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旗文稿：委内瑞拉怎样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委内瑞拉经历了曲折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委内瑞拉先后进行过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导向各不相同。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委内瑞拉依据世界银行的建议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引入私企和西方跨国公司，目的是将国企改造成按商业模式运行的企业，即主要追求商业利润而不考虑其他社会政策目标。这种改革思路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加剧了贫富分化。委内瑞拉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为严重的国家，全体民众中有70%以上属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居住在贫民窟中，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和医疗、养老保障，40%的人口是文盲并且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委内瑞拉的石油国企引入外企后，跨国公司有意收买高管，让高管子女可以任意选择到美国名校读书，让他们享有教育特权。
　　查韦斯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国企改革中的错误。他认识到，国企引进大量外企、私企后，国企高管薪酬过高、分配不公和特权腐败现象突出，很多高管勾结外企、私企以窃取国有资产，甚至勾结美国组织关厂、罢工等反对政府的活动。对此，查韦斯政府出资对这些企业进行国有化，并改造成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由国家、社区、职工共同持股的新型社会混合所有制企业。
　　以前，在因工资、解雇、关厂发生激烈的劳资纠纷中，委内瑞拉政府部门和地方领导往往支持资方，甚至镇压工人。查韦斯执政后明确表示，联合资方压制工人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不利于建设“以人为本”的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应该对这样的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并交给工人管理。实践证明，这极大提高了政府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工人们对政府维护自己利益并让自己当家作主深深感激，劳动积极性空前焕发，并纷纷提出管理合理化建议。许多钢铁企业在实行社会混合所有制后产量翻番增长。新型社会混合所有制企业更愿意支持社区的发展规划，如扶贫、就业、住宅、教育、治理环境污染等等，更愿意为治理环境污染、改善职工安全条件进行投资。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益。
　　在委内瑞拉的社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家持有股份一般约占51%，以确保企业为社会、职工服务的大方向；社区、职工持有的集体合作股份占49%，以保证民众、职工的充分参与。这种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为社会服务属性，能够在私企、外企纷纷停产的经济危机时期坚持生产经营，使众多工人避免被裁员，有效减少了失业。新型社会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够更好地照顾工人合理要求，也能更好地兼顾社会利益和社区利益，如钢铁、水泥企业能以优惠价格为政府住宅计划提供建材。这与以前私营、外资企业唯利是图，甚至故意制造供应短缺，形成鲜明对比。

　　委内瑞拉的垄断性国企改革思路

　　查韦斯执政时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存在，并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比重很高的现实，但其方向是建立以国有、集体合作企业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增加公有制经济比重，实现其占据主导地位的目标。查韦斯认为，世界银行诱迫委内瑞拉推行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得战略性、垄断性、公益性行业，如石油、电力、交通、电信、金融等行业，通过引入私企、外企变相实行私有化，造成了很大危害；公用事业价格猛涨激起民众愤怒，引发社会暴乱，前政府镇压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这些行业应重新推行国有化，并促使国企重新为全社会服务。
　　查韦斯意识到了垄断性国企的弊端，但他采取的改革措施与世界银行的建议截然相反，不是依据科斯产权理论引进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而是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让广大民众、职工当家作主，让国有企业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企业，为全社会服务。查韦斯政府果断将国有石油公司中的全部外企、私企股份赎回，使国有石油公司转向为全社会服务，促进了养老、医疗、教育、住宅等一系列领域民生显著改善，实现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查韦斯意识到，只有建立雄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能推动改革。他果断在石油、电力、钢铁、水泥、通信等领域推动国有化，并且不是简单地将重新国有化的企业交给政府官员管理，而是让其变成真正社会所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让广大民众、工人直接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国有企业从单纯赚取利润，转变为在民众、职工民主参与的监督、管理下，发挥人力物力财力优势，尽可能为全社会服务。这样以较低成本产生大量外部正效应即社会效益，有力推动了一系列社会计划，如教育培训、扶贫脱困、支持创办集体合作企业等，取得了巨大成功。广大民众获得了巨大利益，从抱怨国企变成拥护国企，在美国制造政治动荡的关键时刻都会挺身而出，捍卫政府、国企。
　　委内瑞拉电力国有企业建立社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大大改善了政府部门、社区居民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从以前相互抱怨、互不信任的关系变为互信合作的关系，人们普遍感到电力服务、故障维修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电力企业职工感到，以前经常受到抱怨，现在则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并且普通职工也能参与管理。以前，企业高管习惯于将工作分派给暗中给自己回扣的私人承包商，现在则主动分派给能以更高质量完成工作的社区集体合作企业。当电力网络因自然、设备等原因发生停电事故，许多职工翻山越岭、不分昼夜地抢修输电线路，过去需要很长时间的维修，现在很快就能完成。

　　委内瑞拉的社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委内瑞拉在推行“华盛顿共识”时期，经济发展缓慢。查韦斯执政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1.4%，甚至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负0.8%的速度萎缩，基尼系数高达0.49，沉沦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查韦斯总结了拉美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这是美国诱迫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他提出的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同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非常相似。查韦斯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大大减少了社会分配不公，基尼系数下降到0.39，成为拉美各国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在查韦斯刚刚执政的1999年，委内瑞拉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人均4100美元。截至2011年，委内瑞拉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3%，成功跨越过了1万美元的大关，逐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内瑞拉在消除贫困、文盲、缺医少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率从1996年的70.8%下降到2010年的21%，绝对贫困率从1996年的40%下降到2010年的7.3%。全体民众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医疗保障和教育，识字率从60%上升到了100%，短短十多年就消除了文盲现象。2011年，根据联合国编制的社会人文发展指数，委内瑞拉已经进入社会人文高度发达国家行列，其国民幸福指数跃升至拉美第二，甚至超过了德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发达国家。
　　由于委内瑞拉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美国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十多年来一直策划各种颠覆委内瑞拉政府的活动。2013年底，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党赢得了70%的地方选举胜利。2014年2月，美国煽动少数学生闹事，并支持暴力活动。委内瑞拉数百个城市中仅有18个城市发生了学生闹事，主要集中在右翼政党执政的富人区，但没有向全国扩散。美国在委内瑞拉颠覆政府的活动遭到大多数民众的坚决反对，西方媒体也被迫承认委内瑞拉政府拥有稳定的民众基础。委内瑞拉能够有力抗击美国的颠覆活动，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其国企采取了社会混合所有制的正确改革方向，并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本文章摘自2014年第19期《红旗文稿》，原文作者：杨 斌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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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以前私营、外资企业唯利是图，甚至故意制造供应短缺，形成鲜明对比。

红旗文稿：法治与专政不矛盾 不能代替专政
2014年10月11日23:49 综合 收藏本文

自动播放政治局研究依法治国（来源：CCTV新闻频道）
　　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2014年10月11日 11:31:44

　　来源：《红旗文稿》2014/19 作者：刘润为

　　在人类历史上，专政是阶级社会的特定产物。什么是阶级？说白了就是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社会地位划分出的一伙一伙的人。在当下的中国，有人愿意承认阶级的存在，有人则不愿意。不管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是出于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考虑。比如搞“宪政改革”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愿意承认阶级的存在的，而只是讲什么“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之类，因为承认了阶级，就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样三问五问，他们的麒麟皮下就会露出为国际资本奔走的马脚，从而也就难免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冷落。但是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阶级的存在也是事实。比如说，工薪阶层埋怨房价太高，而那个夸夸其谈的房地产商却说房价太低，这难道不是阶级的分歧？

　　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本阶级的专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客观事实。区别只是有的只做不说，有的又做又说。又做又说的只有无产阶级。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曾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无产阶级之所以愿意承认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则是因为承认这个事实可以让整个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为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群众性的伟大斗争，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人类和谐、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以往的封建统治者和资本统治者，则极少像上述房地商那样公开与穷人对着干的。他们大抵都不愿意承认专政的存在，而总是用“仁者爱人”、“普世价值”等等来掩盖封建专政、资本专政的事实，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试想，如果封建统治者和资本统治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专政，告诉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我就是要用权力来剥夺、压迫、欺负你们呀，岂不犯了众怒？那统治还能维持吗？以往我们一直说，真理性与阶级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取得了统一，这话直到今天也是没有错的。

　　以往我们对“专政”的理解过于狭隘，即仅仅指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暴力统治。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与对敌对势力依法处置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

　　认识到这一层，就不至于把专政和法治对立起来了，就不会看成有法治就不用专政，有专政就会破坏法治。说到底，法治与专政并不矛盾。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是一个不用专政而专讲法治的“理想社会”。其真实情况远非如此。2012年2月，佛罗里达州社区协警齐默尔曼仅仅凭着此人不正派的主观感觉，就前去跟踪黑人青年马丁，并在争执中开枪打死了这位手无寸铁的黑人。2013年6月，由5名白人和1名西班牙裔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2天16小时的审理后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齐默尔曼“谋杀”了马丁，法院最终宣告其无罪。这种审判，难道不是夹杂种族歧视的专政？岂但是专政，而且是极其露骨、极其野蛮的专政！设若警察打死的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儿子，法院还会这么判吗？我们千万不能忘却，法律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超人类的“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隶属于某个阶级的一伙人琢磨出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哪个阶级都不会制定对本阶级不利的法律。将法律“去人化”、“去阶级化”，是历史上一切剥夺者惯用的伎俩。


　　有人认为，以往发生的“左”的错误从反面证明：在和平年代，要强调法治、淡化专政。其实，以往的错误不在于使用了专政手段，而在于错误地使用了专政手段。错误之一，是把本来可以运用纪律以至思想教育解决的问题武断地使用了“暴力手段”，而这种手段只有在非常态环境，比如战争或政权由于受到严重威胁而岌岌可危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错误之二，是用专政手段“专”了不少好同志的“政”。比如河北有一位老同志，叫郑熙亭。上世纪50年代，他是沧州地区行署专员，因为性情耿直，喜欢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世纪80年代，他以研究王安石和苏轼的学术成就被高扬同志发现，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兼省文化厅厅长)。这位老同志虽经磨难，但是脾气不改、党性依旧。比如，他曾多次拒绝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女们索要“赞助”的要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正当他写作《苏轼传》的时候，办公室的同志拿着一个批文，请他签字，说某某领导已经批了，给某某多少赞助。郑熙亭头也不抬，一边写一边说道：“去，去，去！什么高干子弟，都搞这套，一分也没有！”如今，这位老同志已80多岁高龄，但对党的事业依然热情如火，一直忙于组织、撰写文章，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您说，这样的人能是右派吗？

　　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和其他方面的上层建筑建设，切实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人民日报：还是法治靠得住
人民日报　 2014-10-13 11: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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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

1979年春天，一位77岁的老人常会在深夜步行经过天安门附近的东长安街，他就是当时牵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为了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披星戴月，在3个多月时间里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徐推开了尘封已久的“法律之门”。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197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常委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敢想不敢说的话题。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令无数中国人倍感法制陵夷的伤痛。正因此，在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宣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让很多老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法制的春天到了！”要法制，不要人治，成为改革中国的制度出发点。

在法制的废墟和人治的积习上起步的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

正如法学家所言，法的诞生与人的诞生一样，一般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人们还记得，在江浙一带走街串巷的小贩，可能会因车筐里的几只鸡鸭被控“投机倒把”；外资领域的立法欠缺，也让不少外商心存忐忑，担心投资“有去无回”。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能成为私营企业迈不过去的坎，让不少“闯滩者”折戟沉沙。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邓小平的话感同身受：“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走出中国改革的新路，必须在市场与法制方面齐头并进。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说出的质朴而深刻的道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定下法制基调。自此，“法治”和“市场”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关键词。这一年，北京新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8月份即告全数发光，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对社会的激活、法治对市场的促进，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从农村治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中央层面一再强调党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依法限制权力滥用也成为贯穿改革历程的另一重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字面上的变化，昭示着由改革道路决定的制度命运。举国上下不懈奋斗几十年，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拿什么来保护？“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下来的宝贵治理经验，靠什么来巩固？如果公民合法财产有可能须臾成空，社会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会诚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帮；如果政府行为朝秦暮楚，决策过程暗箱操作，如何称得上现代国家，又怎么称得上治理的现代化？正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就是让每个人的安全感得到法治的承诺，让每一份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看护，让每一项合法权益得到正义的匡扶，让每一分改革信心和改革活力都有法治呵护。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有外媒评论，当代中国，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在这个充满着无限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极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必须让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指针，从而为时代铺设前行的路标，让人们看到可预期的未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每项改革措施都于法有据；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面对不同声音、不同主张，“请用法律说服我”，不断培育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所能给予后来者最宝贵的馈赠。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这句教诲，不仅包含着人们对“好制度”的向往，也意味着在良法之下“做个好人”的德性之治。正如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寄语：法律秩序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

这是法治作为制度文明闪耀出的人性之光。让我们寄望于这个秋天，期待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能唤起的制度力量。

苏星：《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
2014-10-14 林大双 信息量略大
(一)
1998年，是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最大的一年。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问题，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发了中共中央[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同志辞去红旗杂志社会总编辑职务，红旗杂志社的确良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同志主持;免去马仲扬同志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同志的顾问职务。
这件事我丝毫没有精神准备，恐怕熊复也没有精神准备。这样，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只由我一个人负责了。当时外面正盛传《红旗》杂志社将撤销，我当时想我也不过过渡一下而已。
9月1日，熊复主持召开编委会，传达中央的决定。他和马仲扬、林肖硖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表示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为办好《红旗》完成编委会交办的事项，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希望。我在会上谈了熊复多年来对《红旗》工作的贡献。会议气氛较好。9月2日，召开全体干部会，熊、马、林都讲了话。
会后，社内社外反映强烈，都认为《红旗》要解散了。有些人提出要调动工作，社外也有许多单位来要人。河北省、天津市都派来了解干部。我在华北联大的一位老同学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为他主编的《文化报》推荐一位副主编。红旗杂志社住的是原来中宣部的房子，他们准备接收办公楼，该部一位管行政的姓田的干部，带着分配好了的草图来看房。也有的单位想要《红旗》图书馆。
中央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的决定见报以后，党中央有关领始终没有人找我谈话，我也没有请示汇报，因为我不知道该找谁去请示。我只有一个想法，既然中央让我负责，就认真地做好《红旗》的编辑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当时，我向全社提出三点要求：一、集中精力办好《红旗》，并力求有所改进;二、编委会扩大为编委、室主任联席会，领导《红旗》的工作;三、机构、人事基本不动，一切照常运转。由于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委的关心和支持，学术界的大力支持，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红旗》出版发行工作进行得还比较正常，十三大文件精神的宣传比较全面，杂志内容有所改进，作者面也有所扩大。
(二)
1987年12月，对《红旗》在1988年是否继续出版议论很多。此时，我不能不向中央请示了。12月21日，我以红旗杂志编委会的名义给胡启立和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按计划《红旗》1988年第一期要在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还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等人，我也出席了会议。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设施。接着，胡启立讲了几点意见：一、应肯定红旗的全体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虽有些问题，总的成绩应该肯定;二、目前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主要靠公家订阅、读者范围狭窄的问题;三、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领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当前的问题是，1988年第一期如何处理?我倾向于不必急急忙忙，要有准备工作。第一期照发照印。看从几月份开始改革前进。不是否定过去的工作，要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从零开始，会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先提出方案。
我简单地汇报了社内的情况。我说，《红旗》现在有240多万国内外读者，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考虑，党中央应珍惜这个渠道。胡启立说：这件事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能从消极方面理解。不是不办理论刊物，要继续办。还要加强。会上还有人说：一、《红旗》照常出版，照常发稿;二、第二步积极考虑归属，组织划到中央党校。《红旗》不动，不宣传，共同研究一个办得更好的方案，作好准备以后再改名字;三、根据情况再作改革，研究对象、人员、机构改变、改名字。去掉中央委员会主办，由中央党校主办，要说清楚。胡启立说，在第二步，待遇、人员不动，隶属关系变一变。会能上能下还提出，中央机关都要精简。党校是中心，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有好处，使理论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得更好。高扬说：我们管确实有困难，大家都是书本知识。《红旗》在理论刊物中是第一位，总得最后把关。我们的班子不行。
最后，胡启立说，刊物要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办得更好。改革开放需要加强理论工作。不是不办理论刊物，要继续办，还要加强。会上指定周杰、高扬、苏星成立三人小组起草报告，包括目的、要求、任务和转变的程序。
12月25日，周杰召集我和高扬开会。我在会上提了四个问题：一、领导体制何时改变?现在编委会不健全，希望党校派领导干部来，交接时间不宜太长;二、社址动不动?现在地址同印厂、机场、外边联系方便，干部聚居，以不动为宜。但动不动决定于将来杂志的规模;三、是否改变核算体制?现在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基本上自负盈亏，财务状况还好。如果改变体制就要到党校吃“大锅饭”;四、干部去留。干部大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素质较好。现在要人的单位不少，应保留骨干。讨论中，高扬表示，党校派不出人来，体制也不能动，将请周杰拟第一步方案。
(三)
1988年1月5日，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以高扬、周杰和我的名义报中央书记处。12日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方案提出：“1、在中央党校新的刊物出版以前，红旗杂志社和中央党校原有的刊物继续出版发行。在这期间，红旗杂志社要注意扩大作者面，逐步改进刊物质量;红旗杂志社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干部职务、经营管理、财产房屋，一律不变。2、把红旗杂志社划归中央党校序列。建议苏星同志参加中央党校校领导班子任副校长(启立、宋平、高扬等同志都同意)，在《红旗》停刊前，继续负责《红旗》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党校组织一个班子，研究起草新的办刊、办社方案。初步设想是，新刊的读者对象应是县以上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总的指导思想应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改革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一定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理论探讨，防止片面性;一定要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增进理论队伍的团结，特别注意团结在探讨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同志。总之，一定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要求，在研究十三大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上多下功夫，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3、在此基础上提出刊物的名称、刊期、机构、编制、经营管理制度的设想，供最后决定方案时参考。方案还提出，二月中旬党校提出新的办刊、办社方案报中央审批;三月下旬做好新刊出版准备工作，4月1日在新刊出版时拟发表《致读者》，说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和新刊物的指导思想。如果4月1日出新刊来不及，拟在5月1日出版。
2月2日，我向社里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方案，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一、一定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的决定，认真落实实施方案，不要听各种传闻;二、做好“四·一”或“五·一”以前《红旗》的出版工作;三、新刊出版方案由党校提出，我们也需要积极参加这个工作;四、保持稳定的工作秩序，“四·一”或“五·一”以前坚持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干部管理、财产、房屋五个不变。大家在讨论中，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中央肯定《红旗》贯彻三中全会的成绩比较欣慰。有的同志说，这就放心了，不象有人传说的是因为《红旗》犯了错误，而是出于改革的需要。也有个别同志对撤销红旗杂志社想不通。但大家都表示，不管去留，个人都应服从组织安排。
(四)
2月12日，高扬同红旗杂志社室主任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明确《红旗》的地址、人员、经营管理制度、财产房屋等不作大的变动，刊名也倾向于不改。会后，高扬提出，由他和我再从《红旗》找三位同志组成方案小组，起草第二步方案。
经室主任推荐、编委讨论，确定刘复荣、刘义立、沈迎选参加方案小组。小组2月15日开始工作。2月16日、29日，在高扬处开过两次会，发现有些问比原来设想的要复杂。启用新刊名需要向新闻出版署请登记，《红旗》停刊要向读者退款，新刊重新征订订户一般从10月开始，因此，新刊“四·一”或“五·一”创刊无法做到。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起草了解封信以高扬的名义送给胡启立并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信中说：“实施方案设想，在4月1日或5月1日红旗杂志停刊。同时，新刊物创刊，发表《致读者》说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和新刊物的指导思想。我当时的理解，主要是改变《红旗》的隶属关系，就象《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重新确定隶属关系一样，把红旗杂志划归中央党校序列，改原来的由中共中央主办为由中央党校主办。办刊地点、经营管理、房屋财产不变，编辑力量作部分调整，出版发行队伍和渠道、行政保障系统基本不变，并保持原有的作者队伍和各种对外联系。如果中央同意，刊名也可以不改。根据是《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份数有240多万份(国外3000份)，只要认真贯彻实施方案提出的方针，改进工作，不改刊名可能更为有利。”对于红旗杂志停刊，出版新刊物问题，根据邮电部规定：“改动刊名须在一年之初，即只能在7月1日、10月1日或明年1月1日。按现在工作进展的情况，最快也得7月1日。因为第一，现在领导班子尚未产生;第二，方案尚未提出;第三，向邮电部和新闻出版署申报批准也需要时间。如果中央确定改刊名，又由党校主办，订阅份数可能要大量下降(原来是中央的刊物，可以用党费和公费订阅)，同时，将取消原中央报刊的待遇，包括纸张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征所得税，使成本上升(估计可能上升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就无法衽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只能和党校统一核算，由中央财政拨款。如果每年开支几百万元，党校是无力负担的。目前，党校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办刊物还要使用原来《红旗》的编辑力量，如果刊物规模过小，也不容易稳定队伍。只靠党校很难承担办新刊的任务。因此，我希望对办新刊的方案能作进一步讨论，明确新刊的性质和待遇，是中央一级的党刊还是党校校刊。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具体方案可能会好些。”
3月12日，胡启立、芮杏文找高扬和我讨论落实方案问题。胡启立讲了三点意见：(一)关于刊名，改变决定得报政治局。我们是从经济问题考虑，传到香港就会扯到政治问题上来，作出歪曲，这样对我们不利，给人一种不稳定的错觉。倾向于按决定想办法落实。高扬同意胡的意见。(二)改名以后，新刊是觉中央委托党校办的全党公开理论刊物。杂志的“格”一切照旧。(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办刊的指导思想。以改革统揽全局，认真宣传两个基本点，办得生动活泼，使读者喜欢看，面目一新。根据胡启立的意见，方案小组确定，《红旗》出到6月15日停刊，新刊7月1日创刊，重新拟定方案，上报中央。
(五)
3月18日，成立新刊筹备工作小组，19日开始工作。3月21日，高扬召集方案小组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会后报送中央。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对上报的刊名不满意，会议委托乔石、胡启立、高扬重新考虑刊名。方案确定刊物的性质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根据这一性质，中央批准：(一)享受《红旗》杂志原享有的纸张指令性计划供应和纸价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除所得税;参加种种会议;按规定发给文件。(二)同国外党的理论刊物保持友好往来。(三)保留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设立联络员的制度。方案重申了已在第一步方案确定的办刊方针，并提出4月中旬召开联络员会议，传达中央决定，介绍新刊准备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组织稿件。7月1日新刊正式出版，拟清小平同志题写刊名。方案对机构和编制以及经营管理制度也作了规定。
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求是》，邓小平题写了刊名。后来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想出来的。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对我说：你们那们《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他说，1988年上半年开人大常委会，胡启立坐在我身边，拿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在那里琢磨。他说《红旗》停刊了，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我想了一下，就在那个单子上写了两字：求是。没想到，竟被中央采纳了。
5月9日至1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有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联络员和助理35人参加。会上，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原则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介绍了去年9月以来《红旗》杂志出版发行情况和《求是》杂志的筹备工作情况。并提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学习和领会中央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明确办刊方针;第二、对新刊的内容、栏目、选题、作者和杂志社的工作提出意见;第三、对明年发行份数进行预测，讨论如何改进发行工作;第四、对今后联络员的工作如何开展提出意见。
到会的联络员畅所欲言，各抒已见，讨论气氛热烈认真。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表示积极拥护中央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认为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积极措施。大家认为，新刊会更有利于紧密联系改革和开放的实际，有的放矢地探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更有利于探索、争鸣、活跃和繁荣理论;更有利于广泛团结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作者。会上，贵州省联络员李菁没有发言。我在会下问他，为何不讲一讲?他说，我有点想不通。
会议结束时，高扬讲话。他指出，应该牢牢把握住中央确定的《求是》杂志的读者对象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一理论、宣传工作者来办刊。不再多登文化战线在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普遍意义的新经验，从理论上予以肯定并介绍推广。要打破作者队伍中高层领导干部及知名人士占主要地位的格局，形成新的作者群。他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求是》内容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和培养“四有”新人方面，即放在发展生产力，相应提高增强人民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性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上。他还强调了改变文风的重要性。
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决定》概括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方案的内容。
(六)
《求是》1988年7月1日创刊。创刊前夕，6月30日在求是杂志社举行座谈会。我作为刊物的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求是》杂志创刊的经过并介绍了杂志第一期的内容。中央党校副校长高狄到会并讲了话。他说：《红旗》停办，委托中央党校办《求是》，是一件大事。办好理论刊物不易，在党中央领导下，需要编辑部同志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全党同志支持。中央党校将尽全力办好《求是》，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也希望新闻界支持我们的工作。《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发了言，会场气氛热烈。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京24个新闻单位，30名记者。7月2日，收到中央(1988)160号文件，任命我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刘义立、苏双碧作副总编辑。
《求是》第一期，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和《致读者》。《致读者》说：“《求是》将体现党的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理论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和探讨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寻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重复和单纯解释现成的结论。总结经验应有理论性。调查报告应真实生动。要敢于批评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求是》将努力向开放型转变，面向世界。”“《求是》将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团结作者，为中青年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我们提倡开展平等的讨论，指名道姓，有来有往，通过批评和反批评，促进科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思想理论界需要创造团结、和谐的气氛，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同心协力。《求是》愿为此多做贡献。”“《求是》将努力改进文风。杜绝‘假、大、空’，避免套话，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言之有物。适当发表杂文、散文等文艺作品。把刊物办活，让读者喜欢看。”
《求是》第一期发表了王蒙、许家屯、刘尊棋的文章和龚育之访问记，在《绿野》栏里发表了严秀、唐挚、华君武的杂文。
《求是》版面的调整，是根据刊物不是中央主办、而是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实际做出的。当时确定：1，不发表社论、评论，主要通过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领导同志的文章传达中央精神;2，开辟探索与争鸣专栏，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包括发表一些编辑部并不同意的文章);3，开办《绿野》副刊，扩大文艺作者的园地。
《求是》第一期，总的看群众反映还好。7月5日，我们同中央党校培训部10位学员(一是地委书记，其余为县、处级干部)座谈。他们总的看法是，和《红旗》比，《求是》第一期有面目一新之感，确实不一样了，但和中央决定的要求及读者的需要仍然距离较远。具体来说，第一，过去总觉得《红旗》是板着面孔，第一期《求是》使人感觉比较和蔼了。第二，过去内容单调，现在比较丰富多彩了，有杂文，还有漫画。栏目设置也不错。第三，文风有不小变化。过去很多文章像公文、报告，过于石板，严秀、唐挚的文章过去大概是不大好发的。第四，封面、目录、内文编排都有变化和改进。座谈中，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理论、文艺界对《求是》也比较满意。老作家萧乾是我在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的忘年交。《求是》出刊以后，他很高兴。在7月17日的信里，答应为《求是》写稿，信中说：“第一期内容十分充实，相信贵刊大有前途。”八九月，他到韩国出席国际笔会，回来就把他在香港写的《汉城见闻》寄我，并附有一信：“写了一短文，不知会不会使你们为难。如不相宜，即望掷还。”这篇文章发表在《求是》第八期上，读者反映很好。12月25日，他又给我一信，信中说：“弟二月初又出访泰国及新加坡，也许再为贵刊写一‘泰新归来’。兄真有扭转乾坤之力，看来刊物面貌一新了。”
也有不满意的反映。有人认为，和《红旗》比没有什么变化，“换汤不换药”，还是没有放下架子。也有人认为，弯子转大了。基层党政干部多数反映，《求是》缺乏权威性，指导作用不如《红旗》。他们说，探讨的刊物很多，看党刊就是要看准确的东西。

我早就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杂志“红旗”早就改刊为“求是”了，怎么又冒出来了？假冒？盗用版权？这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7 10:30] 雄起广州7万入库: 中国从来没有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我看就是还怕占中影响向恶劣方向发展
[17 10:31] 雄起广州7万入库: 不管左派右派，你给我指出来，哪个中国经济问题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公私合营？公社？大跃进？包产到户？
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有制？股份制？混合制？
[17 10:39] 雄起广州7万入库: 按马克思的话说，在中国，从来都是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从来都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该贴内容于 [2014-10-17 10:39:42] 最后编辑

《红旗文稿》是《求是》杂志主办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红旗文稿》从2009年第1期起全面改版，2014年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红旗文稿》分为国际、时评和经济等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