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城商行重启IPO

　时隔四年，城市商业银行IPO再现曙光。

　　12月1日，银监会监管二部处长张海川在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表示，城商行上市能够改善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水平，银监会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

　　这被解读为城商行IPO再开闸的积极信号。

　　据《财经国家周刊》获悉，目前已经上报证监会审核的城商行有6家，且大部分已报会一年以上。

　　在国家积极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倾斜的政策明朗后，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和服务城市居民”的城商行迎来发展先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认为，由于城商行在地方上拥有广泛的服务网络，在小微贷款流程、风险控制面具备一定经验，加之有相关人力资源储备，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有显著优势。

　　但在先机背后，147家城商行依然面临同质化、盲目异地扩张等诸多问题，即使在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战场上，等待城商行也将是一场群雄逐鹿的竞争。

　　6城商行冲刺IPO

　　2007年，宁波银行（002142.SZ）、南京银行（601009.SH）以及北京银行（601169.SH）相继IPO上市，揭开了城商行第一轮上市潮。

　　但随着上市后引发的“娃娃股东”、“造富”等质疑，证监会随后搁置了城商行上市。

　　2010年9月，财政部联合一行三会出台了《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通知》(以下简称97号文)，对城商行等商业银行内部职工持股进行规范。

　　97号文给城商行等金融机构上市带来新的契机。

　　2011年12月1日，张海川在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的表态，让城商行看到了上市曙光。

　　据《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悉，目前上报证监会的城商行有6家，分别是重庆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盛京银行、上海银行和大连银行。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各类商业银行249家（含85家农村商业银行），其中5家大型商业银行已全部上市，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已有9家上市，而147家城市商业银行仅有3家上市。

　　深交所的报告显示，在147家城商行中，43家为农村商业银行，按首发规模4亿股以下在中小板上市的原则，90%以上的城商行、农商行将适合在中小板上市。

　　根据材料，在审的商业银行中，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8%，盈利规模方面，上海银行为最，净利润达到50亿元。大连银行发行前总股本最高，达到41亿元。6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较低，都低于5%的国际通用标准，其中重庆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仅0.36%。

　　张海川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银监会不会对城商行上市设定规模限制，主要强调特色化、差异化。但城商行能否上市，什么时候上市，最终还是要看证监会的标准怎么定。

　　据悉，证监会正在酝酿城商行上市的具体标准。有一种说法称，目前证监会拟规定城商行资产规模需达到1000亿元才能申请上市。这比之前坊间流传的700亿门槛又提高不少。

　　目前，全国147家城商行资产大约10万亿元，平均每家城商行的资产为680亿元，未达上市门槛。

　　小微企业契机

　　对于城商行来说，上市后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增厚城商行资本金，加大银行竞争力。

　　同时在抢占小微企业的业务中可以占得先机。

　　2011年10月，国务院研究确定了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国九条”。

　　12天后，银监会出台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补充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总额500万元(含)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并明确了小微企业金融债可以扣减存贷比的新规，同时提出“两个不低于”，即小企业信贷增量不低于去年同期增量，增速不低于企业贷款平均增速。

　　据悉，在中小企业服务中拓荒较早的包商银行、泰隆银行在2011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产品。

　　起步稍晚的城商行也在快马加鞭。“我们正在筹建小企业服务中心。”晋商银行微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李爱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晋商银行微小企业金融部成立于2010年10月份，客户多为个体工商户，一般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截至2011年11月底，该金融部累计贷款3.2亿元，拥有客户1032户。“2011年年底能达到1200多户，2012年我们预计新增客户2000多户。”李爱虎称。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城商行贷款余额4.17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6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51.71%，同比增长43.69%，比全部贷款平均增速高20.99个百分点。

　　晋城银行副董事长谢振山认为，对于城商行来说，服务小微企业是一个重要契机。

　　业内人士也指出，小微企业贷款政策很可能是一个催化剂和推动因素，城商行在政策要求下，未来对自身的定位将进一步清晰。在147家城商行中，将会有进一步的分层，其中不乏形成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同时一些小规模的城商行将会下沉，定位更为草根。

　　“在产品寻求差异化难度较大的当前，为小微企业提供贴身、贴心的服务，维持好核心存款，简化业务手续，确实为客户带来方便也是城商行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指出。

　　同质化压力

　　尽管城商行积极布局小微企业，但王曙光指出各地城商行千差万别，有些银行确实把小微企业看做为战略重点，而有一部分城商行并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没有核心的优质客户，产品缺乏创新，在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股份制银行的冲击下，处境很尴尬。

　　而且当前一些国有大行也开始争抢中小企业的蛋糕。

　　工行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底，工行小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了1747亿元，同比多增585亿元，增幅达37%。另外的中行、交行、农行、民生、以及中信银行都推出了针对性服务措施。

　　在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纷纷参与的背景下，许多城商行人士表示出了一定压力。

　　“城商行一般靠关系拉存款，现在很多大中型银行利用供应链优势对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供应商、采购商、生产商进行融资，比如民生银行的汽车供应链就能带来一千多个客户。”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一位城商行人士向记者透露，竞争加剧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最大的问题是，城商行和大银行存在同质化竞争，导致互相打价格战，降低利率等等，削弱银行收益。

　　除了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城商行还要承担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以及潜在风险。

　　相比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存在数据难搜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无账本”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小微企业抵抗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弱，加之其业务具有“短、频、快”等特点，面临的总体风险和压力较高。

　　一位不愿具名的城商行人士表示，在微贷业务起步阶段，由于风险大，前期不挣钱等因素，一些城商行内部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做微贷有个投入阶段，用人比较多，还需要培训，加上办公费，开始基本不盈利。另外，虽然小微贷利率高，但放贷额度小，成本高，这也是大银行不愿意做的原因。”李爱虎对记者说。

　　长期关注城商行发展的业内专家张吉光曾撰文指出，同质化发展道路虽然可以令城商行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迅速做大规模，获得不错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金字塔式客户结构和市场分层的逐步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将是城商行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事实上，在快速发展的冲动下，城商行往往走进了小而全、盲目追求规模的误区，跨区域发展、同质化竞争一直颇受诟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城商行IPO的主要障碍之一。

　　“因为同质化是银行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上市的这些银行也具有同质化，所以我们希望加上特色。”张海川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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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只是猜测，不是正式启动

银监会要求审慎设定ROA和ROE目标
2011-12-27 01:00:11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少事。”一位接近银监会内部人士如此形容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实质，种种迹象显示，未来中资银行的风险偏好将趋谨慎。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获悉，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1年11月11日举行的第四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和外部经营环境，科学合理设定经营计划，建立风险与效益统筹、过程和结果统一、当期与长远兼顾的绩效考评制度，促进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

风险偏好正逐渐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逻辑起点，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未来风险偏好设定将更加审慎，而与此对应的是，资产利润率（ROA）、资本利润率（ROE）等指标的目标值也会相应调低。

尚福林要求，商业银行董事会要从长远出发，结合本行实际设定年度经营计划，审慎设定ROA、ROE目标，充分运用风险调节后资本回报率（RAROC）和经济利润等指标，促进银行持续稳健经营。

“迫不得已”更审慎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转型尚不明朗，作为周期性行业的银行，其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将面临考验，同时，随着监管水平的提升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未来经营环境不容乐观，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保守的扩张策略和更为审慎的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涉及定性和定量两个部分，定性涉及诸如零售和对公业务的分类，而定量部分则涉及经济资本分配比例、风险价值变动等因素，”一位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风险偏好定量部分包括商业银行政策的选择，在政策选择之下，又包含ROE和ROA等指标的设定。”

事实上，ROA和ROE除了体现银行业绩外，也是商业银行经营策略和风险偏好的反映。近两年来，中资银行ROE和净利润增长率都在20%左右，但业内认为这种势头难以维持。

据上述接近银监会内部人士透露，静态资本预测结果显示，假设商业银行经过留存的利润增速从30%下滑到16%~18%，国有银行的派息率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商业银行仅能够支持14%的风险加权资产（贷款）增长。

言下之意，商业银行如果仍然维持目前较高的ROA和ROE水平，在资本补充速度逊于风险加权资产增加的情况下，未来将无法达到资本的监管要求，迄今为止，所有大型银行资本的增长水平都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速度，因此，更为审慎的风险偏好实为“迫不得已”之举。

引进更先进风险管理指标

审慎的风险偏好要想在银行经营实践中落实，必须要有强力的抓手，而风险调节后资本回报率（RAROC）指标被认为能比较好的综合体现银行的风险偏好。

尚福林在上述会议上还要求，商业银行建立科学务实的绩效考评机制。商业银行的高管层要按照公司治理和发展的战略要求，规范完善本行的绩效考评工作。在绩效考评中，要坚持风险为本，增加风险类权重指标。

2011年以来，在银监会新监管标准和“腕骨”（CARPALs）指标体系下，国有大行均在尝试将更为先进的指标运用到风险管理体系中去，部分银行在完善内部评级法计量的前提下，已将体现风险偏好的RAROC（风险调节后的资本回报率）指标运用到考核中去。


以某国有大行为例，该行将RAROC指标分解为收益类指标、资本类指标和风险类指标。在收益类指标下，包含ROE、ROA、股息支付率、盈利波动等指标；在资本类指标下，包含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两个指标；在风险类指标下，包含外部信用评级和特定风险指标。同时，各个指标之间又存在着内在逻辑对应关系，共同构成RAROC指标的权重。

在上述指标的量化上，商业银行通常会考虑银行行情、同业市场竞争、投资者期望、债权人期望、监管要求、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在平衡考虑上述因素的前提下，寻找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利润最大化。

事实上，RAROC指标既属于风险偏好层面指标，又可以起到政策传导作用，举例来说，若将其固化到系统中去，客户经理在发放贷款时就可以对该笔业务RAROC指标进行测算，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信贷组合起到了作用，完成了对风险偏好政策的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