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新宇：军事思想史上任何人都难同毛泽东比

访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

就在信息化条件下如何科学把握和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等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毛泽东之孙、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你在2003年以一篇题为《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开始了自己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职业生涯。转眼10多年过去了，你是否有了新认识？

毛新宇：这个是肯定的。10年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还只能算是一个新兵，对我们这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能征善战的伟大军队，它的光荣历史和当前的建设任务理解得还不够，那时更多地侧重理论梳理。这些年来，随着对党和军队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当前世界格局中军事斗争现实认识的深化，再读爷爷他老人家的论著，我常有司马迁在《史记》里谈及孔子时的感慨：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常废书而叹，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爷爷已逝世38年，世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人民甚至敌人都没有忘记他。如今对他的怀念和尊敬，是经过历史反思和人生省察后的理性认知，更真实，因而也更能反映出他老人家思想的永恒魅力和不朽价值。

记者：毛泽东军事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

毛新宇：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座挖不完的金山。我认为其思想精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事辩证法。他老人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真研究战争的起源、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人与武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科学完整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他在战略指导中，对于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整体与局部、持久战与速决战、阵地战与运动战等的辩证把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为人们提供了分析战争、指导战争的钥匙，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论，永远闪烁智慧之光。

记者：在信息化战争的条件下，你认为应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新宇：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关键要抓住三个问题：第一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毛泽东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但却用兵如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受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约束，始终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分析研究战争，力争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第二是仍要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为指导。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里面最基础的东西，是活的灵魂。人民战争这个伟大的理论，不管是什么时代永远不会过时。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战争也会出现一些新形式和内容，比方说在情报搜集、作战保障和后勤等方面，都需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创新发展。第三，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强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关系国家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记者：如何看待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


毛新宇：正如一些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军事家。任何一个在军事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军事人物，不论就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还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来说，都难以同毛泽东相比。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他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受到非常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毛泽东和朱德共同创造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作战方式方法颠覆了古往今来的胜败标准，给世界军事打下非常深的烙印。所以，只要人类战争还不可避免地发生，毛主席总结的战略战术、军事原则，就仍然能够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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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名大陆学子赴香港，参加美国大学SAT考试！

1月25日，近万名大陆学子自发来到香港，参加美国的大学录取SAT考试！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强化“制脑权”，对学生和家长加强教育，也呼吁大陆学子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不要跳进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帝火坑！强烈建议国家干预，杜绝优秀人才流失到美帝！

朝鲜官员否认志愿军陵墓荒废：别污蔑我们
国际时事人民网 [微博] 文成革2014-01-27 08:47我要分享 1587
不要侮辱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感情

【朝鲜】文成革(作者是朝鲜驻华使馆新闻参赞)

我喜欢看《环球时报》，过去通过该报了解到的一些资料对我工作有所帮助。从这种意义上，我感谢《环球时报》。

但是，看了去年12月20日《环球时报》刊登的文章《用最大敬意迎志愿军遗骸归国》，我感到十分的惊愕，不得不提起笔，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写的这篇文章严重歪曲事实，激起了我国人民公愤。张链瑰在文章中写道：由于朝鲜政府经济困难，大部分志愿军陵墓都已荒废。难道这是事实吗？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勇赴朝鲜战场、洒下鲜血、支援我国人民正义斗争。虽然战争的炮声已停息、岁月流逝、江山变迁，但是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烈士们的纯洁感情丝毫没有变化。

朝鲜人民视情谊为最贵重，将永远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们建树的业绩，对他们永远抱有感激之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朝鲜人民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生前曾经恳切嘱咐我们说：我国的山野上渗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流下的鲜血和所建树的高贵业绩，他们的英灵还徘徊在那儿。应该维护好、管理好为共同事业献出生命的志愿军烈士们的陵墓，以使他们的业绩永放光辉。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战争参战60周年，金正日将军于2010年10月26日亲自同朝鲜党和军队的干部一起参谒位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儿子毛岸英同志之墓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之墓，敬献花环，并致以最崇高敬意。

朝鲜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迎接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0周年，于2013年7月29日向毛岸英同志之墓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之墓敬献花环，并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为共同事业而并肩战斗的朝中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历史的见证者，世世代代永远相传志愿军烈士们革命精神和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是朝中两党、两国人民共同责任，也是崇高的道德情谊和使命。

朝鲜政府和人民在首都平壤的牡丹峰山麓修建了友谊塔，在桧仓、云山、开川、长津、开城和上甘岭、金城川等地修建志愿军烈士陵园并尽一切诚意精心维护和管理，以使他们的业绩永放光辉。

所有这些，凡是访问过朝鲜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国党和政府、中国人民屡次向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朝鲜人民致以谢意。

一些自称为朝鲜问题专家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如果知道这些，谎称在朝鲜的志愿军陵墓都已荒废，诬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过去，一些所谓的朝鲜问题专家还曾经提出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离奇古怪的论调。

朝中两国人民都知道一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热烈欢迎来访问朝鲜的中国人不妨亲自去志愿军烈士陵园，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林彪如何被毛泽东逼上“叛党叛国”绝路　
——林彪事件探秘（二）
王贵成/文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这就让人们有点想不通了，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钦定的党的第二号人物，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了，为什么还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自取灭亡呢？
1996年10月31日，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的发言，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
这两年，我看了不少建国后的史书，看了林彪的命运，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也是这个“逼”字。发人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叛党叛国”的绝路？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加上林彪“功高震主”， 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目标”。只是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这点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九大以后林彪地位迅速上升，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这成了毛泽东难以治愈的一块“心病”。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曾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本来是毛泽东一手安排造成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就造成了“九大”前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林彪不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军队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都是军人），因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九大中的军队代表人数急剧增加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一手提拔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就感到揣揣不安，“大权旁落”的担心就产生了。几十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伟大领袖，晚年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大权旁落”。想当初，他亲自选定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要“旁落”了，“接班人”随即在他眼中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不惜精心策划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拉下马来，而且让他最后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因为“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毛泽东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林彪这个“接班人”就是军人出身，如果林彪也要用他的枪杆子出一个政权，到时候，他毛泽东恐怕就只能真的大权旁落了。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不要说其他人，就是林彪，他敢说那样大逆不道的话吗？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可惜人老多疑心，即便伟大如毛泽东者，照样摆脱不了这个宿命。于是，红太阳口头上称要把“九大”开成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盘算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
其实，毛泽东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完全是多余的。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不但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而且对他分管的事务实际上也很少过问。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这样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林彪，想要“篡党夺权”，不啻于说我这个小教师想当国家主席为国家做贡献一样可笑。
再说，林彪要“篡党夺权”，肯定要有自己的一套班底，一般人以为就是军委办事组。而据张云生回忆，林彪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
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叶群把一切都办妥了。这简直就是笑话，翻开中外历史看看，有自己什么也不干，依靠一个老婆就能“篡党夺权”的吗？张云生对此是这样说的，“依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尽管如此，伟大领袖一旦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林彪只能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按道理，要搞掉一个法定的接班人，并不是伟大领袖一人说了算的。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中国权力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不要说伟大领袖毛泽东了，就是地方一把手，也能顺利地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尽管林彪在九大上人多势众，但毛泽东只是略施故伎，利用多年来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不惜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当时，红太阳的个人权威已经推至登峰造极的境界，虽然只是“我的一点意见”，却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违心地高呼“万岁”、“坚决照办”。就这样，林彪的穷途末路在此时已经注定了。
不久，随着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三板斧的成功实施，特别是为期28天的南巡，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 13次大讲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此逼迫林彪铤而走险。就这样，毛泽东一步步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了“叛党叛国”的绝路。
现在重温这段历史，真是让人感喟无穷。我怎么也不明白，“与人奋斗”，真的就那样“其乐无穷”吗？

我对文革的印象 / 闾丘露薇

2014-01-27 23:48 | 阅读(759) | 标签: 文革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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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上小学前后，七十年代末，进出弄堂，时常会遇到一个默默扫地的老人，带着眼睛，瘦瘦高高。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太小，于是，他显得很老。

奶奶一次次严厉警告，千万不要和这个“四类分子”讲话。我当然不懂啥叫“四类份子”，但是听奶奶的语气，那一定是一个“坏人”。在我童年的判断里面，人之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这是看电影的结果，因为电影里面，不是“坏人”，就是“好人”。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四类分子”，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也就是“黑五类。”

我已经不记得哪一年，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弄堂里面。后来，我时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在弄堂里面扫地的时候，他在想些什麽？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可以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中午吃过午饭，在学校的阅览室看杂志。我最爱看的是“收获”，“小说月报”，还有“人民文学”，里面有太多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伤痕文学”，读到了一个个关于知青们的故事。

在家里面，插过队的长辈还有同辈，从来没有讲述过他们的经历，但是即便他们不说，当我长大之后，远远的回望他们的人生轨迹时，可以体会到命运对彼此的不同。

原本应该读书的年纪，他们去了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是自不自愿，而是根本没有选择；想要回城，但是因为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根据当时的规定，读大学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也就是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推荐上大学。当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的时候，公平成为了一种奢望，多少人为了机会，在权力面前牺牲了尊严。

这些年，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把知青生活描述的单纯而浪漫，当年的伤痕，被轻描淡写，显然符合这个社会”向前看“的主流价值，当然，这种主流价值，是由那些”成功人士“所定义的，而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曾经的知青。

但是我会觉得疑惑，因为八十年代透过文字看到的那些痛，，那些不堪，那些丑恶，我旁观的那些人生，实在和摆在眼前的浪漫无法连接起来。或许，沉默的，是大多数，或许，可以看看网络上那些愤愤不平的微弱声音，或许可以问问那些曾经的知青，过去是否真的，那样值得留恋？

八十年代，有一部叫做“枫“的电影，讲述文革期间，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各自加入了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捍卫各自的立场，不惜用枪指向对方，劝说对方投降。我那时根本看不懂，但是我清晰的记得自己的疑惑：都不是坏人，为何要相互残杀？

06年，当我在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麥克法誇爾和瑞典学者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的时候，让我对暴力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第一次看到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屠杀事件的相关史实资料，也看到了来自学术界的这样一个数字：从1966年到1976年，全中国有大约一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关于文革的研究，受难者的访谈很多，反思的文字也不少，不少还出自红二代，但是九十年代开始，鲜有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出现，直到这两年，内地媒体开始零星有一些文革经历者的声音，他们大多是透过媒体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歉意。

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中学时代，十年浩劫是提及文革的官方用语，尽管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想要了解文革的年轻人，有着充足的空间和资讯，除了审视伤痛，也看到经历者们对于人性扭曲的反思。但是现在，文革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也因为这样，曾经的造反派，同时也是红二代的陈小鲁和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会让外界格外的关注，希望能够因此展开更多关于文革的讨论。

读到一个访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说：

“。。。。。。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红二代们能够相互和解，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真相，明白身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缘由，但是对于普通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谈论和解，显然太不公平，而没有和解，就无法消除怨恨。

因为不谈论文革这段历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文革，于是，迟来的道歉，他们只看到”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不知道背后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哪位国军兵团司令亲自冲锋 对手粟裕肃然起敬
2014年02月14日 10:50
来源：凤凰卫视
746人参与 21评论

黄百韬（即黄伯韬），字涣然，国民党中将（死后追赠上将），兵团司令；抗战时期曾任冀察战区参谋长、第三战区参谋长、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与华野、中野数度交锋，让解放军吃了不少大亏，但“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黄伯韬所率国民党第七兵团在淮海战役中歼灭，其人也兵败身亡，忠实地履行了对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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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韬（即黄伯韬），字涣然，国民党中将（死后追赠上将），兵团司令；抗战时期曾任冀察战区参谋长、第三战区参谋长、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与华野、中野数度交锋，让解放军吃了不少大亏…[详细]
核心提示：在豫东战役中黄百韬亲自率部苦战八昼夜，亲率战车救援72军，以兵团司令官的身份反守为攻逆袭，黄百韬负伤仍死战不退，创造了国军战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之唯一战例，在粟裕眼里，黄百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



凤凰卫视2月1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47年8月，为了缓解陕北中央根据地和山东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命令刘邓挺进大别山进行外线作战，一时之间原本要进攻陕北和山东地区的部分国民党军队也转战到大别山，虽然刘邓大军损失惨重，但是为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解了燃眉之急，1948年初毛泽东再次名林陈毅和粟裕也率部挺进江南进行外线作战，以此把战场再一次转向国统区，接到命令之后的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出击南下，收到中央密电的粟裕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高层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也就是说粟裕抗命了。

解说：粟裕不下江南，拿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应该在中原集中更大规模的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陈小鲁（陈毅之子）：毛主席是发了指示的，就是说要到外线作战，就打到国民党地区去，那么就讲刘邓要出击，陈当时就是我父亲带着山东野战军要出击，粟裕的部队也要出击，但是粟裕他就说这个人有战略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观念，他敢于讲，他就说他主张在内线作战。


鞠开（粟裕秘书）：什么叫抗命，就是毛主席叫他去，他不去，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不去，这就叫抗命，而粟裕提的意见毛主席接受了以后，粟裕的意见是正确的，执行的结果也是成功的，那不叫抗命。

解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在基本战略上和中央产生了分歧，而中央的方案无疑是政治巨头们的共识，但难能可贵的是，粟裕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并使用了斗胆直陈四个字。

鞠开：毛主席要他去，他建议不要去，他是经过考虑的，就是这个意见要不要提，一方面他要执行，毛主席叫下江南去做准备，另一方面他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意见要不要提，他就抛开个人的得失，也不去考虑我提了不同的意见毛主席又会对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不去考虑那么多，会不会对我有意见呢？你粟裕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啊，不去考虑那些。

甲午战争前哪位中国人被日本人评为当世五大伟人第三
2014年02月14日 08:4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王开林
1484人参与 43评论
核心提示：甲午（1894）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两肩，令人惊诧。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4年2月12日第B4版，作者：王开林，原题：《甲午年思李鸿章》

又逢甲午年，自然而然我想起了李鸿章，这位100多年前的悲剧主角。洋人称赞他为“领航员”，他却自承是“裱糊匠”。甲午年后，那座风雨飘摇的“纸房子”（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李鸿章纵有回天之心，也无回天之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夏，李鸿章出任专使，赴俄国庆贺沙皇加冕礼是虚，签署《中俄密约》是实。此后的行程便是游历和考察欧美多国。他访问法兰西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奥运会前身）在巴黎开幕。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极不靠谱，竟然连一支国歌都没有，当场惹得洋毛子放肆嘲笑。李鸿章年逾古稀，白发萧疏，原本是应邀观礼的嘉宾，见此窘状，他健步离席，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大声清唱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称道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国关系极大，关联极广。李鸿章与孙中山从未谋面，但他们离谋面只相差很短的一段距离。起初，孙中山的《上李中堂书》石沉大海，李鸿章并未料到这位广东青年是蛰伏的神龙，乘云必能兴雨。后来，孙中山的英名震动全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也不得不为自己预留地步，竟冒险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还谋求机会与孙中山在海上会晤，若不是孙中山临时改变主意，这场会晤必然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午（1894）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两肩，令人惊诧。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很显然，物以稀为贵。

何止日本人高看李鸿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从体形看李鸿章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很远的地方。”李鸿章身高约1。85米，这个高度就是与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亏，他睥睨对手时，对方必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若不是弱国无外交，朝廷将李鸿章当成“救火队长”来用，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历史就如同黄河水，不可能简化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样泾渭分明的程度，其复杂性甚至超过常人想象的边际。私欲、荣名、功业、家族愿景、社会诉求、国家利益等等，掺和在一起，最终，你会惊奇而又无奈地发现，历史很会捣糨糊，而且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始端：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历史事实逐渐模糊，有些历史事实则水落石出。李鸿章办洋务，用人多不当，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贪污案，最遭诟病。李鸿章办军务，“御人以术不以德”，致使众将不和，属邦朝鲜告急，他重用怯将叶志超和贪将卫汝贵，不仅丧师害事，在日军面前处处吃瘪，而且贻羞天下。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中俄密约》的内幕交易被揭开屎桶盖子，仍然能惊出众人一身冷汗。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作者根据俄国财政部秘档查出一笔数额高达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专款专用，这笔钱只有李鸿章能够支取。如此说来，高阳认定李鸿章曾“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并非毫无根据，李鸿章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李氏家族的巨额财富中包括了种植和贩卖鸦片的黑色收入，罪恶的色彩相当浓厚。

这是不是很诡谲？倘若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难明白：真正有权力有能耐有途径卖国的人绝非等闲角色，这些大佬通常是核心利益集团的代表，要他们时时处处狠斗“私”字一闪念，谈何容易。专制王朝不断分娩出这种亦正亦邪亦忠亦奸的怪物，则并不稀奇。

何事使毛泽东对自己的“大警卫员”罗瑞卿下狠心整肃
2014年02月14日 08:57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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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5年的罗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变动之一。罗对毛泽东的忠诚在中共党内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肃，令党内高层愕然和震惊。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作者：韩钢，原题：《什么使毛泽东对他的“大警卫员”罗瑞卿下狠心？》

“大警卫员”为何突遭整肃？

1965年的罗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变动之一。罗对毛泽东的忠诚在中共党内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肃，令党内高层愕然和震惊。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对他的“大警卫员”（党内对罗的一种褒称）下此狠心？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即主流的说法，是源于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猜忌总参谋长罗瑞卿要“夺取军权”，向毛泽东进谗言，毛听信林的诬陷，错误处理了罗瑞卿。（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事情的起因主要是林罗交恶，毛出于发动“文革”需要林及军方支持的考虑，丢卒保车，倒罗挺林。这种解释与官方说法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近些年来，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提出另一种看法：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在于1960年代毛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策主张愈来愈不满意，而罗同刘、邓等人关系密切，又反对林“突出政治”的治军方针，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调亦有微词。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罗（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便成了“文革”的第一批“阶下囚”。

上述解释各有理由，不过坦率地说，从已经公开的著述看，前者虽遭质疑但尚有一些史料依据，而后者判断居多、史料嫌少。孰实孰虚，如无档案史料和知情人的进一步披露，仍是悬疑。

2012年出版的《林豆豆口述》收录了林豆豆1980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详述了她所知、所闻的罗瑞卿事件经过。林豆豆的观点属于上述第二种看法。申诉材料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情况，也留下一些疑点和错讹。

从林豆豆的申述材料看，林彪对罗瑞卿确有看法，也曾“大发脾气”。一件具体的事情是196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会上作了一个总结发言，林肯定内容尚好，但罗“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方法上与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林要求罗“多尊重和请示其他所有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但林豆豆称，林、罗之间历来“直言相叙”，“不存在虚伪的关系”。至于林发脾气，林豆豆的解释是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挑拨，同时其父也“实在是出于好心，而并非任何私念”；罗也“痛悔”自己没有想到这些，对林的提醒“极为感动”。林豆豆还讲了一件事，全军五级干部的定级名单未经“林办”即直接报送中央批准。此事林彪没有“责怪”罗瑞卿，但名单引起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很大意见。（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

尽管林豆豆承认林对罗的看法，但申诉材料更多还是强调林、罗间的良好关系。比如，林严格规定叶群不准在他和其他人面前说罗的不好，多次严厉告诫叶。罗也关心林的病情，多次嘱咐叶群及子女照顾好林。罗去林家，对未能常去看望林表示歉疚；林很大度，理解罗工作太忙，安慰罗说“见到你，就高兴”。这种良好关系还延伸到两家间的关系，叶群甚至专门请罗瑞卿夫妇到家里做客。申述材料主要就是记述1965年一个夏夜，罗瑞卿去林宅同叶群谈话的经过。关于这次罗、叶夜谈，一些著述已有记述。按这些记述，不仅是叶主动约罗去谈，而且两人话不投机，罗多次“沉默”。林豆豆记忆则不同。罗瑞卿去林家是主动打电话求见，因林已休息，罗同身为“林办”主任的叶群长谈。叶还让林豆豆和林立果参加谈话。罗虽未见到林彪，但同叶群谈话气氛融洽，而且对林的孩子（林豆豆、林立果）亦态度亲和，关心备至。叶群也对罗说了许多表示尊重和团结的话。第二天，叶向林彪报告了前夜与罗的谈话，林责怪叶“插手”，叶还要林豆豆、林立果“作证”，她是非常尊重和团结罗的。


林豆豆在申诉材料里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罗瑞卿事件并非林、罗交恶，而另有背景。材料隐约透露出军方高层的矛盾。林豆豆说，叶群曾经告诉她，毛泽东在杭州同叶谈话时，具体询问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事情。毛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总结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是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毛还问：“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林豆豆口述》）看起来是询问，实际上是质问，话里话外透出对罗的不满和指责。叶群说没有想到毛对军队情况那么清楚。倘若属实，那么这个细节说明另有军方高层人士向毛报告了罗瑞卿的问题，毛对情况已了然于心。2011年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似乎可作佐证，邱在书中就提到毛泽东曾经多次同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谈话，谈罗瑞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