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虎屁股摸不得！

人民邮电报头版驳斥央视对电信联通涉价格垄断报道2011年11月11日 09:37
来源：中国信息产业网
“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这是在11月9日12时央视《新闻30分》节目曝出国家发改委正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报道后，一些通信员工发出的微博。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令两家公司的股票狂跌，也让几十万电信与联通员工难以接受，震惊！冤枉！委屈！无奈！

而更多的人也觉得这事荒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主任史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疑惑：电信行业这些年一直在改革，这些年资费一直在下降，为中国经济发展、解决国内通胀出了力，凭什么拿最好的行业来开刀？

就连各投行也感到吃惊，摩根大通和中金都认为，在中国内地的宽带业务市场，联通和电信不能被称作为“垄断者”，他们还面临着铁通、广电等的竞争。

还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通信行业在国企里是体制改革最彻底的。十几年来，通信行业按照国家要求进行了多轮分分合合的体制改革，形成了目前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的市场竞争主体，三家公司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与采访，发现央视报道完全是片面之词，错误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

基本概念厘清了吗？

【央视报道】发改委已经基本查明，在互联网接入这个市场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在一起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肯定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如果证据确凿事实成立，将处以上一年度营业额的1%～10%的罚款，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为此将遭到数亿到数十亿元的罚款。

【事实真相】好一个混淆视听的“互联网接入”！正是因为央视采用了这一广义概念，才得出了“罚款数十亿”这一骇人听闻的结论，在业界和网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事实上，“互联网接入” 分为不同领域，发改委此次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的调查，是针对SP接入市场而不是公众市场的，SP接入市场不涉及普通用户，与公众市场完全不同。据了解，中国电信或中国联通每年从SP接入业务中获得的收入只有不足2亿元，因此，即便是“证据确凿事实成立”，所处罚款也应以此为基数，而绝非数亿到数十亿元的天文数字。

垄断事实查明了吗？

【央视报道】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对于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竞争对手给出高价，对于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给出的价格更优惠。

【事实真相】这种说法显然是已经认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带宽专线接入上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然而这种结论无数据支撑，因此并不成立。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在互联网专线接入市场，其实除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还有其他几家互联网骨干网经营单位，包括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以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等。此外，还有转租的众多增值电信企业，例如电信通、长城宽带、歌华等。

因此，这个市场完全不是想象的只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独霸天下，由于众多网络提供商的存在，对客户争抢激烈程度可谓白热化，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然而专线接入市场到底收入是多少，至今没有任何部委和机构发布过数据，因此电信与联通到底在其中占有多大比例，完全没有数据支撑。所以所谓垄断之说也就无处立脚。

至于央视报道提到的向SP出租带宽价格的差异，打个比方说，同样是一个房地产商旗下的商品房，同样是100平方米，北京和上海的价格差达40万！奇怪吗？当然不！因为民众很容易理解，由于商品房的楼盘定位、所处地段、小区配套，甚至交易时间的不同，有价格差异很正常。电信运营商对SP出租带宽也是一样的道理，由于交易条件的差异（区域因素、时间因素、产品细节、客户要求、服务质量等），出租带宽的价格也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垄断何谈之有？

全球行情吃准了吗？

【央视报道】截至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71位，不及美国英国日本等三十几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

【事实真相】暂且不说该报道采用的数据是不是与此次反垄断调查有关，也先不争论数据是否已经过时，仅就这样不考虑背景的简单比较而言，绝对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公平的。这就好像让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与成人赛跑一样。

宽带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之一，是与国情和人均GDP相匹配的。论国情，中国地域宽广，农村和偏远地区所占面积大，宽带建网的难度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不可同日而语，单是西藏和新疆的电话村通服务就耗资巨大，何况宽带普遍服务。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国家宽带战略，以政府直接投资或者鼓励投资等方式推动宽带发展。而我国尚未把宽带上升到国家战略，宽带建设主要靠行业推动和企业投资拉动。

论人均GDP，2010年中国在世界排名95位（IMF数据），但是央视报道拿来比较的却是排名靠前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导致某一产品服务的价格和普及率差异，是很自然的。按照全球通信行业的发展规律，一项业务的普及率在20%以上才进入成熟期，之前是成长期，目前我国的宽带普及率不足10%，而许多发达国家的普及率为30% 左右。不同的市场，其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生命周期不同，发展规律当然不会相同。

如果与国情更为相似的俄罗斯和印度相比，我国的宽带服务价格较低、速率更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的电信运营商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我国国家宽带战略尚未成形之时，中国电信先行一步，提出了“宽带中国•光网城市”工程计划，预计用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所有城市的光纤化。中国联通也在大力推动宽带接入的光纤化。

事实上，仅在2011年中，我国的宽带服务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举两例，在江苏的很多地区，8M宽带如今每月仅需60元，而广东全省的平均宽带上网速率超过3M。近几年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宽带资费每年下降6%～10%，这一幅度，早已大大高于央视报道的“如果能够推动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未来5年可以促使上网价格降低27％～38％”。以中国电信为例，按照其“宽带中国•光网城市”计划，宽带用户的接入带宽将在3～5年内跃升10倍以上；资费在3年左右迎来“跳变期”。而这些为民谋利的发展目标，并不是在政府强制要求下做的，而是企业主动执行的。

新闻素养丢掉了吗？

【央视报道】相关部委已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并有可能对两家企业进行反垄断处罚。记者根据初步推算，如果事实成立，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为此将遭到数亿到数十亿的罚款。

【事实真相】“可能”、“如果”等在新闻体裁中十分忌讳的用词，组成了央视这段新闻的大部分内容。

11月9日，发改委对两家运营商进行的反垄断调查还未结束，发改委还没有作出最终结论和处理意见。根据反垄断法第44条，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 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以向社会公布。然而此时，央视抢先一步在当天中午的“新闻30分”播出了报道。就连投行高盛都认为：“这次的事件让我们非常惊讶。惊讶的是，在任何官方定论还没有出台之前，央视的报道就进行了一些类似于巨额罚款的推测。”

央视此举是否违反相关规定，自有专门的部门去裁定。但是单就这一报道本身，也是漏洞百出，只要稍有新闻素养的人就能看出破绽重重：其一，近4分钟的报道只对发改委进行了单方面采访，根本没有给另一方当事人澄清事实的机会，有悖于新闻的公正性，从而误导公众，引发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二，记者在基本概念都没有厘清的基础上，用想象代替采访，用推测代替事实，大量使用“如果”、“可能”句型，将结论硬拧向耸人听闻的方向，有悖于新闻的客观性。此报道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因缺乏事实依据根本站不住脚，违背了新闻工作的基本职业道德和准则，不仅与国内新闻战线正在提倡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精神相冲突，更与央视国家级传媒的地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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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管制，谁都可以修铁路，拉电网，经营电信，进口石油，办银行开证券公司，搞房地产，办电视台报纸.......那才叫取消垄断

你们又不满，却又说，现在制度最好，不矛盾么？

广东计生官员：贪腐官员十有八九性上犯错
2011年11月11日07:04新快报李斯璐我要评论(46) 字号：T|T


■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



▲当男人用下半身思考时，他的上半身注定要撒谎。



▲权、钱、性永远是潜藏在政治腐败中的三把尖刀。



▲当男人把性当成权力的春药时，它同时也是春药。



▲政治人物，在性方面更要洁身自好啊。

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出书谈性与政治关系，启示政治人物洁身自好枫哥“品性”警醒官员

■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通讯员 高明明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继前年推出《枫哥说性》10册丛书轰动全国之后，昨日又推出力作《枫哥品性》6册丛书，并拿古今中外政坛“性事”开刀，配以警醒“金句”给政治人物做“性启示”。

张枫可谓是“出书”官员，目前为止共出了30部著作谈性与生殖文化。2009年的《枫哥说性》丛书，张枫首度尝试化身漫画人物，现身书中为广大读者介绍“性事”，大方谈男女之间“晦涩”的“私房事”，诸如SM、车床族、G点、性爱姿势，这些平时人们只敢窃窃私语的话题，他从科学的角度大方“揭秘”。尽管新著《枫哥品性》并非《枫哥说性》般传授“性行为”，却以若干个故事片段论述了“性”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影视、艺术六大方面的影响及关系。

记者在《性与政治》一书中看见，每讲述完一桩政坛性事后，都有一幅漫画作为配图，而说明漫画的“旁白”则是犀利的点评语言，可堪称“金句”。“枫哥”特意收录了古代和当代，中国和外国政坛的性丑闻、性韵事等，并用幽默的语言将这些片段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近年性让政坛影响甚大，广西‘局长日记’、广州处长‘情妇日记’等，微博流行后，又出现了官员‘裸聊门’，因此很有必要出书谈性与政治的关系，让官员们在性方面洁身自好。”张枫说。

张枫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称英雄难过美人关，过不了就打败仗

“贪腐官员十有八九性上犯错”

张枫是一位豪爽、幽默的官员。在官场上，他敢大胆谈性，近年更因关注农民工“被窝子”、倡导“夜晚的文化”、出版漫画丛书《枫哥说性》而扬名，当然也引起不少争议。作为一名计生官员，是如何接近“性文化”？公开谈性有没有给他带来压力？昨日他接受了记者专访，坦言：“压力肯定有，可谈性是我的本职”。

谈“性”缘结缘全因“处女膜”

新快报：您本职是计生官员，为何研究起性文化来，还频频出书谈性？

张枫：计生工作很有挑战性，我一干就是25年。我当过知青，但从没想过与“性”打交道，之所以开始研究性文化，是因为“处女膜”。1987年我从事计生工作，听到一个医生讲的故事。一对夫妇结婚七八年没小孩，到医院查原因，发现女方处女膜仍完整。医生问：你们不干“那事”怎能怀小孩？男方却说：干了。医生疑惑，干了为什么处女膜还完好？原来处女膜有厚有薄，这位妻子的处女膜比较厚，第一次性行为大喊“疼”，而男方听到妻子不舒服，马上把“枪”收回来了。于是夫妇俩只好肛交，这怎能怀孩子呢？医生对他们的性行为加以纠正，一年后夫妇俩就抱上了孩子。

这件事情在我脑里形成很强烈的冲击——有人仍是性盲。于是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性与生殖知识，因而研究性文化。

谈压力 两腿之间无小事

新快报：作为厅级干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公开谈性，会不会与官场传统不符？您有压力吗？

张枫：肯定有压力，倡导性文明、性道德，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事”。但有几位朋友曾跟我开玩笑说：“张枫你也是一个干部，整天热心于两腿之间的那点事，还搞什么‘被窝子工程’，被人笑话，值得吗？”我马上回答：“不是呀。两腿之间无小事，这里有少生问题，事关基本国策的落实；有优生问题，事关民族素质的提升；有夫妻性和谐的问题，事关幸福家庭的建设；甚至还有防治性病的问题，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总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还是要致力于繁荣性文化的。

“性”是人类的天性，在过去是不能谈，现在能跟大家一起谈论了，但也不能说得太过，搞性文化这么多年，最主要是如何把关，“搞得好是性教育，搞不好是性教唆。”

谈性与官场 官员对性要把握好

新快报：《性与政治》一书中，很多官员栽在“性问题”上，您将这些桃色事件收录起来，像是给国内公务员一个警示？

张枫：这些内容肯定是针对公务员的“性警示”。前两天我有一个会议，是跟公务员做讲座，其中我也提到性道德、性教育的问题。

纵观近年那些贪污腐败而下台的官员，十有八九都在“性”上犯错，有了情人的花销，工资付不起，就靠贪污来付。因此，让要官员认识“性”的重要。从政治角度来讲，有人爱江山爱情人，有人既保住江山又拥有情人，有人要了情人把江山丢了，英雄难过美人关，过不了就打败仗。《性与政治》就是通过若干情节加以点评，引导对性的正确看法，把握性、享受性。讲座完毕后，大家都认为我是“话丑理正”，虚心接受了。

两桶油提议调高暴利税起征点至70美元每桶
2011年11月11日00:3221世纪经济报道王秀强我要评论(468) 字号：T|T
油气资源税改革全面推进后，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的政策呼声再起。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两大石油公司已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报告，建议综合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完善石油特别收益金管理办法，申请将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至70美元/桶；长远来看，建议清费立税，取消石油特别收益金，或纳入资源税管理。

有业内专家评价称，暴利税起征点是否调整，这是中央财政与央企利益博弈的过程，按规定，石油特别收益金属中央财政非税收入，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

所谓石油特别收益金，是指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

目前，起征点为40美元/桶，直至每桶60美元以上，征收比率从20%-40%，以5级累进。

此前，中石油、中石化等曾多次上书国家部门，建议提高特别收益金起征点。

11月1日，油气资源税改革全面推进，两大石油公司借此时机再次建议国家调整资源税费制度，改变“税”“费”并存，功能重叠，管理体制分割的现状。

本报记者从石油企业获悉，两大石油公司申请提高特别收益金的理由是，“2006年以来，特别收益金的征收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油气资源税改革全面实施、美元贬值、油田桶油成本提高、国际油价变化等均对税金征收产生影响。”

根据中石油旗下决策咨询机构——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测算，油气资源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资源税率提高至5%~10%，按照80美元/桶初步测算，中石油上游板块综合税负将增加4.2至8.3个百分点。

该机构人士称，“资源税改的影响，相当于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下降10美元左右。”

此外，石油特别收益金按美元计价，以人民币缴纳，汇率变化也影响特别收益金的征收额。“要消除美元贬值的影响，起征点理论上应提高12.3美元/桶。”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人士称。

另据中石化勘探开发人士（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工程师）介绍，国内老油田资源条件变差、进入开采后期，部分油田原油成本已超过40美元/桶，加上国有石油石化企业仍承担维护矿区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石油进口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是影响特别收益金调整的因素。近年，中东、北非等地政治经济波动较大，石油进口风险依然存在。“国家可能继续加大国内石油资源勘探开发，调整特别收益金起点有利于调动石油企业积极性。”上述中石化人士称。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专家牛犁认为，“从国际油价变化上看，特别收益金有调整的必要”。2006年国际原油平均价格为60-70美元/桶，目前WTI价格维持在90美元/桶左右，布伦特石油价格在100美元/桶左右。

不过，两大石油公司再次提出上调特别收益金之时，也正逢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民营石油企业正为油源问题忧心忡忡。

有民营石油企业主认为，两大石油企业低价获取国内多数石油资源，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石油资源属国家所有，国家还应适当提高资源税费，体现所有者权益。

而相关部委对于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也仍有顾虑。

“一是石油行业利润规模大，为其减负舆论压力大；二是特别收益金主要用于对城市公交等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提高起征点后，资金缺口从何而来？”上述中石油人士说。

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前不久披露的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两大油企净利润超1600亿，相当于日赚6亿。

根据各公司年报数据统计，2006-2010年三大石油公司累计上缴石油特别收益金3615亿元。其中，中石油2310亿元、中石化794亿元、中海油511亿元。

截至目前，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均未明确表态。此诉求可否落地，如果调整的话，调到什么水平，需经过多部委会商，由国务院审批，尚有重重变数。

茅于轼：应出售国企来救经济
茅于轼 发表于 2011年11月10日 17:24 阅读(26811) 评论(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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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国》在11月9日采访了茅于轼，以下为访谈实录：

温州危机呼唤金融改革
记者：您是中国最早做小额贷款的人之一。现在，温州发生民企资金链危机，放开民间金融这个话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您的经验来看，放开民间金融喊了这么多年，却迟迟没有放开，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其实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不松手。因为从需求方面讲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中小企业贷款难，我们大银行是很难为他们服务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么发展中小银行，这方面国内有一点进展，最近各个地方的农业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相当多。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民间借贷，包括小额贷款。但是现在政府对这方面卡得很死，稍微松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基本状态还是那么个状态。
记者：如果您来猜测的话，您觉得政府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还是认知错误？
茅于轼：我看就是这个原因，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这不光是银行业了，我们现在很多垄断行业不让民营资本进去，当然金融业是一个最典型的行业，外国资本可以进，中国资本不能进，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记者：您最近开玩笑说，您触犯了刑法。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政府管制，和人们的权利的矛盾？恶法应该得到遵守吗？
茅于轼：这个我想慢慢的会理解到，特别在金融这方面，过去发生的矛盾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有些很大的案子，这两方面争论的很厉害，有的说他犯了罪，有的说他没犯罪。一系列的问题。到底这个是非怎么判断，过去拿国家垄断作为一个条件，现在不这么看问题了，现在是看你对效率，对公平是不是有贡献，没有效率那就你能获得公平倒也可以，又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这种政策就是走错路了。
民间借贷所谓的非法集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案子。我当然不是律师了，但是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它违反了这个效率和公平的基本原则。应该在金融业方面讲，所有创造财富的机会都要给它能够利用起来，除非它能够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这个作为例外。一般讲，金融业的目的就是创造财富。如果有一些机会政府不让它实现，这种规定就是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看到现在欧洲、美国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却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起码目前看是这样的，很多人就会说中国比欧美比较起来，反倒有优势，甚至很多人还讨论说中国要不要去救欧洲。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形势比欧美要好吗？还是它也有它自己的隐忧？
茅于轼：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从债务方面讲，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我说不太准确，但是我感觉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非常大，我们公布的107000亿，我估计这个债务还有很多还没有包括进去，比如说社会保障金的平衡问题，特别是金融业。那个107000亿是地方政府，还不包括中央政府，至于说金融业的债务，四大银行很多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他们的债务问题，那都是还没暴露出来。
我们也有我们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我刚才谈了，我们有很强大的国有资产；第二个条件我们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我们在国际上比较主动一些，当然这么高的代价，是不是有必要？这个大家已经议论了很多了，总的说起来外汇储备是不需要那么多的，需要一点，但是不需要那么多。这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嘛。所以说我们跟欧洲、美国各有各的长处、短处，不大好比。
应出售国企来救经济
记者：和温州危机同时发生的，还有很多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比如，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远超GDP增速，政府投资增速也远远高于民间投资，这些是不是与改革精神背道而的驰？
茅于轼：这是的。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间资本没有出路，为什么房地产价格这么高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大家手里的钱存银行保不了值就去买房，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敞开更多的行业让老百姓能够进去。温州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他们就从民间资本去找贷款，这些贷款利息都比较高，背负着很高的利息，有的付不起就垮掉了，垮掉了有的就跑掉了。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很多反改革的政策，被冠之以改革的名头出台，他们把这称之为逆改革。那么，什么样的做法才能算改革？
茅于轼：回过头来看，从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始，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朝着自由市场、放弃计划经济、发展民间资本、发展国际贸易、也发展国内贸易，而且还有国际的投资，符合这个方向的应该说是改革的大方向。现在有很多情况呢，比如说国进民退，那就是违背了改革的大方向，还有就是对各种交易设置限制，这个都是违背改革大方向的。
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嘛，我们要朝这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目标来前进，那就是它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自由交换，不要设置障碍。我不是说，现在对限购、买车买房的限购，这就使我们远离了市场经济。你再限下去，粮票、布票都搞起来，那就是整个倒回去了。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政策法规是推进改革、什么样是反对改革，标准就是一个自由交换，一个是平等竞争，另外自由交换里头包含了发展民营经济了。
记者：过去遇到难题，大家就说用改革来化解难题。但是现在遇到难题，比如遇到温州的问题，大家就说政府出来救一救。现在还可以说，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难题，还是可以用改革来解决吗？还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吗？
茅于轼：总的说起来，市场化的改革，用市场取代计划，这个方向是不错的。大家也说市场有失效的时候，这也是对的，市场有失效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往往就是政府的力量。在这种时候大家盼望着政府来解决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事实上政府未必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往往是整个搞错了，搞反了，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是一点儿也不少见的。所以我们盼政府要非常谨慎，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它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讲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计划经济。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虽然复杂也不是讲不清的，也是讲得清的问题。
大家觉得有一条红线比没一条红线安全一点。其实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不是靠红线的。你要是讲粮食生产，你还要用化肥呢，光有一个耕地红线，还得有一个化肥红线。生产化肥还要用电，你还得再有一个电的红线。发电要用煤还得有一个煤的红线。你这好多的几百条红线，你保证不了。相反我们每天的超市可以买牙膏，牙膏是什么红线保证的？超市里好几千种商品在那儿，是不是有好几千条红线啊？所以一般人就搞不明白，认为这个东西有一条红线是好的。
你想一想，最后的保障是市场，而不是什么红线，没有市场就全完了。
记者：经常有学者说，二次萧条也不可怕，因为政府手里有的是救市的弹药。他们指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用改革救市比起来，哪种更好？
茅于轼：我方才强调了市场是吧。但是要知道，这个市场它能解决许多的问题，比如说粮食问题，什么水的危机呀，能源危机呀，那统统都不存在，市场都解决了。但是有一样市场解决不了的，那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市场造成的。所以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怎么处理？你光靠市场手段那确实是不行，因为它本身破坏了市场，所以需要用其他的办法来纠正它。
你方才提到的货币跟财政的办法，这个发达国家有很多经验，这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手段，就是我们有很多国有资产，你发货币是一个办法，你出卖国有资产也是一个办法。在美国就不行。美国没有什么国有资产，我们有很庞大的国有资产，土地到企业到什么办公大楼都是国有资产。你实在不行，过不了关卖点国有资产就能过关了。你也可以发货币，货币发了还不行，你就出卖国有资产，这个是中国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中国金融危机最后解决的方案，很可能就是这条路。政府债务、金融业的债务怎么解决？发钞票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引起社会的振动非常大，出卖国有资产是一条路子。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会削弱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力量，这应该说还是，也是一个朝改革的方向发展的一步。
中国创造财富世界领先
记者：就您的观察来说，为什么过去人们遇到问题就想到改革，而今天却总是想到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呢？您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从深里讲，政府有一种趋势就是要扩大它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按照说在宪法上面是有规定的，政府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这个宪法，本身也有些毛病，而且宪法也没有真正的实施，所以政府的权限，因为没有监督嘛，很容易就扩大了。作为政府的成员，它不知不觉就扩大它的权力。
你比如经济适用房就是，现在的廉租房，什么公租房，这就是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侵犯了商品市场，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的。土地也是一个例子，资本也是一个例子，它扩大它的权力。当然现在改革以来，总的情况是政府的权力在压缩，但现在最近这几年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很明显的是政府在试图扩大权力。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变成一个公司化。公司就是赚钱的，现在政府也以赚钱为目的，开了好多公司。这个按理说政府不能开公司的。政府你就管公共事务，你自己去开公司那还行了？现在各个地方都有政府公司，政府投资，就变了老板了，这个现象非常危险，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政府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政府主持社会正义，提供百姓对正义的要求，这是政府的第一号任务。你去做生意，政府做生意你当然有特别的有利条件啊，谁还跟你竞争得过呀？而且国有资产，政府办公司，有好多的毛病，这就一言难尽了。
记者：现在也有一些人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的问题是没有让普通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您怎么看这种否定改革的民间知识界的思潮？
茅于轼：这个说法不太完全，应该讲中国的绝大多数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收入最低的一些人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脱贫是全世界排第一，世界脱贫几亿人口中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国的成绩。大家不记得了，改革以前的时候有3亿农民吃不饱饭，现在吃不饱饭的我看连300万都没有，很少很少。但是确实是分配不公平，他们改革的不多，但是有些有钱人改革是受益的非常大，所以也不见得是没有分享，有分享的。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旅游的旺季，那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嘛，是吧？这么多人有钱出去玩，这都是说明他们享受到了改革成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我看就是一个收入分配的后头，实际上是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或者换句话讲是特权在起作用，如果没有特权，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会这么的大。你看看真正有钱人有几千万、几个亿的人，他恐怕都跟特权有关系。
记者：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认为现在再说改革已经不合适了，改革已经走不下去了，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茅于轼：那不对，现在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改革没有改好。从经济方面讲，垄断太多，国有企业太强大，这个需要彻底的改，特别是投机问题。从政治社会讲，人权没有保障，或者反过来讲，有特权的人侵犯人权，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不敏感。老百姓敏感的是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后头是特权在起作用，这个特权看不见，收入分配能看得见。有的人很有钱，能看见，但是权势的不平等很难看得到，而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人跟人不平等。
中国这个社会有几千年的特权传统，皇帝老子是最有特权的，底下是一品官到九品官都有不同的特权。所谓特权就是他可以侵犯人权，他不能侵犯人权就没有特权，大家都一样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所以经济上、政治上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革，不是说改革到头了。
记者：回顾改革，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茅于轼：简单说，最大的成功还是财富的创造。中国在全世界拿财富创造来讲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30年中国整个摆脱了贫困。我们从全世界排行最末，现在排到了中间稍微偏上一点了，我们不是一个最穷的国家，我们是中等，而且还稍微偏高一点的国家，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功。
最大的缺陷我觉得就是分配问题。贫富差距太大，但是这个问题重要的原因，还是跟社会的地位和特权有关系，我方才讲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太见，只有长安街上那个特权车可以看得见，他可以左转弯，别的你看不见。特权车只是特权的冰山上的一小点，底下还有一大块的特权我们看不见。
限购侵犯产权
记者：一方面，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有很多助长政府干预的呼声。比如，很多人赞同住房限购，甚至要求政府限购。您怎么看限购？
茅于轼：老百姓不懂经济学的。我在因特网上发了不少意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你比如说我提北京现在倒车这么困难，你出租车不涨价不也供不应求嘛，但是网上90%的人都反对我这个意见，出租车不可以涨价。你听老百姓的就完了，经济学不那么容易的，供不应求就该涨价，这是经济学铁的规律。北京市政府我觉得这方面就太软弱了，所以说老百姓要求政府限购，那就完全错了。限购是开倒车，要是说政府能够随便限购，我们口袋里的钱就不值钱了。
记者：有学者说，限购不是侵犯财产权，您同意吗？
茅于轼：当然侵犯财产权啊，侵犯你的钞票的使用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有钞票嘛，是吧？它限购一样东西，就等于是抢走你一部分钱。它有很多办法侵犯你的财产的所有权，比如说通货膨胀，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还比如说收你的税，这都是侵犯你的财产权的。所以这些行为都要特别加以关注。通货膨胀这是不可以的，加税也是不可以的，限购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侵犯人家财产权了。
记者：在保障房问题上，很多人赞同政府建保障房，对于保障房中的腐败问题，他们说依靠加强监管来解决，这种思路可行吗？
茅于轼：保障房的根本问题还不是腐败问题，它是没有效率，没有公平。没有效率，我们知道最有效率的是商品房，那是效率最高的，创造很多财富的，但是它缺乏公平，所以要用，那你采取一个措施，你牺牲一点效率，得到公平，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保障房没有得到公平啊。谁得到了保障房？不是收入最低的人，而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看看经济适用房谁买的？那个政策的设计就错了，他要求你拿几十万来买这个经济适用房，拿得出几十万的是最低收入的人吗？所以公平不是帮助普通人，而是帮助最低收入的人。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
改革面临危机
记者：您认为，政府还会回到改革的轨道上来吗？
茅于轼：这个要看很多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国内经济如果形势很好，它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如果形势很糟，它就不得不改了。还有国际上的压力，国内国际的压力，会产生一些改革的动力，不得不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会改革。老百姓不愿意改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并不懂得经济，不真正懂，认为靠政府能解决问题，很多老百姓是这么想问题的，这个想法非常有问题。
政府有一种倾向，扩大它的权力，这个也就是跟改革是背道而驰的，改革是要党政要分开，党就管你党的任务，政府是管行政的事情，这两个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现在是党政不分的，所以这就很糟糕了。要看有没有产生改革的压力。
记者：您认为从民众的观念上来说，他们还会不会重新转向赞同改革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已经不喜欢改革了，不喜欢这个词。
茅于轼：对，你说得不错。你回过头来看我们改革30年的历程吧。最初的时候改革有很强大的推动力，因为那个时候太不像话了，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包括工人都想要改，没有什么阻力，大家都要改。但是一开始推动改革以后，阻力就来了。你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要民营化，百分之百的国企那怎么行啊？那国企怎么变成民营呢？这个问题就全世界的难题，但是中国把它解决了。中国解决的办法就是国企员工下岗，几千万人下岗，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是整个改革推进了，而且最后他们下了岗，他找的比原来的收入还高了，他们没吃亏，临时吃了点亏，当然也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吃亏呢。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国企的劳动力，转成民企之后，他扩大了就业。
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是既得利益者，除了农民。城市人口你有定量配给的粮、油、菜等等，那个时候价格很低的，一改的话，这个没了，你到市场上买，那东西都很贵，这当然很不愿意了。所以人喜欢计划，它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我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就碰到改革的阻力，方才我讲的这两方面的阻力。
现在还是有阻力的，因为改革就是让市场来主宰一切嘛，市场这个东西它是逼迫着人去竞争，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这个人都不愿意，最好不要竞争，所以还是有阻力。另外还有就是它一定会侵犯一些现在已经有利益、跟现在这种制度密切相关的这部分人的利益，所以还是会有改革的阻力的。
记者：您觉得这个阻力还有可能克服吗？老百姓还有可能重新认识改革、赞同改革吗？
茅于轼：我们想30年以前改革开始的时候，虽然有这些阻力，但是政府的决心很大，这应该讲就是几届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比如说参加世贸组织，那时候就说你是卖国，你牺牲了国家利益，这种压力都顶住了，中央有改革的决心。现在有没有决心？现在我觉得很有怀疑。现在从最近这个五年、十年来看，改革是有点倒退的，特别是国进民退。
30年以前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都要改，军队也要改，现在呢？现在既得利益是不愿意改的，老百姓要改，他也不知道怎么改法，他以为还回到计划经济去好，毛泽东时代好，这是现在面临的改革的重大的危机就在这儿。除非发生了大的经济问题，不得不改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就是GDP掉下来了，社会很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你不得不改，这个时候还是会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改革就没什么动力了。
记者：在这种政府扩张权力的冲动，还有老百姓厌恶改革的观念，在这两种合力之下，改革真的就是死掉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您的心情会怎么样？
茅于轼：是啊，现在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改，或者是认为我们计划经济还好，18亿亩红线比没有红线好，这是老百姓的观点。拿政府的立场来讲，政府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意改的，现在改革就面临这样重大的危机。但是现在也不能说改革一点力量也没有，中国还有一些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的呼声，各个地方的维权的运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老百姓知道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记者：如果请您就改革的话题对网友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茅于轼：那就是经济上要自由交换、平等竞争，在政治上要反对特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安魂曲



余 华



我只用一个夜晚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是源远流长。

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的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

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

哈金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他出生于辽宁，在文革中长大，当过兵，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4年获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学美国，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这一代留学生拿着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糊口，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寄回国内。哈金可能更加艰苦，因为他学习打工之余还要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写作。他对待写作精益求精，一部小说会修改40多次，这部《南京安魂曲》也修改了这么多次。

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这简单的词汇和数字的背后，有着巨浪滔天似的鲜血和泪水，多少凄惨哀号，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活生生的个体在毁灭、耻辱、痛苦和恐惧里沉浮，仿佛是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样数不胜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悲剧。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的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了特别的力量。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支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这部作品的宏大远远超出它所拥有的篇幅，想要在此作出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品中的人物，那也是捉襟见肘的工作。

明妮·魏德林，作为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负责人，是故事的主角，这是一位无私的女性，她勇敢而执着，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遭受了妒忌和诽谤。故事的讲述者安玲，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被迫入伍来到中国，作为日军战地医院的医生，这位反战的正直青年最后被游击队以汉奸处死。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时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不敢相认的情景令人感伤。

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国土部：小产权房严禁登记发证2011年11月10日 01:53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孙雪梅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本报讯 （记者孙雪梅）《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日前发布，其中明确了相关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昨天，国土资源部召开通气会表示，将力争在明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并明确指出，小产权房不得登记发证。目前，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已完成70%-80%。

确权登记完成逾70%

昨天，国土资源部召开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通气会。国土部地籍管理司司长朱留华说，目前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正加紧进行，去年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力争用三年时间（即2012年）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

朱留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截至目前，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已完成70%-80%，到今年年底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朱留华在会上透露，自今年5月6日国土部联合财政部、农业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以来，在目前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遭遇了一部分政策问题，确权登记发证进展较为缓慢，为推动确权登记发证顺利进行，近日又下发了《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

小产权房不得发证

《意见》提出，要严格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行为，严禁搞虚假土地登记，严禁对违法用地未经依法处理就登记发证。

《意见》明确规定，“对于借户籍制度改革或者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非经法定征收程序将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或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等违法用地，不得登记发证。对于不依法依规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或登记簿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对于在确权登记中出现的土地纠纷矛盾，朱留华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原则是纠纷矛盾不调解完，将不予以登记发证。

朱留华称，目前在全国范围来看，城乡接合部的土地登记确权发证工作做得很好，将为农民合法维权提供依据。

《意见》规定，对于“撤村建居”后，未征收的原集体土地，只调查统计，不登记发证。调查统计时在新建单位名称后载明原农民集体名称，以给国家下一步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后妥善处理该问题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