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机遇与挑战并存 全球危机考验中国银行业竞争力

2009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考验的一年。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下，贷款大量发放为银行的利润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银行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利润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风险隐患。

如何处理好银行顺周期特点与政府宏观调控逆周期要求的关系，是各大银行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9年的挑战

2009年初以来，银行信贷大幅激增，一方面有利于保八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给银行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过度的信贷扩张和贷款投向亲政府化有可能积累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产能过剩的压力、不利于结构调整，产能过剩可能导致企业扩张意愿下降，大量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又要寻找机会的社会资金，转战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由此造成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

过度的信贷扩张使银行资产蕴含呆坏账风险

从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历史波动轨迹来看，大部分不良贷款通常都是在经济景气度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了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会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分析内地银行业历次不良贷款大量形成的历程，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内地历史上第一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1980年至1985年之间。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大量资金，而财政资金不足，出现了“银行资金财政化”的现象。据统计，1979年至1982年间，国有企业增加的700多亿元流动资金中超过70%是由银行提供的，财政仅仅提供了18%左右的资金。由于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时，国有企业普遍出现困难，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当时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大致在25%左右。

第二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1992年起，内地经济迅速发展，1992年的GDP增长达到14.2%，同时银行贷款也迅猛增长，从1992年的26323亿元增加到1994的40810亿元，两年增长超过50%。当时，国有企业运营效益极低，大量投资高风险和夕阳产业，大办三产或者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此后，国家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转冷后，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形成大量不良贷款。当时的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重新回升至25%~30%的水平。

最后一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量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内地实施了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机制，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往往有意拖欠银行贷款，采用破产逃避银行债务的方式，使银行贷款再次恶化。据估计，当时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35%~40%。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内地银行业历次不良贷款潮的出现或多或少均与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有关。虽然目前的国有企业与过去的国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资本实力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2009年3月，上海国有企业的巨头之一上海广电集团深陷亏损泥潭，直接牵涉至少8家银行的大额贷款安全的事件反映出，银行在与国有企业合作时，仍然要客观公正评估项目风险。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参见图1)。

此外，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月-2月，中央项目投资1070亿元，同比增长40.3%；地方项目投资9206亿元，增长25.1%，中央项目投资增速大大高于地方总投资增速。在整个第一季度中，中央政府投资仍然主导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2107亿元，同比增长30.4%；地方项目投资21455亿元，增长28.5%。但是到4月份之后，这一形势发生了转变：1月-4月中央项目投资3466亿元，同比增长29.3%，地方项目投资33617亿元，增长30.6%，地方项目投资增速超过中央项目；5月份的趋势更加明显，1月-5月中央项目投资4734亿元，同比增长28.0%；地方项目投资48786亿元，增长33.4%。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央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对地方投资冲动的监管力度必定会大大低于经济繁荣时期。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比较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然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行政影响力吸纳金融资源。问题在于，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央和地方之间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但是可以预计，一旦经济复苏的进程开始明朗化，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和中央宏观调控的压力仍将逐步显现。对于银行信贷来说，银行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时通常处于劣势，难以按照客观的放贷标准和常规的风险控制进行管理，日后可能会造成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2009年-2010年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信贷风险，这将是大多数中国银行上市以来首次面临挑战性的行业信贷周期。银行的资产质量在经济回落时面临挑战，但它的暴露却有时滞性。国内银行的展贷行为和不良贷款的划分特点使得一般情况下银行对不良贷款的确认会有半年至1年左右的时滞。国际银行业的历史同样表明周期中的小幅波动对资产质量影响并不显著，但经济调整的时间越长、幅度越大，对资产质量的压力越大。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2009年积累的风险有可能在2011年暴露出来。

资产价格泡沫潜藏银行危机

在全球股市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我国资本市场掀起了强劲的上涨行情。上海股票市场综合指数在过去6个月里涨幅超过60%，1500只股票股价翻了倍，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平均住宅销售价格在1月至5月也上升了22%。由统计数据可知，现在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几大城市房价大幅度反弹，个别二三线城市也出现了月两位数字环比增长。房价暴涨、地价狂升、股价猛涨的局面又重新出现。对于股市和楼市的上扬，除了国家一系列“保增长”利好措施刺激外，不排除一些信贷资金进入了资本市场。

由于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投机成为可选操作之一。一家企业在同时面对低成本融资的便利性以及生产性投资渠道缺乏时，极可能选择在资本市场上寻求盈利。于是，房地产价格走高与股票成交量放大不足为奇。

同时，低利率显著推动了居民的资产持有偏好从银行存款向资本市场的转移。从图2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增量环比上升后，2009年2月以后增量回落。存款少增往往意味着投机性的增强。

美国次贷风暴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提醒我们，要对资产价格泡沫予以高度重视。信贷扩张虽然不是资产泡沫产生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贷扩张的支持，资产泡沫的膨胀就不可能持续。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信贷扩张会从两个方面推动资产泡沫的形成。首先是从银行的信贷量来看，信贷的扩张将会大大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热度，创造泡沫生成的外部环境；其次，从银行信贷结构变化来看，企业在这一时期容易获得借款，从而大大增加资产泡沫。在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会增加对一些投机性企业，如金融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的信贷投放，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升。

房地产泡沫膨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往往和房地产企业基本面相互促进。资产泡沫的膨胀导致房地产企业融资能力提高。比如，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商进行抵押放贷，由于贷款规模是根据资产市值的一个比例确定的，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时，房地产企业的抵押品市场价格上升，房地产企业利用这一提高的融资能力获得更多的信用支持，更强化了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前景的预期，而这种预期相应地又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资产泡沫膨胀时，资产泡沫的膨胀与银行信用的扩张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即表现为：信贷扩张催生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推动信贷扩张，信贷扩张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在这种相互促进中形成一种“自我增强”机制，如此循环往复，泡沫将膨胀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如果泡沫破裂，则可能发生银行危机。事实上前几年房地产市场信贷扩张造成的风险已在近期暴露。五家上市银行2008年和2007年年报显示，房地产开发已成为这些银行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的前五大行业之一。而目前天量信贷下的房地产火热又会催生下一批房地产不良贷款潮。

2009年的机遇

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的因素。正如英国作家布瑞杰所说，“中文的‘危机’分为两个字，一个意味着危险，另一个意味着机会”。从经济周期理论看，经济总是按照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地运行，萧条之后便是新一轮的复苏。因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为危机而担忧是大可不必的，对市场经济来说，萧条是一服很好的清醒剂”。当前形势尽管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构成了严峻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前所未有的机遇。

扩大内需政策使银行利润获得强力支撑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出台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为各个层次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为银行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在政府4万亿元经济振兴方案的刺激下，大量有政府担保背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立项和施工，为银行贷款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截至今年6月份，银行业贷款投放已经超过了7.3万亿元，大规模的信贷投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此外，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正在见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开始回升。这样，相应企业的风险将降低，盈利能力将得以保证，相应地也保证了银行的安全。而消费启动后，消费贷款的相应增加会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

一些新融资方式如并购重组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的推出，为银行拓展新型融资业务、投行业务等打开了通道。国家实施重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支持企业并购重组、扩大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自主权等政策措施，也为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

企业加快调整和转型减少银行经营风险

为有效应对危机，企业纷纷转变经营模式、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自主创新、实施技术改造和升级转型，并且更加注重多产品、多客户、多渠道、多市场的营销策略。比如，在受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珠三角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主动调整转型的步伐普遍加快。他们通过出口转内销、完善产品设计能力、加大科研投入等手段加速实现从生产型企业到市场型、创新型企业的转变。仅半年时间，东莞市已有47家来料加工企业转为了三资企业，52家企业积极进行自主品牌创建申报；而佛山市仅南海区一个区就已经有200多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成功。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从资金、土地、税收等多方面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减轻企业负担，优惠政策之多、扶持力度之大，为多年来所罕见。通过自身的升级转型以及政府的有力扶持，企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将得以明显增强。这将减少银行的经营风险，也有利于银行更好地拓展业务，特别是开展中长期贷款、股权融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等融资业务。

居民资产配置调整扩大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空间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快速发展、国内环境的稳定、分配制度的改善等，我国居民财产和财富性收入快速增长，富裕阶层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金融消费观念的更新，居民的理财需求和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国内银行理财产品发售规模超过2.3万亿元，是2007年发行额的大约3倍。随着市场波动加剧，居民对自身资产池的结构调整更加关注，对资产配置动态调整的意愿更强。90%左右的银行认为股市波动对储蓄存款和同业存款的影响较大，也充分体现了居民资产配置鲜明的动态转换特征。因此，只要银行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主动适应客户需求变化，当前形势下财富管理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此外，国内消费革命兴起，消费理念在逐渐变化，年轻一代透支消费的趋势并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空间。

城市化和产业区域转移为银行拓展中西部市场提供机会

在成本增加和市场萎缩的双重挤压下，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逐步梯次迁往内地，更多生产要素也将在逐利性驱动下加速流向边际报酬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据有关专家分析，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估计5年左右完成。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4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就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这无疑为银行提供配套金融服务、更好地拓展中西部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银行跨国跨区经营将在未来成为潮流

银行业的发展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能受制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当银行在某个地区已经遭遇区域饱和或发展的瓶颈，或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无法给银行提供足够成长性和盈利性的时候，走出区域无疑是最佳选择。国际国内经验表明，银行可以通过跨国跨区域发展获得超越GDP的发展速度，并适度分散风险。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分化、大调整，中国金融业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收缩或减缓市场扩张，为国内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和海外机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监管部门也放松了中小银行跨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准入限制。因此，国内银行的海外扩张或收购、中型银行收购地方银行、以城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跨区域拓展、地方银行合并将在未来成为潮流。

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拓展了银行中间业务的空间

为了扩大社会投资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政府加大债券市场扩容力度。除积极鼓励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传统债券品种外，还积极推动可分离债券、浮动利息债券、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及集合债券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的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国包括公司债、企业债、短融和中期票据在内的信用债发行量达到9433亿元，是2007年的1.72倍，而今年的发行量有望达到1.2万亿元至1.3万亿元。其中，交易所市场公司债的发行量可能达到1500亿元。除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外，我国政府还将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创业板等新型市场将很快推出。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在对银行融资业务构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为银行业手续费和佣金业务收入注入活力，也带动了银行债券发行承销、专项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拓展了银企合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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