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美关系（5）邓小平：跟美国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据披露，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看世界上跟美国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赵可金：《美国没其他列强坏是事实》，载《环球时报》2012年1月18日）这句话也体现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区别：毛与美国搞关系是国家安全考虑，邓与美国搞关系是国家建设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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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近代岭南文化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罗韬 最后更新：2012-09-28 11:05:00

标签岭南文化粤语南海十三郎保守主义地域文化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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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既有开放性，也有保守性。六十年来，它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保存，起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常常被忽略。

以前我们对岭南文化有过很多概括，比如说“包容”、“开放”、“务实”、“重商”等，这些大家都很熟悉，我今天着重讲一下岭南文化中的保守性特征。我希望通过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些以前忽略了的内容。



三年困难时期，香港同胞手提肩挑，在尖沙咀火车站排长队，搭广九列车回乡接济亲人。 （蒙敏生/图）

在“先退一步”中先行一步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以广州、澳门、香港为核心，以两广地区包括海南地区为它的基本区域。岭南在世界范围内的坐标：它是中华大陆的南端、边缘，同时它也是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一环。这个地理环境，决定了岭南文化既有保守性，也有开放性。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写过一本《先行一步》。这本书专门写广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他称之为“先行一步”。

这30年，大家都知道，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其实这30年的改变，不仅是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政策的改变，而且是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革命理论和价值观的转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是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吗？这三十年，则是从革命转向建设；国际上从联俄变为联美（先是中苏交恶，后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国内则是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助资本。

为什么这三十年的改革充满矛盾、充满困难呢？因为它是由一个革命党来实施这些巨大的转变。

先说从联俄走向联美。这不是从邓小平开始的，这个是从毛泽东就开始做的。整个远东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都存在两种势力的影响：一种是大陆势力，一种是海洋势力。对于日本朝鲜来说，中国俄罗斯是大陆势力，荷兰英国美国是海洋势力。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是大陆势力，而美英是海洋势力。

最早完成海洋势力压倒大陆势力的国家是日本。日本最早受荷兰影响，然后受英国影响，脱亚入欧，它成功了。这是“日本模式”。对整个朝鲜半岛来说，中俄作为大陆势力，日本美国作为海洋势力在争持。从1905开始，就已经在“三八线”上切了一刀，北朝鲜受大陆势力影响，南朝鲜受海洋势力影响，至今100年了，仍然如此。这是“南北朝模式”。

中国是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此消彼长的模式：从李鸿章时期就已经开启了在俄罗斯与英日之间的“均势外交”。而从民国以来，或者说蒋介石时期，倾向于美国。中国共产党则联合大陆势力——苏联，抓住各种机缘，打垮国民党，结束了海洋势力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完全与海洋势力绝缘了，在政治上与美国是“藕断”，但与英国是“丝连”。中国在1954年就与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就是因为有香港的因素。中国幸亏留了香港、澳门两个窗口，去吸纳海洋的因素。要是没有香港，抗美援朝时连一些抗生素都没有。也就是说，在岭南地区还保持着与海洋势力的“丝连”。

而在民间，广东人就更是保持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丝连”。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三十年，广东居民除受主流的精神教育之外，还受着外洋的物质教育。何解？很多家庭都没有断绝与外洋的联系，接受海外亲戚的物质与金钱的帮助——大跃进时，不少家庭都幸有香港寄回的鹰唛炼奶、“维他命”来维持。

中苏很快就互成敌国了。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去苏联，结果掉下来，“大陆之路”彻底走到了尽头。不到半年，1972年2月，尼克松就飞到中国来了，正式开启了中国和美国的交流。

据披露，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看世界上跟美国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赵可金：《美国没其他列强坏是事实》，载《环球时报》2012年1月18日）这句话也体现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区别：毛与美国搞关系是国家安全考虑，邓与美国搞关系是国家建设考虑。

要建设，华侨港澳同胞就派上大用场了。海外华侨不但寄“维他命”回来，而且可以回来开厂了。中国为什么和俄罗斯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华侨和俄罗斯的侨民不一样。华侨很爱祖国，对于启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引进资金和人才，广东的华侨起了巨大的作用。

以前讲“唤起工农千百万”，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走的是公有化的道路。从其理念来讲，必须依靠工农阶级。但改革开放，必须放开市场，培养资本，扶植民营企业家。

先讲一个故事，广州文明路有一家“太爷鸡”。这只鸡，起源于清末新会县的县太爷周桂生。他到了民国没官做了，于是就用苏州烟熏法，参照广州白切鸡的口味，做出的鸡既有白切鸡的鲜嫩，又有烟熏的香味，不腥，不用醮姜葱。

新中国成立后，“太爷鸡”被公私合营了，“文革”时更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就业困难，于是放开个体户。县太爷的曾外孙高德良，把祖传的手艺重新拿出来，大受欢迎。公有的“清平鸡”不行了，民营的“太爷鸡”复活了，并活得很好，活到现在。他重拾起一个封建旧官僚的手艺，从一个无产青年，变成了个体老板，现在是广州市政协委员。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屈臣氏是李嘉诚的资本，但它“姓李”只是近年的事。屈臣氏最早是广州的一家英国人开的西药店，1828年清代道光年间就有了，够老牌的，孙中山学医时还得到过它的奖学金。新中国成立后，从产品到店堂都在大陆绝迹了。但改革开放后，屈臣氏卷土重来，又回到广州来。

还有一个，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人称“澳门王”。他原来是广州的，开一个汇隆银号，是做金融的。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就到澳门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虽然与大陆的关系非常好，但当时难有大作为。改革开放后，他就回到大陆来，洛溪大桥就是他和霍英东一起捐建的，还和霍英东一起引进了很多港澳资本，回到大陆来建设。

我们讲了这么多，这是广东很开放、创新的东西吗？它是通过复旧来创新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资本又重新回到中国的大陆来，广东就有这样的优势，引领着中国从极左道路上拐回来。

保守主义的基地

除了太平天国与1927年的北伐以外，中国的政治更替基本上都是由“北佬”发起，一直改到岭南，岭南是政治变动的“水尾”，有时就像政治边区。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岭南都可以说是遗民渊薮，遗民的逋逃之地。以前不说，现在只说新中国成立之初。

1949年的知识分子很纠结，究竟是南下，北上，还是东渡？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左翼作家当时在香港，到了要开国的时候他们北上了。他们分批坐着从香港出发的邮轮，先到大连、丹东等地，然后到北京。胡适、傅斯年等倾向于英美文化、倾向于国民党的，东渡去台湾了。还有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南下了。陈寅恪南下广州，熊十力也南下，住在番禺化龙（但后来经不起老乡董必武的力邀，最后到上海去了）。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等也去了香港。知识分子恰好分到了岭南、台湾、北京这三个地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比如马一浮留在了浙江……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到了岭南就待了下来，致力于保护故国文化，他们在岭南地区都很有作为。

陈垣先生写过两本书，一本叫做《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本书叫《明季滇黔佛教考》，分别写南宋初年的河北地区，与明末清初云贵地区的遗民，为保留旧有文化而努力的事。按这个思路，还应有一本《新中国初期岭南儒教考》。儒佛道在三个历史时期，有三种文化遗民式的存在，在天崩地坼的变动时期，保守着中华的文化血脉。

陈寅恪先生就在中山大学。他1954年年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韩愈》。按余英时先生的话讲，这是一篇中华文化宣言。他论韩愈的要旨是：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一些思想方法，但是不能以这些外来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我给他总结为八个字：法可学禅，统必辟佛。这是陈寅恪在广州曲折地表达着这样一种文化主张。到了1958年，就是陈寅恪《论韩愈》发表四年以后，在香港，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发表了《中国文化宣言》。

在1949年以后有两篇中华文化宣言产生在岭南地区，这是岭南的光辉。要是没有香港地区，在广州没有陈寅恪、容庚这样一些有骨气的文人，对于中国一脉文化的传承将是多大的损失？

香港的新亚书院，更是一块中华文化基地，大家读余英时怀念钱穆的文章可以看到，那是一种什么气象！近年来大家都称道的饶宗颐，他也是留在香港，按我的朋友胡文辉的说法，当时内地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饶氏得以避过风波，又于1980年代得以就近接触内地新出土的文物，得两种方便，大有助其学术。这些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保守性。不是说只有岭南籍人士才体现岭南文化，岭南地区的一切精神存在，都是岭南文化的精华。一句话，岭南文化在六十年来，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保存有很大贡献。

民间文化的保守性

广州是西医的最早传入地，我刚才讲了屈臣氏1828年就是广州的一个西药店。最早的西医院就在广州，就是现在的孙逸仙纪念医院（编者注：即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它的前身是传教士开办的博济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是眼科医局，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有了。现在医院里还有林则徐看疝气的病历。用人痘来预防天花，中国很早就有，但是能够真正推广预防天花的简易办法是西方的种牛痘，把种牛痘的办法推向全国，是广东人。向中国推广西医，广东人做了最大的贡献。

但是广东人最信中医。动不动煲汤要抓两把药材。广东人对中医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广东省中医院是在全国的中医院里面规模最大，最兴旺发达的，令不少内地的中医院艳羡不已。为什么广东作为西医的最早传入地，中医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呢？我觉得缘于两个“亚”——亚热带和亚健康。亚热带加重了亚健康，广东人的亚健康有它的特征——湿热。这就产生了一个岭南医派。这个医派特重湿热。

本来，中医在治病尤其是急性病方面话语权弱些，中药的疗效不大明确，不像西医，很清晰，青霉素可杀革兰氏阳性菌，而不能杀革兰氏阴性菌，清清楚楚。但中药对亚健康有效。比如说，人感觉头痛身重，胃口不佳，感觉很不舒服，西医验血，白细胞不高——没细菌感染；淋巴细胞也不高——没病毒，没什么药可以治。但中医有话说：身重气滞，其源在湿，三仁汤主之，苡仁杏仁白蔻仁，好了。中医掌握了亚健康的话语霸权。中医的岭南医派又是擅长治湿热的，广东人自己讥讽说：“拿埋都系湿热（随便一抓，都是湿热）。”但它的方剂确实有效，难怪广东人都是半个中医。像最有岭南气质的大学者梁宗岱，新会人，但与梁启超不是同宗。“文革”时不能搞法国文学了，就把全部精力搞药酒，俨然一个跌打医生。广东花多，鸡蛋花、木棉花，这花那花，专门用花煲制的五花茶，清热。其实真有效吗？难说，但起码多排尿排毒。

很多人说，中医不是科学，但持此说者不懂，治病固然药效是很重要的，但积极的心理支持起了不低于30%的作用。为什么中医对癌症有效？一方面调节人体平衡，更重要的是心理支持。比如，西医对病人说，你已经是鼻咽癌晚期转移，最多还有三个月。病人回去吃不好，睡不好，内分泌更加失调，结果两个月就死了。而中医一看：热毒，中药可以化毒、解毒、排毒。这个病人觉得有希望了，当天晚上睡好了，第二天胃口好了，吃得多了，抵抗力提高了，化毒药令你的基础代谢低了，癌肿发展慢了，结果活了六个月，起码多活三个月。所以，在广东这个西医的最早传入地，中医的势力却非常之大。

还有，广东地区，传统节日非常多，像四邑地区（编者注：指新会、开平、恩平、台山一带），每个月都有节，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各有专食。广东沿海，尤其敬神重祭，用北方话来说，“特迷信”，这都是民间文化里的保守性。

海外因素与本土旧俗旧制

广东有海洋性，比其他地方受更多的海外因素影响，抽象地说，海外因素有积极性进步性，对我们的影响是正面的，如孙中山的五权思想。但当海外因素与本土因素结合之后，就会生出五花八门的后果。也就是说，与什么样的本土因素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基督教在近代传入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促进了现代教育等，但当基督教与洪秀全结合，就产生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极权怪胎，这一点不劳我多说，冯友兰先生早有论说。

华侨也是广东的一个积极的海外因素。孙中山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我要补两句：“华侨乃建设之父，乃先进观念之祖。”广东很多学校都是华侨捐资的，报纸是华侨办的。华侨对广东社会建设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别的地方有乡绅、士绅、商绅，广东还多一种，有侨绅。他们在外面发达了，叶落归根，回到乡里，对地方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我刚刚说了华侨那么多好处，还要补一句：“侨乡也是旧制度最顽固的堡垒。”我这话也是有根据的。“嫁鸡随鸡”，这句话在别的地方只是一句比喻，但在侨乡却是一句白描。由于男丁去了海外，家中父母缺少照顾，家中神台缺人点灯上香，这个家庭就会以一只公鸡代替新郎拜堂，把一个年轻女子娶回家。当这只鸡是幸运的，从此没有被宰的危险；当这媳妇就惨了，从此守活寡。我家乡江门良溪村，是广东著名的文化古村，其中有条巷，叫“生鸡（即公鸡）巷”，几乎整条巷都住着守活寡的媳妇，有不少是终身守活寡啊！这种陋俗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这我把它叫“人鸡婚”。

印度有种姓制度，我们老说我们中国基本平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在其他地方说这话有道理，但其实广东是有贱民的，广东的贱民叫“世仆”，有世仆制度。从雍正到宣统，一直都有“放奴令”，但都没有解放他们。中国除了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有贱民，就是我们侨乡台山、恩平、新会这些地方有贱民、世仆。侨乡比清朝皇帝还封建。

世仆往往是村里面的小姓人，只要村里有红白大事，要嫁娶，要请人吃饭，那几户贱民一定要来帮工，帮忙炒菜洗盘子，死了人要去掘墓穴，抬棺材。大姓与小姓之间，不得通婚，世仆世世代代不得改变身份。小姓人路遇大姓人，要闪立路旁，不得阻道。有学者专门对梁启超的故乡新会茶坑做过一个调查，那里一直都有一群姓陈的贱民。梁启超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本人是新观念之祖，他的家乡却是封建堡垒。

这种贱民制度，香港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为什么潮汕那边没有呢？潮汕那边小商品经济很发达，穷人可以出去做点小生意，可以找到生计。但侨乡这边贫富很悬殊，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这些地方，大族以前都是当官的，用奴仆用惯了，这是他们的传统，加上后来家里面的男丁都出国了，家里只有些老弱妇孺，有钱但没人帮忙行吗？这就是广东的侨乡世仆制度延续得最长的原因。黄淑娉、龚佩华的《广东世仆制研究》有很详细的调查。

另外，亚当·斯密的《原富》，讲到我们广东的是什么东西？是溺女婴陋习。这让来华的传教士惊讶之极。这是一个由来久远的陋习，屡禁不止，而沿袭最久的，是我们广东的侨乡四邑地区，据我所知，在台山，到1940年代仍然相当普遍。我认识一对前辈，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居然也循此陋习。

以上可称侨乡“三陋”，这“三陋”的改变，要到1949年以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绩。

从历史上看，海外因素只有与工商社会结合，才是一个积极因素；与小农社会结合，则很可能会加固加深旧的不平等制度。

粤语文化应有自信

下面讲讲语言文字上的一些事情。前年广东有一波保护粤语的运动，这是近年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它包含很复杂的内容：

一方面是对于几十年的推广普通活运动的反弹。语言第一个是交通功能，交际工具，第二个是文化载体。从交际工具而言，推普是合理的；而作为文化载体而言，推普有可能损害“本土”文化。

但我认为他们是过虑了。其实一种方言会不会消亡，不是推普可以推掉的，也不是你几个人去保护就可以保护得了。语言本身也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粤语是一种强势方言，不用担心。两广地区，港澳地区，海外还有广大的华侨，用粤语的人有一个亿，比很多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近一百多年来，粤语在不断地扩张。香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是个多方言地区，吴方、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并存。原来香港本地人讲的话叫围头话，大概是一种客家语系（一说系粤语莞宝片方言），慢慢消退了，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粤方言成为了香港的单一方言。

韶关市区原来使用的韶关土话，不是粤语，也不是客家话，是一种独特的方言。但是现在韶关市区70岁以下的人已经不会讲韶关话，他们已经操广州话了。为什么一下子韶关人不会讲韶关话了呢？这跟抗战时期韶关成为广东的战时首府有关系。当时省级机关、大学，包括中山大学，都搬到粤北地区。所以当时广州话在韶关市区成为一个优势语言，大家都以讲广州话为时尚，久而久之韶关人不会讲韶关话。这对于更小的语种来讲，如韶关话就受到侵害。我们既不要有北方方言的沙文主义，也不要有粤语的沙文主义。在香港地区，在韶关地区，在广西的南宁地区，粤语都有它的沙文主义。

南宁地区一百年前是壮语地区，但是大概一百年前开始，粤西地区有些商人到南宁去，广东话、粤文化到了广西地区，也使南宁人原来的壮语退居二线。南宁人讲的是广州方言的粤西语系。但是南宁地区的粤西话稳定性不够，近年有点让位于普通话。为什么呢？因为南宁人觉得讲南宁粤语有点土，有点弱势的感觉，反而普通话没那么土，所以年轻人更愿意讲普通话。

从这些故事上去看，语言跟它在文化上的强弱有关系。而粤方言呢，特别是以省港澳为核心的这一块，不在弱势上。所谓的粤语保卫战大可不必，这属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不足。

而且广州粤方言比吴方言更强的就是，有粤语电影、粤语歌曲，这个传播手段更加加固了粤语的优势地位。

岭南文艺中的“守土派”

近百年的岭南文艺，我们讲得较多的是黄遵宪的诗、高剑父的画等，但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人物与流派。我对近百年岭南文艺粗分为两大派，一派叫知洋派，一派叫守土派。在诗歌方面的知洋派，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守土派则是梁鼎芬、黄节、陈洵等。绘画方面的“知洋派”则以二高一陈（编者注：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守土派则以黄君璧、黄般若、赵浩公为代表。总体而言，知洋派较新，而滋味薄；守土派较旧，而滋味较厚。守土派更遵循所谓“内在理路”发展：诗歌是循着清代“尚宋”的审美趣味中来；绘画则从元四家的山水中转出来。他们都有更深厚的传统资源，有不可忽略的艺术成就。他们都与近世的国粹思潮有不少的关系，或者说，是国粹思潮在文艺上结出的硕果。

近五十年的文艺成就呢？大家都知道金庸以及欧阳山，这不用我多讲了。我推荐大家看话剧的《南海十三郎》。

话剧《南海十三郎》非常好！我认为不亚于《茶馆》。



粤语文学在香港能产生一部话剧《南海十三郎》，无愧于中华文化。图为《南海十三郎》海报 （南方周末资料图）

我先说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已经改革开放了，一个女华侨回到广州，在北园酒家饮茶。她忽然哭起来了，原来她看到那一排非常精美豪华的木雕，这是他们家的故物啊。她是什么人呢？她是江孔殷的孙女。

江孔殷是清末广州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家富甲一方，精于饮食，他们家有一道菜闻名省港——太史蛇羹。江孔殷娶了好多老婆，个个都非常丑，但是他非常爱他们。他有个小儿子，就是号称南海十三郎的江誉镠，他年轻的时候锦衣玉食。民国初年，家里叫他去读法律，学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他没有就势“转型”，他逆潮流，喜欢粤剧。有一次他们家请了一个粤剧戏班到家里演戏，这让他非常迷恋，他为戏班改了一些唱词，这个戏班觉得他文采非常了得，就请他写剧本，从此一发不可收。

江誉镠可以同时口授几个剧本，让几个书手并排坐在那里，分别书记，每个剧本都一气呵成。薛觉先之所以红，和他的剧本有非常大的关系。在那个时候编剧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观众的趣味变了，他喜欢的题材，社会不受用；社会时兴的，他不屑。他的戏题材过时。后来再发展，不单是题材过时，明星主导代替了编剧主导，编剧没有地位，十三郎彻底过时了。他本身又比较挥霍，公子哥爱情受挫折，事业受打击，他郁闷啊！

广州解放了，他的父亲江孔殷在1951年的四月初八，在六榕寺摔了一跤，瘫痪了。这时，南海地区开始斗地主，把江太史放在箩筐里面抬去游街，最后这位清末翰林绝食41天而死。消息传到了香港，十三郎不但自己潦倒，他整个家庭都毁了。

因为长期的抑郁和大事故的冲击，十三郎疯了。他以前是岭南最有名的编剧，现在是香港上环地区最有名的疯子。背着一捆旧报纸——旧时宣传他的戏的旧报纸，整天在香港繁华的都市里乱跑，我有粤语俚语诗咏他“曾经沧海周天浸，除左青山冇订捐（除了疯人院无地可钻。青山医院是香港精神科医院）”。最后，一代才人南海十三郎就这样饿死在街头。

他的一生被香港剧作家杜国威写成话剧《南海十三郎》。这部话剧是一个旧时代的挽歌。它和《茶馆》相似，在时间跨度上从清末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茶馆》是凯歌，从黑暗走向光明。《南海十三郎》是一部挽歌，从堂皇走向没落。一个晚清公子，一度是红编剧，慢慢成为这个时代的多余的人，再从一个多余的人慢慢变成疯子，到最后饿死街头。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旧时代的没落，一个旧家庭的衰败，一个旧文人的日暮途穷。

《南海十三郎》比屠格涅夫的《罗亭》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因为中国的这段历史巨变也远为深刻。我有一个偏见，挽歌式的文学作品肯定要比凯歌式的文学作品更耐人寻味，因为人物的内心感受一定更为复杂，也更能够让人在审美的过程里面感受历史的沧桑。

我觉得在香港能够产生一本话剧《南海十三郎》，粤语文学无愧于中华文化。吴方言的文学有《海上花列传》，张爱玲说：“《海上花》这部小说，我经常对它抱有一种不平，我认为它应该是世界上的名著。”我也为《南海十三郎》抱不平，它也是一部经典！

结语

现在对于地域文化进行总结，都用褒词。我要用一种中性的词来概括岭南文化，为的是我们不但要有文化的自信，还要有文化的自省。这是第一个目的。

另外，我心中还有两个“破”字：一是以事实去突破固有的概念。让我们都看到概念的有限性，而更注重历史事实，警惕抽象概念，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紧记历史是复杂的。二是要超越所谓的前卫与保守，让前卫与保守互破、互救。广东曾有一群画家——关良、丁衍庸、吴子复，他们超越了知洋派与守土派，一手伸向马蒂斯，一手伸向八大、石涛，新旧的典范都不过是自己内心表达的“借口”，最后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新元素去除了旧东西的晦暗，旧元素去除了新东西的浮薄——望着喧嚣的街景，让我们饮一杯宁静的功夫茶；开一只古老的木船，何妨去闯一回未知的湖泊？

望美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说到做到
2012-10-09 02:02:24　来源: 北京晨报(北京)　有7人参与 0(0)

晨报讯（记者 韩娜）据报道，近日，美国国会报告称不承认日对钓鱼岛主权。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应指出，当务之急是日方正视现实、纠正错误，回到对话谈判解决钓鱼岛争议的轨道上来。洪磊说，“我注意到美方表示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希望美方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有记者问，近日，中国海监船和渔政船陆续前往钓鱼岛海域，中国军舰也出现在有关海域。中方此举是希望对外传递什么信息？　

洪磊回答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其周边海域是中国管辖海域。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中国海监船、渔政船已经并将继续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公务。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中国军队的神圣职责。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提出重启日台渔业谈判的问题，洪磊指出，中方在台湾对外交往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清楚的，希望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处理涉台问题。

还有记者问，日本外务省近日任命木寺昌人为新任驻华大使。中方对此持何立场？洪磊表示，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和相关程序处理。

美国国会报告显示：

美从未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


晨报讯（记者 韩娜）据央视援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国会在近期出版的一份报告中证实，美国在中日存在主权纠纷的钓鱼岛问题上，只承认日本的“行政权”，而不承认对其拥有“主权”。也就是说，尽管美国将钓鱼岛划入了《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但是美国从未承认过日本对于钓鱼岛拥有所谓的“主权”。

根据美国国会调查局将1996年的版本进行修改并于上月末重新出版的《钓鱼岛纠纷：美国条约的义务》报告，美国政府委托国会批准1972年与日本签署的冲绳返还协定时表示：“将钓鱼岛行政管理权转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

同时报告还指出：“美国虽然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但《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确实包括钓鱼岛。”因为《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其适用对象为“日本拥有行政管理权的地区”。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

罗姆尼：上任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对其货物征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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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1年美国加州小姐皇后，国际青少年小姐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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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如果我是总统 2012-10-26 04:16阅读(6908)赞赞赞赞转载(34)分享(1)评论(15)复制地址举报更多上一篇 |下一篇：美国比赛场绽放中...
如果我是总统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I used to think: "If I were to become U.S. President, I would want everyone to be friends, wealthy, attend the best schools, and
no wars to exist".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让每个人都成为好朋友，每个人都很富有，上最好的学校,没有战争”。



2012年总统大选前一景




2012年总统选举






Presidential Debate 2012

2012年总统辩论





President Obama VS. Mitt Romney








President Obama VS. Mitt Romney







Presidential Debate 2012

2012年总统辩论






Michelle Obama VS. Ann Romney





评论：如果我是......在中国可不能随便想随便说

毛在经济上犯错，不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而在政治、军事一直讲究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比如文革就是宣称什么大民主，比如军事上一直强调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潮。

邓恰好明白经济发展必须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