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计生委官员：失独问题不解决是对人民不负责
2012年07月30日03:19新京报[微博]卢美慧我要评论(6084)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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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失独母亲在网上纪念馆给儿子送完午餐哭了起来。儿子去世后，家里已失去欢乐。



一名失独母亲，举着她写给女儿的书《你曾来过》，背后是女儿的钢琴和画像。



一名失独父亲，满是皱纹的手里，捧着儿子小时候玩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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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生前送给妈妈的生日贺卡，小老虎依偎在大老鼠的怀里。儿子属虎，妈妈属鼠。

　　失独父母，这一曾被忽略的群体，正在进入公众视野。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八十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专家估算，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空巢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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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5月，北京失独父母人数为7746人，其中农村1269人，城市6477人，“这一人群年龄偏大，精神和身体状况欠佳，有一定的生活困难”。

　　记者调查，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除了丧失爱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相关帮扶、保障体系滞后。

　　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待解的课题。

　　■ 北京措施

　　7月20日，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表示，针对失独家庭的帮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策帮扶，包括给予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同时可享受特别扶助的，按较高标准执行。二是精神帮扶，即以“亲情牵手”项目为载体的亲情抚慰。2006年开始，北京市人口计生委、计生协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生育关怀亲情牵手活动，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与失独家庭结为国策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

　　此外，“暖心计划”以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为目标人群，为其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残疾保险、烧伤保险以及女性重疾保险，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了这一人群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安康计划和服务计划与暖心计划相配套，对于没有发生意外理赔的家庭提供体检等服务，最大限度加大保障力度。

　　“儿子，好好看家，我们出去玩儿啦！”

　　房间空荡，整洁，甚至像宾馆一般一尘不染。

　　“儿子，我们回来啦！”

　　房间依然空荡，整洁，甚至像宾馆一般一尘不染。

　　董毅去世14年了。

　　心中难过时，董毅父母会离开北京去旅游。每次离开和返回，都会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打招呼。

　　习惯以“某某妈妈/爸爸”相称

　　孩子离开后，董毅的妈妈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同命相怜的家庭。北京的几家时不时聚一聚，“我们的痛，旁人怎么能了解？”尚未坐定，几位失独母亲的声音颤抖起来。

　　她们习惯以“某某妈妈/爸爸”相称，很少提及姓名。

　　“别人这么叫我们的时候，就感觉孩子还在。”57岁的“小男妈妈”，随身总带着一块手帕，“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

　　“董毅妈妈”挺羡慕“小男妈妈”，“孩子是因病离开的，好歹陪着走完了最后一程。”

　　1998年，20岁的董毅在去同学聚会的路上遭遇车祸，没有留下一句话。

　　“小男妈妈”也会羡慕“董毅妈妈”，董毅去世后，骨灰放在家中，“可以天天守着。”

　　小男去世后，很快入土为安。6年过去，每当刮风下雨，“小男妈妈”还有止不住的泪，“他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日晒雨淋，我心疼啊。”

　　64岁的“孙萌妈妈”，家境富足的她曾一心想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未来。

　　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女儿26岁的生命，前半生幸福清零，悲痛填满生活。

　　大年夜，她端着饭碗突然大哭，丈夫呵斥“这日子还过不过？”她一个人跑到女儿的墓地呆上两天两夜，哭着一遍遍抚摸冰凉的墓碑，直到手冻得没知觉。

　　女儿去世时，“孙萌妈妈”买下两块连着的墓地，准备百年后常伴自己的孩子。

　　起初，她想和女儿葬在一起，但想起女儿生前说喜欢住大房子，“就不跟她挤了。”

　　失独母亲的“软弱”和“悲凉”

　　45岁的“阳阳妈妈”，情愿自己是六七十岁，“那样可以离阳阳近一些，离现实远一些。”

　　孩子走后两年，老公开始很少回家，“阳阳妈妈”觉察出什么，但失去孩子的悲伤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她没有过问。

　　直到有次深夜想起阳阳的时候，她给老公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儿子都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最后，结婚20年的老公一纸诉状闹到法庭，说“夫妻感情破裂，要求分割财产。”

　　每一次开庭，“阳阳妈妈”都一个人。站在庭上，看着老公在律师和助手的陪同下，控诉婚姻有多么不幸，“阳阳妈妈”说“对人性心灰意冷”。

　　一审判决，离婚后房子归女方，她觉得一切该结束了，没想到老公又提起上诉。

　　“孩子没了老公就是唯一的依靠，就算不能依靠，也不能成为施害者。”“阳阳妈妈”的软弱让北京的几位姐妹又愤怒又心疼，“法律说保护女人，都保护哪里去了？”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外搭出个棚子，一半是厨房，一半是吴锐的“卧室”。

　　失去孩子后，离婚的吴锐寄居在80岁的父母门外，一晃十几年。

　　逼仄的斗室内，她和父母在距离电视不足一米处一字排开。

　　电视里画面跳动，他们却如三尊雕塑。

　　吴锐的妈妈说，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吴锐每个月领到的200元补贴，大多都要用来控制病情，“我们活着，她才活着，那以后呢？”

　　记者调查北京多位失独父母，他们孩子都是在十几岁至二十几岁之间，因疾病或是意外去世，大多没有结婚和下一代。

　　失去孩子那年，孙文霞(化名)39岁，原本有再生一个的机会。孩子生前巨额的治疗费，让她几乎没来得及悲伤，就背上债务继续生活。债务还清已是2011年，孙文霞已快60岁了。

　　更多的是已没有生育的机会。

　　女儿离开后，“孙萌妈妈”曾尝试过抱养一个孩子。当她走进孤儿院，孩子们“哭喊着我就呆在这里，我不跟你走。”她的心瞬间凉了，“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小男妈妈”说，抱养孩子在失独群体中并不是太多，“这跟爱心真的没有关系，父母亲总会跟自己离开的孩子比，精神负担更重。”

　　害怕“老无所依”的明天

　　焦虑，时不时在失独父母心中弥漫。

　　谈到现状，他们总会做一组比较：

　　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比——他们好歹还年轻，还能生育，还会有孩子，还有希望。“我们呢？”

　　然后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不管子女怎么忙，他们总归有个盼头儿。逢年过节，还可以共享天伦。看病抓药，总还有可以依靠的人。“我们呢？”

　　接着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没有拥有过，又怎么会因为失去伤心。再者说，他们可以成为五保户，成为政策关照对象。“我们呢？”

　　……

　　有一天走不动了，生病了不能去挂号，还遭到保姆的欺负……

　　这是“孙萌妈妈”经常想象的场景，“我不怕死，怕病。”她说。

　　“锥心泣血，悲天怆地，撮土焚香，母为儿祭。”每年儿子祭日，61岁的“李昭妈妈”都会写诗寄托哀思，黑体加粗的方块字堆砌着她对儿子的思念。

　　“国盛家破今日，老无所依明天”去年的祭词，李昭妈妈这样写道。

　　养老、医疗，成为大多与共和国同龄的失独父母，最大的共同焦虑。

　　新闻里说北京好点的养老院排号要10年，还说年纪大一些的失独父母寻找养老院，被对方以“没人签字，出了问题谁负责”理由拒之门外。

　　这些都会让他们紧张万分。

　　调查期间，记者针对失独父母找养老院向海淀、朝阳、大兴等地多家养老院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入住养老院一定要有监护人(多为子女)签字，如果没有必须有所在街道或工作单位提供的相关证明。

　　“去哪儿找证明？谁愿意管这摊子事儿呢？”失独父母的担忧并不是没有来由，无论是所在社区还是原工作单位，都没有承担这项职责的部门。在养老体系本身存在着种种掣肘的背景下，这些失去依靠的父母们无疑更加忧心忡忡。

　　“即使养老院没这么多问题我们也担心。”“李昭妈妈”脑海中会时常浮现年老的自己出现在养老院里的样子，“别人的儿女定期来看望，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总结，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很多独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担忧的残酷现实。而入住社会养老院又面临着重复的刺激与伤害。

　　穆光宗直言，失独群体的产生是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今天，他们老了，政府应该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

　　对“玻璃心”的尴尬救助

　　失独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后，一组数据被反复提及：据专家估算，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北京市计生委此前披露，目前北京共有3900个“失独”家庭，其中涉及7746人。

　　与之对应的是，自2007年我国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开始，年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按照规定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

　　在北京，这项补贴自2008年开始发放，数额为每人每月200元，直至亡故。

　　此外，根据北京各区县情况，独生女子亡故后，女方年满55周岁，男方年满60周岁，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补贴。

　　“哦，是领那个死了孩子的补贴是吧，给，填这张表。”“孙萌妈妈”在领取这笔钱时，街道干部的话再次伤害了原本脆弱的心。

　　“董毅妈妈”看到区政府计生网站有个“公众留言”板块，满怀希望地留言呼吁关注失独群体。得到的答复是“您好，您的建议我们会向有关领导反映，同时感谢您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关注。”

　　“根本就不体会我们的感受。”这样的官方辞令，也让“董毅妈妈”感到失望。

　　2008年，因领失独取补贴要进行公示，“李昭妈妈”跟街道产生激烈的争执，最终在中国计生协相关领导的干预下才没有公示。

　　“一公示，所有人都知道了。”“李昭妈妈”说，“干吗还要撕开我们的伤口给别人看。”

　　“董毅妈妈”说，曾有个公益组织要捐助北京一个生活困难的失独者，她帮忙联系街道，对方回复“大姐求求您了，我们街道自己救助她，别让她去成吗？”

　　今年的母亲节后，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廖琦立拍摄关于失独群体的纪录片，遭到街道计生人员阻挠，不得不改到哈尔滨拍摄，定名《玻璃心》。

　　11年前规定“必要的帮助”

　　事实上，2001年底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必要的帮助”是什么，具体谁执行，如何实施，均没有提及。

　　“政府是知道这一群体存在的。”2002年前后，《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总编杨晓升通过对6个失独家庭的探访，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这部报告文学的命运同样悲情，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版。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生政策，而是探讨如何解决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10年过去，杨晓升构想的救助体系依然没有出现。

　　在北京，一些尝试在慢慢进行。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3年前联合辖区内的失独家庭组建“新希望家园”，通过组织活动、心理互助等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困境。

　　丰台区的民间团体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正筹划公益组织“萤火虫公社”，搭建平台帮助失独者实现自治。

　　北京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未来计生委和计生协会在政策、经济和情感三个层面加大对失独群体的关注和帮扶，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和心理难题。

　　“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7月16日，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说。

　　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原本到了退休年纪的苗霞，自2002年一直关注失独群体，“有责任去推动些事情。”

　　在苗霞看来，这一问题并非突然出现。同时，因深刻了解失独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以及公众对计生工作的负面情绪，苗霞坦陈“发泄情绪容易，但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和体系。”

　　比如通过修正法律中定义模糊的条文，将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责任明晰，让失独者们不再求助无门。

　　比如现行计生特别扶助制度，只针对49周岁之后失独父母，“但失去孩子到49周岁之间的真空期可能是他们最痛苦无助的时候。”

　　比如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失独群体的组织，失独者遇到各种困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求助无门。

　　“这些都是我们的框架设计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苗霞透露，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做失独群体的基线调查，了解他们面临的切实困难，以确定最后的框架中着重做哪些工作。

　　“所有的基础是，国家、政府以及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

　　同时，她认为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计生问题，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帮助，“如何帮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真正关乎社会稳定，也真正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

脑子进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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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代表社会的修复能力

　　2012-05-19 00:42

　　易富贤 （中山水寒）

　　1820年之前，世界人口还不到10亿，GDP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从1820年到2006年，人口从10亿增加到65亿，人均GDP也增加了10倍。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有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人口多，市场规模也大，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对现有资源是减法的消耗，增加一个人对现有资源就消耗一份，但人口增加会使非资源变成资源，如以前煤炭、石油都不是资源，后来经过科技发明，成为了主要能源。

　　现在社会要保持相当于上一代的人口，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2.1个孩子。而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比较高，需要每个妇女生2.5到3.3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最近200年全球人口在增加，但今后怎么样？孩子是生出来的，生育率决定今后人口数量。1960年之前，全球平均每个家庭生5到6个孩子，随着经济发展，现在每个家庭平均生2.5个孩子。联合国根据生育率预测世界的人口，分了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高方案就是生育率从目前2.5的水平继续往上升，最后回落并稳定在2.5，这样世界人口在2100年会达到158亿；中方案是到2100年生育率平稳下降到2.03，世界人口达到100亿；低方案是到2100年生育率逐渐下降到1.55，世界人口会由目前的70亿略微增加，达到81亿后不断下降，到2100年将不到62亿。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2006年世界人均GDP（1990年美元值标准）只相当于西方国家1950年代水平，2009年世界平均中学女性毛入学率只相当于欧洲1960年代水平，因此世界平均生育率或将步发达国家1960年以后的老路，沿着联合国低方案或更低的路线走。20世纪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21世纪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日本已经先行一步，欧洲人口也即将负增长，中国人口或许将紧随其后。

　　联合国也用高、中、低方案预测了中国人口。在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到2100年将只有5亿。这个低方案过于乐观，联合国认为中国1996年到2010年的平均生育率有1.71，但是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4左右；根据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生育率走势，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今后生育率将比联合国低方案还要低。因此2100年中国实际人口将少于5亿。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减少是好事，计划生育的初衷就是希望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应“城乡一胎、奖励无胎”，将人口减到5亿，才能在100年内赶上发达国家。而在联合国的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将在2081年、2100年分别达到7亿、5亿。但2081年中位年龄将是59岁（发达国家2010年是39.7岁），也就是说一半人口超过59岁。中国2010年是8.4个（发达国家2010年是4.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到2081年将是1.15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老态龙钟的国家如何赶上发达国家？

　　有人说北京人口太多了，人口少了北京会更舒服，其实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负增长，但是人口还是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集中，因为其他城市都趋于消亡，只有这两个大城市还有些活力，吸引着年轻人口来寻求梦想。根据官方数据，莫斯科人口从1989年的897万增加到2012年的1169万：但学界认为莫斯科2012年的实际人口在1300万到1700万之间。莫斯科房价现在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比北京还少，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人口越萎缩，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假如中国人口减半，那么地级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也将缺乏活力，人口将越来越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涌入，这些城市将更加拥挤。

　　中国城市拥挤、房价高的原因是中国城市是以1万人/平方公里或以上进行规划的。北京、上海更是在1.5万人/平方公里。而美国，即便纽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为50%，6.5亿城市人口分布在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占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远远少于目前抛荒的耕地面积。

　　限制城市用地的原因是为了保护耕地，其实中国粮食根本不是问题。中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亿吨增加到现在的5.5亿吨，主要贡献来自于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由每亩68.6公斤增加到370公斤。如果今后中国谷物亩产能够达到现在韩国、美国和德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粮食将增加30%；如果能够达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那么中国粮食将增产70%。

　　人口与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学医学的，细胞从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虽然细胞没有增加，但是实际上已为细胞分裂做了一些重要前期准备。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也一样，从人口增长到人均GDP快速增长有一段多要素积累期 (包括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

　　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从1870年的3400万增加到1945年的7600万。但是人均GDP增长很缓慢，一直到二战以后，人均GDP才快速增长。中国在1950年到1980年的时候，人口增长较快，但人均GDP却增长缓慢，因为它有一个滞后期，到1980年后才快速增长。可以说，正是1950年到1980年繁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1980年后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中国人口在10年之内开始负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将走下坡路。

　　日本在1990年之后，人均GDP突然停滞。有人说是因为1985年的广岛协议；但是在协议前的6年日本GDP年均增长4.0%，在协议后的6年年均增长4.7%。有学者认为日本没有产业转型；但产业转型需要年轻的人口结构，年轻人蹦蹦跳跳没有问题，但是老年人转来转去会闪腰的。日本在1990年的时候，中位年龄已经40岁了，现在是45岁了，如此老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如何转型？其实日本1990年代经济衰退是因为劳动力增速放缓、1995年后甚至开始负增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本是无“人”为力！

　　劳动力代表社会的修复能力，劳动力充足的话，即便出现经济危机，三五年之后马上就过去了，经济依然增长。一旦年轻劳动力减少，那经济就很难恢复了。日本总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欧洲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减少，都几乎在劳动力达到顶点的前后突然出现经济衰退。中国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意味着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终结，经济增长率将在2013年后跳跃性下降。从日本可以看出总劳动力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日本总劳动力在1995年达到顶峰后出现负增长，日本全球500强企业从1994年的149家减少到2010年68家，占全球GDP比例从1994年的17.9%下降到 2010年8.7%，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9.9%下降到2009年4.8%，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95年的150%下降到2007年的74%。

　　蔡昉、胡鞍钢等主流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低抚养比是人口红利；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因此分为儿童抚养比跟老年抚养比。比较日本和欧盟的历年的抚养比和经济的关系，发现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是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与人均GDP增长率是负相关关系。将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混为一谈很容易混淆人口与经济的真正关系。

　　比较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历年的老年抚养比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低于12%时，GDP可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率；一旦老年抚养比超过12%后，GDP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如1964年到 1999年台湾 GDP年均增8.5%；2000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2000年到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4.1%。日本在1973年以前GDP年均增长9%以上；但1977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之后，1977年到1994年GDP年均只增长3.9%；1995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后，1995年到2009年GDP年均只增长0.96%。欧盟1976年老年抚养比超过 20%后，1976年到 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1.8%。中国老年抚养比在2012年超过12%，在2023年将超过20%。

　　而2013年后中国经济两个瓶颈同时到来：总劳动力开始负增长，老年抚养比超过12%，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

　　人口学界有人担心一旦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建议二胎软着陆。其实纵观人类历史，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样，出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

　　一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2.18倍，德国是战前的1.75倍。二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的1.67倍。日本1947年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年出生人口增加1.7倍，由2010年的1400万增加到2400万，就近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长远来说却将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何况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也达不到中国1980年的水平（每年出生2500万人）和印度现在的水平（每年出生2700万人），那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国际已经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1960年代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实行家庭计划，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快速下降。新加坡1984年取消该政策，1987年鼓励生育；台湾在1989年改为“三个不嫌多”，韩国于1996年提出新人口政策，现在都在鼓励生育，但难阻生育率剧降，目前这些地区生育率只有0.9到1.2。这些地区因曾“提倡二胎”而后悔莫及，中国为什么还要沿着他们几十年前的错路走？国内试点也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但现在生育率全部低于1.6。

　　因此，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对中国是一举多得：可以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光棍危机，弥补今后劳动力短缺，并且使中国的经济从以前外向驱动型转变为内需消费型。

交5000多元做救命手术 两次检查均无开刀痕迹
2012年08月07日08:07新快报[微博]陈海生我要评论(0) 字号：T|T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陈海生

称为患者做宫颈息肉摘除的花都“友好门诊部”搞什么名堂？

新快报讯记者陈海生报道昨天，在广州花都区打工的小李（化名）向本报投诉称，8月1日他带女友去花都区狮岭镇的“友好门诊部”做检查，该医院称其女友小陈的身体有很大问题，要动手术。收了5000元后，医院称要给小陈做宫颈息肉摘除和宫颈贴膜手术。手术后，两人去另外一家医院检查，却未发现小陈身上有手术的痕迹。

“大出血”要马上手术

小李是贵州人，今年3月到花都区打工，4月份认识女友小陈，两人关系迅速升温。最近小陈发现自己怀孕了，8月1日，小李便带着她来到狮岭镇的友好门诊部做孕检。小李说，刚开始，他交了800元的检查费，可才简单检查了几项，医生就把他叫到了一边，告诉他小陈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马上做手术。“医生说我女友宫颈大出血，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连小孩都保不住。”小李当时就傻眼了。

小李说，随后医院方面又让他再交5500多元。“他们把问题说得非常严重，我就想着肯定是救人要紧，就借钱交了。”

另一医院指没手术痕迹

记者从友好门诊部出具的费用清单上看到，该门诊部对小陈进行的手术包括了宫颈息肉摘除和宫颈贴膜两项。不过奇怪的是，手术前后只持续了10多分钟，没有打麻药，术后小陈也没有任何感觉。

小李询问小陈的手术情况后，觉得有点不放心，又带她到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两次检查。但两次检查的结果都让他大吃一惊。“没有做手术的痕迹，也没有大出血。”小李说，有医生还告诉他，要是做宫颈息肉摘除和宫颈贴膜两项手术，所花的费用也不会这么高。“他们说一般也就500到1000元，而且动手术时必须打麻药。”小李听闻后，觉得自己上当了。

门诊回应

可以补助形式退一点钱

小李就此致电友好门诊部的负责人时，对方态度强硬地表示自己并无过错，其甚至还质疑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的检查结果，“为什么明明有手术痕迹，他们却说没有？”前日下午，新快报记者和该负责人联系时，他表示医院收费不到5000元。而且也不全是手术的钱，当中还有给小陈保胎的费用。

“我们一切都是按照正规手续在办。他们要是对收费有意见，可以找医院领导来协商。”该负责人说，如果小李的生活确实很困难，可以用补助的形式退回一点钱。

花都区卫生局：

接诊医生未在卫生局注册

昨晚，新快报记者从花都区卫生局获悉，经查收费单据，显示小陈做了B超、血常规、白带常规、HCG及阴道镜检查共计158元；宫颈息肉摘除术、宫颈贴膜共计5540元；输液、头孢曲松钠抗炎、维生素C、维生素B6、黄体酮等治疗共计619元；合计：6317元。

调查人员现场查问接诊医生，友好门诊部负责人称，接诊医生王艳不在，手机关机，无法联系。经查，王艳作为该机构的执业医师，未在卫生局注册；而且该医疗机构的收费项目无明细表。另患者未向该局提出投诉申请，待与患者取得联系后由患者提交就诊病历及相关材料，向其复诊的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核实患者的复诊检查的相关旁证，如友好门诊部存在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的事实，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置。

花都区卫生局希望患者向该局提出投诉申请，并提供就诊病历、收费单据，配合卫生局对该机构的执法调查处理。争取一周内做出调查处理决定，并通报给患者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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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回顾

接到投诉：33

报道投诉：15

跟进：5

搞掂：4

(新快报)

鸡猪牛肉自由变 万斤问题肉混进佛山市场
2012年08月07日07:38南方都市报[微博]邵铭我要评论(0) 字号：T|T
　　南都讯 记者邵铭 通讯员凌蔚 去年在佛山南海区曝出的“魔法牛肉”案曾让世人震惊，今年3月自禅城区石湾番村揪出的一食品加工厂，手法已更“创新”：通过添加剂，鸡、猪、牛等三种肉实现了自由“变身”，而出厂单价还维持在10元以下。

　　昨日上午9时许，禅城区法院第十九法庭，该加工厂的负责人周某出庭受审。据检察机关指控，在约10个月时间内，周某销售的伪劣肉品金额就高达人民币85万多元。

　　检察机关指控，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周某在位于禅城区石湾番村的食品加工厂内，利用化学添加剂(主要为苯甲酸钠、山梨酸钾)还有一些卤料，调制母猪肉、鸡胸肉、驼峰肉等肉制品，然后交给工人梁某，在佛山富源市场销售。

　　案发时，所查获的肉制品均是不合格产品。周某在2011年4月12日至2012年2月29日，共销售伪劣肉品人民币856932元。

　　据不完全统计，此类“魔法肉”至案发时已销售近万斤。记者看到的一张送货单显示，经“魔法”加工后牛肉售价仅为10元/斤，牛扒则为15元/斤，鸡扒则为10.5元/斤，驼峰肉等则为8元/斤。

　　今年3月22日，该厂被查。当即查封一些食品添加剂及成品、半成品肉类近3吨。检测认定样品中含有苯甲酸及其钠盐、山梨酸及其钾盐两种禁止在肉类使用的添加剂。

　　庭审中，周某表示认罪。

　　周某的辩护人则提出，周某在获知窝点被查处，回来后即联系了辅警，并向当地警方自首，因此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

　　在法庭辩论阶段，周某辩护人同时还对认定的具体涉案金额提出了异议。对此，出庭公诉的检察官进行了解释。

　　针对添加剂，周某辩护人还当庭提交了部分相关原料包装的照片，其上文字显示，可用于添加在熟食中。并辩称，周某文化水平低，仅有初中学历，对这些问题并不知情，主观恶性并不大，请求法官酌情考虑。

　　庭审仅持续半小时左右。法院表示，本案将择日宣判。

　　小知识

　　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均有防止变质发酸、延长保质期的效果。但用量过多，特别是苯甲酸钠，会对人体肝脏产生危害，甚至致癌。根据国家卫生标准规定，在肉制食中不得使用。

　　揭秘

　　“魔法肉”怎样炼成的？

　　周某供述，他将猪肉去筋后，以猪肉三成，鸡肉七成放到打肉机内打成胶状，然后添加一些味精、粮、盐、猪肉、苏打粉等添加剂到肉胶内搅拌，便宜的鸡胸肉胶便冒充成了猪肉胶；此外，他还将猪肉切片和鸡肉切片按照猪肉片8成、鸡肉2成的比例，然后添加上述添加剂，便可以拿到他档口当做猪肉片出售。他表示，添加苏打粉，就是为了让猪肉比较耐存放和颜色看起来比较新鲜。

　　周某供述，他用买回来的瘦猪肉切成片后，加入猪血、碳酸氢钠(小苏打)、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等一些添加剂后搅拌均匀，这样加工出来的猪肉片看起来就比较鲜红，颜色和牛肉差不多。他平时就将这些由猪肉片加工成的“牛肉片”拿到档口来出售给顾客。其实有些客人知道是猪肉加工的，这些“牛肉”可以比猪肉片每斤多卖1块多。

(南方都市报)

全国千万富豪人数超102万 广东16.7万排第二
2012年08月07日08:15中国经济网[微博]我要评论(4)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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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富豪城市分布TOP10 (数据来源： 2012.6)

《群邑智库·2012胡润财富报告》日前发布。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截至2011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第一次突破10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64，260人，涨幅6.3%；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3，500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683人，涨幅5.8%。目前，全国每1，3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2010年底，全国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96万人和6万人；2009年底，全国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87.5万人和5.5万人。

富裕人士在东北、西南、华中与西北地区的分布比例只有16%。北京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9，000人，达到179，000人，亿万富豪10，500人，排名第一；广东有167，000位千万富豪和9，5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40，000位千万富豪和8，2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三。

报告指出：报告中“富裕人士”的门槛为：拥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不同于美林银行和招商银行各自的“财富报告”只统计可投资资产。分布状况则以富裕人士的长期居住地为主要依据。(记者李治国)

沪-Jeffery(649771090) 09:28:37
　　《报告》指出，在现有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提高规模，扩大职能，建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协调议事机构，明确健康工作的牵头部门，重新构建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以国家医改领导小组为核心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
　　“建立这样一个部门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属于博弈的一个过程。但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将来是以国家健康福利部还是以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目前还不知道。”饶克勤表示。

沪-Jeffery(649771090) 09:29:00
http://news.hexun.com/2012-08-20/144915482.html

卫生部倡导建立大健康部 欲统合医保计生等职能字号
已有2条评论2012年08月20日01:3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马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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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华

　　十八大会不会推进大部制改革？

　　自2008年中共十七大推动一轮“大部制”改革以来，深圳、广东等地先后出台了一些精简机构、合并部门的举措和方案，但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进一步精简则显然是关系更重大、牵涉面更广的改革。

　　无论如何，目前已有国务院部委提出建议，成立新的大部，或过渡性地成立新的跨部委协调机制。

　　在8月17日开幕的“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代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编委会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提出，涉及人民健康的若干职能相近的部门，如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等部门，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于2008年由卫生部启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韩启德和桑国卫副委员长领衔。

　　但《第一财经日报》由报告编撰者处了解到，目前，该建议还只是专家层面的设想，并未上升到中央议事日程的层面。

　　整合卫生与福利

　　“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是国际趋势，现在各个责任都分到了各个部门，比如医保不报销，医院不干了，但是管理部门不在同一个部门，协调很难。未来在中国，成立这样的部门成为管理部门，不是负责具体工作，而是起到协调和监控作用。”报告编撰者之一、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涉及多个部委，但由于政出多门，既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问责制的落实。在功能上很多相似的部门，比如农村妇幼保健实际涉及计划生育、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等多个部门，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并没有合作的机制。这些部门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对于不宜合并的其他部门，建议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和跨部门合作机制。

　　饶克勤表示，在医疗健康领域，目前医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不到20%，更多决定人的健康的是环境、是生活方式和社会。这就涉及如何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疾病的支出，例如环境、体育的因素，以及健康出问题了如何解决。

　　《报告》指出，在现有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提高规模，扩大职能，建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协调议事机构，明确健康工作的牵头部门，重新构建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以国家医改领导小组为核心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

　　“建立这样一个部门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属于博弈的一个过程。但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将来是以国家健康福利部还是以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目前还不知道。”饶克勤表示。

　　在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中，将健康与社会福利事务联系起来，组建“健康与社会福利部”已成为流行的做法，卫生和社会福利整合化与一体化的“大卫生”概念成为国际通则。

　　陈竺在“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表示，随着医改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体制机制、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突出，医改的推展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医保、医疗、医药由不同部门管理，三个体系内部协调不够，例如医保管理尚存在几个制度、医药中的基本药物制度仍需向大医院延伸、公立医院深层次改革和属地化管理尚未实现。另外就是医保、医药、医疗体系之间也存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不够协调，不能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情况。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医改还处于建立基本制度的阶段，而各项制度、制度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存在所谓路径依赖，协调难度不小。

　　呼吁国家级健康战略

　　“现在的医保是由人保部管理，但是医院由卫生部来管，所以就出现了卫生部门就想最大程度地从医保上拿钱，不会控制医院少做大检查、不会减少服务费，如果医保由卫生部门来管，它就会控制成本，控制医院的支出，会比现在好，所以我建议谁出钱谁来管是最好的。”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廖新波表示，健康模式是当今的需求，而大健康部成立也是一个好事，也适合未来的医学模式。

　　“大健康部不是仅仅部委合并，如果只是形式上，功能不改变，也起不到作用，必须要统一功能。如果还是存在摩擦，这个合并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大家都没有利益冲突，捆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廖新波表示。

　　《报告》建议，建立有利于促进人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将“健康中国2020”纳入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意见》或《决定》的方式，确立“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地位和指导意义，把“健康中国2020”战略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中。将人民健康纳入各级党政干部的考核指标，研究制定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参照我国20世纪90年代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由总理和常务副总理分别担任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的规格，成立“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领导小组，由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担任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