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家宝总理为什么一直呼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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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ifeng.com/1306906.html 博客相册报栏左邻右舍留言温家宝总理为什么一直呼吁改革？2012-01-20 08: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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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春节前夕，年近七旬的国务院总理出访中东三国，并按照惯例，在海外谈及中国的改革。很欣慰的是，此次新华社及时报道了温总理的讲话，宣传部门显然也没能封堵他的声音。温总理在回应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时说：“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容许中国出现新的改革力量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正如强大的利益集团认为只要建立同样强大的维稳力量，执政者就足以应对因腐败滥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冤假错案而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以及对政府的挑战！
实际上，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已经完成，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政治家来说，主动发起推动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者由于得罪了利益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们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改革！
因而中国的改革之门其实己经关闭，目前大造声势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完全是对中国改革的全面颠覆，是对改革之名的一种污辱。
早在2003年春天，当“胡温新政”面世之初，中国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只是加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和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从而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改革因而离中国渐行渐远……
温家宝本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得益于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以平民身份跻身最高领导层，他深知民间的疾苦和政权的痼疾，他在总理任内，中国社会面临着重重危机，政权的信任度跌至谷底，许多现实困境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看到这位头脑清醒的老人四处奔走，穷于应对，我们也听到他不时的大声疾呼改革并力图推动中国的改革。可悲的是，他的努力他的偿试他的呼喊，不仅没有得到同僚的支持和回应，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掌声和共鸣！
温家宝打破历任总理不谈政治改革的惯例，多次就政治改革慷慨成辞，并且对腐败的官僚体系予以猛烈抨击。然而在盘根错节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面前，温总理的执政理念根本无法得以实施。仔细回味温家宝在不同场合的一些讲话，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需要经过正式审查的讲话稿，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类的文件，关于政治改革之类的言论通常比较少；而在个人有发挥空间的场合，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往往脱口而出。
一国总理用类似游击战的方式与铁板一块的舆论玩导向游戏，在党的历史上应该是一种罕见的“创新”。尽管宣传部门每每淡化温家宝的讲话，但温家宝依然不时的向世界上向中国人民乃至向历史传递自已的价值取向。他深知在现行体制下，他并不具有推动中国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作为一国总理，他深知现有的政治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草根出身的他与大多数国人一样，也深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虽然利益集团貌似强大，但实质上仍然无法完全封堵他的声音，更不可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201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20年的1992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不顾年迈体衰，在南巡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而其中有两句最重要的讲话对今天的中国更具有针对性。邓小平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
当年邓讲话的精神，能否重启中国已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改革，是观察2012年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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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和发展最大的阻力何在？2012-01-13 08: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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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1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指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在汪玉凯看来，短短30年多年就快速出现了这样规模的利益集团，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以及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政府公平公正权威流失、政府部门利益泛滥；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汪玉凯呼吁采取措施打破利益集团，破解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这一难题。他建议实行广泛选举制度，还给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样，官员才会对老百姓真正负责。汪玉凯还呼吁实施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等等。


“中国改革(2011)年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年会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变局与选择”。主办方提出，未来十年是决定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社会内在矛盾，由国富向民富、共富转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发展法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获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期。


然而，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者由于得罪了利益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中心的人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三十年前倡导的改革，曾经唤醒过一代昏睡愚昧的人，三十年来，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三十多年来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只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当年的文化革命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八十年代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的改革嗄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中国的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如果仅仅是“利益博弈”还要讲规则讲程序，还要讲社公平讲公开。然而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改革于是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民艰于呼吸！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容许中国出现新的改革力量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正如强大的利益集团认为只要建立同样强大的维稳力量，执政者就足以应对因腐败滥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冤假错案而带来的种种危机和挑战！


早在2003年春天，当“胡温新政”面世之初，中国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只是加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和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从而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改革因而离中国渐行渐远……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和社会的公平。经济越是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30年之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政治家的历史重任。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就是全民达成共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和阻力，向利益集团公开宣战

辛亥后现未婚同居风潮：男女双方打同居广告
2012年01月21日00:51浙江在线-钱江晚报[微博]我要评论(0) 字号：T|T
1914年，京剧名伶梅兰芳排了一出根据作家包天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新戏《一缕麻》，《一缕麻》讲的是一个包办婚姻，指腹为婚的悲剧。戏上演后，极其轰动，一演再演，因为这出京剧新戏正与辛亥革命后封建包办婚姻的破冰之势相呼应，激起了更多的男男女女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追求。

革命党人首先在婚姻自主做出了引领与表率。

1900年，蔡元培先生将自己的征婚广告贴在书房墙上；而到了1912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上海各报刊公开登载了《征婚广告》，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就这样找来了革命新女性汤国梨；1908年3月，彼时的革命青年后来却成为汉奸的汪精卫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进步华侨陈耕基的女儿，革命女青年陈璧君，当时汪26岁，陈17岁，引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自由恋爱，他们各自退了婚，在辛亥革命胜利的1911年修成正果。

武装了新思想的新青年们也跟进了。

1917年6月8日，北京的《晨钟报》登一则社会新闻称：“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经过辛亥革命和随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作家茅盾在1922年3月29日的《妇女评论》上发表《解放与恋爱》称：“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 在那个时代，讨论爱情，就是一种革命。

自由恋爱的新式观念一举捅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从桎梏里解放出来的新式男女，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式反抗礼教。辛亥年后，未婚同居渐成最时髦的风潮。

更有趣的是，当时的男女还以在报刊上打同居和分居广告为时尚。同居广告的内容不外乎‘某某与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同居，特此敬告诸亲友’，或者‘某某与某某因意见不合，势难偕老，自即日起，脱离同居关系，嗣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之类。

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并存，于是产生了各种“新式婚姻”，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新式妾”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新式女子因为自由恋爱，不计名分而甘愿与有妇之夫同居，成为事实上的“新式妾”。例如鲁迅 与许广平，郁达夫和王映霞，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但实际上鲁迅和郁达夫是已婚男人。“赵四小姐”赵一荻，曾长期以情妇的身份与张学良在一起，直到1964年才正式结婚，那时张学良已64岁，赵一荻已52岁。

辛亥革命之后的广东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革命世界，新式派头。女子解放，自由选婿”，但婚姻自主之新风并非革命一成功便成为全国之新风，民国之初，自由恋爱也还只是局限在发达地区和受教育较高的国人中间，又要经过好多年，自由恋爱之风才能吹遍华夏大地。

省社科联发布“广府文史考”活动第一阶段成果：

新快报讯 记者刘正旭报道 广府文化风俗究竟起源何时何地？昨日，广东省社科联发布的“广府文史考”活动第一阶段成果给出了答案：肇庆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广佛两地是广府文化的发展地，港澳地区则是广府文化的发扬地。

活动组委会副主任、广东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鸿生说，“通常都觉得潮州人做生意厉害，其实广府人做生意并不比潮州人差”，但广府的商业文化，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广府文史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文化进行寻根、挖掘和发扬的目的进行的考察调研活动。

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民间访谈、文献查阅等方式，得出肇庆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这一主要观点。学者们认为，在陆路交通尚未足够发达时，沟通中原与珠三角的，主要是靠灵渠-漓江-桂江-西江水道，也正是这样的交通枢纽地位，成就了古肇庆地区，使其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新快报)

变相流放：开国元帅彭德怀忍辱到三线工作
2012年01月21日00:50腾讯读书[微博]我要评论(1) 字号：T|T

　　文章摘自：《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版次：2007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本书真实地记述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1965年9月被毛泽东点名、并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高举真理之旗，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摧残，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用生命做了最后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彭德怀（资料图）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 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丁启阵 发表于 2012年01月19日 15:45阅读(20990)评论(78)分类：文史热议举报icon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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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丁启阵 许多人，包括一些历史学专家，都以为，主张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是一种远比谴责宰相秦桧高明的见解。其实，未必。把杀害主战派名将岳飞的元凶定为宋高宗赵构，并无确凿可靠的史料，依据的主要是如下的推理：如果岳飞真的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作为他们儿子、兄弟的高宗赵构的宝座就可能得交出去。因此，他得想法除掉岳飞。自然，身居相位的秦桧，就成了他对岳飞行刑的刽子手，替罪羊。这种推理，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很容易为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所接受。但是，稍微冷静地想一下，不难发现，这跟秦桧杀害岳飞的“其事体莫须有”的推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讲，这是不严谨、不负责任的推论。要想让这种推论具有说服力，至少得证明如下一些命题：“国无二日”，即迎回徽钦二帝，赵构就必须让出皇帝宝座；赵构及其父兄徽钦二帝都是极度迷恋皇帝宝座的人，同在南宋，必定出现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的局面；高宗在位期间，政治格局是相权绝对服从于皇权；赵构是一个英明且心狠手辣的皇帝，完全能够操纵宰相秦桧，或者说，秦桧对赵构是言听计从的；诸如此类。否则，听起来像回事的推理，难脱“己心度他腹”的嫌疑。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宋史，没有研究过高宗朝的政治风云。但是，我知道如下一些情况：国是可以有“二日”即当朝皇帝跟太上皇和平共处的，距离宋朝不远的唐朝，李渊、李隆基就都能退居二线，让儿子做了皇帝。就是赵构本人，最后也让位给儿子赵眘，做了太上皇。徽宗、高宗，都是“多有才艺”之君，是文艺范的皇帝，他们在书法绘画上的造诣，都不亚于专业的书画家。他们对于书画艺术的兴趣，似乎都要比做皇帝大一些——不然，也可能不会亡国，落下昏庸之名。秦桧为人老谋深算，心毒手狠，但表面上又给了赵构一个“忠朴过人”的印象，深得赵构的信任。到杀害岳飞时，秦桧居相位执朝政已超过五六年时间，早就树大根深，权倾朝野了，他完全没有必要对赵构言听计从。再者，在朝廷政治地位上，岳飞跟秦桧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秦桧无需担心岳飞对他的荣华富贵有任何妨碍。我更愿意相信，秦桧杀害岳飞，就是他献给金国的一份大礼。金军有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秦桧替金人铲除了一支劲旅，一个心腹大患。因此，也可以说，金人是杀害岳飞的幕后主子。撇开错综复杂的杀害岳飞问题，说一下宰相应该、可以怎么做的问题。即使赵构接受他老祖宗赵匡胤的遗训，对军事将领严加提防，有心除掉英勇善战的岳飞，以防贻患将来。那么，假如秦桧不是卖国求荣的奸佞，不是潜伏的金国奸细，职责所在，他也应该为了大宋江山保护一下岳飞，这至少可以为赵宋王朝在跟金人谈判时多一个筹码。做宰相，不见得就要一味地迎合官家（皇帝）的意思。举一个轻松一点的例子。赵构退居二线之后，一年过生日，发现进奉之物比往年减少了好几种，于是大怒。孝宗赵眘慌了手脚，赶忙把宰相虞允文找去商量对策。虞允文要求亲自去跟赵构解释。虞允文进德寿宫，觐见太上皇赵构。赵构怒气冲冲地说：“朕老不死，为人所厌。”显然有抱怨赵眘的意思。只见虞允文不慌不忙，解释道：“皇帝圣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谓陛下圣寿无疆，生民膏血有限，减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无疆之圣寿。”赵构听后大喜，请虞允文饮了一杯御酒，并将金酒杯赏赐给了他。虞允文回去向孝宗皇帝回报后，也得到了一杯御酒和金酒杯的赏赐。请看，皇帝面前，宰相不是只有阿谀逢迎一种办法的。这位虞允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是很有军事谋略，曾在采石（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境内）以犒劳军使者身份，毅然越职督战，大破金军。同样是宋朝宰相，差别就这么大。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身份职位。身居相位的秦桧，在国难当头、大兵压境之际，杀害爱国将军岳飞，就是永远不可饶恕的罪孽。一味顺从、逢迎皇帝的宰相，不管他多么聪明，多么有才艺，多么善施小恩小惠，都不是一个好宰相。我认为，好宰相至少要像虞允文这样，最好是像魏征那样。

吴洪森新微博 ：//@斯巴达克斯之魂: 与博主意见相同，孔大嘴有点得意忘形了。破坏一国两制下的和谐社会，这是个可大可小的罪名，他若还有点脑子就赶紧道歉，然后闭嘴。另外，PS水平不低。

斑马小太阳：孔庆东的“一些港人如狗 ，不说普通话就是王八蛋”的言论引起港人愤怒，听说港人将在22日下午自发组织万人围中联办抗议活动，还要牵狗参加？这次事件将港陆矛盾激化，给主体思想舔屁股的文革余孽孔庆东，这回算是给主子捅大娄子了。“不说普通话是王八蛋”，港人怒，我们大陆人呢？

@刘军宁: 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是顶层设计的，而是顶层许可的。邓小平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如果有什么设计的话，那就是设计如何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