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代价 2012-7-15 08:47阅读(1.82万)赞(43)赞(43)赞(43)赞(43)转载(253)分享(104)评论(117)复制地址举报更多已经是第一篇 |下一篇：教会孩子说不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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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新特首开始组建班子，和一个朋友开玩笑，不如去谋求一官半职，做个副局长或者政治助理，薪水不低，好像事情也不算太多。结果对方长叹一声，“就算薪水比我现在高出再多，想来想去都不值得。”



她扳着指头和我一点点算了起来：从此没有了私隐，天天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一言一行都被挑剔；家里面一定不能有濳建，看看那些官员，看看新特首，搭个木棚都不可以，如果应对不得体，还会被带上缺乏诚信的帽子，弄得不好，还可能惹上官非；还有那些陈年往事，自己都不记得了，可能都会被扒出来，前段时间新政府的一个小助理，不就是因为是内地来港读书留下来工作，结果曾经是共青团员，成了她亲北京和红色的证明。只是，只要是在内地读过中小学的，就算不是共青团员，也会是少先队，水洗也不清呀。再看看另外一个年轻的助理，当年拍的写真照都被登上了八卦周刊，还好当事人根本无所谓，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还有个人生活，看看特首竞选的时候，其中一个候选人的婚外情闹得全城沸沸扬扬，当然，这是好事情，证明香港对政治人物的要求还算高，当年澳门选特首，这根本就成不了质疑候选人道德水准的问题。



这两天，香港最瞩目的新闻，就是上任才两个星期不到的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和一名助理署长被廉政公署拘捕，原因是在八十年代，两个人涉嫌骗取政府的房屋津贴，违反了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涉及的金额，大约是二十五万元港币。



最先是媒体报道，麦齐光和他的同事，当年相互租用对方的物业，然后向政府申报津贴。事件被揭露之后，麦齐光接受媒体访问，承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强调跟足了程序，并没有违反规定，毕竟租住的，依然是别人的物业。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不少现任官员和当年同样在公务员队伍中的前官员的支持，毕竟八十年代有关房屋津贴的规定当中没有写明，不能够租住公务员持有的物业，只能说，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也因为这样，很多官员公开站在麦齐光一边，希望公众给他一个机会，在八十年代，这样贪小便宜的公务员不在少数。



如果没有之后媒体的进一步揭发，对于麦齐光来说，这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是不是能够渡过这一关，最终要看新特首对舆论的判断，是不是愿意撑他，以及他自己能不能够撑下去。当年前财政司梁锦松偷步买车，尽管廉署的调查显示，他真的是无心之失，忘记了要避嫌，但他还是选择了辞职，对政府班子，对公众，对自己做出一个交代。



几天之后，媒体报道，麦齐光和他的同事，原来还签署了委托协议，这让他们成为租用的物业的实际上的业主，这就不是贪便宜的问题，而是违反了法律规定。最终导致他们被廉政公署拘捕。就在廉政公署发表声明的同时，政府也公布了麦齐光辞去局长一职的消息，也算是和新班子的一个尽快的切割。



如果麦齐光没有当局长，应该就不会有人花时间精力追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爆料和向廉署举报，阴谋论的人相信这是来自新特首对手的攻击。但是撇开动机，被咬住不放的官员或者政治人物，只要自己问心无愧，那就不会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干净的人不多，怎么办？



一个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台湾朋友感叹，现在的香港，有点像台湾当年刚刚有选举的时候：爆料，抹黑，好不热闹，所以她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万事总有开头，总有过程。而且，现在的香港和当年的台湾不同：香港有独立的司法，还有廉政公署ICAC以及相对成熟的选民。

延迟退休为何受权力群体热捧 2012-7-15 23:49阅读(1242)赞(7)赞(7)赞(7)赞(7)转载(25)分享(12)评论(18)复制地址举报更多上一篇 |下一篇：港府治车之道其实...

延迟退休为何受权力群体热捧
文/时言平

　　《河南商报》新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社会各个阶层对延迟退休的态度中，反对延迟的多是民企私企员工；赞成延迟的多是党政部门、事业单位或者知识分子。
　　这份调查，从侧面揭示了延迟退休背后的社会各阶层利益分歧，甚至，还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延迟退休这一公共命题的背后，实际是存在着利益私心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并且，延迟退休在当前利益分配环境下，某种意义上，将可能为既得利益群体延续利益生命提供制度庇护。
　　面对老龄化高峰以及劳动力总量减少的现实，从社会发展战略层面上而言，探讨延迟退休并无不妥。但在当前的社会保障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下，延迟退休将带来两个很直观的问题：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底层群体而言，延迟退休将压缩其享受社会养老保障的权利；而对于掌握着大部分社会优势资源的少数权贵群体而言，延迟退休很可能延长其占据该优势地位、享受特权福利的时间。
　　虽然赞成的群体中，包括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但较之同样赞成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群体，所占比例显而易见。民众不会反对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群体发挥余热创造价值，因为这些精英人才延迟退休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产生价值显而易见。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官员，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和价值吗？
　　众所周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养老、医保等诸多领域，因为“双轨制”的存在，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有国家财政为他们托底，养老之类的事情用不着犯愁，也正是因为这样，延迟退休年龄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反倒成了某种福利。在权力资源集中且缺乏监督制衡的环境下，仕途走得越远或者在权力岗位上呆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享受特权福利的时间越长，利用社会优势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和空间也就越多、越大。“上海国企女老总退休后仍掌权十余年侵吞4000万”这样的新闻，以及不少高官退居二线依旧充当利益集团幕后指挥者的故事，似乎能让人看见：如果延迟退休被制度保障，那么将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利益链存在的寿命被延长。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体极力赞同延迟退休的重要原因。并非过度臆想，而是在现有的权力生态下，必然产生的效应。很显然，民众是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权力的自觉性的，除非有着严密制度和广泛监督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民主政治极力推崇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因。延迟退休制度出台，这群人能够对社会创造多少价值并不清晰，但是占着位置阻碍年轻人上升通道，以及其长期占据社会优势资源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倒不难预见。
　　因此，要让延迟退休由双刃剑变成对民生福祉有益无害的政策，除了要透明运行养老等社保资金，加强民众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要将民生福祉的建设放在平等的前提下。否则，延迟退休势必成为大多数福利薄弱群体的负担，而成为享受特权福利、手握优势社会资源的少数人的福利。无论屡屡放出口风的国家相关部门或者官员是否有这样的私心，还是确实是为了缓解老龄化及劳动总量下降的发展压力，但有意无意间，延迟退休确实会成为权力群体继续占位享受特权福利、支配权力资源的制度福利。

中华五千年文明已获考古证实 曾遭外国学者怀疑
2012年07月16日08:29京华时报[微博]我要评论(0) 字号：T|T
面对国外学者“中国文明到底够不够五千年”的疑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今已开展十年有余。近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2012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坛”上表示，经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源头已初现轮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指出，良渚遗址基本上已经将中华文明源头推至距今5000年的时段。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牛河梁、凌家滩等年代在距今5000年以前，但这一时段还没有把握确认已经形成了国家形态。再前推，考古研究已发现距今6000年前，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社会的分化，文明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的状态。

王巍介绍，良渚遗址2006年发现，确认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对城北的调查中发现了大型人工水利工程遗址，年代距今约4800年左右，这将中国早期实物水利工程遗迹提早了约2000年。

牛河梁、凌家滩等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和簋，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现，反映出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不无可能，这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

良渚、陶寺等遗址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了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王巍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往5000年前甚至5300年前推进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新闻背景

古史将炎黄二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古代文献中对这段历史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一般认为这些记载都属于古史传说的范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正因如此，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态度，部分外国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夏王朝并不真实存在，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000多年。

2000年底在科技部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作为主要单位，联合多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十余省级考古研究机构、近十个大学的数百位学者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工作，目前，第三阶段的前期项目基本结项，后期项目即将启动，整个第三阶段将持续至2015年。

对孤山这个王八但只能用广东话说英语，DELL LENOVO HAIER

杨支柱：计生政策将女性沦为被支配物形同猪狗(2012-07-16 07:50:36)转载▼标签： 杂谈


作者 瑞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





杨支柱按：这个采访稿虽然7月15日才由“法广”发布文字稿，但采访是10多天以前的事了。因警察朋友提醒，今年不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其实我接受大陆和境外媒体采访的言论尺度并无不同，也就是我个人博客的言论尺度。结果的差异完全是境内外媒体自身尺度的不同造成的。我会把有关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最新资料和我个人的评论尽可能地展示在我的个人博客上。境外媒体、国内不能保证稿件发表的媒体,请自行从我的个人博客上摘取资料和我的言论权充采访。关于我个人与计划生育的故事也不必采访我，从我的自述《杨支柱这两年》中摘译就可以了。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余年后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如果说中国政府仍然认为人口压力太大而继续将计划生育奉为“国策”而坚持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专家强调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不仅经济发展正失去人口红利，而且人口老龄化压力将格外严重。如果说中国政府强调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30年内少生4亿人口的话，这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也伴随着诸多可以称得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公民社会的成长、人权意识的觉醒、现代通讯手段的普及逐渐将这项政策惨重的人文和社会代价推浮出水面。2012年6月，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因交付不起超生抚养费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已经7个月的胎儿被毒针结束生命。消息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引起一片哗然。我们电话采访了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先生。



杨支柱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多年。他本人因为妻子于2009年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而不仅被单位解聘，失去了工作，还被要求缴付24万元超生罚款。2010年，杨支柱一度站在北京街头，举牌卖身，以行为艺术，抗议不合理的超生罚款。



法广：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怀胎7月时被强制引产事件在网上引起轰动，网民反响强烈。像这样大月胎儿被强制引产的事件是否是孤立事件呢？



杨支柱：这肯定不是孤立事件。最近，福建仙游的吴良杰看到冯建梅事件引起的关注后也来到北京维权：他的妻子在怀孕8个月差8天的时候被强制引产。另外，据我们所知，就在今年6月，山东梁山也发生一例怀孕8个月被强制引产事件；贵阳6月份也有一例8个月强制流产，但这个帖子后来在网上被删掉了；也是在6月，贵州荔波，一名妇女怀孕4个多月时被强制引产，虽然引产胎儿只有4、5个月，但是她也很冤，因为她是在结扎之后又怀孕的，这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失败造成的强制引产；还有去年，山东孕妇马继红怀孕7个月被强制引产，结果母子双亡：孕妇也因引产致死；这两天也传出浙江去年11月的一例强制引产事件，也是8个多月孕期；还有，根据最近在网上披露出的消息，可能是08年或者09年，湖北一位女性大月份被强制引产，连子宫等器官都摘掉了……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计生暴力得以浮出水面



法广：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30多年。通常一个政策出台多年之后，执行力度会惯性减弱。但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双方的对立―执行者和被执行者间的矛盾好像越来越尖锐、对立越来越暴力了呢？



杨支柱：我不认为是这样。实际上，强制引产、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严重，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91年，92年。同那段时间比，现在无论是强制节育，还是强制堕胎，（数字）都大幅下降：不是下降一点点，比80年代少很多。根据2010年官方的卫生统计年鉴，最近几年（2000年以后），平均一年只有700多万例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手术。而在1982到1991年，除1984年例外，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手术都超过一千万，而且，82年，83年，91年，数字好像还接近或超过1400万。现在，自愿堕胎的孕妇比过去多很多，但是，人工流产总数下降到过去的一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强迫流产比过去至少要少700万以上。700万生命啊，而且是最无辜的生命！所以中国政府说中国的人权取得了巨大进步，倒也不是凭空捏造。



法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了么？



杨支柱：对。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以来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但是人们生育意愿下降，所以和政府政策的冲突减少了。现在报道虽然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多了。实际上是冲突少了。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普及，导致问题更容易浮出水面，为城里人所知晓。过去在农村发生的暴行，城里人不知道，村里人也不敢说。就是说暴力实际上一直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过去比现在严重的多。



计生政策将女性沦为被支配物，猪狗不如



法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核心自然而然地是女性，那暴力的核心是不是也是女性呢？对女性的暴力也不仅仅是强制引产、强制流产的行为？



杨支柱：即使不考虑强制引产、强制流产、强制结扎，甚至不考虑强制上环，只说对农村和东南沿海所谓的流动人口的环孕检（就是检查避孕环是否被摘除、是否怀孕），这种检查一年有4次。这也是强制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暴力）：你不去检查，就把你抓起来。（这种政策）直接支配妇女的身体。



人对人的权利只能是请求权，除非是某个人犯罪，经过法定的程序，可以拘捕，可以判刑，可以剥夺自由。除此之外，人对人只能请求。丈夫对妻子也只能行使请求权。一个政府直接支配妇女的身体，就已经把妇女变成了政府的支配物，同猪狗没有区别。



法广：有些报道显示，强制结扎、强制上环等一系列强制计划生育手段对女性身体也构成很大伤害，很多人留下后遗症。您是否了解这方面情况？



杨支柱：男人也有后遗症！去年轰动一时的那个去政府上访被认定为在河里淹死的村官游济安就是结扎后遗症患者。后遗症不止是女性特有，但是女性会多些。因为，强制引产当然全部都是针对女性，强制上环也是全部针对妇女，强制绝育，大概男女比例是三比一，就是说每有一个男性被强制绝育，就有三个女性被强制绝育。所以，计划生育手术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女人身上，当然，受手术后遗症影响的也主要是女性。



政府的宣传灌输了一种不实的农村女性形象



法广：30多年间，计划生育的执行一直伴随着暴力，遇到不少阻力。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民间舆论中还是有不少人认同这项政策。您怎么理解这种认同？



杨支柱：首先，这些暴力整体上主要发生在农村妇女身上，而农民居住分散，尤其是计生暴行严重的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因此无法形成舆论。而城里的年轻人从小就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影响，总觉得如果没有强制，农民会像老鼠一样生孩子，生很多。（这些年轻人）得到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的农民形象是不一样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灌输给他的农村妇女形象。而且，他们也没有亲眼见到这样的（暴力）事实，不会有直接的刺激。另外，他们会觉得农民有太多的孩子，会造成自己就业紧张、交通拥挤，这些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宣传。所以，他们对农民多生孩子有一种敌视心理。



法广：就是说政府的宣传起到一种舆论导向的作用。



杨支柱：对。但是，我认为，这些人主要是城里人，而且整体上比较年轻。



法广：计划生育政策的暴力执法除了对身体的伤害以外，还有超生罚款。您本人也是超生罚款的受害者。而且，超生罚款各地收费的标准也不一样。怎么看超生罚款中存在的问题？



杨支柱：过去叫超生罚款，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制定前后，改叫社会抚养费。政府的解释是因为多生了孩子，就多占用了政府开支，主要是儿童福利开支，你的家庭享受儿童福利超过了其他人，所以要缴费。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多生孩子收费的法律在国务院层面就已经被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和管理办法》已经规定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收抚养费，户籍地、居住地和发现地，无论在哪里被发现，都会被要求交钱，而且收费幅度的自由度非常之大，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被逼得倾家荡产。所以事实上还是罚款，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凶残的罚款。



法广：那超生罚款与暴力频发之间是否有一定关系呢？



杨支柱：我认为，首先，收费制度减少了暴力，尽管这种收费制度其实更是一种不受制约的罚款。但以前只是下指标，阻止多生孩子，否则就强制堕胎，所以强制堕胎非常多，现在可以给钱，交了钱，他就会放过你。



但是，收费制度也使得强制堕胎不会完全消灭，因为，这样人们才会乖乖地去交费，强制堕胎起到一种杀鸡儆猴的警示作用。



批评计生政策的主要动力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不是人权



法广：最近几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发生引起轰动的暴力事件，不少人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您觉得政府调整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



杨支柱：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最初出现并不是因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暴行，而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这次与陕西强制堕胎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是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的生育率更低了，只有1.18。这几乎是世界最低生育率，这引起了人口学、经济学等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到目前为止，因为人口数据而引发的对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担忧，一直是主张调整或者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最主要声音。人权问题在中国的媒体中非常敏感，这次（冯建梅事件）是一个例外；抚养费问题也基本上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正面批评声音。从安康事件开始，强制堕胎行为才进入媒体的视野。（这些事）以前不披露，但许多人其实也知道，只是不能报道。所以，到目前为止，（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的动力还是基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担心，而不是人权问题。

越南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尽力打破“组织大于法”的局面。规定最高法院可直接审理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同时，越南坚定决心，2007年即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要求政府官员、国会代表、高级警官与军官，及国有企业所有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公布各项财产。

雄起在广州6---你这卖国求荣的孩子，你不知耻吗？

天天念叨米国民主，米国真民主吗？要民主占领华尔街为是么要清场？


怎么说你这不懂事的孩子呢！

you are son of a b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