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小川：中国或将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

周小川：中国或将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

　　新华网上海5月20日电 “中国金融业监管中需要采纳、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而由于中国储蓄率较高，资本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日在陆家嘴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

　　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政策管理主要以金融稳定为主，防止系统性风险，并以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为特征。由于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可能会出现高投资，也容易出现过热甚至是泡沫，此外中国经济正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存在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存在一些潜在、过热冲动的可能，因此中国需要采纳、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周小川说，“这些标准的推出，在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一些。”

　　周小川同时表示，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对于经济复苏较弱的国家来说，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进一步拖慢经济复苏的速度。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所处周期和发达国家有可能不一样。新兴市场的一些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说明我们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周小川说。

　　此外，周小川表示，在物价指数上行或处于高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管理需要一定的转向，并找到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同时控制通货膨胀的新平衡点。

　　周小川：中国真正货币紧缩从连续上调存准金开始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1年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表示，在出现经注济复苏的时候，我国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有所改变，但真正的货币政策紧缩是在2010年四季度开始，这时候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也提高利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各国都推出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周小川称，在2008年的12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上都有一个讨论，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一个及时退出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也有很大的难度。

　　就中国经济而言，他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最靠前。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还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还在危机中挣扎。

　　而在扩张性政策退出时机选择上，他表示，在国内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中国政府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2010年1月份央行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国内还是采用了比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扩张的程度开始放缓、收缩。

　　周小川说，真正的货币政策紧缩，是从2010年四季度开始，这时候国内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也提高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政府对经济形势判断是比较清楚的，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已经形成了共识。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开始明确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周小川：扩张性政策会引发物价上升和资产泡沫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在2011年陆家嘴（600663）金融论坛上表示，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表明，一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他称，当前的宏观管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早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开始，那时候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但在2008年9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的好选择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挡住。

　　但他同时表示，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一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他称，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整个金融危机发生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这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的恶化程度。说实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他认为，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但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总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

　　周小川评价称，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中国经济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是复苏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还在危机中挣扎。

　　周小川：中国需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全文）

　　由上海市政府以及“一行三会”共同主办的2011陆家嘴（600663）论坛于5月19日至21日在上海浦东举行。今日上午8点半，2011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正式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论坛上做演讲，以下是周小川的演讲文字实录：

　　周小川：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发表一些我们的研究工作以及对题目的想法。

　　我来之前知道题目是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还不知道有一个子题目就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这个题目。我想，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先说一说宏观管理。我觉得，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子题目，这都是有关系的内容。

　　宏观管理在新时期的特点，我想讲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情况下，来作出宏观管理的决策，以及争取落实宏观管理的目标。

　　这个不确定性，首先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最早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那个时候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在2008年9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 因此应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但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总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

　　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的好的选择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挡住。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一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一开始，在2008年的12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上都有一个讨论，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一个及时退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要退出。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也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发现事后中国的经济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是复苏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还在危机中挣扎。

　　在出现复苏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大家可能注意到2010年1月份上旬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虽然我们还是采用了比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扩张的程度开始放缓、收缩。

　　我所说的不确定性，2010年，大家回想起来还是很近的事，2010年从2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市场透露出可能欧洲有些国家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件事一直在3月、4月不断地发酵，到5月初主权债务危机有一点爆发时，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金融危机发生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的恶化程度。说实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随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适当有所平稳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8月末的时候报出的数据，失业率将近10%，具体来说是9.8%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地不稳定。

　　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管理的政策到底调整不调整呢？或者调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始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在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

　　真正的货币政策紧缩，大家看到是2010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也提高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国内的经济形势判断是比较清楚的，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已经形成了共识。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开始明确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说，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确实这和常规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常规年代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全球交互之间的影响也没有这么大。我想，这作为一个特点，既然讲宏观管理，给大家介绍一下，供大家进行讨论。

　　第二，有关宏观管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进行宏观管理。

　　“宏观审慎性政策”这个词过去用得不是很多，国际上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的框架之内，主要内容还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另一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所形成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就是巴塞尔三，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

　　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全球经济现在讨论当中也在说，新兴市场的一些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说明我们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由高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有较高的投资，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可能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内容来说，中国有需要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但是，我们也知道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因此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或者说大家讨论时候的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和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是有关的。

　　中国除了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以外，同时，我们也有可能来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以及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标准的推出，在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提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因此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的情况下，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有一定的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新的平衡点。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点一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新时期宏观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

　　第三，我简单说一下，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议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开始讨论了，我们认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为促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刚才俞正声书记致辞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

　　总之，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我们希望，主要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这都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同时，我们在这方面，在历史上没有积累经验，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但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鉴于很多同志昨天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讲了。

　　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句话，我认为跟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是有关系的。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可兑换。

　　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下面就是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方面也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但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也欢迎这方面的意见、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

　　我借此向大家介绍这几个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周小川：我国有可能尽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

　　中证网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5月20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除了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以外，也有可能来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以及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这些标准的推出，在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提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因此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的情况下，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管理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新的平衡点。

　　周小川：人民币需要走向可自由兑换

　　中证网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5月20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可兑换。

　　周小川说，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下面就是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方面也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但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也欢迎这方面的意见、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

　　周小川：存储率过高容易刺激某些泡沫产生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日在陆家嘴（600663）金融论坛上发言称，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

　　周小川表示，由高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有较高的投资，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

　　周小川：逆周期要求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

　　5月20日消息， 央行行长周小川今日在2011陆家嘴（600663）金融论坛中指出，目前中国所处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不同，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而中国的高储蓄也为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创造了条件。

　　周小川认为，宏观审慎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以增强金融稳定为中心，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以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为特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从中国来讲，有必要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货币政策。中国所处周期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对周期判断的判断变化说明应有逆周期政策的措施。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特备是大型的、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有更充足的资本，并在各方面做得都比较稳健。”周小川表示。

　　他还认为，加强金融机构资本金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储蓄率较高，因此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较高。”

　　目前，中国银监会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要求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5%。

　　周小川:寻找促增长控通胀平衡点

　　中证网讯 央行行长周小川20日表示，在物价指数上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管理需要有一定的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新的平衡点，这需要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

　　他指出，中国除了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以外，同时，我们也有可能来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这在中国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因此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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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大型金融机构应有更高的资本要求

　　他指出，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较高一些

　　证券日报 闫立良

　　“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指出，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周小川指出，新时期的宏观管理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他强调，宏观审慎性政策主要是2009年起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巴塞尔Ⅲ，它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调整。

　　“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在我国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周小川指出，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中国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周小川强调，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周小川强调，尽管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会给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带来负面效应，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周小川对此强调，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和时机的把握，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和各自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有关。

　　他强调说，“中国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他举例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周小川：资本市场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上海证券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日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需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也有可能尽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但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因此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的框架主要内容还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所形成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就是巴塞尔III。
　　周小川表示，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需要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与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可能不一样。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说明我国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由于高储蓄率有可能出现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可能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周小川表示。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内容，中国需要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周小川还指出，在物价指数上行或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国确实需要宏观管理有一定的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平衡点。

　　周小川：中国或将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

　　新华网上海5月20日电 “中国金融业监管中需要采纳、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而由于中国储蓄率较高，资本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日在陆家嘴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

　　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政策管理主要以金融稳定为主，防止系统性风险，并以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为特征。由于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可能会出现高投资，也容易出现过热甚至是泡沫，此外中国经济正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存在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存在一些潜在、过热冲动的可能，因此中国需要采纳、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周小川说，“这些标准的推出，在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一些。”

　　周小川同时表示，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对于经济复苏较弱的国家来说，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进一步拖慢经济复苏的速度。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所处周期和发达国家有可能不一样。新兴市场的一些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说明我们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周小川说。

　　此外，周小川表示，在物价指数上行或处于高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管理需要一定的转向，并找到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同时控制通货膨胀的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