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王锦思《发现抗战》




九月三日，在反日大潮风起云涌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中国抗战胜利日。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举国欢庆，在一次欢庆晚会上有一则谜语，谜面是：“以日本投降的原因为题，打一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大家对谜底的争议较大，提出了以下几种答案：①屈原（战国人），②苏武（汉代人），③蒋干（三国人），④毛遂（战国人），⑤共工（古代神话人物）。
也有人给出的答案是“白胜。白胜何许人也？《水浒传》中的梁山三流非著名好汉。有些人认为，用“白胜”形容中国抗战胜利，是因为中国有胜利之名，无胜利之实，白白的胜利。 当然，这只是几家之言，并非笔者王锦思的观点。
日本，拥有过少的资源和过大的野心，战争能力超过承受限度，虽有几次出奇制胜，速战速决，但也难以为继。用王朔小说名来形容日本的命运：明治维新如“浮出海面”，为了在亚洲成为“我是你爸爸”，拿出“动物凶猛”，“玩得就是心跳”，结果“过把瘾就死”。
1965年，由中共“名笔”王力执笔，国防部长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称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而今这一说法仍被广泛使用。
应该看到，抗日战争中中国虽取得胜利，但处于下风，付出了远高于日本的代价。从战争目的上讲，日本失败，中国胜利；从战争本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上，中国未能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胜利的代价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的付出，也超过了50年前中国失败的甲午战争，更是历次抗击外来侵略损失最大的战争，死伤3500 万人，损失6000亿美元。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威灵顿公爵，望着漫山遍野的尸体哭诉：“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但对大和民族的优势，并没因为战争结束而巩固多久。胜利，即便是胜利，不能让败者服气，也不能让自己解气。中国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和平，国民党发动３年内战。中国没要日本赔偿，没占领日本，钓鱼岛反被日本拥有。日本没有彻底反省，国歌依然，天皇依然，太阳旗依然，靖国神社依然。美国没有掠夺日本，连赔款也不要，并大力援助。美国援助中国，却使内战爆发。
抗日名将李宗仁在日本投降，人民沸腾庆贺之时，自己则郁郁寡欢，写下了胜利者“失败”的检讨。
1990年，张学良称：“这次大战后,哪个问题解决了?哪个问题也没解决。不但是战败的人，战胜的人又能怎样呢?何必还要重蹈那个覆辙呢?”
1991年，中共元老级宣传家胡乔木承认：“中国对抗战历史的认识还有许多不深刻的地方”。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时，荷国决堤自卫，领土得以保全。1812年冬季，法国皇帝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俄罗斯坚壁清野，并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导致拿破仑大军溃败。由此可见，使用自然灾难御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使用不当则自我摧残、遗祸无穷。
有人认为，战争中军人阵亡数超过平民死亡数，则这个国家的军队算是尽到了保民之责。如果军人阵亡数低于平民死亡数，则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是失职。国家养兵，是要军队在战时打头阵的。如果军队不打头阵，却为保存实力放敌人入境杀老百姓，这样的军队就不够格，或者说这支军队就没有军格。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却没能阻挡日军步步深入。据悉，台儿庄战役整整一列车的3000多伤兵被抛在战场，痛哭着哀求别撂下他们，但是最后无奈被日军全部杀戮。
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余人强渡黄河。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15万军队也没能消灭土肥原，蒋介石承认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豫东抗战，日军相继攻陷兰封，沿陇海线西进进逼郑州，成孤军深入之势，开封失守已成定局，郑州岌岌可危。日军意欲长驱直入占领武汉。
随着日军进攻愈发猛烈，蒋介石开始“戒妇人之仁”，用断臂求生的"水深火热"代兵，实行焦土抗战，更是酿成巨大灾难。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密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阻止日军前进。“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意思是大敌当前，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扒开无望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日军陷入深水之中，蒋介石如释重负，老百姓呢？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结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
对于花园口决堤的原因，蒋介石为掩人耳目，决定嫁祸于日军，同时从洪水和舆论上攻击日军。 "敌囚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
此后，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一直信誓旦旦，坚持日机轰炸说。
1962年，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出版的《抗日战史》第12册将花园口事件作为战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评价：“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对稳定战局，挽救国家危亡，确具有至高之贡献。”但是，该书并没有指明决堤是否为中国所为。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于是退守徐州，南下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据悉，花园口决堤，日军仅死亡700人，也有认为数千人。
日军松村雄龙记载：
　　……河水淹没道路，低洼处河水过膝……天亮了，可以看见那些满身泥浆好像土偶一样的士兵倒毙在路上和洼地里，惨不忍睹。一夜行军，淹死冻死一百六十六人。军史提到这一事件只有几行字，报纸则根本不予报道，死者按“前线因病身亡”处理。
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受灾人口6000多万，1250万难民，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3倍于南京大屠杀，难民背井离乡，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载：
黄泛区淹没豫、皖、苏三省总耕地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逃亡人口占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人数为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损失财产总数为四万七千八百零七亿元（均按抗战前币值计算），农业收入减少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亿元，仅此两项相加即为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亿元……
“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每年十几亿吨泥沙淤积，黄沙肆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遗害至今，洪泽湖2000万人命悬一线。
花园口决堤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接着又逼近岳阳，沿粤汉路南下。由于情报不准，蒋介石误认为日军会立即进攻长沙，决心实行“焦土政策”。
蒋介石亲自布置长沙撤退一事，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人明确指示∶“都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粮食、器材，凡带不走的全烧掉。”并叮嘱说：“这是中央常委定的，谁也不能抗命！”
11月12日，蒋介石还不放心，又从南岳发来限1小时到达的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勿误。”
12日，日军攻到湖南汨罗，距长沙70余公里外。
12日深夜，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慎”失火。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以为是放火信号，便一齐点火，一时间长沙成了火的海洋。12日的电报代号为“文”，因大火发生在夜间，故为“夕”，因此称这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这场大火烧了五天五夜，使数千年的长沙古城毁于一旦。全城80%的街巷、房屋被烧。其中八角亭、中山路、南正路、机关廨署、湖南大学、纱厂都化为灰烬。有1900余石谷米被烈火吞掉，300万元的绸缎烧成灰土，400颗价值连城的汉印及许多文物珍品荡然无存，誉满全球的湘绣业从此元气大伤。3000多人葬身火海，国民党要员早已逃之夭夭。日军飞机拍照后大肆渲染，极尽挖苦奚落之能事。
显而易见，焦土抗战实乃双刃剑，能给敌产生一时的困难。但对己方而言，造成大量的难民，破坏了生产力的恢复，其伤害却是长远的。
或许，在民族危亡时刻，水深火热的决断和实行为不二之选。反正中国有的是人，最多的是人，用自己之长，哪怕代价在大，也在所不惜。如果这个国家把百姓看得远不如国家重要，那么死几十万百姓又算得了什么。89万人再多，在人海四万万人中，不过是几滴水而已，还可以消耗几千日本兵。但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最为重要。
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防止物资资敌应是销毁军需物资及可资敌的战略物资，根本无需放火烧掉居民的房屋、医院。如果国民党能像共产党那样，在敌后控制区存粮于民、坚壁清野，将棉花运进山，粮食埋于地，抬走埋藏铁路的轨道及枕木，这样日寇得不到，而又能安定民心，为我所用。
1944年12月7日，美军B-29轰炸机群轰炸沈阳日军设施,误炸了美军战俘营，顿时引起大火，54人受伤，17人当天死亡。此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美军连自己都能误炸，何况中国平民。武汉、沈阳等城市在美军空袭中百姓死亡数千人。
接受日本投降时，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成为"劫收"。企业破产，通货膨胀，人民负担加重。
1800万移民从大西南向沿海迁徙，西南生产空洞，重庆十分之七工厂倒闭，生产过剩积压，大学没有教师。而沿海失业严重，人员过剩，胜利得太惨。
《大公报》说：“不饿死于沦陷时，将饿死于胜利后”。社会上有“胜利殃民”谚语。“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还要痛苦，胜利就是胜利，怎么倒成了灾难”。郭沫若在《屈原》、《虎符》中说：“胜利胜利，胜而不利！和平和平，和而不平！”
有人感受到，日军终于战败，但是并非胜者有序败者慌乱？不，还是那样，国军作为胜者，也是乱得一塌糊涂，而日本作为败军，仍然是整齐有序。
大片沦陷的国土失而复得。国民政府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办理接收手续，恢复国家对沦陷区的管理。结果，各路接收大员视此为扩展势力的良机，纷纷巧取豪夺，草菅人命，争抢胜利的果实。其贪得无厌的嘴脸，令国人震惊。
据李宗仁回忆：“各机关择肥而食，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有的军统特务一人接收的房产达二十多幢，北平站马汉三贪污金佛数只……至于特务借机向汉奸敲诈勒索，奸污汉奸小妾，强奸汉奸女儿，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法律失去了作用，亿万国民人人自保，如散沙一盘。
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了，却什么物质也没得到，虽然日本失败了，但是日本却掠夺了中国的大量的财富。1946年，日本研究专家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贫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在不同的年份，笔者王锦思来到过长沙，来到过花园口，无谓的牺牲对于这场胜利的战争到多大作用，我也不免疑问。








《发现抗战》

抗战结束65年，是到发现就说的时候了！
鲜为人知的抗战内幕！
深邃痛楚的反向思考！
知耻后勇的心灵砥砺！
历史书以外的抗战，通常传闻之外的抗战！
我们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气，撕开内心，哪怕痛苦？
首次全面披露、反思抗日战争的著作。
本书所有图片来自作者收藏的中日美俄韩朝蒙等多国原始史料，许多为首次发表。









锦思，又名TA、小蜂、一开，精通“德语”（家乡吉林德惠语言）。在北京从事文化传媒行业，多家门户网站博主，出版著作多部，首倡九一八鸣警报、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收藏照片史料、孔子儒学、中外交流、名家匾额等。wjinsi@sina.com

西安的在建楼盘为何空空荡荡【严建设】


久雨初晴秋高气爽的天气，天蓝云柔，我驱车穿过西安城区去户县。沿途看到无数在建楼盘静悄悄的没工人。可能是在停工待料。但几乎所有楼盘没啥人可能不大对劲。按说西安的楼盘均价6000以上，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类比不算高与京沪杭深的房价相比更是毛毛雨；如今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刚需应该可以，据所谓测算，西安人年均收入都41679元了（质疑中），小两口子攒几年钱胡乱买套房没问题，那么为何房价在悄悄滑落，在建楼盘无人问津呢？
当然，无论因何原因造成烂尾楼，由于资金链后续难接，无非造成工程款拖欠、材料款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有些开发商看前期预售无望，干脆辞退工人观望，有的一观望就是10年8年。据说一栋价值4亿元的楼盘欠账可能多达7-8亿元，开发商、承建商、农民工、银行损失巨大，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据某开发商说，这个的确不正常，主要是资金问题。政策打压。因为银行利息好多资不抵债了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不能算市场行为。房地产行业牵动无数相关下游行业。老百姓历来是买涨不买跌，你房子越涨价，他越排队买，房子越跌价，他干脆不买。你青菜萝卜鸡蛋都在涨价，房子不涨价，你叫民工吃什么？再者地价太高、税费高，大致有50%以上的利润都被政府拿走啦。开发商在土地登记费、出让金、勘察测量费、拆迁管理费、土地使用费等等60多项税费上前期付出太多，房价不高卖就得赔本，赔本的生意只有傻瓜才做。
期望西安地产行业能华丽转身，实现双赢。


注：图片均系车中抢拍，原片无裁剪。未达之处尚需见谅

殴打空姐案：权力护短无异于二次施暴
文/时言平
　　发生在8月29日合肥至广州CZ3874航班上的“方大国殴打空姐案”，至今依旧迷雾重重。但很显然，如果让司法独立介入调查，揭开事情的真相恐怕并非难事，又何至于如此一波三折，转而成为舆论的角力。
　　如果说空姐晒出的照片不够证实方大国对空姐施暴的嫌疑，那么同机乘客的目击证词可称得上是有力证据。与空姐无亲无故的乘客又何必站在空姐这边，更何况连不用仇官、怕官的外籍人士也出来证实方大国有粗暴行为，这就只能说明方大国殴打空姐的事实是客观存在。
　　到目前为止，打人的方大国夫妇并没有正面回应此事，所有的回应都是其职务所在的越秀区官方“出面协调”。这是典型的“护犊子”行为。方大国也恐怕意欲龟缩在权力的背后，逃脱法律的制裁。但这显然是悖逆行政伦理和法治精神的：对于方大国的行径，权力显然不该主动出来替他擦屁股的，甚至基于其职务身份，官方应该主动回避甚至配合警方调查，事实确定后还应该对方大国进行相应惩处，并主动承担起失察之责向公众致歉以挽救受损的权力形象。
　　但越秀区官方显然没有这么做。从官方出面协调来看，俨然充当着方大国的发言人。而这，恐怕正是让事件变得复杂的原因。官方主动为官员犯错背书，无疑是在这起事件中制造话语的失衡。而这，无论是对被殴打的空姐、同航班的乘客还是对渴望真相和正义的公众，无疑是二次施暴。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舆论的干预，事件的结果会变得怎么样？越秀区官方的调查结果是方的家属与空姐发生拉扯，并且“双方达成和解”，与目击乘客的描述差之千里。当下权力生态下，权力摆平事情的能量和效率殊为可观。这恐怕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对于这起事件，调查及结果公布的主体不是警方而是越秀区官方的原因。它们太过自信，以至于自信到可以无视司法的独立，甚至直接代替法律。
　　庆幸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正在崛起，公共监督的能量也在不断增强。若非公众舆论干预，面对为方大国撑腰的权力，被殴打的空姐该有多孤独、多无助，被危害的公共安全恐怕也要不了了之。为了保护一个打人的官员，竟然罔顾公民权利、社会正义和公共安全，企图通过强权制造话语失衡以平息事端，权力的这种仗义和护犊子情结，恐怕与倡导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相去甚远。
　　事件发展到当下，真相其实并不遥远。并且这起发生在飞机上的打人事件，非“协调”所能解决的。方大国在飞机上殴打空姐，并不仅仅是侵犯空姐的权利，更是威胁到了公共安全。如果越秀区官方继续充当方大国的保护伞和发言人，制造的这种话语失衡，非但会阻碍真相的调查和正义的实现，更是在透支权力的公信和损害权力的形象。
　　公众还在等待着真相。这个真相理应是警方独立客观调查的结果，而不是官方“协调”的结果。而要独立客观，为方大国背书和代言的权力则必须退场，尽快结束这场浮躁的舆论纷争，让案件调查回归理性，让事实说话。在法治社会，没有摸不得的屁股，更没有不可质疑的权力。通过此事，权力或许该将自负的性格收敛收敛了！

中国正进入金融危机危险区域？
中国正进入金融危机危险区域？

日本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21日表示，地产泡沫、人口结构变化和贷款增长迅速会加大一国遭遇金融危机的几率，而中国正进入这方面的“危险区域”。
日本央行副总裁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已经发生的案例推出自己的猜测。他的案例是日本和美国已经发生的情况。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与美国2000年代的房市泡沫有相似之处。两者均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峰值，而同时房价处于高位、贷款急速攀升，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催生金融危机的“恶性”泡沫。
从上述三个因素来看，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日本是1992年初接近70%，然后直线下跌。中国2010年达到72%，据有关部门测算，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急剧萎缩，幅度远超过美国。根据联合国的一项估算，中国在2005年时15-19岁的人口尚有1.2亿以上，2010年下跌到1亿出头，到2015年预计下跌到不足9500万。十年的时间进入劳动市场年龄的人口减少2600多万。劳动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当劳动力供应充裕时，经济就出现高增长；当劳动力供应萎缩时，经济就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这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规律。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速破八，就出现了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的状况。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农民工返乡潮又现，劳动力人口开始出现失业性占比减少，情况十分不妙。
从房地产来说，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举世共睹的。十年房价爆炸式增长的根基扎在货币信贷无节制膨胀上。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而同样比值在美国为0.64倍；2011年底M2存量为85万亿、而2000年底则是13万亿，增长了6倍以上，而同期GDP仅增长4.7倍。人民币的超发达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人民币严重超发大大推高了房地产泡沫，使得房价年年呈现两位数上涨。十年房价爆炸式增长的根基扎在投机投资需求上。房地产泡沫严重过当年的日本和美国。这种泡沫已经到了不破裂不可的程度。一旦破裂，超发的货币信贷泡沫就会裸露出来，引发金融风险不是没有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让这种泡沫不发生急剧裂变，把导致的风险限制在最小程度。
从贷款急速攀升来看，2011年我国GDP为47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达到了55万亿元，贷款占GDP比例高达117%，严重地超负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过，我国企业负债占GDP比重高达107%。OECD(经合组织)企业的负债如果占GDP的90%就很危险，就会发出强烈预警信号。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中国企业负债率已经到达危险之危险的境地。企业高负债在“顺风”情况下，即在全球经济向好、蒸蒸日上前提下，可能慢慢被高增长稀释，风险可能被消化和掩盖。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顺风”，在经济下滑下行情况下，风险就会突出暴露出来。经济不好，企业经营业绩受影响，加之高负债成本，最终将把企业彻底压垮，一大批企业可能集中倒闭或者在倒闭边沿徘徊，实体经济异常低迷，整个经济走向低迷不振。企业高负债最终拖垮的是整个经济，最终可能引爆金融风险。中国目前就面临着类似情况。
不仅是日本央行副总裁，多个国际组织都对中国发出了警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中国正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美国当前的全工业利用率为78.9%，而在金融危机高峰期这个比率为66.8%。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尚不及美国2008-2009年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水平。
因此，日本央行副总裁关于中国正进入金融危机危险区域的告诫，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无论人家说什么，自己身上的病自己最清楚。对国际社会的警告决不可掉以轻心。当务之急是应对经济持续下滑的一系列政策要立即出台，刺激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不能再等待观望，不能一直处于摸查研究阶段。特别是大幅度减税降费的财税政策应该迅速实施。通过一系列应对措施使得经济增速真正能够稳定住、软着陆，那么，泡沫破裂的程度就不会太剧烈，就可能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被慢慢稀释和消化掉。

新闻链接：http://business.sohu.com/20120822/n351220677.shtml

五问社会养老（之三）：社会养老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 2012-9-1 10:31阅读(3.81万)赞(24)赞(24)赞(24)赞(24)转载(487)分享(99)评论(178)复制地址举报更多上一篇 |下一篇：五问社会养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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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主张社会养老的人，还真应认真思考一下社会养老和私人养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实际上，社会养老并没有创新出任何与私人养老有什么本质不同的神奇方式来。社会养老无非还是模仿私人养老的那两招：一是年轻时交纳保险费，存进社会保险帐户中，年老的时候以退休金的形式逐月从该帐户中提取。这其实是储蓄养老。二是从有工作的年轻一代那里收取保险费，直接转移给已经退休的年老一代。这是跨代养老，跟养儿防老没有本质区别。

既然如此，那么社会养老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一定要说社会养老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这世界上有人养了孝顺的儿子，也有人养了忤逆不孝之子；有人生来能力强，运气好，也有人生来能力差，还遭遇不测风云。如果只有私人养老而没有社会养老，那么那些能力差，运气不好或者养了不孝儿孙的人老年的时候就会没钱养老，晚景凄凉。但有了社会养老，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强制参保的，就算是能力差，运气不好或者养了不孝儿孙的人老年至少还有社会保险金可以领取。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用强制大家社会保险的高成本方式来解决吗？

强制参与的社会养老给这个社会实在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

社会养老必然亏空，耗尽国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财富。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实践中，也正在被欧洲和美国一些地方所证实。社会保险还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扼杀国家竞争力。当人们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就会丧失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社会福利制度养懒人，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而且，当人们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就会变得没那么愿意存钱，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也变得意义不大。众所周知，西方人不如东方人那样积极地储蓄，家庭观念、尤其是孝道的道德观更是淡薄得多。但不是众所周知的是，长期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一旦社会保险制度转向依靠跨代养老来免于破产，这项制度就很难再被取消。因为年轻一代一直在交钱，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好处，现在如果政府突然宣布：这个制度收益率低下、吞噬大量财政收入，难以为继，还是让它破产了吧！想想看，这个决定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同意？正在享受的老年人固然不会同意，一直在交钱、从来没享受的年轻人更加不能同意。虽然他们未必不知道社会保险制度亏空累累、继续维持下去迟早是死路一条，但他们要坚持这个制度就算要破产也得至少挨到自己享受完之后再破。正是这种想法让各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再怎么千疮百孔仍然要垂死挣扎，不到将国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最后一块钱都掏空的那一天到来，它都无法破产。哪怕其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尽早让这制度破产，将所剩无己、但至少还是有点剩下的钱归还公众，让他们重新选择私人养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未完待续，原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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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的困惑在哪里？
中国股市持续下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这次下跌，跌得市场人心慌张，多数人都在寻找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内股市这样下跌的。有人会说，有多少利好之政策，又有多少不利因素之影响。不过，任何政策都是短期的，它对市场的影响同样短期。但是短期政策为何成为影响较长时间的行为呢？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是外部因素使然，比如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公布的数据远逊于市场预期；欧洲债券危机加剧及美国经济复苏缓慢，金砖几国的经济也不看好等，从而使得国内股市水泥、煤炭、金融、地产等权重股快速下跌。可以说，就国内外经济形势来说，外部实体经济形势不好，估计这会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事情（5－7年）。如果国内股市真的与实体经济关联性很大，那么由此推测国内股市至少要很长的时间都无法翻身了。可是，美国股市不是很快就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了吗？
也有人认为股市改革的滞后，使得中小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等。但是今年以来，郭树清上任后，对国内股市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无论是股市的进口（价格形成机制），还是出口（退市制度），及股市运行阶段等都出台不少政策，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市场就是无法提振起信心。反之，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越来越不足。不仅中小投资者纷纷退出股市或远离股市，而且还有相关比例的基金经理也退出基金公司，另谋高就。
那么，投资者为何会对国内股市会如此缺乏信心？中国股市的困惑在哪里？我一向都强调，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股市的源头上，就在于中国股市建立的宗旨。而股市建立之宗旨不仅决定了国内股市的整个运作机制，也决定股市的利益分配关系。我们应该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市场来说，尽管外在的形式可以与其他市场是一模一样，但是其初始条件不同，确定的宗旨不同，那么这个市场最后就会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任何金融交易都是信用交易，都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都是对未来收入流的风险的预期定价，都是以合约的方式来连接。股票也作为一种金融合约，也是对未来收入流风险的预期定价，但比一般金融合约又有不同，一是股市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合约，可以在任何人之间流通，具有一般性交易价值，其流通性仅差于货币（有市场限制）；二是交易双方可以在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进行。既然股票的价格取决于未来收入流的定价，这不仅投资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也为投机炒作欺骗掠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股市，如果出现不法行为不仅容易让投资者上当受骗，而且其深度与广度是其他金融交易不可比拟的。因此，股市对合约执行和权益保护的要求远比一般金融交易要高，法治的要求也是要高的。
从中国股市的情况来看，从新中国股市的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其股市发展目的就是为了国有企业脱困解融资。先是国有中小企业圈钱脱困，以股票发行份额分配方式进行；然后，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纷纷进入市场。最后才是分给中小民营企业一点点残羹冷炙。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仅对股市信用进行完全的担保，而且主导了整个股市的分配运作过程，主导着股市的利益分配关系。

由于中国股市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国有企业困境而帮助它们融资，出于这个目的，政府就得对股市整个运作过程全面完全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股市政策不仅决定的哪家公司能够上市、上市的价格及融资额，而也决定公司上市的方式，从而使得股市行情的好坏、股票指数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股市政策；而且这种股市不仅是上市公司圈投资者钱的工具，也是内部人内幕交易牟取暴利的地方及是建制内精英利用社会资源即社会大众资金扩大自己权力与影响力以谋取利益的地方。股市的利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市场政策分配。

由于整个股市运行由政府权力主导，它不仅决定整个市场利益，同时必须对整个股市的运作作隐性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当事人的收益或利益肯定是与其政治权力远近相关，市场当事人与政治权力越近、政治权力越大，其获得利益就越大，离政治权力越远，其获得利益的机会就越小。甚至最后发展为与政治权力没有关系者，个人只能是血本无归。从这几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尽管国内股市指数跌得越来越离谱，但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同时可圈到大量钱。创业板同样可以让许多人“一夜暴富”等。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信用无法通过市场方式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也无法确立。政府权力成为市场中的绝对力量。正因为国内股市信用不是通过市场方式来建立与生成，不是通过有效的法律来保证来保护而是由政府隐性担保。市场中的当事人进入高风险的投资激励十分强烈。因为，在这种市场，投资当事人可把投资的过高风险转稼给他人或整个社会来承担，而收益归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国内股市投机炒作为何会如此疯狂，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对股市的信用隐性担保与健全的法律制度无法确立有关。

而且这些东西一旦形成制度，一定会形成严重的制度路径相依。既整个股市的文化、市场体制、市场运作方式都朝这个方面发展，而且越来越严重。一旦市场走向上了这种路径相依，希望通过一些技术性改进来国内股市走向健康之路是不容易的。可以说，今年以来对国内股市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性改进，但为何所取得效果不好，问题就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股市的信用会进一步丧失。

所以，要走出当前国内股市的困境，恢复当前国内股市之信心，现在是要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的时候了。而这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如何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来决定改革的议题，并用同样的方式来完成改革之制度之建立，否则只是希望一些技术性改进让国内股市走上健康之路基本上不可能。而且股市的重大制度改革，同样是不是只股市制度改革的问题，还涉及到挤出房地产泡沫问题，重新建议新金融体系的问题等等。

桥梁史上“垮掉的一代”
作者：李铁
又垮桥了！这次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桥梁长度最长的超大型跨江桥，哈尔滨阳明滩大桥配套疏解工程的一部分。8月24日早晨，4台货车从垮掉的部分掉到地面，3死5伤，事故距大桥通车还不到一年时间。
作为一个搞新闻的人，甚至是普通的读者，或许对垮桥的新闻都已经麻木了。圣经里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短短的5年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公开可查询的桥梁垮塌事故共有15起，事故共造成141人死亡，111人受伤，18人失踪。发生事故的15座桥梁中，仅有3座至事发时使用时间超过15年。也就是说，这15年，真可谓是桥梁史上“垮掉的一代”。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上述已公开的官方调查结论中，未有一起明确事故发生与桥梁本身质量有关。按照最起码的常识，这种没质量问题的结论才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说是对垮桥的新闻麻木，但这事谁都没法真诚地彻底麻木，因为你可能每天都要过桥，垮桥的新闻越多，你越是会担心自己的体重会成为压垮大桥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不管你对生活有多绝望，你还是得做点什么。
每当遇到垮桥之类的事，我们总会想到“豆腐渣”工程这个词，公众也总是希望抓几个工程贪腐分子。不过，我对此想泼一泼冷水，这种想法固然最直观，也常常符合事实，但这就像把我们社会的问题归咎于几个贪官的贪婪一样，解决不了问题。贪官天天在抓，但桥还是年年在垮，逝者如斯夫。
桥梁史上“垮掉的一代”的诞生往往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单一句“豆腐渣工程”可以概括，也往往不是一家责任单位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事故后的追责才会无疾而终。“系统性问题”可能显得模糊而更令人绝望，但事实确实如此。
以此次阳明滩垮桥为例，事故发生之后，借助网络的搜索便利，人们迅速翻出了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昔日的“正面报道”如今已成莫大的讽刺。按照计划，大桥工期为三年，但大桥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18个月，当地媒体一片“哈尔滨速度”、“哈尔滨奇迹”的欢呼。《哈尔滨日报》报道称，“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完成如此体量的工程建设，在我省的桥梁建设史上绝无仅有。”曾经，一位著名桥梁专家“忠告”阳明滩大桥建设团体：“‘你们排的工期不可能完成。’如今，这些‘忠告’皆成‘浮云’。”像这样为了赶工期而罔顾科学规律，为了“献礼”而最终献上“豆腐渣”的搞法，在各种大工程建设中频频出现，这些年垮掉的大桥中，像阳明滩这样建设的，也绝非孤例。而这种大跃进的行为背后，往往有当地政府强行推进以求政绩的影子。
当然，指出垮桥背后的“系统性问题”，绝非要模糊和放弃追究具体的责任人，“系统性问题”的存在也不是我们绝望和无所作为的理由。我们没法指望一揽子解决系统的问题，但必须从某个环节开始，就事论事地具体追责。比如追究到底是谁下令强行缩短工期，施工方在工程方面到底有没有偷工减料？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就从这些摆在台面上的最直观的问题开始。哪怕最终只是实现部分的正义，只是一部分人被追责，也不能再公然重复以往的敷衍。一次次重复以往的敷衍只会耗尽政府的公信力，最后陷入非理智的对抗。因为没有人会对生命和安全彻底麻木，阳明滩大桥在“垮掉的一代”中，不是第一个，也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一代垮了，不能让后代继续垮下去。
当我们一次次面对大桥的垮掉而无人负责，我们充满了无奈和麻木，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体显得那么卑微的和无力。但人的自由意志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改变，改变我们只有忍受和祈祷的命运。
与动车追尾事故相似，此次垮桥事件之后，民意通过互联网等方式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给事故的调查和追责施加了压力。面对如潮的质疑，哈尔滨政府对该市建委表示无法找到施工单位的情况进行了否认，称“市建委已按照事故处理的有关程序，将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资料提交事故调查组。待调查结果确定后，将逐一向社会公布。”
年年岁岁垮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必须改变，改变也正在发生。
原载本期《南方周末》

《新安天会》

张鸣

《安天会》是京剧的一出传统戏，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事儿。跟《西游记》原著一样，故事突出的是闹天宫，孙猴子出尽了风头，威风八面。但最终却要以他被压在五指山下，天宫恢复秩序作为结束。所以，戏名叫《安天会》。只是在1949年之后，造反成了政治上的正确，才改成《闹天宫》，把造反闹事的主题宣扬到底。

过去的中国人，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有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喜欢捣乱，一方面又向往秩序。对于闹天宫这种事儿，既喜欢做孙猴子，又想做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乐见孙猴子把富丽堂皇的天宫搅了个稀巴烂，一边津津乐道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位于上层的人，“佛性”或者“帝性”足一点，而位于下层的人，猴性多些。正因为如此，这个戏才必须叫《安天会》，或者叫《安天大会》。只有这样，有钱有势的大爷们，才看得安心。编本子和唱戏的人，知道自己是吃谁家的饭，不会跟自己的衣食父母过不去的。

民国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即使在清朝，也属于“佛性”和“帝性”比较多的哪一类。袁世凯不大喜欢皮簧，对于唱戏，听戏，不过应景而已。不过，如果他听《安天会》这种戏，固然也可能欣赏孙猴子的花招，但屁股肯定是要坐在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的。这样一来，如果入戏的话，他的对头，就只能做孙猴子了。民国开张，袁世凯跟革命党人有过一阵虚假的蜜月，但蜜月很快结束。宋教仁被刺之后，两边都不可能再相安无事，或者装着相安无事。据说，袁世凯也终于看清楚了，孙（中山）、黄（兴）无非就是捣乱，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对于这样的捣乱的孙猴子，他就只好下手安天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的反抗，雷声大雨点小，被免职的国民党三都督，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做了比较激烈的抵抗，广东和湖南，一枪都没放，而革命党的老巢南京，仅仅是很戏剧性地闹了一下。如此声势显赫的国民党，几乎是不旋踵就被打垮，孙黄之辈，只好在自己建立的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流亡国外，袁世凯完胜。如此顺当地打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公开开大会，唱大戏庆祝，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再怎么辉煌，也是一场内战。但是，又不能不声不响，所以，袁氏的左右，就想起来编戏这回事，编一个紧扣时事的新戏，演出来，让袁大总统高兴高兴。孙猴子姓孙，孙中山也姓孙，而且，孙猴子捣乱，孙中山也捣乱，自然，新戏最靠谱的就是安天会了。就这样，不知哪个无聊的文人得钱动了动笔，新编的安天会出笼了。

新安天会里，孙猴子是时装打扮，脸上八字胡，俨然就是孙中山模样。而孙手下大将，是黄风大王，体态肥硕，明白的就是黄兴。先锋官曰独木将军，一个俊俏的白面少年，说的是抵抗最力的李烈钧。而李手下的左右二将，一个是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个是古怪刁钻，白鼻黑头。暗指李烈钧手下林虎和方声涛二将，后来又说其中一个投降了，那么也可能是指湖口炮台的守将刘镜福。而安天的这边，没了如来佛，只有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手下几员大将，不再是托塔天王和哪吒，变成了大将军冯异，桓侯张飞，通臂猿李广，忠武王曹彬。几个朝代的人，胡乱凑在了一起，分别指的是进攻国民党的前线将领，冯国璋、张勋、李纯和段芝贵（从古代名将里，实在找不到姓段的，没办法，只好让姓曹的顶替）。剧情很简单，孙猴子出来捣乱，玉皇大帝遣将镇压，当然是孙猴子这边一败再败，最后现出原形，孙当然是猴子，黄是猪，而李烈钧则是一条狼狗，两个先锋偏将，一个是白额虎，另一个没交代清楚。就这样，戏到末尾，还生怕看的人不明白，蛇足地加了一段一个人的道白。出来一个小生，连唱带说，把孙中山的身份道了个清楚。让他无限凄凉，无限怀乡，无限惨然。

原来的安天会，尽管捣乱的最终被镇压。但整个过程，却是捣乱的猴子出尽风头。像这样一边倒的安天，没故事，没噱头，真的是不好看。编的人，拍马心切，笔头着粪，演的人，当然也出不了彩。所以，据说当时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都不肯接，只能由次一等的角儿来担纲。好戏在袁世凯生日那天开场，袁大总统连同一大帮戏里演的文武干将，也都坐在底下过瘾，看着演员活生生地拍自己的马屁。但是，这样的戏，拿出去，却没有人喜欢看。所以，新安天会，就成了一出纯粹的官场拍马戏。

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太后的提倡，戏剧舞台是京剧的天下。几乎每个历史的关头，都会有相应的时事戏被编出来，每出时事戏，立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当家人的一边。但是，除了太平天国时的《铁公鸡》之外，几乎都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一个也站不住。只有《铁公鸡》到了民国还在演，我还从旧货摊上淘到过剧照，但这剧也不大红，跟老的《安天会》都没法比。至于这出《新安天会》，即使在当时，都没有火起来。参加演出的人，看在大笔的包银份上，就当是唱出特别的堂会，来一场关公战秦琼，陪老爷子（袁世凯）一乐。

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有传统，但是，不兴盛。老百姓就是把文艺当个乐，不乐，就用脚投票，除非，把所有的戏都禁了，只能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