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夏斌：中国经济遭遇中年危机

夏斌：中国经济遭遇中年危机 2012-07-03 09:45:44

提要：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最后证实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社科院在之前（2010年12月）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却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绝非第二经济强国，现在经济发展到了转折关头，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十问中国金融未来》一书中指出：“犹如人到中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后，面临诸多问题，亟需调整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

夏斌：我最近有个观点是，中国经济现在可能遇到了多少年来没有遇到过的调控的艰难性：一方面，大家已经看到经济要趋向合理的缓慢增长，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那样的两位数增长；另一方面，多年来的矛盾积累到现在，到了已经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所以调控的空间在缩小，难度在加大。过去出现问题时都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现在虽然也是在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方式要和以前有所不同了，所以调整的艰难性加大了。　　
陈道富：中国经济是到“中年” 了。　　
李南：这个词您觉得可以用吗？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就叫做“中国经济有没有中年危机”。之前，GDP两位数的高增长，我们朝气蓬勃，然后在世人没有过度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成长起来了。但是未来三十年，我们是不是会遇到一个转折点，遇到“中年危机”问题？　　
夏斌：可以用。我突然想起一些经济学家不是在讨论拉美等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吗？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人均收入水平到一定地步以后，有些矛盾就要暴露了，处理不好，一国经济增长就容易停滞不前了。　　
李南：到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会感到压力很大。同时自己的身体状况、职业空间都不一样了。我看到在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了别的国家的一些教训，像日本、拉美国家。我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时它们出现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都没有出现所期望的软着陆，而是“断崖式”的下跌，中间还伴随着资产泡沫。那么我们将来能够避免重复这种老路吗？它们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夏斌：从日本看，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如“广场协定”以后日元升值过快等。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日本的货币政策太松了。我在读研究生时，日本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铃木淑夫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日本经济增长不错，物价也没上来，说明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货币问题没有充分的重视。所以我说我们运气挺好，起码我们这一代可以总结日本的教训。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包括汇率的变动频率、国内的货币政策力度收紧等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李南：那么我们现在的阶段更像日本当时哪个阶段呢？日本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　　
陈道富：日本央行对中国现在的状况有过一个很仔细的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更接近日本的70年代，但是也有一些80年代的影子。因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还有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所以跟日本的70年代一样，还是“中年”，还有往前走的空间，还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李南：那日本的一些教训，中国可以完全避免吗？还是说有时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是不是会必然走上它们的老路，遭遇危机？
夏斌：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在经济转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保持稳定的或者说稳健的、中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货币政策，并且能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速度等方面的因素，理论上说，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还取决于具体政策的落实程度。
李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说，历史上很多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生资产泡沫和通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吗？
夏斌：我换个角度说，美国前财长鲁宾在他的《不确定的世界》一书中曾说，他发现转轨中的新兴国家，如果没有处理好资本市场开放的问题，那么就没有一个不发生危机的。这也就是在我们这本书中，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资本市场的开放一定要相当谨慎的原因。
李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确实非常大。就像人到中年，身体可能发福了，什么高血压、心脏病之类的中年疾病，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可能出现的，但是也要看个人的身体素质。
陈道富：对，风险肯定存在，关键取决于你怎么来应对。你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加强锻炼，改善饮食，就有可能比较平稳地度过中年危机，进而还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取决于怎么分析、看待、引导自己，发挥自己好的一面来克服不好的一面，同时沿着一个想要的方向去发展。这就需要很好地来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优势在哪里，挑战在哪里。
文章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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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熊(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电影里把这个改成了49年解放后说的

“三岁半就工作”的书记入党造假的铁证

【文/宾语】

日前，有媒体在四川达县金石乡官网发现，资料显示四川达县金石乡党委书记杨明国“生于1973年12月，1977年6月参加工作”。也就是说，该党委书记3岁半就参加工作了。
7月2日，四川达县金石乡在其官网发布消息进行回应，称系网站信息编辑录入简历时出现错误，乡政府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对相关错误信息进行了纠正。该官网现已将杨明国的简历资料修正为“生于1973年12月，1997年6月参加工作”。(7月2日人民网)


“书记3岁半工作”丑闻爆出后，有人站出来为杨明国抱不平，称一看就知道是笔误所致，媒体发这样的新闻是在上演新闻报道的“闹剧”。似乎那个杨明国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既然金石乡政府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对错误信息进行了纠正，“纠正”过的党委书记简历应该没问题了吧？
我们不妨看看“严厉”批评过之后，杨书记的简历：1997年6月参加工作，199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6月—2000年9月任达县木子乡政府党委委员……
且不说杨明国一参加工作就成为“乡政府党委委员”，且不说这“乡政府党委”的表述在全国绝无仅有，我们只谈杨书记的入党资格问题。
《党章》第七条明确规定：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预备党员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杨明国1996年9月入党，1997年6月参加工作时，还在预备期内，按照党章规定，既没有表决权，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是如何成为木子“乡政府党委委员”的呢？
宾语的廉政空间发现，如今被曝光单位流行“自证清白”：网上披露“芜湖市政府设11个副市长”，芜湖市“有关方面”回应：5人挂职，2人已期满返回，网站没及时更新；媒体批评“陕西大荔县慰贫会场现天价烟”，“大荔县调查回应”称：既非书记自带也非村上招待。座谈会上，村支书拿出烟给大家发，被县委书记当众批评。
从大荔县慰贫会场现天价烟，到达县金石乡党委书记“3岁半参加工作”，新闻里的“主角”都在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都是由自己的下属出来“证清白”，“主角”都是始终不露面，上级都是憋着不表态。大荔县慰贫会场现天价烟事件上级表了一次态，还是让记者停职检查。
我真诚地请金石乡党委书记告诉大家，金石乡的政府网站你到底仔细看过没有？看过发现问题没有？自己的简历你都不关心，自己三岁半参加工作都没看出来，你还能关心什么呢？
我就不明白了，大荔县的“九五之尊”，不是记者放在县委书记孙云峰面前的；达县金石乡党委书记杨明国的个人简历，也不是网民给输入的。既然问题被发现了，大荔县的孙书记和金石乡的杨书记，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表个态呢？
如果说金石乡党委书记杨明国“三岁半工作”属于偶然，那么“纠正”后再出现“乡政府党委委员”和预备期内被选举为党委委员，就是必然的了。
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在干部考核、职务晋升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金石乡党委书记预备期成为党委委员的事，上级纪检和组织部门该引起重视了。【文/宾语】


转载请注明——来自宾语的廉政空间（http://binyu.qzone.qq.com )。

对百团大战各种歼敌数据的分析比较从主流数据毙伤日军20645人，到10645人，再到不知具体出处的5800人……究竟哪个数据更接近百团大战的真实歼敌数据？

最主流数据：毙伤日军20645人，俘虏伪军18407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

目前大陆学界对百团大战战绩最主流的说法，主要依据的是1940年12月25刊登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上的由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一文。据该文统计：

“在百团大战中，先后参加与我作战的敌人，计有第一百十师团及二十五师团全部，二十六师团、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各二个联队，三十七师团及三十五师团各一个联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混成旅团全部，第十五第六等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此外还有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及日寇特务机关和所有移民等。其中遭我打击最大者，则为第四混成旅团，计已消灭殆尽，第二第三混成旅团消灭过半，第三十六师团及百十师团二十七师团均遭严重损失，第八第九第十六等混成旅团均各损失一个大队，及第五第十等混成旅团全部。”

具体数据如下：

(一)消灭敌伪之有生力量，计毙伤日军20645人，毙伤伪军5155人，毙伤敌伪骡马1，马22匹。(二)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8407人，俘日寇武装移民56人，俘骡马1510匹，军犬29只，军用鸽57只。(三)消灭了敌伪据点共2993个，其中最大最险要者，计有……。(四)缴获了大批武器计：……(五)缴获与破坏交通器材计：……(六)破坏交通的成绩计：……(七)缴获大批军用品计：……(八)破坏煤矿5所，其中以井陉新矿为最利害，据最后调查，该矿损失一万万日元，破坏仓库11所。(九)伪军反正者计14次，共1845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47人。(十)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据《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6册》）

被忽略的官方统计数据一

但上述数据并不是最原始的。更早一些时候，即百团大战刚刚结束，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立即作了总结，曾整理出一篇《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也称“1940年百团大战战斗汇报”)。在这个材料中，关于战绩，有如下统计数字：

大小战斗：1824次；攻夺敌人据点：293座；毙伤日军：12645人；毙伤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40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军投诚：7人；缴获：步马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关枪179挺，重机关枪45挺，山炮16门，重炮3门；破坏铁路948里；破坏公路3044里。

这一统计资料与前者大多数项目数据相同或相近；但在最主要的两项数据上，即“毙伤日军”和“俘虏伪军”两项上，差距非常大。前者从12645跃升为20645；后者从1407跃升为18407。何以数据会如此大幅度的跃升，目前找不到任何解释；而且跃升的数据都是整千性的（8000；17000），非常奇怪——按常理，如果出现某部队歼敌数据遗漏，重新算入的话，新补入的数据为整千数的几率是非常小的；更何况多个补入的数据是整千数了。

被忽略的官方统计数据二

其实，还有另外一份也比“最主流数据”要早的统计资料，而且该资料可以说其实是上述“最主流数据”的母本——那份刊登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其实早在10天前，也就是1940年12月15日，就已经刊登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太行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了。

这个华北版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与延安版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区别。最主要的5项区别如下：

（1）攻克据点——华北版：293；延安版——2993。（2）日军投诚者——华北版：7；延安版——47。（3）俘虏伪军——华北版：1407；延安版：18407；（4）缴获炮弹——华北版：8185；延安版：816；（5）解放修路同胞——华北版：66731；延安版：673。

主流数据其实站不住脚

不难看出，图中数字的差异是有某种规律的。但两个版本的数据，只有华北版能够得到其他资料的印证，如：1、这些数据可以与之前引用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的数据呼应；2、1940年12月21日朱德、彭德怀致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中提到：攻克据点293个，日军投诚者7名，与华北版说法完全一致；电报中还说俘虏伪军1471人，虽不一致，但与华北版的说法“1407人”相当接近。

最敏感的数据，是“攻克据点”。目下许多主流著作对这一数据往往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因为按照延安版攻克了“2993”个据点的说法，就必然面临一个无法解释的困境：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1年3月31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所作的报告 《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中曾统计过：1940年底，日伪军在华北共有据点2291个——这个统计或许会有遗漏，但绝不至于离事实太远。如果采纳延安版攻克了“2993”个据点的说法，一者无法解释何以攻克的据点多过日军的总据点；二者即便退一步承认左权的统计误差较大，但“2993”个据点，实际上意味着百团大战将日军在华北的据点彻底扫光了，这也明显不符合史实。

此外，俘虏伪军的数目，也能够从其他途径证实“华北版”才是正确数据。按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百团大战总结报告》，该军区从1940年8月20日~12月4日，共俘虏伪军747人。1941年2月1日第129师师部编制的《第129师遂行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战绩统计表》则称，该师在百团大战三个阶段中计俘伪军412人。据贺龙1940年9月8日《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和贺龙、关向应1940年9月25日致彭德怀、左权的电报，第120师前两个阶段共俘伪军165人。计算下来，百团大战共俘虏伪军1324人。这个数目虽然无法完全契合华北版“1407”这个数据，但已经充分说明百团大战期间，俘虏的伪军数目只能以千为单位，而绝不可能以万为单位。（据周小宁《百团大战克敌据点等战绩考》）

欲求的更准确的歼敌数据，还需要参考日方的资料

上面的论述虽然对主流官方数据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但仍不能说已经是准确或者比较准确的战绩数据了。因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得出的这些数据，只是各部队汇报数据的一个综合，而百团大战不同于其他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战争形式是由无数的中小规模的袭扰战、破坏战、游击战组成，这就决定了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得到的汇报是极为零碎的，所以其数据的精准度，也就要远远低于如中条山战役这样的正规阵地战战役。举个例子：

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向重庆的战果汇报，日军“第四混成旅团，计已消灭殆尽”，显然，这一消息来自下属作战单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据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第四混成旅团”在遭受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突袭之后，其下属的四个步兵大队仍参与了第二阶段的多次“反击作战”。按照《华北治安战》的记载，“第四混成旅团”确实在“反击作战”中再次遭受“重创”，但其所谓的“重创”是：

“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共军遗弃尸体1204具，俘虏240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中，8月60名，9月142名，10月62名，11月8名，12月4名。在共军攻势是其，损失虽很大，但并不像中共方面所宣传的那样。”

若日军方面的资料属实，则“战死276名”是远远不足以让一个数千人的独立旅团“消灭殆尽”的。虽然日军方面的数据还有待查实，但欲得百团大战真实的歼敌数据，必须参考对照日方数据，则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国内主流数据，基本上对日方数据熟视无睹。

一些其他的边缘数据也有参考价值

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还提供了两种数据：（1）“毙伤日伪军5800人，见北京五所院校编写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但编辑查询了1954年版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并没有查找到该数据，该版本使用的是“20645”这个数据。不知该书所说的“5800”出自哪个版本（按常理，作者应该给出具体的图书出版的版本，如第二种数据就给出了具体版本；之所以不提供版本，有一种可能性是该版本并未正式出版）；（2）值得留意的是第二种数据：“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是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5800与25800。

此外，国民党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熊斌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的意见也可以权充参考。熊斌在报告中说：

“斯役敌伤亡三千人左右，伪军二千余人，中共伤亡亦约三千人，此数尚有参加作战之民众四千余人；又中共撤退后，敌因此次铁道破坏，民众之力居乡，故对民众大多发怒，焚烧铁道两侧村庄百余，人民被惨杀伤害者约四、五千人。”——此处的“斯役”，指的是八路军第一阶段的进攻，并不包括此后的第二阶段日军的反击作战和第三阶段的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
结语考据一场伟大的民族抗日战役的具体歼敌人数，并不会削弱该战役在整个民族抗战史上的历史地位。

相反，这正是一种对历史的“求真”的尊重。

假如她是不良少女 2012-7-3 11:30阅读(2.70万)赞(30)赞(30)赞(30)赞(30)转载(151)分享(89)评论(217)复制地址举报更多已经是第一篇 |下一篇：你不说，不会有改...

外滩画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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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矮小黝黑，刚刚站了一晚的火车，从东北来到了北京，为的是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也许，对于这名父亲来说，面对媒体，是他为自己的女儿寻求公正的最后一个希望。



他说，他的女儿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被相熟的人诱骗，离家出走了十八天。他讲述他在十八天后看到女儿的样子：袒胸露臂，化着浓妆，还穿着一双在他看来鞋跟高得离谱的奇奇怪怪的鞋子。他是接到警察的电话，才知道女儿在哪里的。当时，他不知道女儿在哪里，直到警察找女儿录完口供之后，才知道，女儿被禁锢了十八天，被迫卖淫。



我们的访问中断了很多次，因为这名父亲，好几次哭的说不下去了。身为一个母亲，我可以感受到他此刻的心情，他的眼泪，有对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的痛惜，也有作为一名父亲的深深自责。



和他一起站了一夜火车来的，还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和这位父亲的女儿有着完全一样的遭遇。被熟人骗到了一个住宅小区的阁楼上，被打，被威胁不可以回家，被要求给家人报平安，被送到酒店去卖淫。



母亲带了一本女儿的相册，是她在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拍的写真集，虽然化了妆，穿着成人的服装，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脸上的稚气，不管怎样，就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母亲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女儿回不去学校了，因为老师告诉同学，不要和她接近，因为她是一个“小骚”，一个“卖淫女”。



现在，这两个女孩都躲在家里面，情绪低落，甚至是不稳定。她们不愿意出门，在她们住的这个小地方，“卖淫女”这样的标签，已经牢牢的贴在她们的头上。


“我就是不能接受，把我的女儿当成了卖淫的，她那样小，她被打，她甚至给嫖客跪下求他们，但是嫖客说，他们付了钱了，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些老男人，五十多岁呀。我的女儿就这样被毁掉了呀。”母亲拿出写给当地市政府官员的上访信，愤愤不平。



这样的案件，不是个案，只要媒体的报道计算一下，就可以把这两年发生的“嫖宿幼女罪”的案件列出长长的一张表，这些案件之所以被报道，因为涉及到的嫖客都是官员，但是，还有很多不是官员的嫖宿幼女的人呢？就好像坐在我面前的这两位爸爸妈妈，这个案件涉及八名未成年少女，当中四个在十四岁以下，四名嫖客，一个当地退休的官员，一名村长，还有两个是当地的企业家。



嫖客和强奸犯，相信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不能触碰的法律底线，一个则最多就是道德败坏的问题。



97年，在“嫖宿幼女罪”还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罪名之前，这宗案件非常的简单：不管少女是否自愿，不管买春的男子是否知道对方的年纪，不管买春的男子是否付了钱，他们都是强奸犯。所不同的只在于，奸淫十四岁以下的幼女所获得的刑法，和奸淫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的罪罚年限不同。而在97年之前，奸淫多名幼女的，不管是否采用了暴力，不管是否对方自愿，最高都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而现在，根据“嫖宿幼女罪”，最高刑罚十五年，而这个案件中，四名案发时满了十四周岁，但是十六岁以下的少女，她们根本成为不了原告，只能按照嫖娼罪来处罚，于是那些嫖客，只不过是嫖客，接受行政处罚而已。

请教一些法律专家，97年的时候，为何会把“嫖宿幼女罪”，从强奸罪里面单独分离出来，原来当年发生了几起未满十四周岁的女孩卖淫的案件，于是，有专家提出，需要单独列罪，目的是更好的打击这样的行为，保护幼女，毕竟“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是五年，而强奸罪是三年。



只是，十五年过去了，案件发生的频率并没有这个新罪名的出现而减少，反而在增加，毕竟“嫖客”这样的身份，不像“强奸犯”那样的震慑人心，尤其对于有头有脸的人来说，如果找未成年少女买春，意味着自己就是“强奸犯”，再胆大包天，也需要三思而后行。



之所以要立法保护未成年人，这是因为不管男女，在性问题上，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没有发育成长到具备自主能力的时候。中国在92年加入了国际公约，承诺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性侵犯和性虐待。



“嫖宿幼女罪”之所以引起争议，那是因为，只要站在那些当事人的父母的角度想一想，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头上，挂上一个“卖淫女”的头衔？而且，这个罪名本身，不是很矛盾？难道那些自愿卖淫的未成年少女，她们就和别的同龄女孩不同，她们就具备了性自主能力了？难道因为她们是社会眼中的不良少女，因为她们品行不端，她们就不配和其她同龄人一样，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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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请看本周五，七月六日晚上七点二十五分，凤凰卫视中文台“走读大中华”，重播周六中午1125。

徐乐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宝钢理念
2012年07月03日15:31腾讯财经[微博]我要评论(1) 字号：T|T
编制按 近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与腾讯网合作，联袂打造“对话全球契约－中国企业责任先锋在行动”高端访谈节目。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刘萌带您走近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参与全球契约倡议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对话全球契约》徐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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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在接受刘萌女士的专访时表示，宝钢非常尊重“工人阶级是领导”的理念。他同时表示，这一理念的体现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不仅仅狭隘地理解为企业赚钱了，员工工资涨了，更多的是将员工的职业生涯作为企业的愿景，给员工形成一种凝聚力的氛围。

徐乐江表示，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宝钢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介绍，宝钢每年技术创新里面，专利有40%多是宝钢一线的产业工人来创造的。他认为，只有将“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作为座右铭的企业才能走远。

他认为，企业生产出产品回馈到市场，这当中一定要赚钱，不赚钱企业没有办法长期生存，赚了钱一定要回馈投资者、股东、员工，同时还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他认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所倡导的理念和价值，与宝钢自身有很多因素是一致的，这种共鸣促使了宝钢加入联合国这一组织。

徐乐江认为，在人权、劳工、环保、反腐败四个领域中，环境这一条对宝钢尤为迫切。他认为，环境问题不要狭隘的理解为环境保护，也包括负责任的处理排放的废弃物。他表示，改革开放后，宝钢一直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很强的使命。国际上一旦在绿色制造方面的技术有新的发展突破，宝钢很快就会跟踪。此外，宝钢也很注重这方面的自我创新。

宝钢集团是“走出去”比较早的中国企业，徐乐江分享了“走出去”的心得。他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脑袋”要“走出去”，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法律、游戏规则，以及当地的关系，否则会“水土不服”。

对于6月份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2012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徐乐江认为，这次盛会确立的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两大主题都非常好，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国际社会可以广泛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分配资源、保护地球环境，真正走上地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对话全球契约：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访谈实录

“与国企老总面对面”系列微访谈之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

有个几吧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

@马九器：十方事件的三大政治诡异：1、微波几乎不删贴；2、新华网人民网强力报道，直指特警驱散人民，一改以往遮掩淡化传统；3、警方暴力成为舆论众矢之的。隐隐感到背后有一盘很大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