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证监会———三次官司始末记

（一）状告财政部：关于010107国债；不受理，也不说不受理，就是不理你，一拖多年，不了了之；创造了不回答原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001年，财政部发行了一个长达20年的国债，发行额达240亿元，利率是4.25%。发行过程中，财政部发现竞购者很多，原来它比当时实际利率高得多，担心上市后会大涨（可能是怕朱镕基总理责骂，据悉，朱骂过国债司司长），慌慌张张中想抑制二级市场价格，竟在国债已发到人们手中，尚未上市时，发了个“紧急通知”，规定该国债暂时不能做回购（即不能作抵押去借钱）。这一来，此国债就远不如正常普通国债好了。普通国债一可拿利息，二可作抵押借钱，它却成了一个破脚鸭，当时，就涨不起来。我和复旦老师们都买了此国债。很气愤，卖出去的证劵，怎么可以事后追加限制条件，就像8万元/㎡高价卖给了你一套南京路上门面房，卖出后又通知大家此房只能自住，不能出租，不能开商店。这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也违反了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卷管理条例》。

我们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一时轰动，多个报纸媒体竞相报道。财政部很紧张，项怀诚立即指示，尽快与谢教授沟通，请他早日撤诉。财政部国债司司长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家，希望我撤诉，说：“撤诉是双赢，不撤诉是双输。”我予以反驳，“就是打输了官司，也不输，就像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前8名就是胜利，中国民告官谁赢过呢？

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出乎意料，北京市第二法院，那个戴大国徽的法官老是和颜悦色地回答我应付我，“这个官司太复杂了，要请示领导……”。本来七天一定要答复的，结果七周；七个月；一年过去了，一直不回答，我后来告到北京市高级法院，直至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还是挺重视的，半夜打电话找到我，他们说原以为我住在五星级宾馆的，后来才知我住的是招待所。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大法官校友接待了我一上午，问清了情况，明确说：“这怎么行，这个国债要上市20年，难道永远不让作回购了吗？”但，他又悄悄地说，“谢教授，给江泽民、朱镕基写个信吧，他们批示了，我们就好受理了。”我说：“他们批了，我还来告什么，不是加入WTO了吗，讲法制了吗？”他苦笑笑说：“中国实际上很多事还是要听领导的。”（大意）。我无语了。
就这样，这个案子，照理应受理的，到最高法院，他既不说受理，也不说不受理，他就是拖着不理你，也不让电视台、记者摄像，拍照。法警还把北京电视台、青年报记者带进去询问并赶走。
这一拖就是很多年了，这个案子就是在不回答中。事实上不理你，不受理，其实，这是财政部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们自己说，“我们忘了，国库券管理条例就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忘了。”哎……认个错，改了就行啊，但就是不认错。财政部对我很客气，很尊重，也自知理亏，就是不敢上法庭。法院也暗中帮他们。当时，我们得了应松年教授等大律师的支持，但没用。

本周股市： 目前的股市是中国股市24年来最乱最糟的时
肖钢同志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全国大中散户及90%以上的机构对您意见都很大，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它一定会反映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

（三）2014年1月27日在北京二院起诉中国证监会，又是不受理。
2014年1月27日，我在北风中匆匆来到石景山北京第二人民法院起诉中国证监会、肖钢（法人代表）。
告他们①.违反《公司法》，擅自决定，鼓励老股东在上市前，大量转让自己股份给新股东，变现资金达89亿，鼓励老股东，大股东大量抽资兑现，实际上很快逃离上市公司的行为。
告他们②.违反《证劵法》的“三公”原则，对中小散户购买新股设立必须先买老股等各种障碍，歧视、刁难中小散户，比例仅40%。而网下申购机构条件极宽松，比例高达60%。这是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行为。
告他们③.违反《证劵法》的“三公”原则，照搬西方国家一套，搞所谓的主承销商负责制，让主承销商自主决定将新股（100—200万股）卖给什么机构。（连社保基金买1000万股都没买到）。这是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行为，必然引发寻租、行贿受贿、腐败。凡得到大买单者必收益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对几千万中小散户及其他普通机构也极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等等，（共5点诉求）。

遗憾的是，法官和和气气，和颜悦色地告诉我，谢老师，我们法院还是无法受理，因为“反复多次”对人们有指导作用的政策是一种抽象行为，不是具体行为。如果证监会处理一个具体问题错了，我们就可受理。你这种起诉，在美国是可以受理的，在中国不行……。哎，我只好又冷冷地苦笑地看着这位男性法官。（他似乎完全不懂股市，说：他们这么搞，你们别参与就行了啊！）哎，真是的。
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环境，它的成熟、完善，任重而道远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改革慢的多，落后的多啊。“依法治国”还仅仅是一个美好的远大理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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