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卫·科茨：中国崛起可以持续吗？


编者按：2013年12月11日，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David M. Kotz)教授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题为“中国崛起可以持续？”的演讲，并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与读者分享。科茨教授认为，俄罗斯的迅速转型使其遭遇了巨大经济挫折，而中国经济正是坚持了渐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才取得了35年的快速增长。结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科茨表明，坚持政府的引导对保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科茨接着指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他建议国家出台新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另外，政府应当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从而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将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

大卫·科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俄罗斯经济制度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批判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等。代表作：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2010）；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2007）；Revolution from Above: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coauthored with Fred Weir,1997），中译本：《来自上层的革命》。

编辑：王鹏

以下为演讲实录：

俄罗斯的迅速转型使其遭遇巨大经济挫折

今天我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可以持续吗？有一些中国学者论证说，俄罗斯正确地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战略，即迅速转型。这些学者宣称中国在完全支持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却犹豫了。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既有中国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除非中国把市场经济活动中剩余的限制移除，并且放弃剩余的国有企业，否则中国的崛起就会马上转为停滞或者倒退。

虽然中国有了引人注目的35年高速发展，至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前面的这些诊断却是错误的。如果上述建议被采纳的话，它们并不会支持而是会逆转中国的快速发展。那些认为俄罗斯进行了正确转型的人并不了解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在1992年，按照西方的建议，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迅速对其经济进行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虽然俄罗斯政府中的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应该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在1992年之后，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在经济转型中起到重大作用，或者将经济转型引导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轨道上。

相反，俄罗斯政府只是把经济的发展完全留给市场去决定，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从苏联之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情况中看出来。从1992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在大爆炸式的快速转型下，经历了长达8年的萧条期，这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大国中，还是第一次。1998年，俄罗斯的GDP相比于1990年的水平，下降了42.5%。从199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非常缓慢的增长，其GDP直到2007年才达到了19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2007年，这17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是0%。在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时期，这个国家拥有一种多样化的、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而在转型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则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特别是石油的出口。

从1995年到2011年，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出口已经占到了总出口的接近70%。在2011年，原来可以生产很多高质量工业品的俄罗斯（前苏联），发现它的工业品出口只占到总出口的4.5%。举例来说，华盛顿的地铁系统是在1970年代建成的，用来生产铁轨的机器设备都是在当时的苏联制造的。华盛顿政府之所以购买俄罗斯的铁轨，并不是为了让苏联去发展它自己的经济，而是因为从苏联买到的铁轨的确是当时世界上可以找到的最好的铁轨。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发达的工业体系已无法再生产出高质量的耐用工业品了。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由于世界市场过分依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承受了GDP的巨大下降，降幅达到7.8%。就在同一年，中国GDP的增长却达到了9.2%。之后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回到了3%-4%的区间，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在上升。

俄罗斯的自然市场战略使其在基础建设的投资逐渐下降，比如铁路、电力供应等等，教育、公共医疗方面的投资也出现下降。俄罗斯的人均病床数从1992年到2010年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一，虽然俄罗斯取得了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但是俄罗斯高等院校录取的学生人数却在过去的4年中下降了28%。苏联时期的科研成就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受雇于科研和发展项目的雇员却在逐渐的下降。

我们的数据只到2007年，因为2007年以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拒绝发表来自科研人员的统计数据，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难堪的。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像中东小国科威特那样的情况，但是他的人口却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俄罗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经济中找不到生产性的位置。因为把油从地底下挖出来，用管道运出去，然后再出口，并不需要很多人。这也不奇怪，自从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人口开始逐年减少，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死亡数以及移民国外的人数超过了出生数。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型策略与俄罗斯的转型策略非常不同。在中国，自由化的过程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渐进的。在1990年代之前，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甚至还没有开始，中国政府调节着转型的进程，对重要的市场关系，例如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保持着控制。中国工业的重要部分以及主要银行都仍然在国家的手里，这样一种转型策略带来的是3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在这3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这并不是偶然的。

后发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政府引导

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才行，举例来说：

在19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并没有多少工业。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工业化。美国政府在当时并没有采取甩手不管的策略，美国政府建立了国内的铁路网，使得其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另外对来自德国、英格兰等地区的工业品给予高关税，从而使其工业得到发展。如果美国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推进的市场化政策，美国可能仍是一个农业国，主要依靠棉花和小麦的出口。

在19世纪的德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政府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日本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的活跃程度比前面几个国家都高。1950年代前期，韩国的人均GDP还不如大多数亚洲国家，然而韩国政府引导了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得韩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之所以出现这些结果，都有政府参与的原因，比如银行系统需要将信贷注入那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部门，而不是采取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信贷走向。资本的流动必须受到调节，这样它就会流入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的领域，而不是让经济和货币不稳定，这一点如果只是将资本流动留给市场力量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1990年代的前期，韩国政府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允许资本在韩国和国际上自由流动，而这些资本都是短期逐利的资本，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大量短期资本流入韩国，在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些短期资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迅速离开了韩国，导致韩国的货币在短期内崩溃，从而造成了一场严重的经济灾难。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并没有波及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短期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国境，而只允许直接投资进入那些可以服务于中国发展的领域。国有企业可以对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正因为国企在一些关键的工业领域进行了大宗产品的生产，国家才能够建立起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信，而这对健康的经济发展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建议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采取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措施，比如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来到了北京，给出了自由化的建议；世界银行的代表也来到了北京，给出了同样的建议。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了这些西方建议者们“明智的”建议，然后把他们完全忽略掉了。

与他们的提议相反，中国政府发展出了一套不同的、渐进的转型策略。而那些接受了世界银行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建议的国家，其经济数据却不断在下降。1996年，世界银行的结论指出，如果想让经济成功转型，就应该听取世界银行的建议。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由于中国政策中符合世界银行政策的那个部分。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的建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就不是10%，而是15%了。就在早些时候，世界银行又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叫《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给出了与1998年的报告类似的建议：如果中国不接受世界银行发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建议，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

当然中国模式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而国内需求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到1988年，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家庭消费以每年10.6%的速度增长，而这段时间GDP的增长率只有10.1%。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许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从而迅速填充了农民的荷包。农民由于有钱了，开始进行大中商品的消费，从而带动头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然而从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时间，家庭消费却比GDP的增长更为缓慢。在这十年里，是投资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与投资一起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导性的因素，而家庭消费却只占到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二。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千夜，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占到了GDP的38.4%，这对任何一个经济大国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出口占中国需求的比重在2007年之后明显上升，像起飞一样达到了接近40%，而家庭消费的比例下降到了GDP的36%，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消费比例之一。

从18世纪的下半叶起，当美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其出口仅仅占GDP的不到三分之一。日本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出口大国，在二战之后的十年，它的出口只占GDP的不到10%，它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中国之后，中国的出口下降到了GDP的26.7%，而中国的投资则增长到了非常高的比例，达到46%。这是因为在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突然一下子变得接近于0%，中国政府用高投资来逆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这的确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些投资也使得基础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

上周我乘坐了从北京到济南的高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修建地铁系统，鉴于中国目前的城市交通状况，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将会在以后产生许多好处，然而就长期而言，这样高的投资比例却是不可持续的。过高的投资比例将会逐渐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必须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免责声明】上海大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合法经营金融岛网络平台，从未开展任何咨询、委托理财业务。任何人的文章、言论仅代表其本人观点，与金融岛无关。金融岛对任何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股市有风险，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这使得我不得不去考察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将中国剩余的国有企业统统私有化，以此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曾问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什么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呢？他回答说：国有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太高了。但在我看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是有联系的。中国1980年代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在0.3以下；然而自1990年代起，这个数字开始增长，到2012年达到了0.474。随着收入份额不断从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的手中，国内消费的需求相对于GDP肯定会不断下降。虽然有钱人用很多钱去消费，但是与中低收入人群比起来，他们只是将收入中较小的比例用来消费。随着分配不公在1990年代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快速增长，就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方式实现。因为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向由投资拉动和继而由投资和出口同时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为什么在1990年代收入分配不公开始增长呢？虽然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缺少调节分配不公政策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必然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的持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5年内，美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还缩小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开始放松，许多公共领域开始被私有化。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收入分配不公在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在2007年，最有钱的1%的人，其收入占整个国家所有收入的比例高达23.5%；在2009年，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候的水平，最富有的0.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而在政府对经济积极调控的1950和1960年代，该比例仅为10%。

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如何降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呢？那些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私有化从而降低分配不公的人，其建议正好与历史经验相反。虽然在国企中，高管人员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但这种收入差距比起私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又是比较小的。如果国企私有化的话，这些企业中的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我的三个博士生都来自中国，他们正在研究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收入的差距，他们使用了“生存工资”的概念。所谓生存工资是指，可以使人过上最低限度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工资。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国企中，工人的工资只比生存工资略高一点点；而在私企中，工人的工资比生存工资还要低三分之一。因此，我认为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目前，投资占GDP的30%，而政府购买占GDP的20%。30%的投资，对滋生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足够了，45%的投资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那些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中低收入者手中。但是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说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

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工资也都是非常低的，仅仅够生存。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工人收入的上升。美国和西欧的工人之所以能提高待遇，是因为他们组织了工会与资本家做斗争。今天，中国工人为之服务的私有企业主，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这些企业中的工人，除非得到更大的谈判力量，否则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收入。

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中国的家庭把收入中很大的比例用于储蓄，因为所谓的“三座大山”：医疗、高等教育和养老。如果中国政府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这不仅会帮助普通民众有更高的收入，从而带来更高的消费，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行成功的转型。

除了GDP的比例不正常的问题之外，中国还面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既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的，也是在环境上可持续的。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转型上了及时一课

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并修正其混合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私有企业，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完全向自由市场转变，那就会变更既有的经济模式。苏联改革的失败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上了非常及时的一课。

在1980年代的末期，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个改革以“新思维”而著名。新领导层一开始希望得到混合的经济模式，既有国有企业，又有私有企业，既有计划，又有市场，但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1987年到198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从1989年到199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社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开始对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越来越不满，并希望转向将国企快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战略。鲍里斯·叶利钦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而这种快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那些主张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够避免中国经济停滞的声音，在决定中国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结果将与他们所倡导的恰恰相反。如果这种政策在中国得以实施，取代了现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将终止，而且政治动乱将随之而来。

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混合经济模式，并且做出一些改变，亦即把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平均地分配于整个人口，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可以持续的。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国企一旦私有化，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

提问：自由化、市场化和不公平之间关系是什么？如果市场非常有效和灵敏，那么市场本身的能力能否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大卫·科茨：在我新写的一本书中，恰好探讨了自由化、市场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兴起。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当中，强者倾向于变得更富裕，而弱者倾向于变得更贫穷，资本主义总是产生这样的结果。

市场的确需要能够减缓这种趋势的制度，包括政府对有钱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最低工资、政府对工会的鼓励以及收入累计税（指有钱的人要交比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更多的税）。新自由主义往往说自由化的市场能够使得经济中的不平等逐渐减少，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和实际的机制表明市场真的会这样做。

关于私有化，国有企业相比较于私营企业更倾向于提供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劳动条件，而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倾向于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国企的管理层挣的钱不如私企的多。在1980年以前，美国经济中的某些部门是由政府密切地监管着的，包括交通、通信以及电力的供应等等。这些部门的工人往往拥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当这些领域私有化之后，这些行业里工人工资下降了大概15%。

比如说飞行员以前在美国是挣钱非常多的职业，但是今天，一些在小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只能挣到刚刚够活下去的工资，你们要知道这些人是为乘客安全负责的。再比如那些开大卡车的司机，他们原本有着非常舒适的收入，但是在政府调节经济的时期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加入卡车行业，他们的收入随之开始下降，而且劳动条件也更差了，他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工作更久。我可不愿意在一个为了生存下去已经开了二十个小时卡车的司机旁边开车，这些事例都能支持我提出的论点。

提高工人工资能够扩大国内市场，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提问：您说要提高工资，但是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还是以比较低的工资为优势，如果靠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GDP的增长？

大卫·科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战略：第一种办法是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样它就可以制造便宜的商品，从而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力。这可能会使得企业主更加有钱，但是对工人而言并不好，因为总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实行比你更低的工资标准。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是提供越来越高的工资，这种方式不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出口，而是追求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

对于小国而言，要实行第二种战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高工资有它的竞争优势。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可以提供高于整个英格兰的工资。后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超越了德国和英格兰。

为什么美国能够在经济中有这么迅速这么大的创新？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工人的工资要高于欧洲。到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特别是没有什么技能的劳动力，这就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而这些移民还是不够的，就迫使美国企业发展出使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技术。他们必须采取生产力更高的技术，从而控制总体的劳动力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相信，美国技术进步要比欧洲更快的原因。因为欧洲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比如说你想修建一个重大的工程，当你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些工人拿撬去修这个工程，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供应的话，那么一种更好的、更经济的、更有利润的方式就是使用机器。

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发现。中国如果提高工人的工资会具有双重的优势，一方面它能够扩大国内市场，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中国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技术的舞台上登上更高的阶梯。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那谁是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品出口国呢？是德国，德国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工资比美国还要高。

直到今天，德国都是世界领先的出口国，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他们有非常好的、训练工人技术的系统。我所使用的电动剃须刀就产自德国，这是最好的电动剃须刀。德国的道路是中国应该效仿的，而不是劳动力低成本道路。德国工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之一。按照德国的法律，德国工会代表是直接参加公司董事会的，所以当公司的领导层做出决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考虑工人的利益。

发展工会不光对工人有利，也对中国经济有利

提问：我曾在一篇经济论文中指出，通过政府增印钞票，然后把增印出来的钞票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国民，也就是分红利给国民，这样做可能更加现实一点。我想请教科茨先生，增加工会力量是否可行？如果用分红的方式，利弊在哪里？

大卫·科茨：我认为中国政府必须给予工会一些权力，如果它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话。我想中国的工人是热爱社会主义的，如果他们能在现行体制下，为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话，他们是不会放弃社会主义的。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允许工会真正活动的话，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在工人中会拥有更大的欢迎度。当然这个问题应该留给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

我并不认为印刷钞票并将它分配给每个公民是个好政策。如果存在大量失业人员的话，这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更好的办法是把收入从较高的人群转移到较低的和中等的人群，这能使得中国的经济达到平衡。当然这样做，在政治上并不容易。

提问：我想进一步追问关于工会的问题。美国和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会是怎样得以有制度上的支持？怎样完善工会，并确保工人的利益？工会的领袖是怎么产生的？

大卫·科茨：在西方国家，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自己选举领袖。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开始变得比较复杂。有一些工会，他们开始退缩，不再为工人成员奋斗；而有一些工会，他们采取非常民主的方式选举领袖；有一些工会，他们的领袖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拿到很高的工资，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从他们所代表的工人利益，开始变成这个工会自身雇员的利益，有时候这些工会领袖会非常腐败，他们从公司拿到收入，却不为自己所代表的工人们负责。

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会起着不同的作用，虽然我对中国工会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我极其了解苏联工会的情况。在俄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他们认为，既然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代表工人利益的，那么工人就不再需要一个额外的工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在中国革命之后，类似的政策也被实行了。在苏联，工会在某些情况下的确保护了个别工人的利益，比如说如果管理层想要开除一个工人的话，这个工会会为了这个工人不被开除去做斗争。

现在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并不是国有的，而是被非常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所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在这样一些企业中，的确需要工会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这样做不光对工人有利，也对中国经济有利。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俄国共产党已经形成的既有模式去取得政权。自从中国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根据自己的理性来独立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之所以显得很有力量的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复制美国模式会产生非常好的结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非常感谢大家。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中国股市一派乱象 该日志已被收录
2014-01-17 17:26 阅读(80478)评论(425)

中国股市一派乱象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谢百三教授



近日，由于新股开闸重启，由于管理层的“新意见”之实施，使得中国新股市场，乃至整个股市出现一派乱象；这在世界证券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中国1990年开设证交所，证券市场以来非常罕见的。无论是机构、承销商、老上市公司、新上市公司、准上市公司，还是大户、中户、散户都无所适从，难以适应，难以驾驭这种乱象中的股市；就像汽车司机在重重雾霾中艰难地行走。股市虽在2000点一带艰难徘徊，整个市场很弱，很乱。令人痛心。

主要问题是：

1. 制度性犯罪一定会大量涌现，与党中央反腐运动背道而驰。

以习近平为首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反腐倡廉运动。而新股发行中却有一条规定：“主承销商在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自主选择投资者进行配售。”请高度注意“自主”二字。这和过去的随机摇号中签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新股价廉物美，预计每股可涨10元的，则5000万股可涨得5亿元的，如新股纽威，流通股8250万股，每股首日涨7.60元，涨幅为43%。各家申购机构一定会大量送礼、行贿；高的可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而主承销商及上市公司的负责此事的有权人应是很难抵御这种贿赂的诱惑；他们不是雷锋、焦裕禄，不是孔繁森；他们是普通的利益中人；他们需要在大城市买房、亲人治病，他们还大量缺钱；其中很多人会悄悄收礼，受贿，甚至索贿。

这种情况，现在必会发生，人们甚至可以对受贿嫌疑人实名举报；大大小小的“王小石”必定会蜂拥而来；拿着机枪来扫，可能会冤枉孔繁森等部分人；但隔一个打一个，多半会准。

新股采取主承销商自主选择买主，就必导致制度性犯罪，即等于让酗酒如命的张飞、李逵来看守酒库；让盗窃犯们来看守银行、金库——其可怕性，危害性不言而喻。他们是一群天天在河边淌水的“高危人群”。（这和我三年前预测的房产税会引发大量假离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财政部人还嗤之以鼻，现在假离婚已家喻户晓，泛滥成灾。）这次的担心以后一定会应验，除非紧急刹车。

2. 机构与中小散户申购新股条件完全不同，严重违反“三公原则”。

证券法、国九条都强调要保证对投资者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而现在，机构及个人大户拥有网下新股申购资格的；无需任何附加条件。而且优惠到无需交足现金，只要口头报个数字；分配到了新股，再打钱进去。极省费用。且一旦分到就是80万股到100万股；如纽威的100万股就可盈利700多万啊！简直对分到新股的机构是天大喜事。但占人数最多的中小散户；网上申购者，却必须持有老股才能申新股。（即证监会意见中的“持有一定数量非限售股份的投资者才能参与网上申购”。）什么叫“一定数量”（用语极不严谨）；有100万元市值老股，才能用100万元资金来申购吗？这非常不公平，不公正。其实，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法规都在暗中千方百计地帮中小散户；因为这会影响选票；而中国中小散户特别可怜，多少人从6000-5000点买入到今天的2000点一带不割肉，他们亏损累累；有98元云南铜业跌到现在8元的；有48元的中国石油跌到现今7元的，有178元的海普瑞跌到今天19元的；真是亏损累累，天天万箭穿心，如坐针毡。须知中国居民存款仅为45万亿；但人均才3万多元啊！这种情况下，如像周正庆任主席时期那样；直接以二级市值摇号配售，中签者再筹钱去买；还是通情达理的。而这次是非要先买了老股，再准备一笔巨款去摇号新股；摇得到吗？50万-60万都不一定能中一个签啊！有复旦老师以100万资金打了多次，至今只中签一个（500股）；费时费钱费神很多，而收效极低。

为什么机构无需持有老股就可打新股呢？他们信息灵通，亏损较少，盈利较多，为什么他们却不需要先买老股呢？而且还不需要先打钱进去，而对中小散户则刁难到这么苛刻的程度。这种明显地歧视中小散户条款；不知道羞耻地令人厌恶的条规，怎么会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呢？且堂而皇之地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着；散户再气也无用。结果是机构匆匆忙于网下申购；中小散户有老股，无钱买新股；有的从跌的很多股中刚割出来去买新股；而新股又摇不到；令人悲叹不已。



3. 朝令夕改，令人不胜其烦，无所适从。

新股意见中明确写着：“发审委不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做出判断。”结果呢；事先不看，而等网下申购定价出来了；市盈率很高；一下子命令从奥赛康到另五家公司暂缓发行（市盈率高当然不对）。但不是“不做判断”吗；这不是判断吗？我们这里大部分公司是按你的新规定来操作才有此结果的；怎么半夜命令他们暂停发行了呢？这让其他新上市公司怎么操作呢？这让准备上市公司变得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4. 按行业平均市盈率以下发行；也有悖于常识。

据说，一定要按行业平均市盈率以下来定新股发行价，超过者要公告三天，以提醒人们警惕买了高价可能会吃药。天下360行每个行业里的公司情况千差万别！如王石的万科房地产公司，我去过，王石陪了我两天，里边全是大学生，我深知其公司必优秀，必好。但是也有垃圾，濒临破产的房地产公司，他们的上市价格能一样吗？

什么平均市盈率，让茅台与普通白酒都按平均市盈率吗？是否市场里的高档高价商品都要公告几天才开卖呢？

当年茅台上市31元啊！要公告么？现在看来是极低价啊！总之，一方面明年要搞注册制、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却管头管脚，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真辛苦啊！

5. 发新股之“意见”鼓励老股向新股东转让，造成大量一夜亿万富翁之暴富者，而公司的公积金、净资产无法增厚；再也出现不了6年涨39倍只苏宁电器了。

过去，公司法规定，新股上市后一年后老股方可转让；此外，公司高管离职半年后，方可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这些合理规定都是希望稳定大股东与高管对公司的领导及管理的责任心，事业心，及创新动力；不希望他们过早弃股套现，一走了之，以免使中小投资者投资了个无核心竞争力的绣花枕头公司。

现在倒好，公司上市前夜，竟鼓励老股东大量转让套现，除了奥赛康欲套现31亿外，几乎家家公司都在套现。（详见本文末尾之说明）

这是什么规定啊！为什么鼓励他们转让，而不是鼓励他们长期持股、稳定公司，继续稳步成长呢？（鼓励他们早日，大量套现之目的，动机是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也鼓励嘛？）

至于减持套现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得发生变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知道吗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公司，这么大的市值，约为2751.92亿美元，其大股东仅4%；只要让股权分散化，细化，那么大股东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可以减持自己的大量股权（依然是实际控制人，如GE），套利几亿，几十个亿；然后找个借口，辞职而去，携巨款带家人移民国外。（现在是又一次移民高潮）

更糟糕的是这样套现走人后；公司不会因高价，大规模融资后，其净资产公积金有多少增加；6年涨39倍的苏宁电器再也不会出现；人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对市场极不利啊！而突然获暴利者的喜悦，甜蜜心情是路人皆知的；他们这些天一定在弹冠相庆，跪地谢佛，心中深深的感激大恩大德的证监会新股设计人。恨不得叫他们亲爹亲妈呢！现在，世界上哪里还有中国股市这种几亿、几十亿马上变现的飞来横财的天大好事啊！

6. 沪深市场各自为政；现方法必致沪市边缘化。

由于80%-90%的新股是深圳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的，而两个市场为了各自利益，故意地人为不予打通，即只有持有深市二手股的才能去摇80-90%新股，这等于又支持了炒创业板及中小板者。这必引导资金大量弃沪进深；长久会使上海市场及其上市公司股价阴阴下沉。

这必会使人们无奈地对上海大盘蓝筹股割肉抛出，改向深市。上海证交所会好受吗？沪市上市公司会有好感吗？郭树清时期听党的话买的大盘蓝筹股的人，有买亏了。

7. 大、中、小散户及机构均意见很大。

大户有资金，无法打新股；中小散户有老股而无钱，也有有钱无老股都无法打新股。一些机构为买不到新股而愤愤不平；上市公司想发中高价也不行；中低价又怕吃亏；还会随时被叫停。好生一个“乱”字；新股市场与中国股市就是一片乱象，24年来第一次这么乱；给人一种强烈感觉，似乎是一些不懂证券市场，对《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银行货币学》，对《证券法》《公司法》不懂的人在设计主持所谓的改革！如不懂电的人在高压线上玩高压电啊！



郑重声明：上周文章《中国证券史上最糟糕的一次新股改革》被几大网站推荐后，颇受人们关注，但为时不久，有关网站就被人通知不能推荐；要撤下来。本人在此声明：如再有人干预老百姓的正常的批评权力，干预新闻自由，我将即刻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汇报反映，直至求助于法律！



附资料：

目前已经完成募资的新股中，接近一半都涉及到老股转让。目前完成的8只新股的老股转让，按照发行价计，涉及的累计金额达到20.38亿。其中数额较大的，楚天科技老股转让4.5亿，全通教育老股3.5亿，安控股份老股转让3亿，我武生物老股转让2.8亿。

而且，老股转让的数量比例很高。目前，涉及老股转让的股票IPO，老股转让占发行新股的比例高达50.8%，其中比例较高的有全通教育（发行1630万股，老股转让1150万股，占比70.5%）；安控股份（发行1345万股，老股转让850万股，占比63%）；楚天科技（发行1825万股，老股转让1125万股，占比61.6%）。

美国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2014年01月20日 00:41
来源：环球网
6755人参与 143评论



阿灵顿公墓。资料图



靖国神社。资料图

原标题：美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环球网报道记者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就日本右翼政客“拜鬼”再发谬论，把靖国神社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做比较，称他不会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华盛顿非营利组织“亚洲政策焦点”主任敏迪•考特勒1月16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题为“抱歉，日本：靖国神社不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文章，驳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类似”的谬论。以下为全文内容：

美国圣诞节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靖国神社做了计划周密的参拜活动，而且对之进行了充分的公开。靖国神社对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后受审的战犯给予了特别的表彰。长久以来，它不断激起二战中受到日本摧残的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和西方国家人民的痛苦回忆。然而安倍竟不顾批评之声，狡辩道，其参拜行为同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异。

安倍的这个类比有误，而两处(靖国神社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差异，恰恰解释了为何安倍的参拜活动极具挑衅性。这两个纪念场所无论是历史还是精神都不相同。虽然两者都是内战的产物，但是靖国神社现在聚焦于将二战太平洋战区理想化，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却记录了美国持续的伤痛。

阿灵顿国家公墓建于罗伯特•李上将的地产之上，李上将曾任南盟军高级指挥官。北盟军准将蒙哥马利•梅格斯将军1864年将李上将的阿灵顿庄园周围土地征用为北军公墓。梅格斯准将当时计划让墓碑和戴孝的遗孀包围有一天或将返回庄园的李家。其用意是让李将军的地产成为南军发起内战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的象征。

与靖国神社不同，阿灵顿是国家公墓。这里安葬的是为国效力者及其家属的遗体或骨灰。只要美国存在，阵亡的烈士就还会继续安息于此。

对于靖国神社来说却全不是这样，靖国神社是个建于1869年的推崇武士道精神、天皇神圣性和天皇中心政治地位的宗教性圣地。那些在19世纪中期内战和太平洋战争为天皇效忠的牺牲者的灵魂会与天皇的灵魂结合并化做神。在此处，普通的步兵死后会得到同天皇平等地位的嘉奖。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所有种族，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都可安葬于此。而靖国神社只推崇武士道，只有得到认可并丧生于战场的的日本皇军军人才可与天皇一同成神。但是也有许多例外，如太平洋战争中的14个甲级战犯，他们有些死于绞刑，有些死于巢鸭监狱。除此之外，日本某些社会阶层不能进入靖国神社，而且无名逝者也不能进入神社。

靖国神社现在是一个私有公园，常举办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活动。其左半部(南)，那些常锁着的门后面是镇灵社。这里镇压着日本帝国的敌人，如此他们便不能对生者造成麻烦。其周围是一系列纪念神社，他们由不同的日本二战军事单位建立，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宪兵队(军事警察)。

靖国神社中也有一座现代的博物馆，叫做游就馆，用来美化日本战时的行为。游就馆展示了关于过去战争的大事记和技术，尤其是“大亚洲战争”以及相关的“事件”。其逻辑是吹嘘日本在被美国“骗”入战争后是如何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的。而关于原子弹和战败的事则几乎未被提及。神社的网站上写道“日本历史的真相现在得到了修复”。

相反，阿灵顿公墓没有强调任何一场战争的荣耀或者为战争给出一个解释。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块可以在之上面进行哀悼和沉思的中立之地。阿灵顿的网站柔和而真实。它讲述了这里的下葬规则，说明了所有权，注明了埋葬在此的名人。网站写道，阿灵顿国家公墓是要“提供一种美丽和宁静”。

阿灵顿公墓的精神中心是无名战士墓。它包括四个地下墓穴，其中分别容纳了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牺牲战士的遗体。这两方面都体现了这个国家的集体牺牲和悲伤。

由于在靖国神社中不能祭祀无名逝者。因此，日本政府在1959年于靖国神社千鸟之渊附近建立了一个公共公园。公园中有一个墓穴用于放置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丧生的数以千计的无名士兵和平民的骨灰。和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类似，每年在这里都会有一个官方仪式，由日本首相、一位皇室成员和外国大使出席，将新的骨灰放入尸骨罐中。

最重要的是，光荣退役是能否安葬在阿灵顿公墓之中的标准之一。那些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战争罪或定了重罪的人不能安葬于此。这在靖国神社就有所不同，除了那14个要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负责的战犯外，神社里还供有数千个同时触犯了日本法律和国际法律的人。臭名昭著的有青地鹫雄，他是位于巴达维亚(雅加达)一个慰安所中的一名平民管理者。他因强迫荷兰女子当慰安妇(性奴隶)，在1946年被荷兰军事法庭判处有罪。他最后死在了巴达维亚的一所监狱中。

靖国神社就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的反对。很多日本人仍然相信日本帝国不应该屈服于西方制定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下。这场审判被看作是“胜利者的正义”。为了强调这一点，日本在神社的广场上建了一座当时法庭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巨大雕像，而这位法官对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相反，阿灵顿国家公墓不对于美国的军事政策亦或是安葬于此的单个士兵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评价。美国人不会通过拜访墓地来崇拜他们。不像那些日本官员，美国政治家也不会到阿灵顿去陈述当前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任何对美国作出的牺牲做出过分赞誉的尝试都可能在内部和外部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对日本保守派的领导者而言，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日本想要反抗和自治的一种无声的政治表述。

参拜靖国神社通常被看做政治行为。在日本帝国，战争被视作为了日本天皇的高尚而荣耀的牺牲。本来天皇以此来统一国家，而今天日本首相却可以用靖国神社宣示日本独立性和重塑过去。

参拜仪式、地点和博物馆现在都围绕着日本的太平洋战争。靖国神社是为了日本帝国，战后的士兵都不被允许成神。靖国神社的逻辑是“工业发达的日本解放了落后的亚洲，而亚洲人民应该感激。”

今天，靖国神社更像是对不接受其逻辑的人们的抗议。靖国神社默默的否认了战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法律基础(和平公约和宪法)。安倍以首相身份的官方参拜活动，来表彰那些经过挑选的供奉于靖国神社中的灵魂，模糊了日本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区别，并表示着天皇又赢回了神圣性。这两点对于日本的正统性都是核心的问题。

靖国神社旨在宣示胜利。宣示天皇神圣性的正确和获胜外国人的错误。靖国神社无关忏悔和反省，但是关乎肯定。在这里，日本未曾战败，日本人高尚、无私和勇敢的说，日本帝国渴望更好的时期。靖国神社是蔑视和挑衅的地方，而这是它同阿灵顿国家公墓等纪念场所的不同之处。

编者注：阿灵顿公墓

在美国有100多个国家公墓，首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是最著名的，长眠在那里被视为安息者的光荣。


长眠在这里，首先是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政治家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有杰出贡献者。后来，毕其一生在军队中服役者，或在国家重要行政岗位上去世者，也可以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后来，在经过严格程序批准的情况下，有的安葬者的第一代子女可能随葬。随着时代的推移，阿灵顿公墓安葬者的范围已有所拓宽，有些在某一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如宇航员）亦安葬在阿灵顿。有一些将自己的大半生都伴随军旅生活的妇女，也可以在生命终结之后在这里安眠。但是，不管有多少变化，士兵，始终是阿灵顿安眠者的主体。这里原先遍布树林，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曾孙女安娜和她丈夫罗伯特·李的住宅和庄园。

熊大缜
编辑

熊大缜（1913—1939），又名熊大正，熊正琦之子，江西省南昌冈上月池熊家人。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小名曰“新”。他自幼读书，1931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第二年入物理系，为该系第七级毕业生，曾与著名科学家汪德熙、钱伟长、彭桓武、林家翘等为中学或大学同班同学。
目录
1生平简介
2家世
▪ 地方大族
▪ 父亲
3名师学生
4投身抗战
▪ 背景
▪ 奔赴根据地
5飞来横祸
▪ “大清洗”——锄奸运动
▪ “罪证”
6惨死
7余波
8平反昭雪
9恩师怀念
10相关文学作品
1生平简介
编辑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清华求学期间的熊大缜，中等身材，相貌英俊，豪爽大气，聪明能干，且多才多艺，不但学习成绩优异，也酷爱文体活动。他参加过学校话剧团，并且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校内外体育竞赛，他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网球队长，足球场上更是个风云人物。如果能够继续发展，他或许不难成为一颗耀眼的艺术或体育明星。但这一切在熊大缜身上都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他最擅长的还是搞科学研究。
1939年夏熊大缜被诬为特务，被当时的中共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秘密处死，年仅26岁。
2家世
编辑

地方大族

熊氏家族位于南昌县冈上乡月池村，因而又称为月池熊氏。据熊氏后人记载，该族乃是在唐后期安史之乱时，由江陵迁移入赣。至明末，该族的“定方支”一派迁居到现南昌县冈上乡西边一金姓村庄定居下来，成为南昌月池熊氏的祖先。定居南昌后，为改变家族的不良境遇，熊氏子弟曾试图走科举之路，但直到清中期都未取得成功。先人在科场的失意和家中的贫寒，促使熊氏后辈走向了经商之道。经过两辈人的奋斗，熊氏家族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除在家乡经营盐铺外，熊家还在汉口拥一个大规模的盐号。同时，熊家还涉足典当业，分别在义宁、汉口拥有自己的当铺。至光绪年间，熊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达到一个鼎盛阶段。
他们不仅加强宗族建设，还频频致力于地方公益活动，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熊氏又开始了对科名的追求。除出资捐纳一定的虚衔外，他们还向县考棚捐款。在“祀六乡倡始捐建考棚及增费于后者”的同善祠中，熊氏一族就有四人名列其中，分别是“通奉大夫月池熊理堂，通奉大夫月池熊咏和，通奉大夫花翎道衔月池熊谏和，通奉大夫月池熊世昌”。此外，为了鼓励族中子弟治举业，熊氏还建立了“心远堂”，资助族中子弟从事科举之业。根据规定，熊氏子弟中举人者，可得银700 两，中进士者得银则高达3000 两，生员、贡生等亦有相应的奖励数额。心远堂的设立，为熊氏子弟专心治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在府县两级考试中亦取得了一定成功。光绪十四年（1888）年，熊氏家族出现了第一位中举者。十年后，熊氏子弟熊光瓒高中夏同龢榜进士，熊氏家族获得其他各级功名的子弟亦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由于捐纳的盛行，熊氏子弟也纷纷捐纳实缺和虚衔。通过正、异两途，熊氏家族在科举之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父亲

熊大缜的父亲熊正琦（1882-1938），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度支部主事，后入震旦学院学习。民国时曾任吉林省财政厅长、国会议员。民国二年，熊正瑗熊正琦两兄弟均成为众议院议员。
3名师学生
编辑

熊大缜非常聪明能干，深得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先生赏识和器重，师生关系甚为密切。在叶企孙培养教导下，熊大缜进步很快而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有超过一般人的操作能力。他曾从学校物理系借了一架莱卡式照相机，在学校里开了一家小照相馆，取名“清华照相馆”，自己当老板，一年内居然挣了许多钱，还添购了一些新设备，准备作毕业论文，熊大缜接受叶先生建议，选了“红外”（当时也称“红内”）摄影研究。其实在国际上红外摄影还是极为保密的军事技术，国内没有任何资料，又缺资金。熊大缜利用物理系光谱实验室和X射线衍射对胶卷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站在香山鬼见愁峰顶上，竟拍出了整个清华园的俯视全景图和整个北平城全景图。此事在当时的清华以至全国高教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经证实，这张珍贵的
第四排左五着西装者为熊大缜
第四排左五着西装者为熊大缜
照片成为了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
熊大缜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即《红外光照相技术》。同年秋，因品学兼优而留校当助教，继续从事红外光研究。第二年，他还为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和余瑞璜的X光实验室设计制作了那时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1937年，熊大缜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正当他准备在出国前与恋人完婚时，“七七事变”爆发，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并由此揭开了一出大悲剧的序幕。事变之后，清华大学举校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并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迁校的过程中，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放弃出国和新婚，做了叶企孙的重要助手。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清华园，幽静优美的水木清华变成了肮脏混乱的军营，宽敞明亮的体育馆变成了脓血横流的伤兵医院。叶、熊被迫转至天津，在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大学同学会，建立临时办事处，安排帮助南下师生员工和家属顺利通过津门。此间由于长时间紧张的奔波劳累，叶先生不幸染病住院，熊大缜悉心照料老师的同时，还联络安排了诸如王力、钱伟长、朱自清夫人等师生和家属自津南下，安全到达昆明。叶企孙病愈和迁校任务完成后，熊大缜本该和老师一道赶赴昆明投入新校建设和教学工作，但上路之前却由于一个偶然的也似乎是必然的原因，使他的前途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4投身抗战
编辑

背景

就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这一年年底，东北军从华北撤离时，万福麟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坚决留下来继续抗战，后来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冀中建立了中国战争史上第一块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地形简单，又正处于敌人严密的四面包围之中，东津浦线，西平汉线，南石德线，北平津线四条铁路均已为日军所占有。敌人运输便利，特别适宜机械化运动作战。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极为恶劣，斗争非常艰难，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只好眼睁睁看着死去。通讯工具匮乏，内外联络都跟不上，打起仗来前后方上下级很难沟通。
一个面积有二十五个县之大的区域，衣食住行生产打仗、物资供应和流通，都需要大批有经验的管理干部和专门人才。最重要的，打仗需要武器弹药，根据地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歌曲唱着轻松，实际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抗日军民有时也有自己动手制造土炸药，但因技术问题而十分困难。要么威力不够，要么容易出问题。有一回因为在平房顶上翻晒炸药，不慎发生爆炸，死伤好多战士。根据地急需大量武器炸药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急需大批知识分子的帮助和参与。
奔赴根据地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期来到冀中，后曾担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珍(原名张学渊，解放后曾任化工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为根据地搜罗和输送人才和物资，张珍接受任务后，潜回北平，利用他曾在辅仁大学作过助教的关系，找到他的辅仁同学孙鲁(解放后任天津大学化学系教授)，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1939年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叶先生感到很吃惊：“那么，你不去昆明了？也不去德国了？到根据地，你觉得自己能行吗？”熊大缜对老师的疑问一一都做了肯定的回答。约定好上路的日子到了，告别的时候师生都感到，心情很沉重。七八年朝夕相处，不是父子，却亲如骨肉，不是兄弟，却情同手足。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叶企孙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赶不走驱不掉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不祥之感。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弟子，熊大缜太年轻，太单纯，却又太聪明，太能干，在血与火的年代这一切恐非什么好兆。临别，他再一次叫住了熊大缜；“你放心去吧，我也暂不离开这里。你到那里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及时告诉我。”
他到达根据地后改名熊大正，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不久又调任印刷所所长。他过人的才干和胆识，深得吕正操将军赏识，三个月后，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先生的帮助下，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起一百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吕正操将军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中写道：“熊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了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5飞来横祸
编辑

“大清洗”——锄奸运动

1939年春天，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军区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供给部是它的大本营，技研社则是它的活动中心，熊大缜无疑是首要分子。他们广撒罗网，抓捕了熊大缜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全部抓了起来。其中还包括刘云、陈影、黄秀等女大学生，总共一百多人，搞成了一起轰动天下的大特务汉奸案。张珍是“引狼入室”的罪魁，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审次数最多。受刑最残酷的当然还是熊大缜。
“罪证”

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熊档案材料有三十二卷，仅口供就有八十一页。他的主要罪名是国民党CC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TNT）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就因这个署名，被锄奸部坚持认为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字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的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姚客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朱其文（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越大使）等都为此作过专门证明。
6惨死
编辑

冀中抓捕关押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严重影响了这里的抗日斗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前去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结果是除熊大缜作为首犯尚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然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7月下旬的一天，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负责押解犯人，半路上因与熊大缜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擅自决定要将熊大缜处死。面对死亡，面对这天大的奇冤和屈辱，年仅二十六岁的熊大缜都想到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推测，但当史举枪向他射击时，他却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叫“暂停”了。作为供给部部长，作为技研社和兵工厂的创业人，他深知每一颗子弹的来之不易，不，他不能死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枪弹之下。他诚恳地建议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自己则宁愿被石头砸死。
于是，史建勋放下步枪，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一颗本来可以跟他的同学们、跟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一同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勋章、鲜花、掌声和国人永远景仰的巨星，就这样倏地一下子过早地陨落了！
7余波
编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悲剧还没有最后谢幕。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为了批判吕正操将军，又旧案重提，到处串联，大搞株连，批斗、抓捕、关押了包括叶企孙等在内的当年的所有涉案人员。叶先生以古稀之年而蒙牢狱之灾，已做了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的李猛等人竟至于受迫害致死。众多受此案牵连的人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阎裕昌，因为他早在1942年3月的一天，被几乎以同样的方式用铁丝穿了锁骨，游行示众，然后枪毙了。不过，那是日本人干的，门本中好歹还落下个革命烈士的英名。[1]
8平反昭雪
编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大部分的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到了纠正，而身在皇城根前已含冤而死的叶企孙先生却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症结就是牵涉到熊大缜案。熊案里记得明明白白，是叶企孙介绍熊大缜参加了CC特务组织。叶先生为人一生只钻研学术，从来不过问政治，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一个根本不是CC的人，怎么可能介绍另一个参加内部组织系统极其严密的特务组织呢？
熊大缜之死似乎更成了覆盆之冤，一因年代久远，而又遭到了一些身居高位者的重重阻挠。但熊大缜的亲人、师友、同学、海内外许多清华人却一直耿耿块垒填膺，尤其是钱伟长先生，更为之多次吁请，吕正操将军以八旬高龄，犹且念念不忘，撰文致信中共河北省委，说明当时情况，提出要求要为熊大缜平反昭雪。直到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终于作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此时距熊大缜被害已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整十年。
9恩师怀念
编辑

叶企孙怀念爱徒熊大缜的诗文：
匡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吾人清华年，君生黄浦滨。孰知廿载后，学园方聚首（方结鱼水缘）。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义，待人以赤诚。每逢吾有过，君必直言规。有过吾不改，感君不遗弃，至今思吾过，有时涕泪垂，回溯六年事，脑中印象深。初只讲堂逢，继以燕居聚。待君毕业后，同居北院中，春秋休假日，相偕游名胜，暑季更同乐，名山或海滨。君有壮健躯，尤善足网球。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戏台饰丑角，采声时不绝。西山诸远峰，赤外照无遗。师生千五百，无人不识君。塘沽协定后，相偕游浙鲁，孰知五年内，国难日日深，芦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载，国土更日蹙。逃责非丈夫，积忿气难抑。
一朝君奋起，从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从君有志士，熙维与琳风。吾弱无能为，津沽勉相助。倏忽已半载，成绩渐显露。本应续助君，聊以慰私衷。但念西南业，诸友亦望殷。遂定暂分道，乘舟向南行。良朋设宴饯，好友江干送。外表虽如常，内心感忡忡。此行迥异昔，身行心仍留。舟中虽安适，心乱难言状。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
图注：第四排正中，身着黑色西服。由于资料有限，熊大缜的个人图片无法找到，只能找到这幅。
图片截图来自于视频：文化大革命纪实录像
图片截图来自于视频：文化大革命纪实录像[1]
10相关文学作品
编辑

奇死 陈修琪 《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
异样的闷热和压抑中，熊大缜挣扎着醒过来，在那很短的时间里，他习惯性地想翻身而起，但浑身的疼痛提醒他，自己已是失去自由的人了。他重又躺下，在一种近乎荒诞的沉寂与闷热中，他一动不动地死盯着椽木已经发黑的屋顶，沉没于难言的无奈里。
这是1939年7月25日的清晨。阳光透过窄小的窗户落在斑驳不堪的墙上，显出一种苍凉的意味。一种腐烂的霉味在闷热的蒸发下越来越浓。熊大缜有些渴，爬起来，却找不到一点水，舔舔干裂的嘴唇，坐下来，悲怆地埋下头去。
屋外传来嘈杂而忙乱的喧嚣声，熊大缜警觉地辨听着，门突然开了，一个背着步枪的战士站在门口，喝道：“熊大缜，出来！”
骤然涌进来的阳光刺得熊大缜的眼睛不自觉地眯了起来，等他适应了这满地的阳光，才发觉高大的战士背后，大队人马川流不息地向西涌去，久旱未雨的乡道上，尘土飞扬，迷蒙了半边天。熊大缜心头一紧：鬼子又要扫荡了。
知了在枝叶间烦躁不安地喧噪着难以忍受的酷热，有一只鸟不知受了什么惊吓，惊惶地叫着，划过天空，消失于明晃晃的天边。熊大缜被那个叫史建勋的战士押解着，裹挟在浩荡的队伍里向西涌去。
没走多久，伤痛让熊大缜无法跟上队伍的速度，慢慢落在了后面。“快走，磨蹭什么？想逃跑啊？”史建勋一声断喝。熊大缜却站住了，转过身，打量着史建勋：“你叫什么名字？”“问什么，你，走！”史建勋把枪从肩上拿下来，握在手里。熊大缜却没有动：“别那么凶，好不好？”“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史建勋满脸的横肉显出一种凶狠。“你说我是汉奸特务？”“就是！”“放屁！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都是我造的。”“我只知道你是汉奸特务！”“我不是！”熊大缜气得脸色苍白。“就是！，走，再不走，我毙了你！”史建勋一拉枪栓，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声。这响声在这酷热的田野上，显得异常的刺耳。熊大缜心头一动，这响声多么熟悉，他为了检验子弹的射程和效力，曾无数次地拉动枪栓，那枪栓撞击的声音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史建勋用枪杆顶着熊大缜：“走！”
熊大缜眼里骤然亮起的一丝光芒又黯然下去，转达过身，艰难地移动着脚步，望着尘土飞扬的田野，重又感觉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悲怆。
其实这种情绪在他被关押的那天夜里，就一直藏在心里。
1939年的春天，国共合作急剧恶化，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一次，熊大缜批评一个下属，而这位下属偏又是他中学同学，由于言辞有些过分，这位同学气急得乱骂，甚至是骂他是汉奸特务，被人听见，很快报告给军区锄奸部。锄奸部怀疑军区内有一个特务组织，军需供给部是它的大本营，而熊大缜无疑是首要分子。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深夜，熊大缜等一百多人被抓紧了起来。这么多知识分子被抓，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派彭真等人去复查。复查的结论是：逼供证据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以纠正。结果是：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
阳光越来越毒了，汗水湿透了熊大缜有些肮脏的衣衫，伤口被汗水一浸，揪心的痛。他虚弱得有些走不动了，但面对满脸凶气的战士和他的枪口，熊大缜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突然，他的眼前闪过一道亮光，一眨眼又不见了。奇怪，熊大缜心里叫一声站住了，不断地变换着视角，终于看到了一颗金黄黄的子弹躺在尘土里，被阳光一照，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似乎忘记了疼痛，冲动地扑过去，捡起那颗子弹，捧在手里，用衣衫擦拭着子弹上的尘土。多好的一颗子弹啊！熊大缜禁不住感叹一声。
“干什么？”史建喝一声。“子弹，看看，多好的子弹！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兵工厂造的。”熊大缜孩子似的絮叨着，脸上竟有一丝沉迷。
史建勋一把夺过子弹，看了看，然后把子弹放进口袋里：“走，快点！”熊大缜一下子茫然了，有些无措地站在那里，看着史建勋竟说不出话来。“走啊！”“你得答应我，用它消灭一个鬼子。”“这是我的事。”“不，你得答应我！”“用不着你指使我，再哆嗦，别怪我不客气。”史建勋猛地用枪一顶熊大缜的身子。熊大缜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在毒得有些难以忍受的阳光里飞扬开去……
太阳开始偏西了，可酷热一点未退，又没风，天地间像个蒸笼。熊大缜实在迈不动步子，走到树荫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歇歇吧。”史建勋抬头看看太阳，又看了看熊大缜：“起来，走！”“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你想让鬼子撵上是吧？”熊大缜没有作声，把目光移向远方，空茫茫的，战争中的田野什么也没有。
“起来，你这个汉奸特务，你想逃跑吗？”史建勋抓住熊大缜的手臂，想把他拉起来。熊大缜一甩手：“我说过我不是汉奸，更不是特务！”“你不是汉奸特务是什么？”史建勋突然冷笑起来，阳光在空旷的田野上震颤起来。“起来，再不起来，我一枪毙了你！”“你敢！”“我就敢！”熊大缜气得一下站起来：“你没有这个权利！”“我就有这个权利！”史建成拉开枪膛，从口袋里拿出那颗子弹，放进去，又一拉枪栓，顶上子弹，把枪口对准了熊大缜。
天地间一下子哑然了，空气中突然有了一种死亡的气息。“你不能这样！”熊大缜大叫一声。满脸怒火的史建勋端起了枪。“等等。”熊大缜又叫一声。史建勋没有应声，黑黝黝的枪口依然在熊大缜的眼前晃动。“死，我不怕，但我无法死在自己制造的枪弹之下。这颗子弹，你还是用它去消灭一个鬼子吧。”熊大缜一脸诚恳地说。“不，你这汉奸特务，我就是要让你死！你知道吗？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妹都有是死在鬼子的手里。”史建勋的手指扣在枪机上。
熊大缜突然“扑”的一声跪在地上：“我从来不求别人，就求你一次，别浪费子弹，你就用石头砸死我吧！”
史建勋的目光离开了枪星，落在熊大缜的脸上，静静地看了一会，然后慢慢地放下枪，转身从附近找来一块石头，对着熊大缜的头猛然砸了下去……天空中溅起一片血色的霞光。
附记：
熊大缜生于1913年，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是同班同学。1937年考取赴德留学名额，“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放弃留学，投身到吕正操领导下的冀中根据地，负责枪弹的研制，后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八十岁的吕正操将军犹且念念不忘熊大缜的冤死，致信中共河北省委，说明当时情况，要求为熊大缜昭雪。1986年10月，河北省委终于作出《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决定》。

【中华论坛】为你解惑：印尼屠杀30万华人，是中共大陆见死不救吗？精品原创

发表于：2014-01-19 13:38:24
作者:小鱼泡泡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
级别：大元帅等级20等级20积分：237733
一部名为《我是杀人魔王》的纪录片深入探讨了大批华人遭杀害的印尼“930事件”，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在印尼的很多华人惨遭印尼军方和民众屠杀，总数达到几十万人。很多人都指责中国共产党大陆，为什么不出手相救？

其实指责的人是无知的和幼稚的。中国大陆在两次屠杀中都派出大量舰船和飞机救助。但是，为什么还会有大量华人被屠杀呢？

上世纪60年代，苏哈托通过政变推翻了中国大陆支持的有较强独立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的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总统。但是，凭苏哈托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谁支持？是美国的中情局和台湾当局。

印尼独立是在印尼共产党支持下，苏加诺成功让印尼独立，因此，在印尼政府和军队中都有印尼共产党的人，这也不奇怪。但是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竭力收买军队将领，为政变做了准备。

在印尼生活着大量华人，这些都是去南洋经商或者逃离多灾多难的中国的人。由于大陆解放，后来支持印尼独立和政府，因此，印尼的部分华人开始倾向大陆，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慌，生怕印尼落入大陆手里，于是采取措施，极力阻止。

国民党当局的主要措施、影响最大的是策划暗杀去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以阻止大陆在印尼产生的巨大影响。结果意外失败。

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于是挑拨当地华人的关系。结果，华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大陆，一派支持台湾。

在印尼政变前夕，中国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得到情报，通知当地华人撤离，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甚至还把大陆的通知当情报告知台湾当局和美国，以致美国和台湾当局决定提前行动，通知苏哈托提前政变。

印尼军方和民众杀红了眼，也不管支持大陆还是台湾的，一见华人就杀。结果大屠杀中死的其实大多是不愿意走的和支持台湾当局的华人。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也一样，也是因为支持台湾一方的华人不愿意撤离，所以死伤惨重。有人指责中共大陆见死不救，其实是想魔化、诋毁大陆形象，是出于反共的需要。

两次印尼屠杀华人事件，大陆都派出大陆舰船和飞机，接回了愿意回来的华人。这些人回来后，都安排了工作和生活，中国沿海和内陆的大量农场和农垦就是安排这些人的。

如果台湾当局能以华人利益为重，以中华民族为重，像中共那样的胸怀，抛开恩怨，就不会有印尼大屠杀，也不会有南京大屠杀。国民党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反华和危害华人的政党。

直至今日，国民党当局仍勾结美国、日本，想置大陆于死地。这从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断从美国购买武器对抗大陆、在南沙、钓鱼岛问题态度上倾向美日、跟中国大陆大相径庭看出。

此帖被小鱼泡泡于2014-01-19 16:29:15编辑过
此帖于2014-01-19 16:29:15被管理员加分（200分）加财富（20财富）

拜登称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遭美政客批评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26日14:17 环球时报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萧强本报特约记者伊文 据8月25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21日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完全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两天成为美国政客批评的“靶子”。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已宣布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政客罗姆尼、曾担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等人纷纷加入“批拜大合唱”，称拜登“容忍了一个可怕而又野蛮的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美国政界“绝对不能肯定”的“雷区”。“批拜大合唱”引起美国一些保守人士和政客附和的同时，也引发不少美国网友的质疑：美国政客和总统竞选人这个时候不去辩论如何拯救美国经济、降低失业率，转而揪住中国实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有何意义？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文稿，在四川大学演讲的提问环节，谈到如何解决美国长期债务危机的问题时，拜登表示，“美国开始受到婴儿潮一代退休和低生育率的困扰，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保系统有太多退休人员、太少劳动力。你们的情况也类似，没有完善的社保系统。我完全理解、毫不质疑你们‘只生一个’的政策。





但该政策的结果是陷入一个挣工资的人要供养4名退休人员的境地，这是不可持续的，希望我们能够相互学习经验”。







　　《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美国共和党人对拜登的这一即兴讲话作出轮番攻击。2012年总统大选呼声颇高的共和党人罗姆尼23日发表声明，称拜登“容忍了一个可怕而又野蛮的政策”，“他应该用最强烈的语句对这一政策进行谴责，以控制人口为名进行绝育和堕胎的政府根本无从辩护，拜登的言论会让每个美国人的良心受到冲击”。洪博培也通过其助手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类基本价值观相违背，他为此感到“伤心”，“洪博培领养了一个被中国父母抛弃的女孩，他很清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频搞反华提案的美国众议院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称，拜登此言“背叛了中国妇女和儿童”。

　　还有人借拜登的这一言论批评奥巴马政府。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表示，拜登的言辞让他“极度不安”，“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应该容忍这一政策，奥巴马政府应该集中精力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鼓励外国政府利用堕胎作为控制人口和赤字的手段”。他还敦促白宫对拜登的言论作出“纠正”。另一位风头颇盛的2012年总统大选竞选人佩里则称，拜登的言论表明了奥巴马政府的“道德冷漠”，“美国人珍视生命，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反对这种不人道的政策，而不应该视而不见”。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3日发表评论称，这是拜登“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政治失误”。

　　“批拜大合唱”产生了一定效果。23日，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改口说：“奥巴马政府强烈反对中国强迫限制生育的政策，包括强迫堕胎和绝育等。副总统认为，这些措施是令人反感的。”拜登的发言人还指出，拜登当时这么说是“反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方式”。24日，“美国之音”报道称，美国众议院正在讨论一项禁止中国“践踏人权的官员”进入美国的议案，尤其是参与执行强制性限制生育政策的官员。报道称，该议案名为《促进2011中国民主法案》，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等人起草。一旦通过，美国总统将授权拒绝那些“犯有侵犯人权问题的”中国官员和公民入境美国。

　　美国政界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抨击引起美国网友的热议。在美国广播公司(ABC)23日的相关报道页面下，几百名美国网友发帖留言，不少网友对政客们“不为美国人制造就业、而揪住外国的一项社会政策不放”表示不满，一个名为OLIVER的网友写道：在中国，一对夫妇想多要孩子，可以交罚款。这是个很好的控制人口的措施，在地球人口爆炸增长、资源匮乏的现在，许多国家都该学习这种措施。

　　24日，拜登离开日本结束为期9天的亚洲行，被问到“中国行”是不是“对美国经济前景做出再保证”时，拜登称“我不是来解释什么该死的事的”，他称在中国的几天是“不寻常的”，“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要得益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带来的稳定局面”。

你把好赚钱的行业都不准国企做只能私企做，私企工资就高过国企了

俄罗斯等经济增长不快是因为别人懒得天天到晚想着怎么赚钱，

你中国是人人都想去赚钱但你政府这个限制那个限制，放松一点本来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就引来想不到的高增长就夸成是自己的功劳

该贴内容于 [2014-01-20 10:51:55] 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