衡量，您如何评价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现状？

　　王东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已经30年，资本市场发展也整整走过20年。而真正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最近的事情，好像正在成为往事。近两年，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是因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洗牌，加上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这都给了中国更多机会，努力从全球产业链下游走向上游。二是政府最高层领导也感到，这些年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不如以前，步伐在放慢。具体到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的官员怕问责，而免责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少创新少干事。

　　但是我注意到，人民银行这些年在创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在监管思路上也更开放。我举个例子：针对市场需求，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年推出了很多新产品，包括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等。最近，交易商协会又力推信用违约互换（CDS）。不仅银行主体可以参与，人民银行还从证券公司中选择了两家参与其中，我们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中国现在实施的是机构监管，而非功能监管，证券公司归口证监会监管。而证监会要求，推出任何创新产品，都须经证监会审核批准。结果，虽然人行已经给我们放了绿灯，为了等证监会的通行证，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

　　当代金融家：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上，继续放松管制可行吗？在放松管制前提下加强监管，最重要该监管什么？

　　王东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从单一股票市场的平面发展阶段，进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立体发展阶段。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立体架构，是由大量创新产品匹配组合而成。没有丰富多样的产品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金融产品与实物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产品的规格和质地，基本都是由法规界定出来的。因此，监管模式决定了金融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方式、速度，也决定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效率。从国外成熟金融市场的经验看，对单一股票市场的监管模式，并不适用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监管。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监管，一定要遵循放松管制、审慎监管的原则。

　　请设想一个极端情景：如果进入浮动利率时代，当产品不能在系统中实现参数化动态设置，而是每一个产品都要报证监会批准，我们将如何与那些可以实现参数化动态设置的国外产品竞争？因此，放松管制前提下的审慎监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监管信息披露。

　　当代金融家：您有相关案例可以与读者分享吗？

　　王东明：比如说，当华夏基金持有几大银行股票时,中信证券作为华夏基金的控股股东，却因此没有资格做这些银行再融资承销商的相关规定，我们对此就深感不解。华夏基金持有工商银行的股票，并不是在一个时点上买入，而是经过若干年形成的持仓。但中信证券的承销业务，一定是在某个时点进入，华夏基金此前的建仓，与中信证券并无关系。我认为，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监管信息披露，在中信证券申请这些银行主承销业务资格时，中信证券和华夏基金同时公告，让市场来进行监督。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上市公司有其治理结构，有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他们对这个企业的情况更加了解和熟悉，而且违规成本现在很高。因此，只要将信息披露监管到位，已经是最有效的风险防范式的审慎监管模式了。

　　或许，我们需要对中国的监管模式做一下反思。如果什么都要批准，即便批准过关，一旦在实施环节上出了问题，监管机构是否能最终负责？

　　“大”品牌战略

　　文 /本刊特约记者 王春霞

　　中信证券的超前战略，是用别人长板比自己短板，逼出来并坚守住的— “大品牌”战略。

　　在中信证券的发展战略中，”大“是先拔头筹的品牌制高点。创立15年来,中信证券一直秉承大项目战略、大网络战略、大平台战略和国际化战略。

　　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上市，中信证券位列主承销商之一，承销费赚了2亿元。但公司内部很有些人觉得亏，因为如果去打新股，据说能翻番赚4亿元。“是要打新股的4亿，还是要这个2亿？”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回忆道，“当然是后者！因为工行上市成就了全球最大IPO，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自从我2005年就任中信证券常务副总经理以来，每年的工作报告，基本都是谈问题”，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告诉记者。而程博明在挑毛病时用的数据，则来自《证券行业竞争力评价分析》。这是中信证券的一个内部报告，主要是用中信证券的业务数据，与竞争对手的逐项攀比，并不断对整体业务架构进行调整。目前，中信证券已经从以往突出卖方战略，快速向买卖双栖、甚至更注重打造买方大平台的战略方向转移。

　　大项目战略

　　大项目，是中信证券大品牌战略的第一项内容，也是最早启动的“大”战略。在中信证券看来，投行不仅仅是挣钱，而是要通过大项目的影响力，来提升中信证券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效益。

　　首先是数量大。15年来，中信证券在A股市场已完成近200宗IPO、配股、增发、可转换等各类主承销项目。其次是客户大。在中信证券的大客户中，行业龙头云集，包括铁道部、中行、工行、建行、中国石油、长江电力(600900,股吧)、中石化、中海油、中国铝业、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宝钢股份(600019,股吧)、武钢股份(600005,股吧)、东方电气(600875,股吧)、国航、国家电网、中国铁建、中国华能、万科、招商地产(000024,股吧)等。其中，工行和中石油两项目分别两次刷新了全球最大规模IPO纪录。

　　除了“大”以外，大项目战略同时追求业内排名最优。中信证券股票承销业务，在2003年~2009年7年中，4年位列行业第一，2年行业第二。2009年，中信证券及控股公司完成的债券主承销在业内的市场份额为12.78%，仅次于工商银行。

　　大网络战略

　　大项目战略，奠定了中信证券投行业务在业内的“龙头”地位；大网络战略的实施，则确保了中信证券在经纪业务上的强势。

　　从2002年开始，中信证券通过收购万通证券、华夏证券和金通证券的经营性资产，实现了物理网点快速扩充。此外，中信证券旗下的中证期货有限公司，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面结算会员，同时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正式会员。截至2010年末，中信证券及控股、参股公司在境内合计拥有证券营业网点247家，股票、基金交易额市场份额排名第一。中信证券旗下的中证期货，在全国重点城市设立6家营业部。

　　在大网络战略之下，中信证券经纪业务的利润贡献率每年都保持在50%的水平。即使2010年出售了中信建投53％的股权，中信证券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或仍将保持全行业第一。

　　大平台战略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时代，买方业务战略优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买方业务，即需要动用公司资本金的业务。握有融资先机的中信证券，已有大量自有资金需要盘活。在卖方业务战略成熟稳健的同时，中信证券一直积极推进买方业务战略—大平台。之所以确定为大平台战略，主要是业务条线众多。

　　中信证券先后对40家公司进行了直接投资，其中神州泰岳(300002,股吧)、昊华能源(601101,股吧)、机器人(300024,股吧)等公司已经实现在创业板上市，而且表现不俗。今明两年，随着多家公司的股权解禁，直接投资业务对中信证券利润的贡献将得以体现。

　　程博明特别指出，因为监管的原因，中信证券不得不出售中信建投和华夏基金的股权。“既然让我们卖，那就当PE直投项目。如果我每年都有这样的几个直投项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平滑中信证券的业绩波动。”

　　除了直投业务之外，市场中的新业务品种，只要监管允许，中信证券总想力拔头筹，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推进产品线建设，而不仅仅是开发一堆新产品。

　　长远业务布局，需要一系列后台体系支撑。例如，在人员考核上，中信证券管理层并不急功近利，而是充分发挥业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刚刚开展的新业务，不以利润为考核目标，而是围绕其队伍建设、项目储备、与监管层沟通、内部管理流程等因素来综合评估。

　　以资产证券化为例，中信证券早在4年前就成立了专门的部门，配备了数十人的团队，专门进行研究和开发。虽然企业资产证券化和信贷市场证券化，现在都没有大规模开展，但程博明对这项业务的前景保有信心。

　　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战略是中信证券一以贯之、但也布满荆棘的道路。2007年，中信证券全面接盘了香港的中信资本，成立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下设多家子公司，分别持有投行、股票及期货经纪、资产管理、自营投资等业务牌照。2010年8月，中信证券向中信证券国际增资4亿美元，主要用于提升其在投资境外基金、开展中长期股权投资等方面的实力。2008年，中信证券继续其国际化扩张，拟收购贝尔斯登，但因受金融危机冲击未果。目前，中信证券正在洽购里昂证券。

　　打造国际化管理团队，是国际化战略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在中信证券的管理团队和员工中，已经引入10多位外籍人员。最高阶位者是中信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日籍的德地立人。

　　记者截稿时还不得而知，在2010年中信证券的工作总结中，当中信证券与竞争对手的数据再次PK，是否会对“大”战略做某些调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中信证券2010年遭遇到上市以来的最大挑战，超前战略下的“大”战略，或许已经是中信证券找到的蓝海。



【免责声明】上海大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合法经营金融岛网络平台，从未开展任何咨询、委托理财业务。任何人的文章、言论仅代表其本人观点，与金融岛无关。金融岛对任何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股市有风险，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