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维迎：靠企业家 而不是靠周小川

中国企业家网
　12月5日下午，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

　　张维迎：谢谢大家，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经济转型靠什么？”。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给我们送来三个信号，第一中国比我们想象重要。如果我们早想到中国如此重要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第二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再可持续；第三我们政府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我们的转型我给概括这样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到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三点就是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从新企业进入驱动的增长，到现有企业的规模扩张的增长。这个是好多发展国家都遇到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内要不断新的企业来进入。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主要靠现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使企业规模扩大推动增长。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一点理论模型。这个实际上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来的模型，这个模型挺简单。我们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我们现在就说是经济发展。而财富创造从而而来，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靠创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靠什么？靠分工，靠专业化，分工越细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分工又靠什么，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强的经济成长，财富的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利用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上我们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这个分工和我们本身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这30年的增长。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两个思想是非常不平衡，中国开发国际市场是比较充分的，国内市场的开发是不充分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上来看，在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我们还有一个农村也人口，相当多的占重要比重一半以上的国家，出口占到GDP如此大的比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30年平均起来每年增长是GDP的1.5倍，未来能够达到GDP的增长应该算很了不起了。

　　这就使我们觉得，未来的增长市场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特别强调一下，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是相当的大，我曾在一些场合讲过，GDP来讲，比如广东在世界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他的规模大于印尼，挪威。我们河北经济规模在中国排到第六，已经大于香港，我们北京、辽宁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从GDP规模看，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

　　另一点我们要注重人口规模，要找工作，吃饭，其实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市场的范围不会很大，分工就不可能很细，经济的技术进步就可能比较慢。我们看到在中国每一个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可以看到足疗，洗脚的行业，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一个洗脚的公司可以上市。

　　另外我们举一个教育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的。这样看来，我们中国好多的传统产业未来仍然有很好的盈利前景，我们过去的PE，VC都在投资于高科技，现在你看国际PE来到中国，好多在寻找投资了传统产业，而不是高科技，因为传统产业仍然是盈利前景很好的。

　　这一点要与我们城镇化相关，未来大家知道过去30年，未来30年也是这样，每年一个百分点人口进入城市。100万进入城市，每年会有13个出现，这些好多需求他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并不是高科技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产业市场仍然非常大。

　　另外我们在看一下我们区域的增长模式转变，你看我们第1个改革开放10年增长最快，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2个十年都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3个就变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2008年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之后，西部一些潜在优势就出来了，包括资源的优势，最重要还是土地的优势。现在劳动力成本可能相差不大，但是土地的价格相差就非常大了，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个可能在西部就具有这个优势。

　　我们在看一下，我刚刚讲了市场范围，不是人多就是一个市场，一定要人连起来才是一个市场。连着他的办法就是靠交通运输，但是全世界的经济最初都是从沿海发展，为什么？沿海的成本是最低的，在西方，英国，美国都挖运河，运河成本也比较多，美国出现了铁路才向西部挺进。中国长期以来，我们交通是比较落后，但是很幸运过去的2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生很大的变化，使整个中国连成为全球一个统一市场，包括我们的高铁。当然现在大家高铁的建设速度可能有点过快，但另外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仍然为中国的统一市场形成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创新和高附加这样一个增长。投资的增长可以说几乎走到尽头，去年达到了67%，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我打一个比方，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现在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如果政府不追加投资了经济速度马上掉下来了，但是继续靠投资来驱动的话未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可能中国经济灾难大的滑坡都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包括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2012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一个村都通高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需要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生了2500万个儿童，2008年只生了1500万个儿童，降低了1千万。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饭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子在服务，说欢迎光临。20年之后，我估计不会有这么多女孩子了，我们看到可能都是老太太在给我们端盘子，而不是年轻姑娘给我们服务。

　　我们从一个数字来看，90年的时候单年每一百个就业人口新增8.5个新的就业者。而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当然有些机构变化，现在最难找的人是什么？是小学没毕业的人找不着，再一个就是高中生最难找，加上我们的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欧洲去，没有人愿意去，一个孩子都不愿意送过去。当兵现在也变成一个很大问题，现在最多是大学生，每天输出600多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总量上来讲我们面对一个劳动力逐步走向短缺。

　　我看到刚才秦晓讲过人口红利问题，现在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然了，我顺便插一句人口政策，我们现在还不及时调整的话，未来的国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采取这样一条道路，就像减肥一样，这个人体重和身高一除太胖了应该减肥。但是我们采取的减肥帮助是把大腿锯掉，但是这个后果就更研究了，虽然体重降低了。

　　这个减肥的障碍有哪些，中国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不是大问题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包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车为什么堵，经常堵在收费口上，那就是一个交易成本。中国真正开发国内市场，真正怎么使我们交易成本降低。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开发国内市场，我前面讲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为此我们要讲到一个理论问题，凯恩斯理论，现在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宏观理论建立的，这个宏观理论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看他基本理论就是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这驾马车不不行我们推投资，投资不行推消费，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错误的。

　　我举个例子，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需求，只有生产力提高，只有有销效率才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变成了只要能创造利益的投资都是应该做的，这是我们这两年宏观政策基本理论依据，他的后果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

　　前面讲的对比一下，有好多重要政策含义。我们讲开发市场是企业家的功能，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功能，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扩大内需就想到周小川，是货币政策的事，是他的事。我讲的开发国内市场是谁的事，是在座各位马云的事，是王石的事，是马蔚华的事，是在座企业家的事。扩大内需我出口不行了，电脑卖不出去，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让大家多买电脑，一个人原来用1台，2台，现在用2台，3台，这就是扩大内需。而开放思想，就像ipad，联想的LPhone，你生产出新的东西让消费者去买这才是。房地产也是，开发市场你能够生产出大家更喜欢的房子，而不是通过我们给大家更多的贷款使大家去买房子，这两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我们思路是扩大内需的思路，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其实前面有一些转轨就没法进行。好比创新，如果我们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的话，你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传统东西不好卖你才有机会创新，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讲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明确。

　　关键的问题未来的转轨，能不能完成，关键的问题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如何企业家真正能够跟他的时间经验，他的兴趣都放在开拓每一个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果连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只有政府发更多的票子，那这个经济不会有好的前景。

　　这方面目前有几个大的障碍，我想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有部门实在太大，我们现在国有部门占到GDP的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国有部门占到如此比例大的时候，可以真正把国内市场好好开发出来。因为国有企业大量的GDP不能够变成消费者购买力，这就是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我们金融消费占GDP比重在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所以，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的资产收入，那我们开发国内市场才有一个好的前景。

　　第二个我们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我们好多企业家仍然在成天想着移民，财富超过一定标准以后，都想着办绿卡，办外国护照，很少能够拿出真正的精力我怎么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也不能很好发挥。

　　我们政府能力仍然太强大，大家老谈房地产。北京的房价怎么样，北京的房价要建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如果我们能钱多，那北京房价肯定要掉下来。北京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情况下，要让一个首都房价掉下来，你权力大钱往你那集中，这在很多国家不是这样的。

　　我们汇率严重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如果人民币定值，估值更低，导致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现在人民币订单1:20，在座好多人原来不出口也在想办法怎么出口，这是资源严重扭曲，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严重扭曲。这个问题，我想必须严肃的对待他。

　　有人提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去冲销汇率，有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不许升值了。我想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坏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民币回到他合理的位置。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未来我们的转轨还依赖于我们改革的前景，我相信我们的改革会继续下去，但是未来2、3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了解。

　　我们改革的动力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多，说的少。我们现在说的多，做的少，谈改革很多真正采取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只踩油门不挂档，听起来轰轰响但是不往前走，这跟我们利益风险有很大关系。

　　总结一下，未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走多远，我是赞成这么一个方式，现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如何和精英同志，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我们去讨论他，尤其是利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但是非常可惜现在我们没有碰撞，我们有少数人在呐喊，但是没有纳入真正政府议事日程，讨论我们怎么样向前走。

　　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观点，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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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于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于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表示，并不是所有创新都代表进步，现在要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让市场更多的来做出选择;他再次呼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

　　以下是张维迎演讲全文：

　　张维迎：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我们这次会议是经济理论创新奖，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代表着进步，在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词叫科学似的回归主义。回归主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科学总是在进步的，今天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来的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并不成立，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也不成立。我们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这是不对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两百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最早就提出来日心说，大家都认为它错了，不对，地心说统治世界，1600年的历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说。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是一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大体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们要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别是最近提出增长模式的转轨，我给大家比较一下，从亚当斯密的角度和凯恩斯的角度，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亚当斯密的理论也蛮简单的，经济学家应该关心什么?关心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和发展从何而来，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生产力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又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这样就形成正的循环。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革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这30年里边，重要的就利用市场，包括市场的规模。当我们走向国际，我们利用全球市场之后，可以利用全球分工上的优势导致他们的发展和进步。未来我们的潜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场和利用市场的规模。去年我在这里讲的，中国过去利用国际市场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可能是不够的，未来怎么样开发国内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
经常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我们用凯恩斯理论理解的话也蛮简单，凯恩斯一个公式，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进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写上政府部分。GDP怎么样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三驾马车，这驾马车跑不动让那驾马车跑，出口不行了，我们去年靠投资，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不行了，太多了，靠什么?靠消费，这就是理解我们增加的基本模式。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未来转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亚当斯密理论理解的话，中国需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但是用凯恩斯理论主义的话，就变成增加内需，凯恩斯说增加内需，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下面我从这两个政策的含义，让我们分析一下，它有什么大的不一样。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讲，它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但是从凯恩斯角度来讲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进一步讲，亚当斯密来看的话，企业家来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需求，从凯恩斯角度来说，开发国内市场变成增加需求，变成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打一个比方要更好的理解，凯恩斯主义需求不做了，大家都买电脑，政府补贴，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电脑提前退休，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开发国内生产。进一步延伸，开发国内市场必须要靠创新，这是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从凯恩斯角度来讲，开发国内市场并不需要创新，更多需要的是货币政策刺激它。货币政策的刺激抑制创新，但是一个企业家发现东西靠货币的扩展可以很容易卖的时候，没有企业家会真正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持续长期非常冒风险的行动。

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我们再看投资，在亚当斯密来看，投资为了什么?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生产率，我今天放弃一百块钱的消费，未来投资后能不能带来110、120，所以投资本身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的话，投资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需求那一块就会上去，所以GDP就会增加。按照凯恩斯主义增加的总需求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是完全是浪费。


　　我们再进一步看贸易，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充分利用市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创新，市场靠自由的贸易，自由贸易是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尽量把交易成本降低，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只有进出口在增加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如果说净进口是正的话，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好比说这个国家出口了100万美元，但是进口了90万美元，净进口10万美元，一算一驾马车出口对GDP的增加是正的，另一个国家出口是100亿美元，但是进口101亿美元，进出口是负的，算出来发现贸易对GDP增长是负的，今年贸易不仅没有增加GDP，而且减少了GDP，非常地荒唐。从凯恩斯理论主义来讲，一定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只有少从我们这儿进口，从我们这儿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角度来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比如转型、发展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油需求就好，在法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什么是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去年中国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来讲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经济持续的增长是具有巨大的伤害，而不是积极的意义。

　　从增加消费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国有企业占到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办法开发的，为什么?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现象，特别是过去几年发生的现象，居民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何谈经济的转型。刚才讲到了持续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缺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一个短期的政策，给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样一种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非常不幸，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就发生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加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各种补贴等促进我们的需求。上个礼拜国务院刚开完会，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物价问题，甚至有必要的时候，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这是一个新的说法。实际上说白了，计划经济时候的价格管制。去年为了把经济提到8%，我们要付出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份额在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谢谢大家!

　　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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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胆略,有传统儒家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