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自由滋养幸福 党国英

自由滋养幸福（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幸福，应该是人们的稳定连续的愉悦心境以及对生活的乐观自信。对这样一个关于幸福的定义不应该有太大的分歧，因为幸福为人们所普遍追求，而被追求的自然不该是痛苦和不自信。如果说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本身不会有重要分歧，那么，对引起幸福的原因，则一定有千万种答案。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区别幸福本身与引起幸福的原因。
　　现实中，人们在追求钱财的时候，会认为自己在追求幸福；钱财多了，当事人又可能说他们不幸福。一些国家的自杀率与他们的经济增长水平一同提高。所以，有人不愿意把幸福和财富联系起来。有知识界人士引用J.S.穆勒的说法：只有那些投身于公共目标，而不是自我幸福的人，才是幸福的。可是，如果利他主义者是幸福的，且利他主义成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模式，人类进化就没有了可能。这应该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却不是人人懂得。
　　但关于引起幸福的原因，我们真的无话可说么？
　　迄今为止，关于引起幸福的原因，最好的解释来自经济学；其他理论引起的争议更大。任何人都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只是作为生产者，人们所依赖的资源不同。作为消费者，人们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称为消费者均衡。作为生产者，人们也要追求收益最大化，经济学称为生产者均衡。因为信息不完备，人们当然会有决策错误，因此利益最大化只是偶然的可能。但无可置疑的是，人们的行为趋向是利益最大化，因为相反的趋向会使人类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糟，人类生存便不可持续。把这种理论的表述翻译为通俗的语言，可以说，在资源分配一定的前提下，如果人们总能有把握地利用好自己的资源获得利益，并能在生活中获得到充分愉悦，人的幸福便有了重要基础。
　　经济学又认为，只有自由竞争，才能实现人的生产者均衡与消费者均衡。通俗说，自由滋养幸福。一切强制都会破坏均衡的形成，也就破坏了幸福。说到这里，我们就有可能正确理解财富和幸福的关系。财富本身不带来幸福，但财富有可能增大人的自由活动空间，增强人的自信，便有可能带来幸福感。如果财富使人不安，使人的自由空间反而变小，人一定是不会幸福的。
　　到这里，关于幸福的话题还没有说到一半，还有更不易理解的逻辑问题。
　　请注意，如果人类的一切活动均奉行自由交易原则，某些事情就无法去做，某些福利不会有供应。例如，人们需要一条马路，如果奉行自由原则，就有人不愿意为使用马路付账，试图免费行路。他的理由是，我使用这条路并不会增加护路成本，因此免费行路天经地义。筑路者没有收益也不会筑路，世界上也就没有了道路。极端地说，如果筑路者将所有道路进行适当封闭，并不惜代价对行路进行计量，并依量收费，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但因类似这种封闭与计量引起的高昂的交易成本，总会产生“不划算”的问题，人们就不得不另想办法。
　　经济学就把那些能够靠自由交易原则解决问题的领域，叫做私人领域；把自由交易原则不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叫做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产生本质上是一个交易成本过大的问题。
　　私人领域维护幸福靠自由，公共领域解决其余人类福利问题究竟靠什么？有史以来，这里有两个极端的办法，一是独裁暴政，另一是民主政治。两者之间又有一些折衷的办法。
　　独裁暴政有可能以很低的交易成本解决公共领域的福利问题，但绝对会发生的事情是，独裁暴政会破坏私人领域的自由原则，使私人领域失去效率，降低私人幸福水平，从而在公共领域失去充足资源解决公共福利供应问题。所以，暴政是幸福的敌人。
　　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公共领域的福利增进问题，的确有诸多好处。如果公共议事决策人员选举得当，大家有可能在“无知之幕”下制定规则，对“掠夺公共品”的行为形成制约，使规则接近经济学家讲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要求，让公共福利接近最大化。民主的最大好处是可能限制公权边界，不去干预私人事务，让自由原则在私人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保障了这一领域的幸福生成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原则是自由原则在公共领域的延伸。
　　到这里，关于幸福生成的逻辑还没有说完。在私人领域奉行自由原则固然有了个人幸福的最大可能，但如果每个人的初始资源分配有巨大差异，自由原则很有可能保持乃至放大事后收入的差异，并影响到人的幸福体验。初始资源分配的差异如果过大，实际上又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允许这种差异到什么程度，经济学没有严格的答案，但经济学家普遍赞成通过发展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以确保人们的机会平等。
　　概括地说，初始资源分配中的机会平等、私人领域的自由竞争、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是决定幸福生成的三大要素，而其核心是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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