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无法承认“民国大陆领土”存另一国家
来源:中国经营网 时间： 2012-12-27 11:40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马英九还说，法理上无法承认在“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上还有另一国家的存在，但事实上却不能否认…… 　　【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据环球网报道，马英九26日说，从他上任以来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认知，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马英九还说，“法理上无法承认在‘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上还有另一国家的存在”，但事实上却不能否认在大陆有一个统治当局行使治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如何能够推动两岸关系?”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院”昨天核定，“国防部”新组织将于明年元月1日施行。新组织大为精简，裁撤“联勤司令部”，缩小“宪兵司令部”及“后备司令部”，改为“指挥部”，精简50位将军职缺，参谋总长由四星上将调为三星上将。

　　据报道，“行政院”相关官员表示，现任参谋总长林镇夷在新组织施行后，确定不会再延任。新任参谋总长人选，军方内部盛传，空军司令严明二级上将呼声最高。

张瑞敏喜欢说，现在是管理3.0时代。管理1.0对应着科学管理和科层制，这个时代的代表是福特的流水线。管理2.0并没有对1.0进行本质的突破，只不过在1.0基础上加上了很多流行的概念，这个时代的代表是丰田的精益生产。

管理由1.0时代、2.0时代而进入3.0时代，企业组织应该是一个网络组织。为什么是一个网络组织呢？因为市场是一个网络，企业网络和市场的大网络应该融合在一起。张瑞敏先将海尔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正三角”颠覆为“倒三角”，把八万多员工变成了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这一改变，打破了原来学习日本企业所建立的事业部制，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的层级结构，让所有人都面向市场。海尔将此称之为“全员契约”，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客户，都为自己的客户创造价值”。

管理的目的由此从“做大”、“做强”转变为“做活”，为的是打造一种可以自驱动、自运转的自组织。我将海尔的新模式称为“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现在，张瑞敏正在规划的是，建立了自主经营体乃至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小微公司”之后，如何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状组织。用张瑞敏的话讲，“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跟您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不知道这一段时间里，海尔在做人单合一双赢、包括自主经营体方面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您又提出了什么新的目标？

张：我们现在在推进的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倒三角再进一步就是想把它织成一张网，这个是最难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槛。如果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讲，等于你原来是一个个的部门，现在变成一张网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这个节点是最现实的，这边变成了10个节点，那边10个节点只需要10个人，可能原来有100个人，100个人变成10个人，这个现在非常困难。谁愿意下来呢？

第一你这个操作必须非常公平，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机会公平，但是操作不当就会出事，而且它牵涉的不是普通工人，工作量很大。



胡：这个主要涉及的是管理人员吗？

张：原来管理人员管的是什么什么职能，等于是监管的，现在职能要融合到一起，你的单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很难了。管理人员到底能提供什么资源？你提供不了资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如说设计者，你不能说我提供一个设计方案，我提供一个新产品，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在互联网上先有用户要了，这才算有价值，那你才能出单。这和过去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节点就不是过去那种部门的概念了，真正像一张网一样。这一个个的节点互相都连在一起，而且它的终级目标都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现在海尔提出来节点图、节点机制这些东西，它和契约之间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最后到了契约那一步，其实变成了人和单的契约，为了实现一个人和用户的契约，内部支持的人也要加入到节点当中去，这就变成一个自组织所要达到的那个结果，就是正反馈循环，就是变成人单的自推动循环。这个单要求很高，那么那个人呢，就要求得到更高的人，更高的人把这个单的结果打造得更高，他要达不到，这个单就去寻求更高的人……如果变成这么一个机制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原来那种概念，说我的研发人员就是这些人，我的财务部门、人事部门等等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是，必须彻底开放。

倒不是说一定要减去那么些人，而是很多业务变成开放的，就不一定由内部来干了，变成一种外包。



胡：这个节点可能就消失了。

张：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提倡做光杆司令，一个人可以整合很多资源。你看刁云峰（海尔国际商社负责人）那里，目前差不多等于一个人的销售收入是1.5亿。80个人销售120亿，那正好是每人1.5亿。

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加勒比海地区经营体，主要是做解决方案，比如说政府一类的大单子，它拿着当地用户的需求，就能算出来我能挣多少钱，拿着算赢的价值去整合。它的客户经理是在国际组织的一个专家。它也需要有一些一流的供应商，像UPS等。它因为这个项目而成立一个无边界的组织，它们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家事先算赢，预酬也就预好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能分享到多少，这样这个资源会给它创造更大的价值。

关键是对接，对接合适了就可以。你这次对接是这样的，下次还可以寻求更好的，不是一次就死住了。



胡：那这个节点本身，就是海尔现在在推进的小微公司吗？小微公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网状组织。

张：这张网的目的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用户的需求是动态的。如果单独一个小微公司也可以，但是用户的需求，需要你有很多的触角去了解它，单独一个小微公司肯定是不行的。

和美国晨星公司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蜘蛛网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丝断了，有蜘蛛马上会过来织它。我说海尔应该像一个雷达网，不断捕捉隐形的看不见的东西。



胡：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你原来企业本身有历史的演进，前面是个科层制的公司，导致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些节点比另外的节点更平等。如果都变成平等的节点以后，所有的这些干部怎么办呢？

张：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干部就是有那么一个职位，他自己也感到，我有比你更高的职位，我有比你更高的薪酬，但是现在肯定是，各自只是论谁的用户资源更大，你又是谁的用户资源。薪酬肯定是根据你的用户资源和你的用户价值。我们真是想，像德鲁克所说的那样，传统的管理人员是拥有下属的人，现在应该是拥有成果的人。它也有不同，但这个不同是跟各自的成果有关。

你提的问题，现在我们没有答案，也可以说正在做。原来国际咨询公司帮我们搞的什么七级八级的级别，现在我们正在取消它，这个取消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原来那个级别是固化的，对应的级别补贴，一套薪酬体系，弄得非常细，干部觉得很清晰很简单。现在要全部取消，肯定会引起争论。



胡：那你这个取消涉及到的人员有多少呢？能影响到几千人还是几百人？

张：几千人还要多。整个集团，七级5681个，八级1141个，九级以上是320个。不用多了，就说九级那些官就挺大的了，九级以上这300多就不怎么好处理，七级5000多，弄不好就形成一种地震了。



胡：这个是从人上来讲。从架构上说，因为您提出自主经营体模式，海尔有了三级经营体，终端是一级，在城市，一个社区就是一个经营体，在农村，一个县就是一个经营体。原来的中间层级全部取消，变成资源支持平台，也就是二级经营体。三级则是战略平台，解决内部的协同和发现市场新机会。搞网状组织，我觉得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二级经营体。将来海尔所有的二级经营体难道就会彻底消失吗？

张：我们希望逐渐融进去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不应该再有二级经营体。



胡：二级下沉到一级经营体？

张：对。一级和二级结到一起去了，换句话说就是它单酬合一了。我和你融到一起，如果一级这个地方没有挣到钱，二级的工资就没有来源了。这个东西很难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二级是单酬两条线，你说这里有个单，但是最后他的薪酬并不是一级可以给他，而是他的主管给他。他给一级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一级通过这些资源已经产生了很多效应，因此他的主管就给他钱。而他的主管的钱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一线那个地方依次划拨的。

现在逐渐要改到大家超利分成，如果超不了利，你就没有分成。有些资源如果从社会上可以得到，我就不要你了，我们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比方说像有的小微公司，它说我找一个社会上的财务来提供帮助，一个月可能几百块就可以。我为什么要找本公司的财务呢？



胡：就是那种外包服务。

张：这真正是科斯定律讲的企业的边界了。我自己干不如别人干合算的话，我就不干了嘛。



胡：你这样做，最后实质的结果，就是中层经理人这个阶层整个被消灭了。

张：整个应该是这样。



胡：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变更。

张：所以谨慎就在这里，颠覆可以，不能颠倒，不能一下子倒掉了。我们现在做的始终就存在这种风险。



胡：是不是可以说，原来在推行整个新的自主经营体实践的时候，在二级这个地方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张：不是阻力，根本就动不了，因为它表面上说是变成倒三角了，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换汤不换药。二级存在在这里，你没法再往下进展下去了。



胡：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悖论，因为你从上面的决定来讲，要把整个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但是你把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的时候，你需要某种力量去推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说我要把企业变成扁平化，但是我需要有某种整合力量把企业从不扁平状态铲成扁平状态，那你还要依靠这些人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又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张：本身这个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它就是这么个问题。这种官僚制，第一它是国家稳定的力量，第二它是国家变革的阻力。国家想稳定要依靠它，但是你想变革，又没法去掉它。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把官僚都踢掉了，但是国家不稳定了，国家乱了。



胡：它是内在的悖论。

张：你要是停留在这上面，这个问题是无解，但是怎么解呢？很简单，就是大家都面对用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用户承诺的那个“24小时限时达，超时即免单”。好了，就围着这个，这一圈人都动起来了，你不用再扯皮了。原来说我内部定的规则，送不到，给扣分什么的，什么办法都不灵。现在这个灵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责任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了，对不起，如果埋单的话谁想承担？谁都不想承担，因此你必须协同，这是唯一可以解决的办法。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叫老百姓监督，你把老百姓弄到一边去了，然后你内部官僚制，怎么办都没法办。什么老虎可以拔自己的毛？

这种官僚制，第一它是国家稳定的力量，第二它是国家变革的阻力。国家想稳定要依靠它，但是你想变革，又没法去掉它。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把官僚都踢掉了，但是国家不稳定了，国家乱了。

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叫老百姓监督，你把老百姓弄到一边去了，然后你内部官僚制，怎么办都没法办。什么老虎可以拔自己的毛？

重读托克维尔
作者： 朱学勤
2012-12-13 13:16:04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咸丰年间的一本古史，距今一百五十年，而且是洋古，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热议？看来还是革命与改革的老问题，让人欢喜让人愁。

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一纸风行，跟进者众。能否像他那样“告别革命”？托克维尔不这样看。他不是王党，而是自由派贵族，这一派人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出身，恰恰相反，不因家世遭毁而一概反对革命。他告诉我们的是，1789年革命初起，确实有值得同情的理由，只是后来越搞越大，搞得人人自危，这才应该反对，应该检讨。他维护的是“小革命”，抵制的是“大革命”，尤其反对“革‘革命’的命”。如果放在20世纪，他一定会否定“十月革命”革“二月革命”，也反对1927年“国民大革命”革“1911年辛亥民国”的命。

革命可以分析为多个版本。如果局限于政治领域，或可称为“小革命”1.0，这样的革命不伤害社会，正好与教科书所言相反，应称“好得很”；如扩大为社会改造，则可称“中革命”2.0，开始向反面走，必须防范；再扩大，再持续，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那就“糟得很”，只能称“大革命”3.0，那才是要告别，而且要反对。武昌起义第二年，黄兴回湖南与家乡父老议论，曾说到辛亥革命是革腐恶政府的命，万不能延及乡间社会，谁若这样干，谁就是罪人。这样的立场，与托克维尔庶几相通。

鲁迅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按他所期盼，只能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

托克维尔认为，危机多半发生在改革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年代，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此前一个革命观：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其实很“势利”，弹簧压得最紧，未必有反抗，一旦走向改革，弹簧松，社会则爆发报复性反弹，大规模抗议多半就发生在这时。这话说得很难听，有点像任志强说房产——“话糙理不糙”。但是，能否将这一逻辑再向前推一步，干脆说早知如此，那还不如不改革？或者更“糙”一把：我们就是不改革，你们又能怎么样？

如果这样读托克维尔，那就读岔了。他确实说过上述不利于革命的话。但他更为犀利的分析是在下一步：

改革一旦发生，万万不能停顿。法国革命之所以从1.0走向3.0，原因之一就在于已经改革的那一部分，使得尚未触动的这一部分变得更为丑陋，此前尚能忍受，此时已不能忍受！验之于辛亥革命前，清末改革不可谓无诚意，不可谓不“俯允民情”，最后却是被核心深处的那把老算盘绊倒：1909年推出“皇族内阁”，名单一公布，舆论大哗，这才逼反了立宪党人，这才有1912年清室逊位。改革既已发生，从此就意味着与革命赛跑。不能改革到一半，摸到一块最大石头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就只能让后面的革命赶上来扑倒——千夫所指，焉能不倒？

托克维尔认为，危机多半发生在改革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年代，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此前一个革命观：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其实很“势利”，弹簧压得最紧，未必有反抗，一旦走向改革，弹簧松，社会则爆发报复性反弹，大规模抗议多半就发生在这时。

“托克维尔线”——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作者： 朱学勤
2012-12-27 10:40:42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大革命




（向春/图）

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

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前面说过，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则贡献了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也是话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

反过来说，具有这等经历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

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看到，当下很多人最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

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的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终觉浅”，首先就是“隔”，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

放到当下，离我们50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之为“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

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

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当时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那些对大革命史的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

其实，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各种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

（本文有删节，第一部分见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第31版。全文完）

改革一旦发生，万万不能停顿。

法国

第一等级：教士。
第二等级：国王与贵族。
第三等级：资产阶级，
不入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

中国： D元，官僚，富人，不入级，普通平民

欧洲的中国，非常类似，要警醒，大动荡，大革命，大折腾

法国经济，集中在巴黎
中国经济，集中在北上广

该贴内容于 [2012-12-27 14:14:03] 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