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是“帝王教育”失败品 急躁易怒无耐心（二）(2010-03-01 20:47:50)转载▼标签： 杂谈
六

翻阅他的老师翁同和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和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和日记》中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日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和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地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的压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搀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到:“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帐。”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则激动暴怒。

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有时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登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做罢。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

后来做过溥仪教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成为了现实。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七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

是战还是和，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当皇帝再一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忿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却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竟然达三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八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彩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

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练，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是伟大帝王们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和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到，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 “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无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和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九

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三点四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了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皇帝病了。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国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

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岂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理衙门总署的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戊戌朝变记》）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和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和、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当时的情形正如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和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但太后没有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却比谁都清楚。

十一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 “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急风骤雨，连出重手。（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日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蕴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戊戌六君子遗集》）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卤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贯注了类宗教性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张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二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来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国，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置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更少个人算计。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以老成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们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十三

一般的推测是，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日，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察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皇帝的生命彻底失去了光彩。光绪朝的吴永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庚子西狩从谈》）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地任性、骄

专制，封闭，不开放自由的系统，历史上教育出成功的接班人过么？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结果难产 责任认定难取舍
2011年12月06日02:40大河网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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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甬温线动车特大事故调查结果难产：说设备的事吧，对高铁形象不利

说管理的事吧，牵涉责任人太多




说设备的事吧，对高铁形象不利

说管理的事吧，牵涉责任人太多

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7·23”甬温线动车特大事故的惨状仍历历在目，但调查结果迟迟未公布于众。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称，调查报告迟迟不出，系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

多位专家表示，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已于9月完成。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最迟至11月30日，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就应公布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这一天，相关部门未发出只字片语。

记者调查数月发现，导致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原因，既有信号设备软件设计缺陷，亦有非正常行车下的调度指挥失误。实际上，从信号设备提供商，到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的行车处理，到电务部门的维修、登记，事故暴露出铁路多个部门均存在问题。

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称，调查报告迟迟不出，系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若认定信号设备供应商承担主要责任，则对中国高铁的国际形象乃至出口不利；若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若信号设备缺陷说被推翻，供应商不再担责，铁路系统也不会全然接受此说，相应会要求承担较轻的管理责任，缩小处理范围。此外，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各方责任孰重孰轻，对所追究责任人的范围、职位亦有影响。

事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将54大列CRH380BL问题动车组召回整改，后于11月16日分批重新投入运营。对于为何未在空车试运行期间就发现相关问题，问题车到底进行了哪些整改，供应不合格配件从而导致故障问题的分供方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同样语焉不详。（据12月5日《财经》）

辣评

实事求是地进行问责与整改才是明智之举

四个多月来，舆论呼唤公布调查结果的声浪此起彼伏，调查公信力在声浪中风雨飘摇。

在中国高铁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的敏感期，对重大的事故调查和召回事件采取更公开、更坦诚的态度，向公众告知存在的问题和整改的细节，并实事求是地进行问责与整改，才是立足高铁发展大局，营造正常发展环境的明智之举。

人民币连续四天触及“跌停线” 升值预期减弱
2011年12月06日00:06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87) 字号：T|T
中新财经北京12月5日电 12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询价系统收盘时小幅下跌，盘中更是罕见地连续第四天触及“跌停线”。但与此同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公价”却仍处上升区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过去10个交易日中累计上涨206个基点。

公价走高，现价跌停，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市场关注。

对此有专家表示，目前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紧张，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低的主要原因。同时，连续的下跌也导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减弱。

从原油到汽柴油：30多道税费占比油价三分之一
2011年12月06日02:18第一财经日报我要评论(33) 字号：T|T
虽然身为民营企业南京蓝燕石化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钱其连，并没有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口资质，但是他每天都会记录下国际油价，算一算进口原油或成品油是亏还是赚。

在今年国内闹柴油荒的11月初，《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见到钱其连后，就听他算了一笔油价账：现在国际原油平均价为109美元/桶，以6.5桶为一吨、6.4的汇率计算，乘以1.01的关税，加上812元的消费税，再乘以1.17的增值税，加上储运消耗等300元的杂费，即可得出进口原油的花费大约为6600元/吨。

但钱其连认为，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央企的成本远低于此，而在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的眼中，从自采原油到成品油销售，巨额的税费导致中石油的成本并不低。

蒋洁敏在中石油10月份的临时股东大会间隙对记者透露，今年中石油集团缴的税费会超过4000亿元，其中超过千亿元的税费有三个：增值税、特别收益金和消费税。

石油产业“暴利”和“重税”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秘密？记者近日从中石油集团内部拿到的一份中石油集团从原油勘探到汽柴油销售整个产业链的税费明细单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谜团。

上游：税费“重头戏”

中石油所缴纳的税费中，上游环节的税费是相对最重的。

从中石油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中石油在生产和销售原油的过程中，需缴纳石油特别收益金、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这13种税费。

这13种税费中最大的一笔就是石油特别收益金，俗称“暴利税”。石油特别收益金按原油销售收入征收，起征点为40美元/桶，实行超价累计税率。40~45美元的税率为20%，45~50美元的税率为25%，50~55美元税率为30%，55~60美元税率为35%，60美元以上税率为40%。例如，在原油价格100美元/桶的情况下，每桶原油需缴纳石油特别收益金21.5美元。

资源税是上游环节缴纳的另一大税费。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石油的资源税税率为销售收入的5%。同样以原油价格100美元/桶为例，其需缴纳的资源税即为5美元/桶。

这份税费明细单还显示，开采原油还要缴纳的税费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按原油销售收入的1%费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增值税，税率为17%；城市维护建设税则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7%；教育费附加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基础相同，费率3%；地方教育费附加也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基础相同，费率2%。

根据原油开采过程所占用的土地性质和面积不同，还需缴纳：采矿权使用费，按矿区范围面积逐年缴纳，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探矿权使用费，以勘查年度计算，按区块面积逐年缴纳，从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100元到每平方公里每年500元；房产税，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

若占用城镇土地，则缴纳土地使用税，从每平方米年税额0.6元至50元不等；若占用耕地，则缴纳耕地占用税，每平方米5元至50元不等。

中游：消费税谁埋单

在炼厂生产和销售成品油的过程中，除了与上游环节同样要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费之外，中石油缴纳最多的则是消费税。

中石油提供的税费明细单显示，成品油消费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汽油单位税额为1元/升，折合1388元/吨；柴油单位税额为0.8元/升，折合940.8元/吨；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航空煤油的单位税额也从0.8~1.0元/升不等。

根据蒋洁敏的说法，中石油今年缴纳的消费税将超过1000亿元。“消费税应该是消费者交纳的税费，而我国现在执行的是生产者代征。”蒋洁敏说，因此我们用的成品油中包括了消费税，这是生产者代消费者交的。

对于“油企代消费者缴纳消费税”的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最终还是由消费者埋单。”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表示，为了方便税款征收，我国的消费税都是从炼油厂出厂后由炼油企业代缴，但代缴的税同时也变成了营业成本，加入到了汽、柴油价格中，经过批发商、加油站，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

另一方面，对于原油、成品油管道运输过程中形成的管输收入，中石油还要缴纳营业税及相应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税率为3%。

据中投顾问统计，我国汽油价格中，税费约占32%左右，柴油约占28%左右。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税率较低，英国的汽油总税率是61.7%，德国是60.5%，法国是58.1%，意大利是55.4%。但我国税费高于美国，美国汽油的总税率大约是13.2%。

下游：税费转嫁油价？

在下游销售环节，中石油缴纳的税费与其他企业并无太大差异。

中石油提供的资料显示，成品油批发零售过程中需要缴纳的税费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8种税。

也就是说，成品油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上游原油价格和税费成本。

据中投顾问统计，从2010年11月1日到2011年11月22日，布伦特、迪拜和辛塔的原油期货平均价格从81.78美元/桶涨到109.40美元/桶，涨幅为34%；同期，国内成品油价以北京地区93号汽油价格为例，从6.75元/升涨到7.61元/升，涨幅为13%。

也就是说，相对于原油成本而言，税费在成品油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提高。“由于大部分税费与原油价格挂钩，因此现行税收机制已成为国际油价带动国内油价上涨的助推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表示，我国的成品油价格绝对数额虽然不高，但是我国油价占人均GDP的比例远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陈永杰说，作为资源垄断企业，国家应该收走其更多的利润，而不是把垄断所得利润留在企业中。

在此情况下，钱其连仍然十分期望对民营企业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的权限，他感叹道，在1998年前后，国内汽柴油只有2000元/吨左右，现在油价这么高，即使想囤油都囤不起。

另一方面，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蒋洁敏则呼吁合并相关税种，提高“暴利税”起征点，适当减轻上游环节的重税负担。

**该贴子的内容已经被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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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四十年的遗忘
2011年12月02日22:46腾讯读书[微博]余秋雨我要评论(178) 字号：T|T
文/余秋雨

一、被遗忘的转折点

这是我最近想写的两篇文章的第一篇。

今天是二○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其实，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转折意义，可惜被大家遗忘了。任何遗忘，都会致使历史改写。

整整四十年前，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到上海。这位年迈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抗击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气得希特勒曾立誓要割下他头颅上茂密的胡子做一个鞋刷子，用来天天擦试自己的长统战靴。

在希特勒和他的长统战靴灰飞烟灭二十六年之后，这位皇帝到中国来了，胡子依然茂密。他来的目的之一，是想见一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想想也对，当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会有一份挂念。塞拉西皇帝得知溥仪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点点头，在北京拜会了毛泽东，便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上海来参观。

周恩来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实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岁，也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这些天，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大转折，而他正承担着这次转折的成败，因此显得那么疲惫和消瘦。

就在二十几天前，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自行飞出国境并失事。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后来被简称为“文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彻底失败。这是因为，“文革”虽然是一场民粹主义大劫难，却有一个政治起点：由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这个政治支柱已经断裂。而且，从当时快速发现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对“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种彻底的反讽。以后几年，“文革派”还会用各种方法掩盖失败的事实，但毕竟无济于事了。因此，远在美国的作家张爱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写出了一篇文章，题为《文革的终结》。

此刻，周恩来成了第二号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义大劫难留下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必须由他来领头收拾。这已经够麻烦的，而更麻烦的是，他深知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对“烂摊子”却不能说是“烂摊子”，要收拾也只能轻手轻脚，这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据当时的一位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紧急处理“九一三事件”之后，曾撇开众人，一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个房间的窗口，嚎啕大哭一场。

但是，这位政治老人感觉到，极度的危难和极度的机会，神奇地凑在一起了。就在三个月前，他秘密会见了基辛格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新闻公报，美国总统即将来访，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就在这几天，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总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生死攸关。

这些天，周恩来对外宾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门要开了”。但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闭，必先走出灾难，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经是中午，晚上有一个欢迎塞拉西的宴会。第二天有两档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厦顶楼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离开。因此，周恩来决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

当时上海的干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经从“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到历史的转向，因此来开会时都惶恐不安。没想到周恩来只是平静地布置了一项“业务”工作，他说：“重返联合国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与我国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学必须立即复课，以最快速度培养大量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全面翻译和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风俗资料。”

这话听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突破性。毛泽东在“文革”中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故意不提文科，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在毛泽东看来，文科的主要课堂是“上山下乡”。就在半年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炮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现在，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外交需要，对否定提出了否定。他所说的“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都属于文科范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周恩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极佳突破口，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看：既然要全面复课，那么，所有的教师就必须从农村返回学校；既然教师能返回，那么，其他知识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能够成为正面教材，那么，那些“文革派”的批判专家怎么还忙得过来？

紧接着，周恩来又根据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嘱咐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碍，拔掉钉子”。在文科领域，他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又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于是，仅仅在上海，迄今被认为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汉语大辞典》（罗竹风主编）等等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开，每项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顿，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进展。

这一个趋势，使很多“文革派”认清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参与了重建，但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暗暗在心里认为这是“右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干部会上，有人问周恩来：“全面复课，中文系的教材怎么办？”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在于，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泽东诗文和“革命样板戏”剧本。但周恩来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 作品，再慢慢扩大。今年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鲁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的高校应该带头研究鲁迅，为他写传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为中文系教育寻找的一个很好突破口。因为：一，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永远有资格进入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中文课程；二，借由鲁迅，可以进入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也可以进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三，毛泽东也肯定过鲁迅，这使那些极端主义批判者较难找到攻击的理由。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上海干部会上的讲话，我是一九八一年读到两个与会者的回忆材料才知道详情的。在这之前，只是约略听说。

知道这个转折点很重要，因为这使我明白了，自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底全国各高校出现的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等热潮是由谁启动的，而一九七六年掀起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是针对着什么。

由此我也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在灾难刚刚过去的一九七七年，全国急迫地恢复高考的时候，各大学都已经奇迹般地具备了初步的师资和教材，能够迎接那么多新生顺利地开课。尽管，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在一年半前去世，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