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百多年来的中日关系

解放军上将：战争是选项 不排除要狠狠打一下2013年02月04日 08:42
来源：环球时报

刘源上将称，美日千方百计要打断中国发展，中国千万不能上当。

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刘源

战略机遇期一开始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老讲准备打世界大战，后来估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还有10年打不起来，可能还有更长的和平时期。

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那以后，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和完善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

十六大时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七大时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这次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全党对当前的时局和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 随时准备打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

面对当前我们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军人确实面临两难，一个是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中央考虑最多的，而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重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

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当然，为了更长时间地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排除“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小平同志1979年、1983年打了两仗打下来的。

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当年卧薪尝胆的勾践能够忍辱负重，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为什么？为了忍一口气，等发展强大以后再踹它两脚。

所以说，这个机遇期，我们能不能忍，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后发制人，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是一个考验。

我们作为军人要服从中央的大局，当然不排除中央要我们狠狠地动一下、打一下。

当年打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60多年不打大仗，中国很长时间没有大的外战，也没有内战。仅从维持了60多年和平来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功勋。就这一条，给共产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人民、国家得到多么巨大的实惠呀？

第二个难，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打仗，不打仗要军人干什么？但我们也不敢乱说要求打仗。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

和平时期，谁懂得战争？只有军人懂得战争，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战争是什么，战争代价是什么。

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手段穷尽时，才以战争来扫清障碍。

按照孙子说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然后不行再伐兵，这个伐兵不纯粹是打仗，主要是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

“善战者不言战”，我们要开拓思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兵伐谋”，中国有的是好办法，不要手中拿着一手好牌，给玩砸了。

一方面我们收拾了你，叫你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发不了财，另一方面我们还能牢牢保持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住。我们军人真正最知道打别人的狠处在哪里，最知道怎么才能打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效益。

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几千万人献出了生命，仅抗日战争，我国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而28年革命中，共产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就牺牲了370万人，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来，是多么不易。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2020年，是180年，我们每6年算1分钟，整个30分钟，就比作长跑吧。在前18分钟是越跑越慢，自己摔伤不说，旁边还有人左一拳、右一拳地打你。

我们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到1949年终于站起来了。中间又有3分钟是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别人，我们在探索中摔了跤，遍体鳞伤。

最近30多年，我们加快速度追了五六分钟，咬着牙、忍着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现在我们跑到第29分钟，就最后1分钟了！

这6年我们就能赶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百年期盼！同志们，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终于跑到最后1分钟了!

什么叫战略机遇期？这就叫战略机遇期。现在全民第一大要求还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这个目标眼瞅着还有一分钟就跑到了，咬紧牙关也要跑下来。

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但旁边有人遏制你，捣乱的、骂娘的，下绊子的、泼脏水的，总之想方设法不让中国顺利发展。所以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胡锦涛同志讲，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要做到“四个必须、四个始终”，即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必须增强宗旨意识；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我想，这是对我们民族、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和叮嘱。

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凝聚起来，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团结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去奋斗。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本文系杨婷婷根据作者学习十八大精神辅导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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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很不错，从历史的角度而非政党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清末以来中国的三次战略机遇期，刘源比他老子强，他老子只知道意识形态，认同和执行的是全面倒向苏联的政策。
中国的前两次战略机遇期都被我们亲切地称呼为“一衣带水”的邻邦破坏，谁是中国真正的、最大的敌人？100多年来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

该贴内容于 [2013-02-04 12:00:48] 最后编辑

美新任国务卿克里重申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国际时事新京报 [微博] 综新2013-02-05 03:03

日抗议遭中国导弹雷达瞄准 中方未回应
日本称1月30日10时日本“夕立”号护卫舰在东海公海海域遭中国护卫舰火控雷达瞄准，当时两舰相距3公里。此外1月19日17时许，日本军用直升机也曾发出遭到中国军舰火控雷达瞄准的警告。…[详细]
日媒称军舰遭中国雷达瞄准或为灾难开端
日本防卫省在晚间紧急召开的记者会上用“特别异常的事例”来形容两起上个月发生的事件，认为当时“稍有错误就可能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详细]

甲午战争的教训
刘梦溪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认为：距今一百一十九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现在因钓鱼岛事件所引发的中日争端，又使两国的关系处在一个危险的转捩点上。这次不同的是，中国一方的主动权、选择权相当之大，转圜余地无处不有。但如何终极去取，不仅在国力军力，更主要在智慧。

明年，2014年，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了。对中国来说，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悲剧，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一向被国人视作“蕞尔小国”的日本，把庞然大物中华帝国打败了。败得那样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还要赔款白银2亿两。其实不止此数。有专门研究者说，总数加在一起，是2·5669亿两。而且要用英镑结算。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第一宝岛台湾，就是这次甲午战败割让给日本的，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

问题是中国为何战败？当然，中国虽大，当时实是弱国。所谓积贫积弱。日本虽小，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强国。但应对策略的不智，也是战败的重要一因。笔者几年前曾细详中日甲午战史，发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无处不中日人的圈套。日本的目标，是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陆上的战事不过是序幕而已。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帝的天子之威，给李鸿章施以巨大压力，最后李还是情非所愿地走上了战而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前三年，即1891年，李鸿章在写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报告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需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置李鸿章的请求于不顾。甲午战事开战前夕，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也要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至甲午战事开始，六年的时间，北洋水师没有增添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这个狡诈的老太婆移做修颐和园之用了。

甲午战争1894年8月打起。此前一个月，李鸿章还上书力陈：中国的六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和定远号是铁甲船，尚可用，但时速只有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战争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李鸿章是真不想打一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他的最后不得不出海迎战，是翁同龢等主战派纵容光绪威逼施压的结果。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辱国”、“卖国”的蔑称。但公平而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固然有其自身的责任，但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不无误国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大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定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求将李鸿章斩首。而所以严惩李鸿章的理由，并不是由于他代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而是认为，李作为勋旧大臣，没有尽到拼死力谏的责任。陈宝箴、陈三立认为，李鸿章应该以自己的生死去就，说服慈禧和光绪改变主意，阻止这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就是说，在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看来，一百一十九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真正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几年前我在给部级领导干部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洋务运动是其有成效的显例，但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1928至1937的十年，国力上升很快，又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

我们现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想问一句：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还会被日本人打断吗？

这次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一方的主动权、选择权相当之大，转圜余地无处不有。但如何终极去取，不仅在国力军力，更主要在智慧。没有变化的是，日人的狡蛮、阴狠，远谋虑深。而且有美国为之站台。撑一时之气、拼匹夫之勇、泄积郁之愤，那是张飞、李逵的战法，与雄才大略，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相差何止天上地下。更不要说现代战略家必须以国家长远利益、以人民永久福祉为第一考量。

马勇：不要让日本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发布时间:2013-01-22 17:32 作者:马勇


　　近代以来，日本近乎中国发展的克星，先前两次重要发展机遇，都因为日本而中断。现在的中国是第三次重启现代化，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正进入一个关键点位，中国会第三次跌在日本手上，中止现代化进程吗？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因为日本而中止现代化，因为我们中国人经过两次教训依然没有汲取教训。我们正走在同一条大道上，不论内政，还是外交，甚至简单的对日交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形势与前两次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

　　1860年，中国在坐失二十年发展机遇，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终于醒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史称“洋务新政”，或“同光中兴”。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步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三十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三十四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既定政策，为了朝鲜的未来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得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发展，应该承认中国被迫中止洋务新政实在可惜。假如中国在1894年不为朝鲜前途与日本开战，假如中国在那时听听北洋大臣李鸿章、兵部大臣孙毓汶等人的反战理由，听听国际上各大国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中国继续沿着“中体西用”第三条道路走下去，再有二十年，中国会是什么样？

　　从洋务新政三十年实际进程看，尽管清政府始终在说“中体西用”，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三十年后与三十年前，中学、西学的比例发生显著变化。刚开始洋务时，中国只学科学技术；十年后随着中外贸易、投资扩大，接受了万国公法的原则；再十年，中国也在讨论政治改革的可行性、可能性。如果按照这样的步伐走下去，中国在政治上并不会落在世界后面很远。

　　然而，历史无情。甲午战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四年动荡后，于1928年重建统一，重新开始新一轮现代化建设。实事求是说，经过十年时间，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了长足发展，许多历史学家说1928-1937这十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岁月”，或许稍过，但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具有与日本一决雌雄的底气，更不可能苦撑待变迎来世界反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但从中国国家利益、民族前途而言，这场战争第二次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岁月”戛然而止。十四年漫长等待，八年殊死抵抗，中国不仅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物质代价，更重要的是，战前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建设顷刻间化为一股青烟。

　　中日战争的起因非常复杂，从1931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极为混乱时期。满洲国的成立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满洲国的背后也确实是日本人。但在那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外交解决的思路应该说并不错，胡适等人“低调俱乐部”期待国际社会用外交力量压制日本，重建中国统一的思路，今天看来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假如那时的中国能够在中日外交上达成基本共识，中日两国政府携手稳妥处理外交麻烦，避免战争，争取和平，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不可避免，亚洲、远东的局面、结局肯定不一样。

　　现在的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三十四年经济持续增长为中国人赢得了“可以说不”的底气；日本的步步紧逼、寸步不让，也不断激起中国人的愤怒。但，如何管控中日外交风险，如何不让钓鱼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朝鲜”、“满洲国”，如何不让日本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外交当局的责任，其实更应该值得全体中国人警醒。

　　由内政而外交是可怕的，由外交而引发内部政治变动也是最不经济的事情。三十四年经济增长确实衍生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应该相信，再给中国二十年和平时间，这些问题应该能够获得有序解决。反之，假如中国因钓鱼岛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即便赢得了战争，但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必将就此打断，中国社会内部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可能顺势解决，而且必定会无限期延误。

专家称无论战和日不可能再次打断中国现代化

2013年02月13日 10:51 财经网


　(上)

　　在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是否会引发两国兵戎相见的猜测之际，中国思想界也开始讨论，假如钓鱼岛战争打响，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说是第三次，乃因为在中国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曾两次打断过中国的现代化。一次是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在中国史学界已成常识。

　　在这方面，有两篇文章反响较大，一为刘梦溪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日本人打断吗？》，另一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的《不要让日本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刘没有明确回答日本会否再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提醒国人注意日本的企图，他认为“日人的狡蛮、阴狠，远谋虑深”一如旧，“且有美国为之站台”。但他亦认为，今日“中国一方的主动权、选择权相当之大，转圜余地无处不有”，然“如何终极去取，不仅在国力军力，更主要在智慧”。

　　马则明确指出，“假如中国因钓鱼岛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即便赢得了战争，但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必将就此打断，中国社会内部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可能顺势解决，而且必定会无限期延误”。可马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来证明此论断，只是在文中笼统地说到“我们中国人经过两次教训依然没有汲取教训。我们正走在同一条大道上，不论内政，还是外交，甚至简单的对日交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形势与前两次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

　　鉴于马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近几年在大陆学界声誉鹊起，该文出来后，在大陆互联网上广为传布，笔者将主要针对马的看法而论。我认为，马所谓的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必将就此打断”的论断缺乏事实和逻辑依据，很不严谨。

　　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无论治学还是治国，都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历史积奠深厚的国家，历史中蕴涵着丰富的正反经验和信息。然而，我们也要防止简单化地比附历史的倾向，以过去的历史来简单化地评判和指导今天的现实。

　　具体到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除非有严密的事理逻辑论证，否则，还是不要得出肯定结论。

　　首先，今日世界形势和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日两国力量也已经今非昔比。尽管目前世界本质上还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国际秩序还由大国和强国主导，但人类毕竟接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平始终是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所以，现在即使有战争，也不是以土地、人口和资源的直接占有为形式。换言之，一国现代化的过程不大可能因战争而转向，除非发生大规模核战。

　　再从中日力量对比来看，虽然晚清末年的洋务运动引入了近代工业包括军工，军队也有一定革新，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已进入晚期，现代化还刚刚萌芽，社会制度和治理机制还停留在过去。而在国民党主政的“黄金十年”，虽然中国的近代工业有比较大的发展，现代化程度比甲午战争时有一定提高，但整个社会结构和治理机制与过去相比变化不大，何况，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除日本侵华外，中国的外患一直不断。所以，可以说，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的总趋势是走下坡路。

　　日本则恰恰相反，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它的国力是冉冉上升，走上坡路的，跻身于当时的世界强国之林。尽管日本的现代化也很不彻底，但无论从工业、经济、社会组织结构、领导体制还是国民教育和民族精神面貌等各方面来看，日本都要好于中国，用日本人的话说，一个是“日出之国”的欣欣向荣，一个是守旧帝国的日薄西山。当两个民族“相遇”之时，中国的败亡似乎也就注定了。

　　然而，现在是时移世位。虽然中国还在很多方面落后日本，内部也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毕竟就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军事实力、民族精神等来说，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赶上日本。至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日两国也有很大逆转。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讲“不论内政，还是外交，甚至简单的对日交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形势与前两次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合乎实情。

　　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国力和意志的较量，尤其是现代战争，根本取决于国力和技术。中国的国力和军事技术，无疑比前两次时期要强大得多。而日本经过美国民主化改造半个多世纪后，其内部是一个多元社会，国民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战争意志，所以，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纵使日本右翼有打断中国现代化乃至瓦解中国的念想，仅凭日本一国之力，要战胜中国，严重点说，有些自不量力，除非中国自己犯很大错误。

　　我不清楚马为何断言中国即使打赢钓鱼岛战争，也会被日本打断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其依据来自何方？如果只是因为参照历史经验，就得出这一结论，应该说很草率。

　　马文没有直接说出的一个含义是，如果日本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依照“黄金十年”的发展趋势，中国会进入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繁荣和民主、自由、宪政的历史时期，就如当今的发达国家一样，也就不会有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之争及其后的历史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实现了。且不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使一定要假设，历史后来之所以没走这条路，原因既不在共产党，甚至也不能怪日本，而完全是当时主政的国民党没有把握历史大势，做出了错误判断，从而失去历史给予的机会。因为在抗战胜利后，从当时的国共力量对比和内外形势看，历史无疑是要选择国民党的，为此，共产党也打出了民主和自由牌，以争取人心。假如当时国民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全国人民期望，国共和解，中国确有可能开创宪政民主之途，可惜蒋介石政权的专政本色(顺便说一句，目前很多文章和论著美化蒋介石，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真实的蒋介石固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描写的那么坏，但也不像这些文章说的那样好，看看外国人写的蒋介石传记就明白这点)，不肯还政于民，致使人民倒向共产党一边，从而使得中国现代化，走了许多弯路。

　　(下)

　　判断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需要我们对日本的前两次侵华行为尤其是第二次侵华战争有一客观评估。正如上文所说，日本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点毋庸置疑。但对“打断”应该做这样的理解，即日本打断的是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启。与马勇同为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的荣维木先生就认为，抗日战争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却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日过程中悄然开启，并从政治、经济、国家主权等层面进行了论证。

　　荣维木认为，从政治层面看，抗战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尽管这种民主十分有限，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抗战期间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也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从经济层面看，用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战时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对战后乃至今天都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从国家主权层面看，中国在抗战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而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除这些外，中国在抗战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也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如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作为一家之言，荣的看法当然可以争论，但也值得我们参考。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而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晚清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近代化)，是一为适应西方通商(前期)和殖民(后期)要求而被迫进行的现代化，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基本没有现代化的因子，即使有，也只处于非常弱小的萌芽状态。换言之，没有中西两种文明的对撞，指望中国社会内部孵化从现代化来，会是一个很长过程，或许我们现在还处于男人拖长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时代。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日本第二次全面侵华后有了改变。一方面，是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随着日本侵略的全面深入而无法按既有路径走下去；另一方面，当西方列强把现代化因子带入中国后，随着接受现代知识和文明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内部的自主因素也在增强。这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就提出了一个从被动向主动转换的要求，也即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自主地探索现代化之路。这一起点是在抗战时期，目前还在进行和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作中国力图在西方的现代化外，自主探索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现代化道路。也许这条现代化之路比被日本前两次打断的原初现代化道路要更艰难和曲折，也许最后都不能取得成功，但不应从理论上否定其价值。事实上，提出日本可能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命题本身，就承认中国目前正走在现代化之路上，否则，无所谓第三次打断。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按照马文的观点，中国即使在钓鱼岛战争中打胜了，日本也会中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内矛盾也不能顺势解决。从马文自身逻辑看，本不该得出这一结论，只能这样来理解：马担忧的是，中国若在钓鱼岛之战中取胜，则证明现有的制度和做法是成功的，统治者和认可这一套制度的人，就会认为无须更改，从而，目前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样，第三次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就被打断了。不能认为无此可能性，但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战争胜利给意欲改革的统治者更大权威，从而使他更有力量去推进改革，打破过去不曾打破的既得利益的阻扰。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国内的问题和矛盾不会因战争胜利了就自动消失，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战争期间会被拖延解决，但一旦战争结束后，它还照样存在甚至以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显示出来。另外，在民智和民权开启的社会，人们也不大可能因战争胜利就不向政府提此要求了，这些都会给统治者以压力，即便统治者挟战胜余威而有意放慢改革步伐，民众也可能不答应。所以，在战争胜利后，出现问题和矛盾被无限拖延的概率不是很大。

　　那么，假如中国战败，日本会中止中国的现代化吗？也很难。如前所述，日本侵华打断的只是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现代化本身，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是不可能被打断或中止的。所以，中国战败，极可能的结果是现有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被转向，也许又回到抗战前的那条现代化道路上。



　　前面讲了，单凭日本自身之力难以在和中国的战争中取胜，美日同盟则有可能。但是，从美国的历史和目的出发，决不会允许日本支解中国，让中国永远站不起来。因为一个繁荣自由的中国远比一个贫弱仇恨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因此，美国会像它在其他地方推行颜色革命一样，将战败的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体系，用民主自由来改造中国。事实上，日本自身战败的历史就说明了这点。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虽然国力很强大，但远谈不上是个民主、自由国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日本走向民主自由之路，是美国对日本再造之结果。

　　因此，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日发生战争与否，日本都不可能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没有这样的力量。当然，我们需要对日本通过发动战争来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图，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行揭露，但战和与否，不取决于中国，而是日本。中国要敲打日本的右倾化，然没必要因害怕被日本打断现代化进程而“绥靖”日本。倒是历史一再证明，敢战方能言和，和的基础是战。

　　原题：日本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吗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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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称中日不会开战理由是中国怕遭受新屈辱2013年02月14日 12:19
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综合报道】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10日刊登题为《中日不会开战的理由》一文，作者特雷弗 莫斯称，政治热情只有用对地方才可以加分，以安倍晋三目前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他是在挑起一场打不赢的架。

文章称，安倍不仅没有努力平息2012年北京和东京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而且还采取了一种挑衅性的腔调，尤其是在钓鱼岛的争端上，这对于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安倍在拿地区安全赌博的话，他至少是盘算了其中的胜算的。他盘算，日本可以采取一种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而不会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应，这种判断基于中国的举动在许多方面都面临限制因素，以及两国所处的盘根错节的全球化环境。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战争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前景，尽管现在领导日本的是一位更加强硬的首相。

一、对北京来说噩梦般的局面。中国很可能赢得与日本的战争，但失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随着中国翻过“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计划迎来更自豪的时代，在其最仇恨的对手手上再遭受一次新的、可以避免的屈辱，这种前景足以说服北京尽一切可能防止这个结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开战）。

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不管是输是赢，中日战争对于两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如果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关闭，安倍试图通过巨额刺激计划提振的日本经济将受到重创。随着日本企业撤出现在已经充满敌意的市场，中国也会受到损害，从而让500万中国人失去工作。全球化经济的恐慌将进一步下挫两国经济，并可能破坏两国新任领导人的计划。

三、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尚有疑问。文章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但如果现在被迫开战，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也可能令人担忧。

四、美国未知的干预程度。中国内部有人认为美国永远也不会代表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盟友干预亚洲的冲突。但是，这种观点太过随意。如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的介入具有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五、中国避免军事对抗的政策。中国一直说更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且其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中国继续派遣不带武装或者只有轻武装的执法船而不是军舰前往海上一些冲突易发地点。此外，民族主义媒体上和一些军方人士一直呼吁采取更咄咄逼人的政策，但是北京并没有表现出听取这些人的意见的迹象。

六、中国的“社会化”。中国花了太多时间告诉整个世界它对和平不构成威胁，以扭转所有抨击中国的人的预言。现在日本已经获得许多亚洲国家的同情，这不是北京想要的，它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从内部影响地区事务，并与其国际合作伙伴实现“双赢”。

最后，文章指出，两国领导人在平衡同一个问题——他们在主权问题上不会让步，但是开战也不符合各自利益，事实上，他们肯定害怕开战。即使在小规模冲突中双方军舰或者飞机出动，两国领导人也不会下令再派出部队参加战斗，除非他们被逼到了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使得冲突升级是唯一保全颜面的选择。一些人设想的一旦开打第一枪就会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肯定不是最可能的结果，正如其他地方，例如克什米尔或者泰柬边境经常出现的小规模冲突所表明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