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旗文稿：国企给中国带来巨大优势

红旗文稿：国企给中国带来巨大优势

中国目前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框架，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决心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中国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经济的核心，这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经济体系的增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30多年，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探讨：中国的国企与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产生了更佳的经济表现？引发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指明应该如何改革。

一、国有企业的明确优势

在微观和宏观经济领域，国有企业都给予了中国明确的优势。第一项微观经济上的优势是，国有企业的主要业主是政府，无须向私人股东支付大量股息。股息在西方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西方会被支付给私人股东的股息，在中国则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西方私人股东将部分股息用于消费，国有企业则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投资水平。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表现。

国有企业的第二项微观经济优势是，国家以及国家支持的公司，可比私人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款，因为它们的风险较小。

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优势，甚至比微观经济方面的更大。在私人经济中，没有自动机制能确保将公司利润——技术上讲是储蓄的一种形式——转移到生产性投资中去。凯恩斯的比喻很有名：“个人于今日决定储蓄时，只表示他决定今日少进一餐，他不一定同时决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钱，留待一周以后进餐之用。”

私企不将储蓄用于投资，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上也正是这样运作的。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美国公司并没有将全部的利润进行投资。美国公司的经营性盈余已大幅上升，从1980年占国内总收入（GDI）的20%上涨到2013年的26%，同时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从1979年占GDI的19%下降到2013年的占15%。尽管利润上升，但投资下降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美国企业不断把现金堆成“金山银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2013年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现金达15000亿美元。

正如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主席拉里·芬克所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对那些可向股东提供即时回报的行为做出了响应……而在创新、熟练工和维持长期增长所必需的资本支出等方面投资不足。”美国政府可以呼吁人们更多地投资，但没有什么现行机制来促使私人公司这么做。

相反，中国国企的国有属性意味着，它们可以在需要时被导向投资。这是中国投资水平远远高于美国的一个关键原因。根据最新的可供国际比较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9%投入了固定投资，美国只有18.9%。

中国直接通过控制国有部门投资的能力，还创造出比西方经济体更强大的对抗危机的宏观管理工具。《华尔街日报》指出：“大多数经济体可以拉动两根杠杆来支撑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个选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快投资的流动。”

这种通过国有部门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是中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远胜美国的关键原因。从2007至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9.9%，而美国仅为8.2%——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是美国的10倍。

二、国企改革要解决哪些问题

如果国有企业总体上给了中国巨大的优势，那么新的改革又旨在解决什么问题？问题是有不少，但要把它们置于基本的经济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

中国过去认为国有企业不光具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功能。国有企业提供的不仅是就业，还有社会保障，如住房和医疗保障等。这样做会造成两个结果：首先，提供此类服务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削弱或消除了它们借贷成本较低、较少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的优势。其次，有效的管理需要专业化和专注工作。公司管理人员需要集中精力让企业高效运转，而那些提供社会保障的企业也需要专注于提供社会保障。试图同时兼顾，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法最有效率地完成任何一件事。国有企业应通过缴税来提供社会保障，而不是直接管理。因而有必要把这一旧制度的残余淘汰掉。

在改革中要确保主要资产划在上市公司名下，借助这一手段，可以按纯粹的经济功能划清国有企业的边界，并执行财务纪律。在近期对一家主要的国有企业——上海电气集团的重组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资产从未上市的母公司转移到了上市子公司。

竞争也能有力地刺激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而非单纯国内的角度去理解它。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先举一个例子，中国之前有两家国有铁路机车企业——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理论界曾认为它们的竞争会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高速列车的全球竞争方面，中国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化的。即使两家公司合并，其323亿美元的营业额也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的西门子，它的营业额达到了965亿美元。而且，中国制造商还面临着日本子弹头列车和加拿大庞巴迪的竞争。因此，从全球而非国内的视角去理解竞争，中国正确地合并了两家企业。

这还涉及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全球数据清楚地表明大企业比小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大企业在美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美国的生产力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就业人口的45%是在员工数量超过250名的公司内，相比之下欧盟只有33%。

但是中国有10万家以上国有企业，它们需要整合。在目前人们所讨论的提议中，规模最大的方案是将112家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合并成30-50家，这是正确的方向。这应该是中国更广泛的公司合并的一部分。举个例子，中国有十余家主要汽车制造商，比起美国的三家，它们没什么竞争力。

这样一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垄断。竞争刺激效率的提升，但在一些领域根本无法操作——通常是因为投资成本高得无法想象，不可能引入竞争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竞争性的电网或地铁系统。面对自然垄断，最不需要的就是“市场解决方案”。垄断者的市场行为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价格过高，质量低劣。自然垄断需要一个“反市场的解决方案”——维持国家所有，施加严格的管理，克服其采取市场行为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坚韧顽强的国企管理者。

反腐败斗争是其中一个方面。2014年，70名国企高管接受反腐败调查，2015年仍继续开展了此类调查。但在反腐败的同时，必须为高效率的国企管理者建立一套整体机制。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严格来说，管理人员是高技能工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是由经理而不是“企业主”——公司的拥有者来管理的。这些经理人享有高薪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技巧——所做的决定可能涉及数十亿美元。新加坡的机制最符合“按劳分配”。经理人获得高薪，但受制于透明度，并受到像工人一样的对待——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雇。因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精熟和反腐败的管理机制，这样做符合经济原则。然而，这种国企经理应获高薪的观点，目前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原文作者：[英] 罗思义 岑少宇 译，作者：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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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老毛:

【这是工人视角，站在老板视角更凄凉，周末看了篇文章，老板儿子的吐槽】万众创业，令人唏嘘，一将功成，万骨皆枯，万众创业，一窝蜂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飞奔向沙滩，唯留春梦了无痕……@管我财 @巴菲林奇小厄姆 两位实业家阅[不说了]

民营企业的无奈，谁懂？【转载】
2015-08-20

一家办了十几年的民企倒闭了，这家企业老板的儿子写了这篇文章，总结了倒闭的种种原因。很多地方都彰显无奈，值得一读。

工厂由我父母在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几乎都是机械价格。

父亲以前就是国营企业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左右。我爸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左右，原本考虑在07或08年上自动线。

20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是十分无耻的策略：

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的是，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的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而如果不搬迁的话，有什么麻烦自己看着办，传闻市政府要用原先的土地建立环湖景观工程。

说这话的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整个搬厂，厂房改建，厂房装修，耗去了大约500万资金。企业原先十几年的慢慢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我父当时为了留住工人，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工资。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

20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我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在疯长的股市，想从里面圈一部分钱，再贷款在08年更新生产线。

结果在资金投入了六个月后，遭遇07年A股惨跌。还好投入的资金量不算很多，但是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父亲只能回到原先的轨道上慢慢经营。

2008年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我们厂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下滑。我爸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了，开始采取裁员措施。08年底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09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浙江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我们原先的供货方，浙江的微型企业，纷纷停摆。有一个跟我们配套了十几年的企业，还请我们去普陀山玩过。那天他们那边倒闭清算，还欠我们五万应付款。我爸去看他时，看到那个厂长，五十几岁的人，正被两个二十几岁的按在地上打。两个小年轻都是债务单位的，欠五十几万。我爸看这情况，那五万就没提了，直接买车票回来。

10年的时候人工继续疯长，普通一线工人2000都留不住。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1500居然嫌少。当地在进行大规模拆迁，当地的工人在拆迁后一下子就坐拥了好几套房产，卖掉一套变现都有五六十万。区区一两千的工资他们已经不放在眼里。这大概也算是房地产行业对实体行业的一个另类冲击吧。

2011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贷款标准一样很高。10年民间借贷开始流行，我们接触了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像他们贷款，但是我们这样的肯定不行。10年人工继续疯长，原材料继续疯长，原本不怎么做的低利润订单也要开始抢，没办法，不做人工照样要付。

2012年的时候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开厂16年来的第一次。而且劳资纠纷开始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要知道工人从入厂，到能出产品，差不多就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刚能产出的时候工人就提出这些要求。我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外面工资现在都开的很高，不给我们做，他们可以给别人做。整个社会在高通胀的情况下都变得浮躁，大家都想赚快钱，你赚钱的速度必须得高过钱贬值的速度啊。

13年继续困难，父亲开始了改革，进一步大规模裁员。人数从100降到了不足40！

说来好笑，都说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逐渐从一个生产型企业，变成了一个倒爷，只把检验关。而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被上家知道的。大客户有人来视察时，我父亲是招呼亲戚都来帮忙，全部站到生产线上去装样子，没办法，真的就是难成这样！写的时候眼睛都是酸的。

直到今年，我爸考虑的已经不是更新生产线的问题了，而是这些骨干如何给他们安置，让他们有个好归所。

在去年年底的聚会上，除了两家企业是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外，其他的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面临一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以前这些人都是讲究面子的人，也都经历过风浪，不愿在人前示弱。这次大家喝高了不知道谁先起了个头，都纷纷掏心掏肺的加入。

我总结了一下，主要以下几条：

1、融资渠道极度困难。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就长三角来说年营业额5000万以下都算微型企业，但是这些微型企业却负担了长三角95%的劳动人口，和85%的税收，但是这样的企业，却贷不到款。

浙江那边09年就开始有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后来老板们变聪明了，走之前去狠借一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二连三的听说浙江那边有全民借贷，资金链崩盘的新闻。还有那个吴英案也是。

2、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涨工资是好事，但是物价和工资一起涨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人力成本上涨我们可以接受每年5-10%，但不是每年30%的跳涨。这会打破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3、房地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动力。很多企业家都和我爸一样，后悔没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以我爸的一个朋友为例，04年-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厂了事。10年的时候出手两套房，每套获利300%！
这个于他来说是好事，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政府想看到的吗？

4、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逐渐做大做强，从低端加工业做起逐渐靠拢产业链上游，最后才是解决自主研发能力。没有企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第一阶段过度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就被无情的扼杀。政府没有把鸡养大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杀鸡取卵，这个阵痛，在往后的十年经济大萧条中会逐渐显现，官员们也会意识的更深刻。

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像我父亲这样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也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生存的很好。//@南迦巴瓦1999:回复@jh786:吃苦耐劳的工人是中国的全部竞争力。收起
jh786:

中国新工人：现状与未来
作者：北京工友之家吕途博士

　
　　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中国新工人的现状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们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我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通过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1、待不下的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因而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2、回不去的农村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我了解到的湖北的一个村子，村委会的成员基本上由地痞流氓组成，欠了赌债靠集资来偿还，如果不交钱，就给掐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回到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

　　3、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调查结果显示，被问及“为什么打工？”时，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

　　4、打工者的“过客心态”

　　“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对居住条件和环境、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新工人未来的可能性
　　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新工人子女会有比父母好一些的未来吗？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未来更加糟糕；一个是风云莫测。新工人的未来，一是取决于新工人自身的思想和努力，一是取决于社会的政知和经济环境。我在调查中曾遇到过很多故事。一个工友苏浩民，他属于典型的“打工为了谋生”的类型，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下，去年在湖北老家盖起了三层楼房(一共花了30多万，自己存款20万花光，又借了10多万)。另一个工友王海军，是一个爱思考的青年。当然，为了生存，海军工作非常努力，而且贷款在苏州打工地买了一个小公寓(首付14万，贷款14万，每月还款1600元)。后来，我同时见到了浩民和海军，两个人都说后悔了，浩民说：“盖了房子也回不去，现在就后悔了，但是想卖也没人会买。”海军说：“房子面积不够子女就地入学的要求，妈妈最近又身体不好，回老家才能照顾，每月要还贷就被工作牢牢套住，实在后悔。”浩民和海军都属于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收入稍高的，状况也是极不乐观。

　　所以说，当教育公平不能实现，当盖房子只是为了资本牟利而不是为了生活，无论打工者个体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很多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期望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实际上流动儿童的情况很不乐观，小升初无法在城市入学就开始沦为留守儿童，不想留守的很多就早早辍学，再加上很多孩子在缺少关爱和学习乐趣的情况下，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这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在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工作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普通劳动者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

　　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美国和欧洲危机四伏的今天，世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政知中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遗产，也有着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历史已经过去，让我们直面现实，认真反思，共同努力。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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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家及其工人现状

习近平定调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啥、政府做些什么)
2015年08月24日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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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的“两只鸟论”在官方媒体的造势下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2006年1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参加绍兴代表团时首次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提炼出“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提出了浙江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思路。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引述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经济理念：经济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习近平对当时浙江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大致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

事实上，在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之后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仍持此判断。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长沙考察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召开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提出全面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1月在云南考察时鼓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制造水平，扩大产品出口，优化市场服务，牢牢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诸如此类，习近平在3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观点不下10余次。

那么，在中国经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该怎么做，又要面对哪些问题呢？首先有必要先了解下迈克尔·波特经济发展四个阶段的系统论述。

迈克尔·波特，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是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迈克尔·波特是该校历史上第四位获得此项殊荣的教授），在世界管理思想界可谓是“活着的传奇”，他是当今全球第一战略权威，是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在2005年世界管理思想家50强排行榜上，他位居第一。

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作者是研究10个国家战后以来竞争优势的演变以及竞争力的发展阶段后得出这个结论的。

迈克尔·波特认为，撇开经济的多样性，一个时间点上标出国家经济形成竞争优势的模式，这些模式可以从成功的产业、产业环节乃至于采用的战略形态大致是相似的。这种相似性主要是因为产业的钻石体系和国家优势的关键要素基本上是相同的，差别只在于个别产业有它的独特情形。

由此，他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可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国家经济有可能因此而走下坡路。

阶段一：生产要素导向

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的成功产业都是依赖基本生产要素。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可能是天然资源，或是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或是不匮乏且又廉价的一般劳动力。这个阶段中的钻石体系，只有生产要素具有优势。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具备相关资源的企业才有资格进军国际市场。

在此一阶段的本地企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应用的工艺技术层次也不高，技术本身也是广泛流传、容易取得的一般技术。此外，企业本身尚无能力创造技术，必须依赖外国企业提供经验与技术，企业本身能表现的技术主要是来自模仿，或是在本地投资的外商所引进的。也就是说，本地企业拥有的较高级的产品设计和技术，大多来自外商投资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或是由选择该国作为生产网点的外商提供的，或是本地制造企业以半成品加工方式学习来的。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很少能与产品的最终顾客直接接触，海外市场的贸易机会也掌握在外国代理商手中。另外，有些外销产品，在本地的市场需求有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需求的。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的经济，对全球经济景气循环与汇率变动非常敏感，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产品的需求程度和价格高低。同样，本国生产要素一旦不如其他国家，产业将严重受创，丧失领先地位。尽管充沛的天然资源能带来一段时期的高收益，但是对提升生产力的帮助并不大，其中原因将在后面解释。

每个国家都曾在某段期间经历过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目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正处于这个阶段。另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天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也处在这个阶段。

一般而言，能够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出，成功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国家并不多。在这个阶段中，以国内需求市场为主的产业可能因进口替代效应而持续扩张，但是驱动它发展的力量是政府的保护措施不让外国竞争者加入的结果。进口替代型产业基本上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条件，而且保护政策一旦扩散，反而会因产业缺乏效率而降低国家的生产力。

阶段二：投资导向

在投资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以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这个阶段的企业投资行动频繁，它们会大量投资兴建现代化、高效率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厂房，并努力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最佳的技术，也常以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找寻更精密的外国产品和制造技术。这一切行动的目标，都在于提高更精密产业与产业环节的竞争能力。虽然这个阶段的企业努力争取到的技术仍落后于国际领先企业（原因是各企业保留了最先进的技术），但至少是公开渠道中最进步的技术。此外，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不单单应用外国的技术和方法，同时也致力于改善外来的技术。企业具有能吸收并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是它们突破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向投资导向阶段的关键。当企业进入投资导向阶段时，外国技术和方法大多仅供内部参考，主要依靠的是自行改良行动。由外国协助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此时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面对国内竞争的年代，当国家处在投资导向阶段时，政府、人民和企业都会致力于生产要素的发展行动，并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以提高竞争条件。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虽然大量增加，但薪资仍低廉。这些技术人员能操作精密复杂的机器设备，甚至改进技术。企业也开始建立国际营销渠道，并尝试与产品使用者直接接触。同时，它们也能为国外大客户提供半成品加工服务，并寻求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机会。这段时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引进新模具和现代化制造工艺。第二阶段的企业也会把目标定在支持技术和资产的投资上。企业同时开始勇于冒险，因为许多产业出现新的企业，国内的竞争也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当国家处于此阶段时，竞争优势来自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到竞争环境等一连串的改善。企业虽然仍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而获利，但也将竞争优势延伸到了花费不高但属于更高阶段的创造性生产要素上面，国家也在一般性的生产要素上占有相对优势（如大学程度的工程师）。大环境中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创造机制，也运作得更顺畅了。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技术更专业且充分内化，设备也接近现代化程度，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也将得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小试锋芒的阶段投资导向阶段的含义是，举国上下愿意投资一些最基本的优势阶段，但是这种投资不足以发展独特产品或应用独特流程。企业仍在标准化程度较高、价格竞争比较敏感的市场环节中竞争，它们的产品设计也会迁就外国市场的需要。这一类型的产品通常比全球最先进的产品晚一个世纪左右。同样，企业的工艺技术虽然几近精湛，但比起最先进的技术也还差上一截。不过，和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相比，处在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已经能在更广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竞争，而且有些产业已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有些领先产业也开始将新的优势扩展到相关的产业上面。

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内需求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因为国民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仍普遍偏低，而且在起步过程中仍能专业化的企业并不多。因此，有些出口产业的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的市场上销售。这个阶段所产生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供给面而非需求面。

然而，能够在投资导向阶段脱颖而出的国家，大多是国内市场需求较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因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对航海运输有很大的需求而先后发展出成功的造船业），或是国内有特殊的大量需求，而外国却忽略的产业（如日本人对小型黑白电视机的需求）。

强调发展本国智能在投资导向阶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通常还未发展。相关产业的生产几乎清一色依赖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零配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工艺流程虽然很现代化，但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也影响并限制了自行创新的步调。

在投资导向阶段，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特别讲求规模经济的产业，资本密集但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零件与标准化产品产业，比较不讲求售后服务技术的产业，不怕转移且为其提供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来源不只一处的产业。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最重要的优势往往还受限于低劳动力成本、大规模生产、应用现代化设备的产业。一般而言，这类产业通常是相对较成熟的产业，是下游成品、基本零部件差异不大的原料产业。以成熟产业为例，外国竞争者可能因为设备陈旧过时，而将生意转给敢于更新资产设备的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

尽管很多人认为技术无国界，但从投资导向阶段来看，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往往只能吸收或争取到某些产业的技术，所发展的生产流程和模具也无法持续，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仍缺乏能够积累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通常，它们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因竞争压力而有意寻求海外合作时，才有机会取得这些重要技术。

投资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机会大幅增加，工资与生产成本开始起伏波动。对于习惯价格竞争的产业和产业环节来说，此时它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地位。与生产要素导向相比，投资导向阶段对汇率和全球市场变动的抵抗力虽然提高了，但体质仍很脆弱。由于选择外国现有技术、发展大规模生产，以及和更发达国家供应商的关系都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有些产业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或失去竞争优势。

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投资意愿。政府在这一时刻的角色也很重要。政府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正确产业、鼓励冒险精神、提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鼓励新企业加入国内市场、发展更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国外技术、鼓励出口等。在这段期间，虽然企业在创造更高级生产要素上的能力已经增加，但政府仍需要扮演带头的示范角色。

投资导向阶段的经济，需要举国上下有重视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共识，而不是一味追求眼前的消费与平均收入。由日本和韩国的情形可以看出这种共识的威力。这个阶段的政府政策讲求效率，决策流程强调纪律、果断和长期规划。政府应该持续承诺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并在提升竞争力的先决条件上做投资。政府也可以辅导重点产业，以营造一个积极竞争的国内市场。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措施是暂时性的，目的在于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但必须注意的是，保护药方一开，也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毒药，政府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为这些善意行动掌握标准。投资导向阶段的一些发展因素如果处置不当，经济发展仍可能失败。因此，稳定的政府、良好的行政人员，以及能抗拒特权的社会能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理想状态。

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中，投资导向阶段很早就出现了。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国际性流动，也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比如说，19世纪时，德国产业就有计划地进口英、法等国家的技术，并吸纳它们的工程师以提升德国的产业水平。同时崛起的美国经济，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普遍，想要进入投资导向阶段的困难减低了，原因是全球市场对技术、材料和资金的需求比以往更大，各国也开始采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

投资导向阶段也是多数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门槛，能成功跨越的并不多。（类似于中等收入陷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功的例子不外乎日本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西班牙和巴西本来有机会成功，但是它们被各自的缺点限制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些缺乏强有力的本地企业，或没有内化的产品和工艺流程，或企业对主导国际销售渠道的诚心不足，或缺少充分且进步的生产要素，或内部竞争不够激烈等。

阶段三：创新导向

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在这个阶段中，钻石体系的所有关键要素不但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交互作用的效应也最强。

呈现锐不可当的竞争力。当国家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特色，也在特定产业与产业环节中出现。由于个人收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对便利的需求增强、国内竞争激烈，消费者的需求也更加讲究了。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也以自己强劲的竞争实力，影响着相关企业与国内客户的精致化。许多产业因为蓬勃出现的新企业而加速改善和创新的步伐，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的支持性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

产业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许多产业也在升级过程中，摆脱了生产成本与币值汇率的威胁。产业虽然没有生产要素优势，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创新，产品与制造技术也不断往前推进。大环境中，更高级的基础建设、研究机构与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也在形成中。这些新机制不但保持自我强化状态并创造高级而专业化生产要素，同时也与特定产业形成联系，营造出锐不可当的气势。钻石体系正在产业与产业集群中发挥自我强化功能。

这个阶段被称为创新导向阶段，原因是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本土企业在产品、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向上已经接近卓越的程度。同时，如果有相关产业的支持，本国有利的需求条件、坚强的供应商产业基础、专业化生产要素，可以让企业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

投资国外的阶段。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企业会转战国际市场的差异化产业环节。它们的竞争虽然离不开成本，但竞争方向却从生产成本转至生产率上，因为它们更强调先进与高级的技术表现。同时，企业也开始逐步撤出价格竞争或比较简单的领域，并将这些领域让给其他国家。

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有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并逐步铺设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之外，还搭配已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活动，并采取国外设厂的制造方式以降低成本，并加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这些企业活动显示出创新导向阶段就是投资国外的阶段，而这些表现与钻石体系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很大的关联。

垂直深化发展。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国内产业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发展。当一些率先进入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出高层次竞争优势时，这些竞争优势也在发展过程中扩散到其他相关产业。就这个方面来说，产业集群会以垂直深化的方向发展。下游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会带动上游、供应产业（包含机械设备业）；同样的活动也可能是由上游延伸到下游。这种情况最初只在国内进行，然而只要经济体系健全，很快就会扩张到全球竞争。垂直深化的产业集群也许是由生产要素导向或是投资导向形成，而一旦出现深化现象，即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已具有基本的创新能力。

横向水平发展。创新导向的第二个方向是，产业集群由纵向转为横向的水平式发展，形成更新更大的产业集群，这一步是由既有的企业或新加入的企业共同推动新产业而形成的。当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并非依赖极少数产业的出口表现，而是由各种类型的市场表现撑起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发展。这个方向的发展过程会减少经济危机，原因是国家不再受少数产业的影响，企业也因专业化需要而朝向生产力更高的产业环节推进，生产力低的活动则逐渐移到海外进行。当产业处于纵向、横向交织发展状态中，企业有非常多改善和创新的路径可以提高本身的生产力。水平化的发展方向也会创造更多跨产业的扩散效应，使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更扎实坚固。

服务业走向国际化。创新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受到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国内的优质服务业也将实现国际化。当国家处于生产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阶段时，该国服务业很少能在国际市场上抬头。唯一的例外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海运业，或海外工程建设产业的一些产业环节。反过来说，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服务业会因先进企业对市场营销、工程顾问、测试业等更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而蓬勃。工程顾问、广告等高水准的服务业，会因更专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需求而出现。本国服务性企业会随制造业的国际化而走向海外。高学历、高收入和专业化的消费者，也需要更专业的服务，而本国需求正是服务业创造国际空间的根基。

和前两个阶段相比，创新导向阶段特别强调高质和富裕，同样使得高级服务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不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能否顺利产生，仍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在这方面，美国和瑞士的表现就很成功，德国与意大利就逊色许多。

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对总体经济的变动和外在事件影响的免疫能力也最强。处在这个阶段的产业，因为竞争焦点放在技术与产品差异上，成本与汇率变动的打击有限；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也能减轻环境变动的影响。有竞争力的产业更因本身的多元化，而避开了它对任何单一部门的过度依赖。

政府要无为而治。处在这个阶段的政府，角色也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业的做法。如果政府继续执行资本调度，采取保护、设置产业进入门槛、出口补贴等直接干预行为，只会打压以创新为竞争基础的效率。刺激创新的冲力、培养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的取舍等大多数活动，此时应该交给民间部门负责。当一个经济体走向深化和多重方向时，政府不可能再掌握或控制既有和新发展产业的动向，而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减弱了政府的指引作用。此一时刻的政府应该做一些间接活动，诸如刺激或创造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改善国内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维持国内竞争热度等。另外企业则应自行扮演更积极创造生产要素的角色。

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已经走到创新导向阶段。美国、德国和瑞典则是在21世纪先后进入这个阶段。70年代的日本和意大利也处于创新导向状态，不过对意大利而言，它的北部地区可能从12世纪初就已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了，只是当时的产业内容与今日是完全不同的。

阶段四：富裕导向

如果能持续国家发展动力、充分发展本国优势，那么应该可以顺利通过竞争优势发展过程的前三个阶段。国家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激烈，有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也会越来越多，跟不上步伐、生产力低下的产业环节，也将被淘汰。

社会价值挂帅。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与前三阶段正好相反，这个阶段是经济走入衰退的局面。主导这个时期的力量是前三个阶段积累下来的财富。但发生的问题是，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既有的财富并不足以支撑经济本身的需要。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试图拒绝新的转变，持续投资和创新的行动也已不再，经济发展的步调被打乱。此一阶段的国家经济目标也与过去不同，重心放在社会价值上面，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社会价值其实是根植于经济持续进步的基础上的。

进入富裕导向阶段后，企业也开始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会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国内的竞争活动衰退、经营战略由积极转向保守、企业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大企业左右政府保护政策使自己与竞争者隔离。另外，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凋零，取代他们的是习惯在体制内活动的新生代经理人。企业、工会相继失去冒险精神，也缺乏竞争的热情，创新冲劲与敢向成规挑战的勇气也不复存在。员工因收入提高、视野开阔，而不再热衷于工作。劳资之间也为了维持自己既得的权利，关系日渐僵化；劳资的互不相让又成了改善生产力的根本障碍。

处于这个阶段，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工作兴趣远大于产业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逐渐消失，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疏忽，又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社会对创造生产要素的投资比例大不如前，其他领域的投资反而抬头，而国家对有钱人课以重税的趋向，又压制了人们的投资意愿。总而言之，富裕导向阶段的最大讽刺是，产业投资表现不但不足，而且还在慢慢衰退中。

处于此一阶段的国家，过去成功积累的资金也使国内资本市场结构出现改变，投资人的目标从积累资本变成保留资金。经济体系创新速度减缓，又造成产业投资利益不如从前。资金因此流到土地等不动产上面。

经济活力开始下降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并购。因为企业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内部需求，但又不愿意冒险投资成立新企业，自然将目标转移到并购其他企业上。并购同时也反映出企业不愿竞争只求稳定的态度。对企业而言，并购造成了一个不必成立新公司也能持续发展，或是在现有产业中扩大自己实力的假象，然而并购活动对产业创新的伤害大于帮助。

由于客户忠诚度和市场占有率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处在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的经济衰退情形开始时并不明显。然而当高生产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失去既有优势时，既有的产业集群将如滚雪球般被解构。这个解构过程是，不再创新的产业变成上游供应产业的负面客户，也不再是下游客户创新进步的媒介。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一度撑开的经济将受到限制，基础产业和下游产业首先失去竞争优势，接着零配件、机械工业也丧失了竞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可能因为国内的特殊需求，或在实力强劲的特定相关产业支持下，迸出几波竞争力火花。而其他不断进步的外国企业则凭其新起的竞争优势，开始购买富裕导向阶段国家的企业，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中。外商也在这个国家建立子公司，导致当地公司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渐流失到外人手中。

当企业无法维持高层次竞争优势时，本国许多产业的规模也会缩小，重回价格竞争的战场上。工资增长缓慢和失业率升高，也使得企业降低改善生产力的意愿，进而放弃国外市场。当个人收入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时，国内市场的需求质量和挑剔程度也开始下降。一个讽刺的现象是，处于此阶段的国家，能够维持竞争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人力素质和技能不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但薪资相对较低的部分。不过，由于经济停滞的压力越来越大，劳资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创新行动也越来越弱，易攻为守的企业，心情日渐沮丧，向政府求援的声浪也大量增加，结果对产业发展又造成更长远的伤害。

维持优势的四类产业。在创新导向阶段，国家的创新和竞争优势都处于巅峰状态，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能在这个阶段仍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本国仍维持高水准和高级需求的产业。这类产业是靠国家过去积累的财富而存在，像个人资产、高收入、奢侈需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以便利为导向的产业等就是其中几个例子。第二类产业是该国长时间投资特定领域所形成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科学、艺术、高级专业化教育、充沛且高水准的人力资源，或是如健康医疗、国防等社会开支的领域。这些有历史背景的财富，表现在产业上如生物科技、教育服务、太空科技、国防武器等。第三类产业是具有抢先进入优势的产业，它本身具有品牌忠诚特性（如香烟），或是长期不曾发生重大变化或技术不连贯现象。第四类产业则是该国保有初级生产要素优势的产业。这四类产业的共通点是富裕，富裕是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在富裕导向阶段，服务业所扮演的角色很复杂，由于许多服务业的竞争是属于本土化多国竞争性质，必须通过在当地设立分公司的方式进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在国际竞争的消长并不如制造业大。因此，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服务业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往往继制造业之后快速崛起。由于财富会创造有利的本国需求条件，有些领域的服务业（或与其相关的制造业），甚至还会继续扩张。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本身就在发展中，要定出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容易。而且，服务业在国际上的成功不表示制造业开始衰退，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某些服务业的表现，会反映出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两极化的表现。富裕导向阶段会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产业竞争优势，并不足以支撑生产性就业、维系生活水平的需要。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经常会有两极化的表现。首先，它是一个富裕国家，它的企业和人民在享受过去努力成果的同时，资金与财富毫不匮乏，这也是每个国家长期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可能对国内的产业投资不足，但在海外投资却出手大方。另外在对外投资活动上，本国企业也逐渐从延伸本国力量或技术输出（这是创新导向阶段最常见的活动），转变为纯粹的资本输出，本国企业可能运用资金买下外国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经营管理上仍是完全交由对方负责。


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暮气沉沉、委靡不振的国家。这个阶段的许多企业会有接二连三的问题，失业压力持续上升，生活水平也不断下降，社会福利费用大幅超过经济能提供的程度。对有钱人课以重税似乎成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但这又伤害到大众的投资意愿。这段衰退过程可以拖延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经济出现新的撞击为止。

虽然以上研究作者没有具体探讨中国面临的问题，但是研究对象中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