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党校教授：中国搞三权分立是灾难

党校教授：中国搞三权分立会乱 对世界也是灾难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3年11月23日09:13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国记协今天举行新闻茶座，邀请中央党校教授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如何加强与深化改革。针对目前政治领域的改革，学者认为，中国如果实行三权分立会乱，对世界也是灾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大多数关注与经济领域，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并没有涉及，外电有评论这是经济向右、政治向左。 学者认为，这说明中共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充满自信，实际上现有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成功的原因，他保证了决策和执行的快速以及政策的稳定。

　　对于国防委员会最高领导的人选，谢春涛认为委员会谁来主持还有待观察。而针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利益群体阻碍的情况，谢春涛分析，任何改革都会出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但改革的决策是比他们位置更高的人做出，为了全党全民族利益，既得利益者阻挡不了这样的改革。

【免责声明】上海大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合法经营金融岛网络平台，从未开展任何咨询、委托理财业务。任何人的文章、言论仅代表其本人观点，与金融岛无关。金融岛对任何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股市有风险，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蒋介石反省丢掉大陆原因:全怪搞了民主宪政(1)

2013-11-22 10:33:17 新华网 【大 中 小】

蒋介石反省丢掉大陆原因:全怪搞了民主宪政

图说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十大相似之处

蒋介石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蒋介石是一个爱反省的人。他的日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反省记录。一周过了，有《本周反省录》；一月过了，有《本月反省录》；一年过了，也常有“本年反省录”一类的记载。
自然，丢掉大陆，对蒋介石来说，可谓创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许多自责，日记中常见“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等字样。他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是，蒋性格顽强，《反省录》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补过，以求自赎。（《民国38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同时，他在台北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调集干部学习，总结经验，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检讨的内容。
“近因”：“外交失败”、“军事崩溃”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写得很简略，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 1951、1952、1953这几年，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两月的日记后，决定将这一段失败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之读任何历史为有益。1952年，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 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蒋介石反省丢掉大陆原因:全怪搞了民主宪政(2)
2013-11-22 10:33:17 新华网 【大 中 小】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编者注--“史”即“史大林”），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亁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他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继称：“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认为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华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
“总因”：“党内分裂”、“金融政策失败”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矛盾 。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

蒋介石反省丢掉大陆原因:全怪搞了民主宪政(3)
2013-11-22 10:33:17 新华网 【大 中 小】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按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 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在蒋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为“轻浮急躁”、“擅自独断”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作者注--应为“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蒋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诚，有时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乡扫墓，路过绍兴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谴责自己违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

蒋介石反省丢掉大陆原因:全怪搞了民主宪政(4)
2013-11-22 10:33:17 新华网 【大 中 小】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订“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第17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部分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

《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解决“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认识，而未能付诸实践。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这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转手，蒋介石提出“造福农民”，幻想以二五减租作为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这真有点像俗话所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了。不过，他的这一认识对他治台方略的形成还是有益的。

蒋介石反省丢掉大陆原因:全怪搞了民主宪政(5)
2013-11-22 10:33:17 新华网 【大 中 小】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结果是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但是，蒋介石却因战后国民大会选举及召开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错误地视“民主”、“宪政”为祸国之道，觉得民主反而不如专制、独裁好，这就对历史作出错误总结了。
1949年6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动来迎接新历史、新时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础，完成新任务。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们在创造新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既往历史的影响，更离不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与科学总结。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上述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作者：杨天石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刊编委）

国共都曾喊打：土豪们的全军覆没和破土而出
大家专栏韩福东2013-11-24 07:44我要分享 20
[摘要]在1913年那个革命胜利的年份，土豪们还想不到40年后会全军覆灭，而100年后又在众神狂欢中破土而出，以旧标签赢得新内涵。

图为萧瑟油画作品

图为萧瑟油画作品《知识分子的一支烟》

前些天为找寻民国抓记者个案，查阅老报纸，我意外看到这样一则1928年的消息：

“无锡前县议事会议长浦容潜，被孙君修、吕式峤等，罗列十大罪款，控告土豪。经县指委会协同公安局，将浦捕获，解局后转解县政府，旋由殷承审员开庭略讯一过，以土豪案件，应归特种刑事法庭审理，已于昨日备文派警，将浦容潜押解赴宁，至特种刑事法庭审讯。”（注1）

这则消息深切说明，土豪是一个多么穷途末路的职业。不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连“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同学，在北伐成功后，也立即于1927年8月4日，经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罗列了特属于土豪的十一种特征：1、武断乡曲，欺压平民致伤害者；2、欺人之孤弱，以强暴胁迫行为而成婚姻者；3、因资产关系，而剥夺人身体自由者；4、重利盘剥；5、包庇私设烟赌者；6、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诈欺取财者；7、胁迫官吏为一定或不为一定之处分者；8、逞强纠众，妨害地方公益或建设事业者；9、伪造物证，指使流氓图害善良者；10、持强怙势，勒卖勒买动产或不动产者；11、盘踞公共机关，侵蚀公款，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注2）

土豪案和“反革命”案一样，要由位于首都南京的特种刑事法庭审理，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在大革命时期，命运如同反革命的“土豪”，其名词本身已形同瘟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像无锡前议长这样的大V，一旦被控土豪，也只有先抓起来解送的份儿。

“土豪”常和“恶霸”或“劣绅”勾肩搭背，在词语的组合中被归入穷凶极恶的类别中去，这是至少自民初就有的现象。现在，这个颇为负面的称谓，已经变身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尊号，一夜间风行大江南北。它带有调侃意味，亦具颠覆性质，是时代个性张扬旗帜下的一个注脚。但是土豪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经验是惨痛的。让我们将时光的胶片从1928倒带向更早的年岁，回到距今一百年前，那个大革命开始的喜大普奔日子。当斯时也，土豪已经显现了他们注定悲剧性的前景。

1913年元月，在江苏华亭，土豪张葆培、张鹤昌、王秉镒因涉嫌抢夺沈子山所属的蒲塘、滥用职权伤及无辜，而被地方法庭判处刑罚。张葆培不服，上诉到苏州高等法庭，该庭后判撤销张葆培、张鹤昌刑罚，仅给予王秉镒10个月的有期徒刑，赔偿沈子山所有船只，赔偿50元钱。沈子山等不服，“以所判不合，已声明赴京上告矣。”

这个案子的具体是非细节，我们暂先不去管它。重要的是当时《申报》的报道中所提及的这一片段：土豪张葆培“极力运动高等厅，竟为之开脱净尽，决定后舆论大哗，因之判决书不敢骤下，延宕已数月矣，日前忽将判决案宣布。”（注3）它透露出重要的舆情向背：二审对土豪的改判，不得民心，舆论认为一定是非法公关的结果。

这是土豪开始走入下行线的关键时刻，他们或许还有实力争取到官方的支持，但已经在民意的天平上失去重量。一旦掀起再次革命的怒潮，他们的末日就将来临。

辛亥革命虽然也是革命，但正如后来的革命者所宣称的，它并不彻底。接下来的一个案例发生在1913年2月底，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冬字232号门牌内的江苏海门县马立山等4人，到地方检察厅控诉，称他们在上海川沙县钦公塘的耕地被土豪顾德钰夺去；不仅如此，在上一年底，还有崇明人张慕尧、张凤鸣等四人，自称“极有势力，可赴都督府上诉，夺回荡田”，以“包打官司”为名骗去230元大洋后，再无进展，“向之索回原洋，则一味支吾。”后来还是因为张慕尧等人另因和万国梁“私立万民商会”招摇撞骗被抓，此事才得以曝光。值得强调的是，张慕尧等人均“前充光复军之目兵”。目兵是当时军士级别称谓，光复军是光复会领导的革命军。

这个案例仿佛时代的缩影：传统乡绅日渐卑劣，蜕化为土豪恶霸；但革命者的操行有时并好不到哪去——如果不是更坏，他们和土豪一样，具有1927年《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所罗列的“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诈欺取财”等各种恶行。

张慕尧等人的招摇撞骗案，还有新进展。3月10日，有自称闸北警局司务长刘恩元者，和商人陈耀卿、赵瑞生等39人，到地方检察厅说项，要求交保。他们称“万国梁为人正大，且甚慈善，前年代川沙、南汇等处各乡民与土豪顾德钰等争夺荡田，甚为出力，前清各官署均有案可稽。迨各省光复之后，万（国梁）以保国安民为宗旨，故有设立万民商会之举，惟事前未经禀准，官长不无忽略……”把万国梁说得相当正派，万国商会所涉嫌的欺诈，在他们口中也只是未经官方报备而已。但陈厅长表示万国梁等人经过多次预审，“供证凿凿”，刘恩元等人“犹欲为之强辩，实属谬妄，斥不准行。”

关于万国梁等人，容有争议。但即便假设其为人正大，仍可反证土豪顾德钰的不得人心。

关于“土豪”的恶名，还可以从惯常用语中得到证明。譬如，浙江清乡会办刘凤威出巡金门、衢州时，以所辖三府十七区幅员辽阔、督察劳难，要求各县官绅设立“求隐柜”——也就是实名（但官方会为其保密）举报箱，为此特制定7条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民间曾被匪盗抢劫、土豪恶棍凌虐……恐其报复，不敢举发者，准其开明匪棍姓名、住址及犯事年月、案由、地点暨本人姓名、住址投柜，以凭密查究办。”在官方文件里，土豪都是和匪盗、恶棍相提并论的坏家伙（注6）。更不要说民间小说语言了。（注7）

只是，在1913年那个革命胜利的年份，土豪们还想不到40年后会全军覆灭，而100年后又在众神狂欢中破土而出，以旧标签赢得新内涵。

参考资料：

注1：《土豪案解宁讯理》，《申报》1928年8月29日。

注2：《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民国日报》1927年8月7日。转引自李巨澜《略论南京政府初期对土豪劣绅的打击——以江苏北部为例》，《学海》2008年5期。

注3：参见《张葆培竟脱然无累》，《申报》1913年1月27日。

注4：《控追包打官司之骗款》，《申报》1913年3月1日。

注5：《热心爱国者果如是乎》，《申报》1913年3月11日。

注6：《清乡会办设立求隐柜》，《申报》1913年2月19日。

注7：如玄郎所作剧本《记新新舞台之奇冤狱》中，有“……赵胜（苗胜春饰之）等结交恶霸土豪，俱畏之如虎”句。见《申报》1913年5月16日“自由谈”。返回腾讯网首页>>

肯尼迪遇刺50周年：不知疲倦的性爱探险家
南都周刊 [微博] 七猫2013-11-24 07:49我要分享 4
[摘要]突然之间，美国的阶级制度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稳定，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跟一个卓越的大人物之间，他们的生活也紧密地连接着。肯尼迪遭到了刺杀，关于他死亡的神秘故事开始展开。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所发生的事情依然是美国历史上的头号悬案：总统按住自己受伤的喉咙,轰然倒下。再一次枪声过后，他的脑袋爆开，鲜血飞溅，而身边的第一夫人绝望地试图拼凑丈夫的身体碎片。当特勤局探员克林特·希尔赶过来的时候，杰奎琳·肯尼迪张开手掌，她白色的手套上是总统先生的一小片头骨。

受害者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最具魅力、最富有也最有名的人之一，这让整场刺杀更带有无可匹敌的悲剧色彩。在几秒之内，权势变为无助，美丽遭到玷污，宁静化作不安，亲切变得陌生。

刺杀者名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两天之后，奥斯瓦尔德被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人杀害。官方负责调查此事的沃伦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属于个人行为，而杀害他的鲁比也没有任何同伙。鲁比被宣判了死刑，他请求上诉，并获得了重新审判的机会，但就在新的审判到来之前，鲁比因为肺癌死在了医院里。

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相信沃伦委员会的结论，也不认为发生在达拉斯的那场刺杀得到了真正的解答。2001年，有81%的美国人相信当局掩盖了真正的阴谋，而最近的美联社调查显示，有60%的人至今仍抱持着同一个观点。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有人说，枪手隶属于黑手党；有人说，黑手党跟中央情报局结盟刺杀了总统；有人说，是总统的特勤局里出了内奸；也有人说，是总统遇刺的受益人、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组织了这次枪杀……甚至连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也不买沃伦委员会的账，最近他在接受NBC采访时明确表示，他强烈怀疑刺杀肯尼迪总统的行为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完成的。

达拉斯并不安全

现在看来，早在肯尼迪造访之前，这场悲剧就隐约有注定的迹象。尽管现在的人们喜欢把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称为“黄金时代”，象征着天真而繁荣的岁月，但实际上，那是一段苦涩的时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美国人保持团结的共同理念，随着冷战的进行而逐渐消磨殆尽，而民权斗争又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右翼阴谋家相信，共产主义者正在试图腐蚀美国文化，以便将权力转向腐败的联合国。

达拉斯是右翼阴谋家的聚集地。石油大亨H.L.亨特和克林特·默奇森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开展了一系列极右翼宣传，而报纸出版商泰德·迪利则利用《达拉斯晨报》鼓吹极端思想。当埃德温·沃克因为在军中散播极端保守的约翰·柏奇会思想而被肯尼迪从陆军司令位置上撤下，达拉斯接纳了这位将军。沃克很快就给肯尼迪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1962年煽动一群种族隔离主义者在密西西比大学搞抗议，并在1963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访问达拉斯期间，组织了一场极具侮辱性的公开抗议，对那位大使进行了公开的戏弄和人身威胁。

史蒂文森的遭遇让颇有影响力的达拉斯商人斯坦利·马库斯相信，他的城市并不安全，无法承担总统访问的重任。他对白宫发出了警告，但肯尼迪本人决心继续原本的行程。不过，在他准备前往达拉斯的时候，总统已经对潜在的暴力可能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的遗孀杰奎琳后来回忆说，总统对高层狙击手的能力表示了特别关注。

突如其来的枪声

11月22日上午，约翰·肯尼迪总统携夫人杰奎琳驾临达拉斯。他们按照计划沿着美茵大街驶向达拉斯市区。路边偶尔有一些右翼的抗议迹象：有些零星的海报指责总统犯下了叛国罪，而《达拉斯晨报》更刊登了一幅颇具敌意的广告。然而这些抗议在群众的热情下显得十分苍白。在围观群众的欢呼声中，身着粉色洋装的第一夫人开心地笑着，而康纳利州长似乎也稍微放下心来—跟肯尼迪同乘一辆车并不会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他的下次竞选。

快要到达市区的时候，车队开始提速。但在以《晨报》之父迪利命名的迪利广场入口处，肯尼迪所乘坐的豪华轿车放慢了速度，右转驶上了休斯顿大街，然后又向左转弯，上了埃尔姆大街。这时候，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顶上的大钟显示，此时正是12点30分。在广场旁边的一个水泥柱子旁边，站着的是俄罗斯移民亚伯拉罕·泽普鲁德，他正用自己的8mm家用摄像机拍摄总统车队经过的盛况。他说他在第一声枪响时启动了摄像机，而他拍下的26.6秒画面则记录了那场真实的噩梦：总统的脑袋在他的面前开了花。

在这段486帧的视频的最后几帧里，泽普鲁德拍到了特勤局探员希尔绝望地奔向总统的冲刺。但他没拍下希尔爬进车里，将第一夫人按在座位上，用身体充当她的盾牌。希尔后来回忆说，他看见康纳利州长也受伤了，而娜莉·康纳利正按着丈夫的伤口。希尔回过头，冲着后面的车辆做了一个拇指向下的手势。车队即刻加速，冲向了最近的一家医院。

当时在场的目击证人的回忆并不统一，有人说一共有两声枪响，还有人说是三声。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枪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至于在教科书仓库大楼里的职员们，他们也没办法确认他们的同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在什么时候下楼的。

一系列的错误

在帕克兰纪念医院，医生们发现总统还有呼吸，他们迅速将子弹从他的气管里取了出来。子弹掉落在病床上，一个特勤局探员随手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而没有将其当作证物保管起来。其他的特勤局探员则在医院门口开始清洗那辆豪华轿车，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破坏犯罪现场。大概下午1点的时候，医院正式宣布了总统的死亡。德州官员表示该州法律要求在达拉斯进行尸检，但特勤局坚持将总统的遗体和幸存者带回华盛顿。

探员们将逝去的总统及其遗孀带回了停机坪，他们在空军一号上找到了约翰逊—他在肯尼迪后面的那辆车里躲过一劫，现在他是新总统了。约翰逊身边的窗户遮光板紧闭着，以防有再次的袭击。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场刺杀是不是还有后招；如果副总统也被刺杀了该怎么办呢？探员们迫切地希望飞机能立刻返程，但约翰逊坚持表示，他要在离开之前宣誓成为总统。于是他们只好在飞机上继续等待，直到约翰逊的朋友、美国地区法官莎拉·休斯来到飞机上主持了总统就任仪式。在拍摄官方照片的时候，约翰逊小心地将杰奎琳·肯尼迪安置在他的身边，而这位前第一夫人身上的外套，还沾满了前任总统的血。

当空军一号抵达首都的时候，他的遗体被送到了马里兰的贝蒂斯海军医院。“杰克（肯尼迪的昵称，因为其英文名首字母为JFK，取谐音为杰克）以前是海军出来的，”他的遗孀如是说。她很可能没有想到，其实附近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法医检查机构。结果，贝蒂斯海军医院出示的尸检结果和报告相当不完整。

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达拉斯警方追踪线索追到了奥斯瓦尔德。奥斯瓦尔德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性子有些古怪，十几岁时崇尚马克思主义，并且十分喜爱阅读邦德系列的小说。他从海军陆战队里叛逃出来之后去了苏联，不过在那里过得并不愉快，两年多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他在一家电影院里被捕，警方最初指控他从迪利广场逃走时杀了达拉斯警察J.D.提皮特，稍后，他们又将刺杀总统的罪名冠在了他头上。但奥斯瓦尔德坚称自己并未杀死总统，“我没有开枪杀害任何人，”他对警察说，“你们是要陷害我！”

审讯过程极为含糊。以当时任达拉斯警长的杰西·克里所言，“简直就是违背所有审讯规则的”。克里表示，一般来讲，一个讯问者在审问一个嫌疑犯时会和他单独地呆在一个房间里，最多还有一个人陪同；但当时，审讯奥斯瓦尔德的房间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FBI、特勤局探员、联邦侦探，还有达拉斯地方的谋杀科侦探。

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特有的偏执，还让当时的警官做出了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决定：他们在半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奥斯瓦尔德公开置于群众和媒体面前。11月24日，在电视直播的镜头里，奥斯瓦尔德在从一个牢房转到另一个牢房的时候，被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当场杀死。

五种流行的理论

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在三天之后进行，但在此之前，怀疑的种子已在人们心中种下，阴谋论也由此蔓延开来。为什么明明知道达拉斯不安全，总统还要乘坐一辆没有遮挡的汽车？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行进路线，让车队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前放慢速度？为什么希尔一开始不在总统的轿车上？为什么在医院找到的子弹威力明显不足，但官方却说它穿过了肯尼迪的喉咙还伤到了康纳利？为什么特勤局要急着清洗轿车？为什么尸检不在达拉斯进行？为什么约翰逊非得坚持让莎拉·休斯做他的宣誓主持人？为什么奥斯瓦尔德说他是替罪羊？为什么鲁比要在奥斯瓦尔德有机会走上审判席之前杀死他？

要理解这些疑问和阴谋论背后的含义，不得不提到的是肯尼迪所处在的时代和他本人的作风，不夸张地说，这场刺杀改变了美国。传统的观点认为，乐观自由主义跟着肯尼迪一起死在了达拉斯；而《纽约太阳报》副总裁埃拉·斯托尔则在其新书《肯尼迪：保守主义者》里提出不同观点，称如果肯尼迪没有死于那场刺杀的话，真正的保守主义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诚然，每一个美国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保守主义者；但肯尼迪本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冷战时代自由主义者：他相信能用非暴力的方式对抗共产主义，并且创建一个社会福利体系，来缓解社会情绪。而那个时代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应该像是约翰·柏奇会那样，相信要用暴力手段对抗共产主义，并且认为民权运动和社会福利都是共产主义理念，应该极力反对。说到底，在肯尼迪之后，真正的保守派总统里根当年就对医保法案大力抵制，如同他的共和党继承人们现在反对奥巴马医改案一样。

对于美国的文化及情报精英来说，1963年秋天，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真实威胁是军队的右翼主义者。麦卡锡在全国清洗共产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的人，搞得民众人心惶惶；反过来说，正在全球展开革命的赤色力量更像是一种保守派执意要消除的偏执的幻想。在这个情况下，奥斯瓦尔德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杀手—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当时美国军队右翼力量是不是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敌视肯尼迪，但至少比共产主义对肯尼迪的敌视大多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其报告《总统之死》中透露，在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杰奎琳·肯尼迪的第一反应是“他不像是刺客”。她的丈夫“甚至不是为民权斗争而死，”她说，“结果他却死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主义者手里。”

阴谋论的种子落在了肥沃的土地上，衍生出了数种理论。

官方的说法，是奥斯瓦尔德独自行动，他用一杆枪杀害了总统，而这纯属个人行为，背后没有任何势力，也没有任何主张。这是沃伦委员会在进行了详细调查后得出来的结论，虽然许多人并不相信。

更为流行的是官方说法的加强版本。在这个版本里，凶手依然是奥斯瓦尔德，但他背后的靠山却是古巴政府。人们发现，奥斯瓦尔德在刺杀发生之前不久曾经去过墨西哥城，所以阴谋论者推定他曾在那里与卡斯特罗手下官员有过交涉，这才导致了这场刺杀—或许他是想打动卡斯特罗好向他投诚。相信该理论的人还认为，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华盛顿机构掩盖了证据，以隐瞒他们在谋杀前未尽职责的证据。

也有人说，是黑手党杀了总统。肯尼迪在生前致力于打击美国黑手党，而教父卡洛斯·马切罗和桑托·特拉菲坎特则决心除掉他，然后嫁祸给奥斯瓦尔德和所谓的古巴势力。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现任国务卿克里都相信这个理论。历史学家瓦尔德隆表示，马切罗曾在1985年对联邦调查局坦白过此事，但当局却压下了这个秘密。他的著作《刺杀肯尼迪之长影》已被改编为电影，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将在明年播出。“我们希望这个影片能够让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当年的数百份政府文件从未被公开。”

还有人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干掉了总统。为了阻止肯尼迪从越南战争里抽身，也为了避免他跟苏联及古巴和解，当时的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反间谍方面的首席幕僚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雇佣了黑手党杀手刺杀了总统。

总统身亡的受益者、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然也是被怀疑的对象。相信这个理论的人言之凿凿，称肯尼迪本来计划在1964年竞选时放弃约翰逊，让他成为腐败调查的焦点，于是这位副总统就组织了一场精心的阴谋，将黑手党、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古巴流亡社区组织在一起刺杀了总统。

不同世界的相交点

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阴谋论，并不是情报不足，而是情报过剩。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关于他的一切都被放大了。比如说，他乘坐巴士去墨西哥城时的邻座是个诈骗专家，而且还曾经秘密资助过希特勒的行动，但问题是，那个名叫奥尔波特·奥斯本的人跟奥斯瓦尔德并不相识。奥斯瓦尔德的人生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人们总是不停地在流动，所以即使在最陌生的人之间，都可能有两种或三种联系。

奥斯瓦尔德的故事如此，他自己遇刺的案件也如此。在阴谋论里，鲁比是一个黑手党杀手，要在奥斯瓦尔德接受审判之前杀他灭口。事实上，鲁比确实在此次刺杀之前联系过一个跟黑手党有往来的人，不过那是为了给美国各种艺术家协会（American Guild of Variety Artists）施压，让他们制定规则不准起用不领酬劳的脱衣女郎。（他认为竞争对手使用业余脱衣舞女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他这样的专业夜总会的利益）

调查组发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到一些奇怪的事件和奇怪的人物关系。这些事件单独看起来都有可能非常重要，但放在全局之中，却是纯然的巧合。朱迪斯·坎普贝尔·艾克斯纳的例子颇为有名：她是肯尼迪的情妇，曾经也是歌王弗兰克·辛纳屈的女朋友，而且，她还曾是芝加哥黑帮头目萨姆·詹卡纳的情人；换而言之，她在几年之内，跟这三位在各自领域里呼风唤雨的男人有过关系—在1963年，可没有人能够想到詹卡纳跟肯尼迪之间竟然只隔了一个人。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画家玛丽·平肖·迈耶，她也是肯尼迪的情妇，同时还是一位中央情报局高层官员的前妻，以及嬉皮时代引领“迷幻药风潮”的灵魂人物、哈佛教授蒂莫西·利瑞的密友。迈耶在1964年遭到谋杀。即使这次谋杀本身并没有什么疑点，纯粹是抢劫失控的产物，但迈耶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能够展现美国一个时代的历史。看似非常遥远的世界有时候又紧密相连，通过拥有多个身份的男人与女人而彼此关联。

没有谁比约翰·费兹杰拉尔德·肯尼迪本人更为复杂。他是极具魅力的美国总统，同时又是不知疲倦的性爱探险家，他床上的尤物包括著名的玛丽莲·梦露，或许还有一些东德的美女间谍。

于是突然之间，美国的阶级制度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稳定，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跟一个卓越的大人物之间，他们的生活也紧密地连接着。肯尼迪遭到了刺杀，关于他死亡的神秘故事开始展开。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总统一家与奥斯瓦尔德属于不同世界，就像鲁比的夜总会跟白宫像是相距数十光年那么遥远，但他们的死亡却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肯尼迪死后，现实才逐渐从魔术师的帽子里显露出来，带着许多的疑问和许多的困惑，即使到了50年之后，也依然毫不退色。返回腾讯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