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文/水博



最近，由于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本人有幸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第十三次论坛的主讲佳宾，参加了该论坛。不过，论坛结束之后我感觉论坛的主办单位对我的演讲并不满意。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对我的演讲表示支持，感觉他们从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说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参加论坛的同学和学者，不仅没有能改变反感三峡、唱衰三峡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这个演讲的嘉宾不怎么样，比较偏激，不能客观的评价三峡工程，而是一味的给三峡和水电开发辩护。



客观的说，的确如此。我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为三峡工程进行辩护。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有人怀疑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是从事的水电和三峡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尽管确有不少在三峡公司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峡的领导层，也有人并不大赞同我用这种态度为三峡工程辩护。此外，在怒江开发问题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三峡还是怒江，都有人认为我的极端态度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会像我这样去干这种费力、挨骂还不讨好的傻事。甚至，还有人曾经当面给过类似的暗示和劝告，意思是说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帮忙”。但是，我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在三峡和怒江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坚持科学和真理，并没有取悦于什么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帮三峡的忙，也不是要帮怒江的忙，而是要帮科学和真理的忙。所以，当有人说我是三峡的高级“五毛”的时候，我答复他，其实我是科学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向大家解释我的这种态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网友的批评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评我说，三峡问题不能只从技术上考虑，三峡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这才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我可以在我们水电行业内部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水电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会上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为水电的辩护。细想起来，这就是因为我与水电同行们讨论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在社会上关于水电、关于三峡的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来进行客观判断的，但是政治问题常常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只能任凭每个人主观的判断。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三峡的实际作用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为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证据。



同样作为蓄洪补枯，调节水资源和发电的大坝工程，当需要它为不同的政治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胡佛大坝通过拦蓄洪水，彻底改变了美国西部的荒漠，带来了美国西部的文明。但是，对埃及有完全同样作用的阿斯旺大坝，却因为是由对手苏联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对阿斯旺做出与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评价，可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所以，美国人就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成功地制造出阿斯旺大坝造成了生态灾难的舆论。



美国人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利和弊。只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从利中找到弊，也能从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美国人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由于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涝淹没，让土地失去了营养物质的补充，因而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他们得到结论说“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之一。



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能说美国人说的不对，人家确实是通过辩证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坝防洪之“利”所产生的弊端。并且通过成功的宣传炒作，让全世界几乎95%以上的人都忽视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坝造成了土地贫瘠的生态灾难的印象。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程的评价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时候，人们总能利用真理的相对性找出有利于自己政治主张的论据。在我国由于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们对三峡工程作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2007年在国务院三峡办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我们讨论了三峡建成后的地质灾害和航运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三峡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炒作，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的非理性的攻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主流媒体全面的反击，加上采取一些舆论控制的手段，才渡过了那场反对三峡的舆论风波。今年5月18日，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技术评价说法，经媒体披露出来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新一轮质疑三峡的炒作。



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总不能客观的从技术上去公开的评价三峡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们常常用垄断的思维强调了三峡建设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大力强调我们防洪、发电、航运所获得的“利”就足够了，其它什么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的问题默认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毕竟是利大于弊嘛。



当然，如果三峡工程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我们对其进行这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之后，我们的这种政治上不设防的态度，就一定会导致麻烦。因为，利用真理的相对性，人家总能同过辩证的分析，找出你所说的利中的弊，而对于你自己承认的弊，人家当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为造谣宣传的基础。



例如，在三峡的防洪作用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沿用美国人的套路，说三峡造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地贫瘠化。但是，面对今年的干旱，已经有人暗示，由于没有了长江洪水，所以，鄱阳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两湖大旱。对于去年三峡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御了超过1998年的瞬时洪峰的情况，也有人借某荆州地区水利干部的口气抱怨说：没有建设三峡，我们只是每年抗几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峡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抗几天的洪的问题，而是要整个汛期长时间的抗洪了。因此，他们认为三峡的防洪作用是劳民伤财的。对三峡发电的效益，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诬蔑理由，但是，却可以通过强调三峡建成了，电价却上涨了，电荒依然存在的现实，来暗示三峡的发电其实并没什么好作用。对于通航，有人则强调，三峡大坝的过船闸的时间和2003年三峡船闸断航的天数，来说明三峡工程损害了长江的航运。



就这样，在政治对手们的渲染下，不仅你自己承认的弊端他们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强调的利，他们也还能通过真理的相对性，逐一找出某种片面理由来加以否定。足以让人们感觉到，三峡工程的“利”是虚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则是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认的地步。这就让我们每次对三峡任何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难免导致三峡话题在政治较量中的失利。对此，一些习惯的垄断思维的领导，总是想通过采取封杀不利于三峡论甚至封杀所有涉及三峡的舆论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反而，使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让百姓说真话。



其实，为了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会辩证的分析三峡工程的利弊。对于反对三峡的人士提出三峡在防洪、发电和航运中的弊端，我们应该在承认的同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去封杀它的传播。例如，对于三峡大坝通过船闸的时间太长，阻碍了航运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后，收费站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加以类比。现实当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会出现收费站的拥堵。三峡的过船闸困难，也恰恰是三峡航运作用大提升的结果。三峡建成后由于有利于航运，长江的航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峡的船闸的货物通过量，从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万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7000多万吨。建成几年以来的三峡船闸通货量，就远远超过了葛洲坝建成后22年全部的过坝量。这种情况，与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设简直完全一样。这其实恰恰应该说明，三峡工程对改善长江航运的作用极其重要。



同时，对于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也不能简单的称其为弊端。而更必须注意强调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清水下泄，绝不能简单的强调其负面作用，而否定了其消减地上悬河的重要作用。什么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为，即使没有三峡的清水下泄，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不断增高，你的取水口也还是要进行升高改造的。



对于三峡建成后蓄水的初期的地质灾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不是三峡制造了地质灾害，而是三峡的水位变化让原来高海拔处的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释放。这些潜在的地质滑坡体经过蓄水初期几年的考验，最终一定会减少未来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断切割河谷导致的地质变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发电之后，一定会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成因。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凡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凡是水能资源被完全开发若干年之后，地质灾害就会变得很少发生。例如，国内的丰满、新安江，欧洲的法国所有水电开发充分的地方，我们很少听说哪里出现了地质灾害。



即便就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比非就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邪乎。例如，官方比较公认的说法之一，是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数量明显减少，渔业经济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我怀疑这未必就是三峡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没有建三峡的长江进行比较，到底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造成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大幅下降。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说明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没有遭到水污染的伤害，也很少有人过度的捕捞水库中的鱼，静水性的鱼类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乎已经到了鱼多成灾的地步。同样的大坝、同样的水库，为什么结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国大坝与中国的大坝有差别，还是美国与中国在其它方面有差距？什么决定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命运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三峡大坝对鱼类资源没有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大坝对鱼类的影响，也应该是有利有弊的，而绝不会都是不利的影响。即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结果，未必就是大坝的单一作用。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批评大坝的所谓的生态破坏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学合理的。



例如，我国环保部门和一些生态学家曾振振有词的声称高坝水库分层形成的低温水下泄，会对鱼类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我国的高坝必须花费巨额的费用增加水库分层取水的设施。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同样还会因为某些火电厂高温排水对河流鱼类的影响，而要求火电厂必须单独建立冷却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温。其实，由于我们对河流水温和鱼类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全面，生态学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水温的高低对各种鱼类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索性就来一个要求你不能改变原有的环境，就是进行生态保护。按说作为外行，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对环保官员和生态学家的结论说三道四，但是，我却确切的知道，目前美国的大坝分层取水，取得是水库下层中的低温水；而根据我国生态学家的意见修建的分层缺水设施，取得全都是水库上层的高温水。当然，他们针对不同的鱼类对象，完全可能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说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水坝的生态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于建水库将会加剧水污染的说法，就更为可笑了。对于没有受污染的水体，流速的降低只会净化水体而绝不会加剧水污染。因为不流动的静水有重要的沉淀作用。我国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沟和很多没有受到人为污染的水库建成后，水质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其实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库的沉淀和净化作用。当然，对于污染的水体，水库的不良反应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水污染，而是水库的建设逼迫我们不能再去污染河流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库不但不会污染水体，反而能净化水体，而且还能督促我们不容许把河流当成下水道。



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们某些的地质工作者，喜欢把水库建成后初期所释放的地质灾害，说成是水坝建设的罪过；我们的某环境监管官员，却喜欢把监管不力造成水污染，推给水库的建设；我们的极端生态学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确切的生态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只会一味地强调，改变自然就是破坏生态；个别糊涂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强调错峰的防洪，加长了他们抗洪的时间，劳民伤财；偏激的电力部门，也可能会埋怨水电的靠天吃饭，给他们的调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人士，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而刻意夸大和强调水库移民的贫困化。



如果在三峡问题没有被政治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我们过去民主政治还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强调时代。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把三峡大坝带来的某种变化，定义为弊端以寻求平衡，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三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辨证的分析和看待三峡工程的利弊，而还是习惯把评价三峡的利弊，当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三峡的“利”是什么防洪、发电、航运，而“弊”则是地质灾害、移民环保和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对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利”的质疑作出回答，同时对关于三峡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根据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坝的成功防洪，宣传成生态破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和利用好三峡工程地质减灾作用的理论和事实呢？



最后，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峡，他们也可能觉得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即使我们冤枉、牺牲一个三峡、甚至牺牲中国水利水电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攻击诬蔑三峡和中国的大坝建设，还可以获得国内外那些只要民主不要科学的极端环保和伪环保势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科技人员我却深切的感觉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科学态度比民主政治绝对更重要。尊重科学的苏联专制，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而缺乏科学的民主，却可以民主的烧死坚持科学的布鲁诺。



因此，尽管我是一贯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要在三峡和中国的水电发展问题上，与那些把三峡当成专制制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峡当成是中国民主的胜利的极端人士们，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一贯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长官意识和主流声音的有识之士，但是，同时我还是要提醒他们，缺乏科学的民主根本就无法与专制制度比较熟优孰劣。真心的希望参加《蓟门决策》的朋友们，科学的理解三峡，理解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理解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免责声明】上海大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合法经营金融岛网络平台，从未开展任何咨询、委托理财业务。任何人的文章、言论仅代表其本人观点，与金融岛无关。金融岛对任何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股市有风险，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牛文之一。不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部人人只是人云亦云。

作者从政治的角度剖析了一番。
看看能否真正改变管理层对待水电的态度。

在中国，为什么社会反水利水电浪潮如此之甚？
　　
　　因为有国内的当权者，根本就不信全球气温升高主要是由碳排放引起的。这样的人至今还盘踞在国务院领导位置、环保部等有关部门。社会舆论岂能不乱？

安民为天：美国人为何多次想插手三峡工程？
　　三峡花钱知多少？（1）
　　安民为天 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
　　
　　初冬，武汉同济医院住院部12楼病房。
　　
　　　　手臂刚动了小手术，挂着绷带，面庞清癯、瘦削的漆林接受了我的采访。简单问候之后，直奔主题。
　　
　　　　笔者（以下简称笔）：漆主任，社会上有一句最为流行的调侃语：说起钱就不亲热了。但三峡工程花的钱是不能不说的，是要进行“秋后算账”的，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漆林（以下简称漆）：这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这是必须向全国人民和纳税人交代清楚的一件大事情。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是，三峡工程的账不仅仅是“秋后”才算，有的账“秋后”算就晚了。我可以非常明白地告诉你，几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院三峡办等管理层经常都在算这笔账。
　　
　　　　笔：你出任移民局局长之前，担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一直分管三峡工程的计划和资金，照此推理说，你是权威人士。现在，不少纳税人仍有许多困惑：建设三峡的钱从哪里来？到底又花了多少钱？还会花多少钱？国家财力真能承受建这样一个超级电站吗？
　　
　　　　漆：是的，不仅是国人担心，当时外国人也普遍不相信。1994年国务院三峡办组团访问美国，我是团长；美中友好协会高规格接待，我们去了白宫、国会等地方。当时，美国的金融界、企业界不少人提出三点质疑：一是中国修建电站的技术过不了关；二是中国没钱，国力财力难以承受；三是百万移民难以安置稳妥。一句话，美国人要插手三峡工程，没有美国人参与建设三峡电站就不行。
　　
　　　　笔：美国人是不是已习惯当世界“老大”，什么事都想插一杠子？
　　
　　　　漆：这只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美国人仍有“萨凡奇情结”，他们一直惦记着萨凡奇1944年在长寿县城写出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这是长江三峡水电大坝的第一个设计方案。所以，他们也多了一个为萨凡奇圆梦的理由。
　　
　　　　笔：美国一部分人对三峡问题一向都“反应激烈”，还插手三峡干吗？
　　
　　　　漆：就因为投资三峡回报率很高，利润很诱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美林证券公司直接提出要求控股，这当然遭到了拒绝。但我们仍然同意他们担任融资顾问，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约，我代表中方签字。记得我第二次访问美国，美国金融专家史蒂文森仍然提出要插手三峡工程。我当时和他争辩得很激烈，他当时有些不客气地说：“从你的话中，我听出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当即针锋相对地回答：“从你的话中，我也听出你是一个共和党员，共产党员和共和党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世界观、价值取向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时翻译愣了一下，问我怎么翻，我说照原话直译，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美国访问的所有情况，我都向国务院、三峡建委领导及时作了汇报。
　　

美国最后一次公布国内的水电开发数据，是1986年。
　　　　从那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正式对外公布国内的水电开发数据了。
　　　　从那以后，美国就开始忽悠中国反对开发国内的水电了。
　　　　从那以后，中国反对水电开发的环保势力出现了，现在这些实力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国家层面的政府里。
　　　　
　　　　从能源角度上说，中国有个青藏高原，这是上苍赐予中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源禀赋优势，欧美发达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水力资源也没有中国的多。石油和煤炭等石化能源终有一天会先于地球失去太阳能前用完，而水电与太阳能同在。邓小平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应该再加一句：“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有水电”。
　　　　
　　　　从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条件看，中国所有的县级以上的城市----周边只利用天然河流而不建设水库供应城市用水，占全部城市的比例不到20%。在很多地方，城市规模难以扩大，以及人均用水量受到制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该城市缺乏可持续的供水。
　　　　
　　 从农业生产角度看，中国只有约50%的耕地有水利设施灌溉，其余50%靠天吃饭，这一数据远远小于发达国家，这种局面表明：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和不确定性，而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措施就是大兴水利，建水库引水灌溉。

瞭望东方周刊：否定三峡工程，还没那么轻巧
(2011-6-14 9:57:26) 来自 瞭望东方周刊


　　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否定三峡工程，还没那么轻巧

　　文| 汤耀国

　　近大半个月来，三峡工程又一次被掀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兴浪之风有二，一是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二是几乎同时开始发酵的长江中下游大旱。尔后，各路媒体人士闻风而动，云集干旱地区、宜昌坝址与决策中枢北京，对三峡工程给予了特别关注。

　　本刊记者近年跟踪关注三峡议题，风起之初，虽隐约感到有些山雨欲来之势，但未曾料到会如此迅猛。就前述两大缘由本身而言，可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后展开的舆论大戏，亦几乎无甚新话可言。

　　不过，大凡意料之外，往往有情理可言。三峡工程曾多次陷入舆论漩涡，单纯就事论事已难解释弥漫其间的焦虑感。透过那些重弹屡屡的老调，可听到群众对共同栖居之所的持续关怀，以及对公共政策的追问。

　　上世纪80年代末三峡工程上马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周培源直言：“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眼下的一波“三峡热”，可谓20多年后的历史回音。其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性，但只要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未得到根本扭转，民意便会不断地寻找宣泄口。警钟需要长鸣，方有望震动容易麻木的神经。

　　这是真正因此前估计不足而进行的补救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通过的当日，英国路透社迅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承认三峡大坝存在弊端”的文章，这一“出口转内销”的消息，传播力与影响力不亚于国内的官方通稿。从网络上看，不少人似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并藉此怀疑：三峡工程是不是搞错了？

　　中国政府这一次确实承认三峡工程存在弊端，这绝非第一次承认，但必须注意，承认的同时一再坚持的是“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前提。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否定三峡工程，还没那么轻巧。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完整表述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七年艰苦努力，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如期完成，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在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有的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

　　前述三类问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建设、初步运行期间，都曾反复提到并公开显现，中国政府及三峡工程的主事者，并未否认及刻意回避过三峡工程所产生的代价与风险。所争议者，主要是围绕代价与风险大小进行。

　　所谓“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的问题，比照上世纪80年代的14个专题论证报告及1992年通过的议案及相关文件，包括移民、泥沙、地质灾害、地震、生态环境、人防等，都是后来争论不已的主要问题。

　　所谓“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比如升船机，据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告诉《望东方周刊》，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给中央写信，鉴于技术因素与使用前景，建议取消这一初步设计中的子项目。后来技术方案改进，加上交通部门坚持，遂又恢复。

　　又如对中下游的影响，在论证时期虽也提到，但未展开，当初更多注意的是对上游的影响，到建设后期及初步运行期间，清水下泄致荆江河道崩岸增多，在长江委总工程师郑守仁等呼吁下，国家主管部门立专项进行研究治理。

　　所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最突出的莫过于移民生计。按三峡办原主任蒲海清和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说法，400亿元静态移民资金，100多万移民，人均两三万元，比起以前三门峡、新安江等水库移民，当时他们觉得不错了，后来以人为本理念深入，都建议提高三峡电价以回补移民。

　　有意思的是，蒲海清和陆佑楣这两位一直并肩作战的三峡工程主事者，在“三峡后续工作”起了纷争。

　　后续工作是蒲海清主持的三峡办提出的，而陆佑楣所代表的业主方不太赞成这个提法，认为三峡工程建完了就完了，库区发展与保护没有三峡工程也是要做的。

　　后续规划早于2008年开始，当时业内普通预期2009年底或2010年初定案，其时媒体即多有“后三峡时代来临”的说法，但由于在各问题与三峡工程有多大干系、各方利益如何协调、资金如何筹措分配等方面举棋难定，迟至2010年底，后续规划方过会国务院三峡建委十七次全会，并到如今由国务院正式部署下去。

　　这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不过是重复、总结过去的说法，各项后续工作亦大都延续此前，俱有迹象可寻。

　　1999年，大举加大农村移民外迁力度，其后十几万人远走他乡；2001年，大举加大地质防灾生态保护力度，至今共拨付100多亿元资金，同时大举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推出耗资近400亿元、为期10年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

　　显然，这是真正因此前估计不足而进行的补救。

　　干旱，三峡有多大干系

　　比起后续规划，来自长江中下游干旱的质疑与争论更显得猛烈一些。它同样不新鲜。归结起来，无外乎两种声音，一是三峡乃干旱的祸根，一是干旱纯属气候异常。

　　“祸根说”还分两种，一开始有说因三峡蓄水所致，本刊记者就曾接到一些关心人士的咨询，问是否三峡大坝把水堵住了。这点其实很好解释，稍知三峡水库运行规律即可知，蓄水期为汛末9月到10月，最高蓄至175米。从春季枯水期开始放水，到6月汛前腾空水库至145米上下以备防洪之需。时为5月，正是放水时期，对中下游干旱反倒是有利因素。三峡集团网站上，出库、入库流量与水位亦一目了然，不难查证。

　　正因为此前几年即曾在抗旱时略显身手，2010年初，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规定，三峡工程在原定防洪、发电和航运三大功能基础上，新增抗旱补水功能，并与防洪功能并列放在首位。

　　2009年10月前后的那次长江中下游干旱，三峡蓄水倒是脱不了干系。时为蓄水期，当时支持者也只能辩解蓄水并非干旱“主要”因素。

　　即便如此，三峡也不得不改变蓄水计划，加大下泄流量，止步于171.4米，第二次冲关175米未果。2008年，则主要是因地质地震因素而功败垂成于172.8米。2010年蓄水到位，则拜提前蓄水所赐，所付出的代价是于重庆港走沙不利。

　　此次非蓄水期，反对者并非善罢甘休。第二种“祸根说”很快重现江湖，即认为三峡水库改变了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的气候，导致旱涝无常。这就一并把以前的洪涝灾害板子也打到三峡身上。

　　公开发言的体制内气候、水利专家都持与三峡论证时期相同的看法，表示三峡水库仅能轻微影响周边局部地区的气候。而在一些“民科”人士与独立观察者看来，三峡大坝就像那只著名的蝴蝶，在母亲河上拦腰一截，便致气候大变。

　　气候变化远比有据可查的水库运行复杂得多，难以定量分析。在性质方面，就目前各方摆出的证据与道理而言，“专家”显然要可信一些。对外行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应在于比较分析：三峡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但水库大小仅排第24位，不少比它大几倍、十几倍的水库运行多年，并没有听说对大范围的气候产生重大影响。国内丹江口水库、新安江水库库容也在它一半大小左右，并未加诸类似“罪恶”。

　　不信任感，转型期的焦虑

　　前述两重三峡“热浪”，除传媒镜像带来的放大效应外，背后显然弥漫着一些民众浓浓的不信任感。如果利益相关者不可信，专家也不可信，我们信什么？这是要害的问题所在。

　　在民主开放的社会，对公共事务保持挑剔与质疑，是民众、媒体、知识分子的本能。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当前对三峡的争论水平尚显粗浅，仍然是值得欣喜的。有无争论是前现代问题，争论质量高下则是现代问题。

　　时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阶段。按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回看三峡工程，在近当代国史上，没有第二个单项工程像它那样，几代领导人为之牵挂，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为之瞩目，最后付诸最高权力机关审议表决。也没有第二个工程如它这般，集万千“宠爱”与“挑剔”于一身，论战一直伴随着论证、建设、运行至今的全过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效益之外，又有移民、生态、地质诸问题。其固有的体量与复杂性，即足以让它载入新闻纸和史册。

　　而作为“历史三峡”的一个缩影，则愈发令它为万众所瞩目。从毛泽东时代起，“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豪放派诗句背后，就有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对粮食与土地的追逐，一个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电力“血液”的渴求，一个经历百年屈辱后的民族的赶超情结，有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也有对举国体制和有形之手的倚重。

　　转型期的诸多矛盾，人类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国家与个人，集中与民主，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议题，都折射到这个工程上面。是故，一有风吹草动，便拿它说事，乃至“上纲上线”。

　　三峡工程论证上马年代，正处于计划乃至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从前一个年代走来的人，如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那样，见过太多的混乱，吃过太多的亏，对有形之手和长官意志往往更具切身的不信任感。这或许是他执著反对三峡工程的心理背景之一。

　　平心而论，三峡工程已是当时既有体制下民主、科学决策的一个样板。数度大规模论证，400多位专家直接参与，有激烈的公开或半公开辩论，最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论证专家虽以支持者为多数，但毕竟有反对者；辩论或多属隔空打牛、自说自话，但毕竟都发出了声音；人大代表审议时尽管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素对其关注度有差异，但毕竟走了审议、“无记名投票”的完整程序。

　　迄今为止，三峡工程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惟一由全国人大表决的单项工程。如当年投下反对票的全国人大代表程贻举所言，现在只缺向全国人大做一个完工报告。

　　反观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于“大跃进”的盲动氛围中，接受李锐的说服，让三峡工程暂时下马。对这历史的偶然性，不由生出庆幸与后怕之感。后来的主事者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都坦承，若在当时上马，以国力和技术条件计，无异于一场灾难。

　　也正是这“迄今惟一”，仍令如今的关心者难放心。关于上述乃至相似的三峡焦虑，可视为当下整个中国转型期焦虑的一缕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