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百多年前光绪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读后感到很新鲜，过去从未读到过。说它新鲜还因为他的讲话没有现今流行的八股气，没有官僚们常见的那些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废话，也没有君临天下傲视黎民自以为“奉天承运”伟大正确的那种帝王的霸气。再是他的改革的精神和开放的思想，还是很可观的。可惜这样一位立志改革竭力要有所作为的青年帝王，竟被慈禧用水银偷偷给毒死了……

站在千名京师大学堂学生前面，光绪沉默了片刻后，徐徐说道，“今天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所谓学堂，在朕看来就是研习学问的地方。云轩阁我们的古人有一个传统叫作，坐而论道，今天，朕就和你们论一论这世间的道。”。说罢，光绪抬起右手轻轻的往下压了压：“大家都坐下吧，朕也坐下。”

众人迟疑了片刻，都纷纷席地而坐，目光有些疑惑的望着前面的皇上。一旁的太监也端过来一把放有明黄色座垫的椅子，光绪一提衣襟下摆，静静的坐下说道：

“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授朕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大家也都清楚，这其中还死了人。死的这个人叫王长益，朕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死呢？又是谁把他逼死的呢？朕想到了几百年前，也有一个姓王的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朕以为，王长益之死，就是死于心中之贼！而这个贼，不仅在他心中，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心中之贼。”

王长益，因为家贫如洗，在科举上面又是几番落第，颇不得意。这次听说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贴，将来毕业后还能谋得一个实缺，左思右想后，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曾想，他的这一举动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王长益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善言词，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对这些人的谩骂更加不敢还击，只是左躲右闪，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谁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一时兴起，竟然在王长益的床头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孝悌忠信礼义谦,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耻字，意思是骂王长益无耻。下联少了一个八，忘八，意思就是骂王长益是王八。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名节观念甚重，王长益的面子又比较薄，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心里郁结难遣。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想到科举失意，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一时气愤之下，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悬梁自尽了。

坐在下面的学子们隐隐的发出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光绪淡淡一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1,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让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你们能弃科举而就新学吗？朕不是责怪你们，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2,二个贼，就是守旧。说到这一点，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连最初的窃窃私语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凝重的让人窒息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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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贴内容于 [2011-12-06 08:39:43]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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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贴内容于 [2011-12-06 08:40:09] 最后编辑

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进行洋务运动，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经过30年的改革后，双方爆发了甲午战争。通过战争从侧面上检验了两国的改革成果。明治维新是一场和平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只是给国家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但是还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专制落后的上层建筑，也就没有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这就注定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结局。
http://hi.baidu.com/xuelong168/blog/item/3c01f01250f64e1c203f2e73.html

1呵！最好不涨电价
电价最好重组完所有金沙江在建机组再涨，咱的目标是1年买1万股长电，退休后有保障。

作者：219.140.181.* 发表时间：2011-12-01 13:04:23 【

前面部长说不涨电价，现在顶不住压力还是涨了，报告出来了，居然还有人说不涨！现在水落石出。当初出头的人退休算了。
作者：61.136.188.* 发表时间：2011-12-01 13:25:59

葛洲坝电站电价上调



本网讯（韩冰 报道）1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价调整文件，葛洲坝电站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0.015元，送湖北基数电量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195元，其余电量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255元。
本次电价调整主要是为了缓解燃煤机组的经营亏损困难，并适当考虑了燃机和老水电等电价问题。葛洲坝电站投入运行已30年，机组设备老化，为持续保有发电能力、向受电地区提供稳定的电力电量供应，亟须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为此，国家将葛洲坝电站纳入此次全国调价方案中，电站大规模技术改造所需的再投入资金以提高上网电价的方式分步消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论光绪帝性格两极化对清王作者：幽幽




对光绪帝的评价，人们总有自己的见解。有人认为他同戊戌六君子一样，都堪称中国的英雄，他的抵抗日寇，维新变法的主张虽然在实际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应，但顺应民心，顺应历史进程的发展。更多的人认为光绪只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的懦弱君主，大权难握，哭看自己的江山一步步被外来势力吞噬。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评价，我想除了与光绪所处的复杂环境有关外，更与这个大清皇帝两极化的性格存在关系。

战争，总能像放大镜一样，放大一个人身上的所有品质。那么我们就且通过甲午战争，进一步了解光绪皇帝。

光绪20年7月，电报称，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内乱，请中国帮忙平乱，不料日本却乘机出兵朝鲜。这对于长期受慈禧摆布的光绪无疑是个大好时机啊，他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战争接管权利，并在战争的胜利中获得威严。当时担任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的李鸿章却“避战求和”，觉得应该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以俄制夷”。然而，对于这个建议，光绪认为荒唐可笑，他认为撤军有失大清体面，他“一力主战”，当李鸿章调派叶志超、聂士成统兵前往朝鲜应敌，他深恐“兵力不足”谕令“尚须增调须发”，为了加紧战备，急令知兵尚战的刘勇福、叶铭传、刘锦棠等到台湾布防，或来京侍命。并不惜触犯慈禧，停止继续拿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然而当时，除了血气方刚，光绪帝对国际事务，甚至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居还是惊人的无知。清军与日本第一次交锋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及至9月，光绪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到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朝鲜。

与当前积极备战的心态相比，光绪震惊了，更震怒了，他派遣悍将宋庆把守鸭绿江，但仍不敌日本强大火力。随着日军在中国境内深入，光绪的惶恐驱赶了战前所有雄心壮志，击败日本的心思转移到如何将日本阻拦住。在他的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然而也不断被日军吞噬。

虽然在很多人眼中，积极备战，抵御外敌是适应形势需求，但光绪帝在战前低估敌军，过度乐观，战时急躁缺乏耐心的性格，无形中给中国的抗争带来压力和损失。

而此时，光绪帝两极化的性格更突出的显现。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光绪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兵书战策放在一边，前线战报也任由堆积。他躲在后宫，长时间翻阅诗词、戏本、甚至昏睡。

当皇帝再一次被战报催逼着出现在大臣们面前时，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为急切的主和派。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连主张议和的慈禧太后也反对割地，但光绪却很快力排众议，下定同意割地的决心。年轻气盛的光绪是想尽快结束战争，留下暂时的安宁好整装待发，痛洗国耻？还是希望速战速决，刷新记忆，遗忘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给他带来的耻辱？

令人庆幸的是，在甲午战败后的光绪帝，还能卧薪尝胆，“博览西书”。他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西太后摊派要权，不做亡国之君的信念，鼓励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是》，正式向中外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光绪帝不仅大力提倡仿效外国在中国发展近代的工、矿、交通、商务、邮政、编练海陆军和办学、译学等，还把这种改革扩展到农业、财政、思想舆论、社会风情、民政吏治等各个方面。其中如废弃驿站、取缔八旗人的寄生制，都是直接触犯“祖制”的变革措施，遇到阻力很大。“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间亲旧，询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西太后严厉指责，光绪却答，“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愿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可见在维新变法中，光绪帝救国意志还是比较坚决的，大胆向西太后要权，维新犯祖制，就足见清朝封建社会皇帝难得的正气。但从维新变法接连颁布的尚待成熟的法令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亟不可待的光绪帝对救国的迫切和急躁，“欲速则不达”，梦想速成的心理可能也是维新变法失败的障碍吧。

从甲午战争到维新变法，光绪皇帝的意志不断得到了磨练。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长达多年的软禁，给我们留下了永远解不开的疑问。若光绪帝依然执政，他两极化的性格在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下会有怎样的改变？是更加焦躁不安，抑郁不得志，还是在磨难中越搓越勇，重振大业？如果两极化的性格依然伴随他左右，光绪能走多远，又能带领中国走多远？

千疮百孔的末代清朝，它的漏洞，它密密麻麻的疮疤是几世几代的封建制度添加上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大清重焕光彩，我们所要做的努力不止是一朝一次的。大清之帝王承担中华之大业，百姓之安危，不仅是超人道德感更是超人意志力的结合。没有坚韧的意志品格，难以带领中国走出深谷。

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帝王的强国之梦就是国家之梦。的确，光绪帝“雪国耻、御外侮、变法强国”的理念十分符合百姓和清王朝的利益，我们也看到了光绪帝个人“不当亡国君”的主观意识带给中国社会的客观成效。然而，每个梦想都是有各自不同的节奏的，个人梦想可速达，国家梦想不可草率。光绪帝要以自己小小的梦想车轮带动大清这辆破旧的车辆移动，光绪何其艰难，大清发展何其缓慢！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若是凡夫俗子则罢，而这两个男人主宰的却是两个帝国的命运。他们出生经历虽然大同小异，而成长过程却有天壤之别。<br>　　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慈禧作为中国近代中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其权力欲望之强，古今罕见。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艰难时局，慈禧仍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已之私，因为载湉的母亲是她的亲妹妹，这样幼主即位，容易驾驭，不致于大权旁落。光绪只不过是她君临天下的御案上一个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在权力舞台上，她是超一流的魔术师，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泱泱大国像一个村庄般控制得服服帖帖；而在政治舞台上，她却是一位缺少远见卓识的独裁者，短视与贪婪令人无奈。曾国藩初次与她会面后，就失望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两宫(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龄，亦无从测之。”<br>　　慈禧为了长期操控皇权，建立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光绪从小驯化为惟命是从的提线木偶，可谓煞费心机，毫不手软。天生孱弱的光绪不但没能培养起坚强自信的品格，反而变得更加胆怯懦弱。<br>　　为了让光绪心悦诚服认定自己才是他的“母亲”，慈禧严格实施“威权”教育，处心积虑地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教育方针，让光绪不伦不类地称呼她为“亲爸爸”。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br>　　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br>　　既然是母亲，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可慈禧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使其言听计从，她无时无处不施其霸威：<br>　　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br>　　——梁启超《变法通议》<br>　　史料记载光绪“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长此以往，光绪后来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也吓得脸色大变。华裔史学家黎东方撰文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德龄回忆说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之间，严厉之甚，根本没有一点儿人伦亲情的味道。<br>　　由于幼年光绪经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加之年龄又小，宫中照顾他饮食起居的太监们未免见风使舵，对他心存不敬。光绪自幼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经常“腹痛不思饮食”，由于饭菜干冷难咽，有时想叫御膳房做点可口饭食，膳房必须奏明慈禧，慈禧动辄以俭德责之，光绪再不敢声张了。光绪读书时经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有时饿急了，竟然跑到太监房内偷找吃食。据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爷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爷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这样便造成光绪帝“先天既体弱，后天又营养不良，以致胆气不足。”不仅如此，有时太监还为一些小事到西太后那儿告小皇帝的刁状，使光绪经常“受责”挨骂。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们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小光绪自己爬上去铺炕，弄得手指头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小皇帝堂堂一国之君，凄凉至此，惟一关心他的师傅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br>　　光绪长年面对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训斥，面对刻薄寡恩的宫廷禁院，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变得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帝，目睹国家的巨变，忧国伤时，也想有所建树。尤其是甲午战争，对光绪帝来说是一场恶梦，使他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设想做亡国之君。熟悉光绪帝的德龄女士，对甲午战争后光绪帝的心境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为想挽救他的国家，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往的那种地位，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应该说，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点上与慈禧一决高下。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绪遇事畏缩，“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梁启超：《戊戌变政记》)，他根本没有胆量与实力去和慈禧对抗。<br>　　美国人查尔斯·约翰斯顿在《中国的危机》中这样描绘光绪：<br>　　光绪皇帝身材瘦小，身体虚弱，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他的眼睛大而忧郁，面部微呈橄榄色。他的表情透着随和，更多是表明了梦想而不是将梦想付诸行动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后裔中有这么空灵的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不过光绪皇帝也许可以被当做运气不佳的东方圣人的典型。<br>　　每当在养心殿召见群臣时，光绪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虽然正襟危坐，但身后慈禧太后的目光却令他如芒在背，凡事必须由“亲爸爸”定夺，连在挑选皇后这样的事情上也不敢擅作主张，只能作一个唯唯诺诺的“儿臣”。对光绪颇有好感的维新人士张元济在变法期间应召去见光绪，说光绪语气极温和，而面貌“殊欠刚健。”其实，光绪的性格更是“殊欠刚健”。待到戊戌激变，大事临头，光绪手足无措，任人宰割。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这样记述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惨遭痛斥的场面——<br>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道：<br>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意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br>　　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表现出的软弱真令人揪心，他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取康有为之法也。”可怜情状，跃然纸上。<br>　　对于光绪复杂的性格成因，张宏杰先生在《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一文中分析得颇为透彻。他认为，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人，因为中国这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必须要依靠皇帝一人只手操纵。过高的标准以及严苛的环境使光绪从小成为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有时候，他把自己的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的程度，一丝不苛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他的行为中透显出冲动与鲁莽，他的意志又缺乏韧性与耐力。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实质上是一个间歇性的抑郁症患者。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光绪最后孤家寡人、泣血瀛台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br>　　§喝“狼奶”长大的明治天皇<br>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如此丰厚的回报，成就了明治天皇的一大“伟业”，他作为日本的民族英雄受到国民的狂热追捧。而深受这份“胯下之辱”的光绪，却被忧郁激愤的心情所笼罩。面对群情汹涌，民怨沸腾，朝中群臣纷纷上奏，愤怒地要求废约决一死战，挽回天朝尊严。光绪痛苦万状，自述苦衷：<br>　　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br>　　紫禁城中被万众仰望的神圣天子，此刻百般无奈束手无策，居然只有“临朝痛哭”的屈辱悲伤。整个中国都陷入沮丧沉默之中。<br>　　中日甲午战争是光绪与明治性格、精神的一次大展示。明治杀气腾腾地主持了这场战争。1894年7月25日，他果断下令日军对停泊在朝鲜丰岛附近的清军北洋舰队发动海盗似的偷袭。初战得手后，又先发制人，发布诏书诬陷中国“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并立即对中国宣战。为了便于直接指挥，明治迅速把大本营迁往广岛，日军士气大振。一直到第二年4月战争结束，明治天皇亲自督战长达225天。他时刻关心战争的进展，哪怕是他睡着了，也要求下属在第一时间叫醒他汇报最新的战况。为了全力指挥战争，明治拒绝了让皇后和女官来军营服侍他，自己动手生活起居，甚至学会了反剪双手用毛巾搓后背的沐浴方法。这年明治天皇刚四十二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他的行为对日本军队疯狂侵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两万中国人被屠杀，只有收尸队的三十六人免遭杀害。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旅顺大屠杀时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而这，又何尝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实写照！<br>　　明治天皇之所以野心十足，强悍雄霸，正是因为他是在凶悍的群“狼”簇拥下，喝着“狼奶”长大的。<br>　　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得到加强的。最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而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br>　　日本的武士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客，但他们不是独行的游侠，而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因为他们既个体又集群的存在，因而渐渐形成了极大的势力，并长期控制日本的政局。镰仓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吸取中国宋代儒学与禅宗观念，形成了“效忠主上，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耻守信”的“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发展成为日本建设制度的思想支柱，更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永恒久远的渗透影响。日本武士阶层正是以此砥励天皇，为明治的性格中增加了坚强的钙质。<br>　　其实，明治天皇的童年遭遇并不比光绪好多少。日本幕府统治末期，将军和幕府操控一切，被架空的天皇处于虚君地位，权利被剥夺殆尽，境遇凄凉。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一直仇视对外开放，极力维护落后的德川幕府体制，立场极为保守。当时他已沦落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失势天皇，和公卿们一样都穷得可怜，孝明天皇有时兴致勃勃想绘画，却买不起宣纸；公卿穷得没有办法，画纸扇、做纸花去卖。明治维新元勋、公卿岩仓具视竟在家里抽头摆赌(因为公卿家是幕吏不能擅入的)。<br>　　1852年初冬，明治出生于京都皇室宫墙外的一间冷清的小屋，其母亲中山庆子只是孝明天皇几十个宫妃之一。当时正逢倒幕派与幕府进行殊死血战，谁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单力薄的孝明天皇夹在中间左右摇摆，朝秦暮楚，处境艰难，惟求自保。贫苦动荡的童年使明治天皇天性胆小，1864年倒幕的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竟把十二岁的明治吓昏了过去。朝臣们十分担心，如果新天皇即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他们意识到对天皇实施“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势在必行。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是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也是明治身边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担任明治的老师以后，把宫廷变成了演武场，让他接受军事化的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都教给了明治。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到二十岁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明治已经由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br>　　光绪十七岁亲政，明治十六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勤于学习，本来都应大有作为。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br>　　二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br>　　§谁是老师，谁是学生<br>　　光绪与明治，两人都接受了极其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比明治晚生十九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br>　　在清代的十位帝王中，光绪的勤学精神可直追其先祖康熙皇帝，而且他们对中、西学都有广博的兴趣和研究，达到了较高的造诣。此前，道光帝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还昏聩无知地询问臣下“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不成器的同治皇帝更是荒嘻无度，不学无术，十六岁了还“读折不成句”。这使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大为羞恼。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培养成为既有真才实学，又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是慈禧反复思考的头等大事。<br>　　光绪六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翁同龢身为两代帝师，出于传统士子的道德良心，对光绪在宫中的生活与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不仅在学习上积极开导光绪，而且在身体成长和心理成长上给予光绪极大关爱，可谓“抚之则如慈父，诲之则如良师”。光绪深深地依恋这位师傅，视他为森严冷酷的深宫之中惟一的亲人和知已。<br>　　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传统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籍多方面的教育，刚开始时幼年光绪极不适应枯燥乏味的读书生活，时常嘻戏啼呼，哭闹不止。渐渐地，出于对慈禧严厉叱责监督的惧怕和对老师翁同龢的感恩之心，光绪自觉培养起了勤奋好学的习惯。看书学习成为他寻找精神慰藉的乐园，他开始沉醉其中，陶然忘返。翁同龢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竞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对此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对师傅翁同龢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br>　　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民惟邦本、兢兢求治形成了光绪早期思想的精神源头。他提出“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光绪十一年，十五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在光绪早年写成的诗文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辛劳的——<br>　　当他漫步太液池畔，欣赏清光千里的明月时，不由自主联想到“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br>　　当他在幽窗翠竹、云淡风轻的荫清斋独坐纳凉时，遥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并发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叹；<br>　　当他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围坐红炉时，更是想到宫廷的豪奢与民间的疾苦，在一首叫《围炉》的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一个专制帝王，能在自己享受的时刻，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难能可贵。<br>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国毛笔，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都极感兴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梅“岁寒三友图”。<br>　　追根溯源，其来有自。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就纷纷慕名渡海而来，尽一切可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无论如何发达，其文化中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影响，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明和悠久深厚的历史。连“明治”这个年号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br>　　如此看来，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事实上光绪也确实是个博学多才、聪明向上的好皇帝。甚至连解放后的电影《清宫秘史》还要为不幸的光绪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明治十四岁即位时，年轻的天皇同样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光绪与明治成长之路的差别。<br>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 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br>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是典型的旧式学者，虽然具备很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李鸿章就曾嘲笑翁同龢：“目不观西籍，但知善奔走东华门耳。”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br>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br>　　然而，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传统国家，尤其如此。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悉。同样是《纽约时报》，早在报道光绪学英语的十六年前，即1876年2月20日发表的一则述评，就一剑穿心地揭示了老大帝国的症结所在：《 “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欧洲人如何看待“四书”、“五经”，但它确实“比我们的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四书五经的禁锢压制之下，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个性，抵制创新，在沉重的精神枷锁下，中国人思想日益狭隘，死气沉沉，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美国人不禁感叹道：<br>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br>　　当时全国通晓西学、锐意变法的人少得可怜。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党是一与千之比，“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至于广大群众，“知时事之危急者万无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所以图维之者，亿兆无一焉。”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顽固势力也相当强大，更何况其他各省。<br>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光绪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骨子里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学，把朱子之道视作无所不能的“圣贤之学”。他尽管对中西学都颇有兴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宫墙，使光绪与世隔绝；毓庆宫的传统说教，使光绪头脑僵化。正如德龄所分析的那样，在皇宫里头，“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经过三五年，也会变得愚蠢起来。”他没有机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出国游历，呼吸新鲜空气，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外国的长处。正因为他长期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几乎难以嗅到这种大变动的气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却存在根本性的局限。他不但对于西学的认识了解仅止于表层，而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在和慈禧的较量中也往往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br>　　当中国人躲在世界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胆怯地打量自己时，日本人已在历史的镜框前，勇敢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br>　　其实，封闭落后并不只是大清国的专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国一样，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正当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时，忽然传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这一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何其强大！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唇亡齿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忧虑与警惕。一批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鸦片战争看作“天赐前鉴”，开始认真的反思。<br>　　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如同黑夜里最嘹亮的一声号角，震醒了日本人的迷梦。他无情地指出，当日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洋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日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时，西洋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日本人认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时，西洋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日本人认为本国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远比日本优越。总之，就目前日本情况而言，没有一件可以向西洋夸口。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br>　　福泽不但认为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日本落后于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也不及欧洲。“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而日本人民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身份等级，界限分明，“就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也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全国几千万人民就像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日本人缺少西方人的朝气，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部蜚声全国的著作，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文明观，为日本政府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开了一副卓有成效的良方，也为明治天皇后来接受的西式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使我想到，今天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仅才三十年，就有人开始鼓噪“中国没榜样”了。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误国口号居然在全球一体、互相学习的今天喊出来，实在令人悲哀。<br>　　沉睡的中国并非没有意识清醒的人。当年，大清国的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长江上鼓浪前进，势不可挡，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康有为就对中国由于列强环伺而潜存的危局深表忧虑，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上书皇帝，“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一举动在当时上下麻木、讳言变革的氛围中，几乎无人支持和理解。大臣斥之为“狂生”，士大夫们“群疑交集”，对康有为多有攻击之语，连友善者亦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康有为受此打击，不禁发出愤激之语“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又“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br>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杉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