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法院考虑为中国渔民打官司

跨国追索“康菲”路.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实习生 周琼媛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7-12 12:40:11

2011年9月3日，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后，河北乐亭，江守德的虾塘里打捞上来的黑色粘稠物。 （CFP/图）


标签康菲石油渤海溢油跨国诉讼环保打印小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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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两国律师的推动下，渤海溢油事故中受损的部分中国渔民，决意踏上跨国追索路，沾染着渤海油污的双手，第一次试着敲击美国法院的大门
赴美“申冤”

为康菲溢油事故污染所累的中国渔民们，最近获得了一根最意外的救命稻草——“Case 4：12-cv-01976”。

这是他们在美国法院起诉康菲石油公司的起诉书编号。过去一年里，正是在中美两国律师的推动下，这些中国渔民们决意踏上跨国追索路，沾染着渤海油污的双手，第一次敲击美国法院的大门。

大门正艰辛地敞开着缝隙。美国得克萨斯州当地时间7月10日中午十二点，来自美国律师团的确切消息称，中国养殖户起诉康菲石油一案，将于2012年10月1日在休斯敦法院举行预备性听讯，以确定本案是否适合在美国法院审理。

仅仅八天前，30名来自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的水产养殖户，才通过他们的美国代理律师，向休斯敦区法院递上了一纸诉状，将康菲石油告上法庭。

直到现在，起诉代表、烟台养殖户贺业才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把官司打到了美国。当2011年11月律师贾方义首次提出这个点子的时候，渔民们只当那是异想天开，“中国人怎么能指望去美国打赢一场告美国公司的官司？”

在这份长达21页的起诉书中，中国渔民认为，2011年6月发生在中国渤海湾的两起溢油事故（简称康菲溢油事故），给每个原告造成了至少5万美元的损失，康菲石油应该为事故和污染负责。

起诉书中列举了详细的索赔诉求，包括“财产和经济损失、将鱼类种群和环境恢复到未污染状态所需的花费、对自然资源破坏的赔偿等”。因认定康菲违反油田整体开发方案，且溢油发生后处置不当，原告还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要求。

这场不远万里的跨国诉讼，颇有些无奈的意味，过去一年里，他们从这场严重的漏油事故中，尚未获得太多实质性赔偿。

据促成这场跨国索赔的律师贾方义介绍，截至2012年5月4日，共有500名来自山东烟台的渔民与美国律师团签署了索赔代理协议。而第一批正式提起诉讼的这30名原告，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他们都参与了2011年11月18日于青岛海事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但八个月过去了，立案与否仍未可知。

一位代理律师托马斯·比莱克（Thomas Bilek）则相信，“康菲的总部和主营业地在休斯敦，很多导致漏油的决策都从这里做出”，这给了休斯敦法院审理该案提供了前提和可行性。

为避免管辖权异议导致案件被驳回，比如，事发地在中国，直接责任人康菲中国也是独立法人，按照常规案件应在中国审理，这一幕曾在秘鲁原住民诉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一案中出现过，三家律师事务所决定，只起诉康菲石油，放弃向康菲中国维权。

律师托马斯·比莱克（Thomas Bilek）说，“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深知获得正义的艰难，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当事人终将赢得有利于他们的司法救济。”

赴美诉讼的消息引发了连锁反应。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短短几天内，河北省乐亭县、滦南县等被圈定在农业部行政赔偿范围内，以及不在此列的唐海县的渔民和养殖户，已有意加入跨国诉讼队伍。

谁都不愿意放弃这哪怕看似渺茫的一点希望。



（何籽/图）

律师“出位”

来自大洋彼岸的重磅消息，未能激起天津、青岛两家海事法院的涟漪。

2012年7月10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天津海事法院，获悉此前已立案的河北乐亭养殖户针对康菲的索赔案，开庭审理仍无定期，而另一桩107户养殖户针对康菲的索赔案也仍处在立案审查阶段，结局未卜。

青岛海事法院立案庭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毫不讳言“不能轻易立案”。在被告知由研究室统一对外发布信息后的一整天里，该院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渤海湾的渔民、养殖户和他们的律师，其中包括贾方义，因此进退维谷。

贾方义在中国环境律师界原本默默无闻。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后，各地诉讼纷纷受阻，贾方义因在该事件中首个提出环境公益诉讼而被媒体关注。

2011年8月，律师贾方义先后向天津、青岛海事法院和海南省高院提出公益诉讼请求，并打出了要求康菲、中海油学习BP设立百亿赔偿基金的大旗。

贾方义的行为在当时看来相当“出位”。这并没能换来立案，却引起了美国律师斯图尔特·史密斯（Stuart Smith）的注意。9月的一天，史密斯在北京出差时，无意间在宾馆赠阅的China Daily上，读到了有关贾方义和他的公益诉讼的报道，他无法直接联系对方，只能请宾馆工作人员帮忙。

史密斯是新奥尔良州一位专与石油巨头和污染大户打官司的职业律师，曾因2001年赢得了针对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放射性污染物的官司而声名鹊起。他也是2010年BP墨西哥湾漏油索赔的代理律师之一。

不巧的是，史密斯就要离开中国，时间紧迫到已不允许见面再谈。次日，双方各自携带翻译召开电话会议，从早晨八点半起足足聊了两个小时。

贾方义记得一个细节，当听到官方并未公布溢油量，而康菲公布的溢油数字是3400桶时，史密斯笑了。

一波三折

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后，并无跨国诉讼经验的贾方义有了点信心，赴美诉讼并不是天方夜谭。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考虑到跨国赔偿可能一拖数年，对渔民生活无疑雪上加霜，再加上不熟悉美国法律，贾方义和助手郭乘希律师在“北京会谈”之后，并没有决定立即赴美。他还在等待国内的机会。

很快，在青岛海事法院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遭遇了挫折，立案期已经过了，但法院表示“还在商量”，贾方义一度非常沮丧，激愤之余，他首次公开表示“要把案子拿到美国去打”。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两位律师六次出海调查取证。

9月5日，他向山东公检部门递交了要求追究康菲渤海溢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刑事责任、介入刑事调查的公开信。

跨国诉讼的筹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到了2011年11月下旬的第二轮电话会议上，美国律师史密斯突然给了贾方义一个警告，“请不要向中国媒体透露赴美诉讼事宜。”史密斯并没有解释原因，但贾方义很清楚为什么。

为了不受干扰，甚至与史密斯接触了两个月后，贾方义对渔民们只字不提跨国诉讼的设想——“渔民们已经经不起忽悠了”。

史密斯的警告，也从事实上敲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贾方义也借机提了一个要求，即一个月内将诉状递交到美国法庭，此时已接近2011年12月，绝望的渔民已经开始失去耐心和对他的信任。

而就在跨国诉讼即将成行之际，又出了岔子。贾方义所在的华城律师事务所出了新规，“重大案件还需三个合伙律师签字”。在律师郭乘希看来，这很难操作，“重大案件没有理由要其他律师来背书，这种担风险又不得好处的事情，没有人会同意。”

与美方律师的跨国诉讼合同已来回修改了几十次，耗费了数月时间，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诉讼相关费用由谁承担上。而迫于律所的规定，贾方义只能放弃代理权，找到了自己从前的助手，充任中、美之间的公共协调员。

时间转眼到了2012年4月，合作双方的热情都在经受着各种细节的折磨。为了最终解决渔民赴美诉讼的后顾之忧，贾方义提出由美方负责在美诉讼期间的一切费用。这在中美公益诉讼中间并不多见。美方律师没有立即答应。

又是一个月后，贾方义收到了一封邮件，“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同意承担赴美诉讼期间在美国发生的所有费用。”

就在最后关头，据贾介绍，美国律师团又聘请了专长中国法研究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任顾问，以求万无一失。

“在做好万全的准备前，我们不会立案。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案例，花一段时间调查是很正常的。”比莱克如此解释赴美诉讼的谨慎表现。

前景仍堪忧

康菲中国证实，截至2012年3月30日，农业部已收到双方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全部10亿元款项。但河北乐亭县的受损养殖户表示，由于遭遇分配难题，钱款尚未分配到户，也许还在路上。

不少等不及的渔民和养殖户，开始寄希望于跨国诉讼，“乐亭、滦南及唐海已经有几十个养殖户跟一位民间代理人签了（跨国诉讼）代理合同。”河北省乐亭县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不过，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这位代理人拿给养殖户的代理协议中，并没有写明具体协议内容，却约定了高达50%的风险代理费，属于误导。而这场不知前途的诉讼，对受损养殖户而言，也是一场赌博。

尽管立案与否，仍未可知，但受损渔民们重又燃起了希望，而律师贾方义则在各种场合表达乐观情绪。

而司法学界对康菲溢油事故后的渔民诉康菲一案的救济途径和可能的后果也多有讨论。2011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的环境公益诉讼研讨会上，参会的北大法学教授甘培忠就曾忧虑地指出，在当事人已经提出了累积数十亿元的天价索赔诉求后，由政府出面调解很难达成协议，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轻易缺位。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在获悉跨国诉讼后，为渔民欣慰之余，也说，渤海溢油的后续处理，行政手段固然高效，但取代不了司法的效用。

与贾方义的乐观形成反差的是，数位法律界人士表达了对跨国诉讼司法管辖现实困难的担忧。

7月2日跨国索赔的诉状一递，康菲石油就立即声明说，“从有关中国渔民索赔的报道来看，他们的索赔主张并不适合由美国法院受理，起诉应该会被驳回。”但七天后（7月9日）康菲中国在给南方周末的回复中，则拒绝评论案件管辖权的问题。

美国司法体系中的“长臂管辖”（Long Arm Statute）原则规定，被告与美国受诉法院地的任何联系，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接触，都可以构成管辖权。

但夏军律师提醒，“不方便法院”原则同样约束着“长臂管辖”，因为事实、证据等都在中国，美国法院审理存在极大的不方便因素，也可能拒绝受理。

事实上，代理烟台渔民案的美国律师团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莱克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以应付“康菲主张任何赔偿都必须来自中国”对立案的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环境法专家王灿发也表示，现在的起诉只是在程序上接受案件，能否审理还需要确认管辖权。美国律师团回应说，“我们预期法院会在今年秋天的晚些时候，对管辖权作出决定。”

一位美国资深律师还曾向夏军解释，美国司法的地域性差别很明显，而有利于原告的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常用。更重要的是，英美法注重证人出庭，反感所谓的“传闻证据”，如果找不到在中国本土和美国均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专家证人，诉讼效果也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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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06] 二哥: 输钱输命难输心--顽抗，西医现在就是伪科学
[16 11:08] 歪JJ:
[16 11:17] 水电是金: 有一个电站更玄,是年调节电站,去年蓄的水,到现在还没有机会降水位
[16 11:18] 水电是金: JJ,我有点佩服你了
[16 11:18] 二哥: 完全无视生物活性，充其量有一点分子生物学，就是形成了话语霸权，可以相对傲慢地混日子
[16 11:18] 歪JJ:
[16 11:19] 歪JJ: 水电是金---你跑了？
[16 11:24] 歪JJ: 老二很迷信，中医才是大忽悠，电视广告天天骗人。
[16 11:25] 歪JJ: 中医（中药除外）的理论就是伪科学。
[16 11:29] 二哥: 你自己无知，才看到忽悠，就跟愚蠢的人遇上传销一样
[16 11:40] 歪JJ: 真正的科学不需要忽悠。老二愚昧！
[16 11:47] 大牛股V: 是否为进不了VIP专栏、最新文章专栏而烦恼、是否为看不了历史交流记录而郁闷？http://www.jrdao.com/topic-77800.html
[16 12:07] 雄起在广州06: 这个什么几吧中殴的啊，水平比歪JJ还差，竟然说西医是忽悠，中医却不是
[16 12:07] 雄起在广州06: 中殴的耻辱，估计以后不会承认他这个学历

美国医生为何只看病不开药(2009-02-19 21:38:32)转载▼标签： 社会/纪实我记录杂谈医院医疗制度改革 分类： 世相经纬
笨妹在美国生了孩子。这几天孩子感冒了，但她并没带孩子去看医生。笨妹说，即使看了医生，医生也不会开药给孩子吃，而是要让孩子用自身的抵抗力来慢慢自愈。她说，在美国就是这样，一般感冒发烧拉肚子什么的，医生都不会轻易用药，他们的观点是，用自己的抗体慢慢自愈，病一次就会增加一次抵抗力，以后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越不会生病。

毕竟笨妹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当孩子感冒越来越严重，甚至咳嗽不止时，她用了很多国内的民间偏方，但仍未奏效。情急之下她只得找到孩子的儿科医生，结果医生为他作过检查后，一句“肺上没有问题，流鼻涕咳嗽很正常，小儿感冒都这样，不用吃药，回家慢慢就好了”，便把他们娘儿俩打发回家。

联想到国内的看病难、就医难，美国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在我们的生活中，感冒是最常见的病症，涉及的人群最广，如果你感冒了，在任何一家医院或者诊所就诊，如果没有十天半月，没有起码上百元的治疗费用，感冒是断不会自己“慢慢就好了”的。

小孩子感冒发烧是常事，像我家女儿，小时候一感冒就扁桃腺发炎，到了医院医生就会警告我们要抓紧打针输液，不然将会有种种后患。谁不希望自家的孩子健康成长？医生的话自然就成了圣旨，从青霉素到先锋等激素，用药档次越来越高，孩子对药物的依赖也越来越强，而身体抵抗力却越来越差。至于那些激素将来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后果，我真的不敢想像。

不知道美国的医疗体制是怎么回事，也不敢说美国医生的职业操守有多么高尚，反正现今我国是医药一家。因此以小人之心揣度，医生积极主动大方开药除了履行救死扶伤的本分，更多的则是利益驱使，而且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某医院一名医生不堪良心谴责，愤然将医院的丑恶行径曝光，结果自己却落得个身败名裂无处落身，因为他破坏了医院的游戏规则，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初级阶段的社会，各行各业都存在不讲诚信、不恪守职业道德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从业人员个人素质的低下，根本还在于制度的缺失。就说医院，如果医药分家，医生还会有大方开药谋私利的条件吗？

美国医生不开药？中美就医理念差别很大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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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医生的好坏取决于他是否能把病治好。话虽这么说，一旦自己生病了，你的要求可能从抽象变得很具体：不只是希望医生把病治好，而且更希望他能尽快，治疗的过程中，从用药到手术都不要留下副作用，至少要尽量少；也不希望经历太多的痛，当然最好是无痛；也不要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至少得少耽误工作而且能正常生活，等等。


　　这些都是很典型很正常的要求。可是，就像以前所说，在诊断和治病的过程中，医生和病人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多数病人而言，他们除了这些愿望，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更无法知道医生的诊断是否专业、合理，所开的药是否合适，药量是否恰当，用药时间是否合适等等，所以，不管医生说什么、开什么药，病人只好听了去做。


　　表面看，医生掌握完全的主动，而病人是绝对被动，这对医生最为有利，让他们可以随意“宰病人一把”。实际上，存在于医生和病人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也给医生带来巨大挑战，使他们的工作很艰难，因为他们也希望病人认可自己的工作、尊重其专业判断，尤其是希望病人能满意并推荐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来那家医院找这个医生。为了获得病人的好评，医生该如何克服彼此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障碍呢？


　　以感冒为例。在美国，如果是一般感冒去看医生，医生会讲：你不需要吃任何药，只要你多喝水或其他饮料或液状食物，给身体三天时间，就可以恢复；如果三天后还不好，你再回来。然后，医生让你空手而归。


　　在中国，如果医生让感冒病人空手而归，许多人会认为这个医生没水平、根本不懂，下次可能就不找他了！因为在中国，多数老百姓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觉得既然花钱挂了号、去看医生了，总不能空手而归！会觉得空手而归等于没看医生！尽管客观讲感冒是病毒引发的，人体遭到病毒攻击时会立即还击并产生抗体，发烧表明人体在做该做的事，只要发烧不超过三天，就没有问题，医生不应该开药打针。


　　我看到许多荒唐的事。特别是年轻的父母，小孩一感冒发烧，就到医院要求医生给很多抗生素、给打吊针挂水。如果医生不给开，甚至会骂医生。最后，小孩身体越治越弱。抗生素用得越多，身体的抗药能力越强，对药的依赖性也越高，帮倒忙。越是受教育少、迷信药的人，就越是非要医生开药不可。


　　中国社会对医生的预期如此，医生为了获得病人的好评，不会不配合，通常，给每个来访的病人都开药和挂水。在这个意义上，医生的治疗对策受制于病人与医生之间的知识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虽然这些做法会带来害处，不是专业上的最优决策，但这可能是这类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代价。


　　在美国，普通大众的医学知识和对医生专业能力的信任程度可能要高些，所以，美国医生不需要以多开药和挂水来获得病人的好评。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二十六年，生过几次病，但从来没有医生给我吊针挂水的，也没有给我打针注射，跟中国医生的做法很不同。口服比注射、挂水更安全，因为口服让药物经过胃、肝、肾等器官的过滤保障，而注射让体外物绕开这些过滤、直接进入血液或其他体系。中国医生多开药，或许也有普通大众不自觉的贡献，我们只有看到医生开些有形药物，心里才踏实。


　　2006年6月，我在自家后院不小心碰到毒藤叶，使我的手脚多处痒痛，并且不断扩散。在美国时，就去看医生，医生先让我外涂可的松药膏，后来改用口服可的松。几天后，到了北京，由于受到酒和其他饮食的刺激，毒藤反应开始逆转恶化。在北京，去了中日友好医院，医生问我在服用什么药等等，我把在美国时医生开的药讲了一遍。


　　听完，他说：美国医生用药很轻，太保守；如果中国医生这样做，很快会被病人赶走，因为如果不能马上看到效果，患者和家属会认为你的水平不行。在中国，开药的原则是先用猛药，最好是一两小时内立竿见影，至少一天内必须明显见效，然后再慢慢减轻药用量，让身体本能逐渐恢复。


　　我说：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在美国，病人不迷信保健药，也不一定以医生开药多少和治疗是否立竿见影来评估医生的水平，而是更信任医生的专业判断和职业伦理，所以，医生的治疗原则是，除非是急救，否则，必须顺其自然，以尊重人体本能反应机能为主，人工药物只是帮助催化人体本能，但不是劫持人体本能，因此，用药不太猛。相比之下，在中国，由于病人只认具体结果，要求立竿见影，所以，医生就得先用猛药代替、劫持人体本能，让药以最快速度产生效果，之后再通过降低药量让身体本能逐渐恢复。中美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一个是轻量用药辅助身体本能，而不是取而代之，另一个则先用猛药后减轻，是两个社会评估治疗的方式不同、信任程度不同的结果。


　　医生接着说：大致如你所讲。我们做医生的必须面对客户、面对病人，治疗思路也要根据他们的偏好调整呀。


　　当然，就单个病人或者单次治疗而言，下猛药追求立竿见影，也许不是问题，但如果经常对一个患者如此治疗，势必扰乱其身体机能，使其难以恢复正常。况且，当整个医生群体都这样做时，就会像农村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质系统性恶化一样，那必然是整个社会滥用抗生素、滥用各类注射药，使人类的抗药能力大大上升，等人类有更严重病疫时就找不到治疗办法了。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包括在人体和动物中的使用。依靠猛药来消除病人跟医生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是人类可持续的策略。


　　按照以上逻辑，要改变医生用药过多、过猛的局面，关键还不在医生，而在社会大众方。为了降低病人跟医生间的知识和信息不对称，一是普及医学知识，包括推出小学中学大学的医学知识必修课，以及大众媒体的经常性传播，以这些方式让大众对医生的预期趋向合理，减轻对医生的非理性要求；二是提升医生和护士行业的职业操守，这需要在医疗收费体系和激励架构上放松管制，高薪养廉，也更需要通过追究医疗专业人士违背职业伦理的责任，增加违规成本，改善医生的社会形象，一旦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增加了，也能让医生从不合理压力中解放一些；三是药监局要担当起责任，严惩假冒伪劣医药公司，同时必须放开媒体的调查监督，一旦信息畅通了，社会对医药的信心也能逐步增加；四是医生对病人多介绍、解释相关病类的学理和治疗方法，包括给病人和家属发送相关资料。这也是中美医院的差别所在，在美国看病，医生最后都送一些病理阅读物，鼓励患者与家属多读，而中国医院基本没有，一旦全国医生都如此，医疗受众显然会在治病过程中边接受治疗，边学习相关知识、理解医生的所作所为。


　　由于医疗服务固有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业绩评估与定价挑战，使其从组织方式到具体的治疗方法都很难得到完美的解决，专业意义上最优的，往往不一定是患者能真正得到的。可是，对于任何社会，健康又直接影响到人生品质，也是最核心的人类价值，其重要性只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快速提升，所以，人类还会继续探索更好的答案。而理解这个行业的性质，应该是各种解决方案的开端。

美国是三个代表的代表，美国医生比中医更中医

【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报复上访出奇招 出动二十名壮汉强拖近五旬老妇结扎】3月14日，我丈夫西岸村彭乌苟因上访还在被押解回来的路上。镇政府为报复，出动20多名壮汉将已丧失生育能力的我像屠宰牲畜一样拽住双腿，拖行至县计生办手术台，非法结扎。镇副书记罗国庆还叫嚣：“后果政府承担！政府有钱!”

7月14日，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格朗热发表文章《中国摇动胡萝卜加大棒》一文，描述了这种值得关注的事例。

文章中指出，政府执法不公的受害人如果成功让他们的遭遇吸引舆论的广泛注意，北京就更希望用钱让他们闭嘴。

该文以冯建梅被强制堕胎案分析，对于北京来说，冯建梅被强制堕胎案如果坚持走向司法并获胜，格朗热对此写道，倘若有这样的法庭判决，那可能将掀起一股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同类投诉浪潮。这对于北京来说不亚于一场噩梦，所以北京更愿意出钱使受害者放弃。

由于中国法院不独立，当地检察院不肯受理。所有针对政府的诉讼总是被驳回，而例外的只是少数。对于受害人来说，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只有接受补助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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