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深圳汉人罚22万延边朝鲜族奖5万

深圳二胎起码罚款22万

吉林延边朝鲜族生二胎奖励5万

核心提示：12月24日，延边州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发展条例》。记者了解到，该条例规定，延边州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朝鲜族家庭给予5万元生育补贴。

　　12月24日，延边州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发展条例》。记者了解到，该条例规定，延边州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朝鲜族家庭给予5万元生育补贴。

　　为促进朝鲜族人口发展，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延边州制定了这一条例。条例规定，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户籍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双方或者一方为朝鲜族家庭即适用这一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鼓励朝鲜族家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生育第二个子女，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朝鲜族家庭实行生育补贴制定，对第二个子女自生育月份起，每月补贴1000元，共补贴50个月，共计5万元。第二个子女为多胞胎的，每个子女均享受第二个子女的补贴待遇。

　　除此，朝鲜族家庭生育二胎还享受以下优惠待遇：第二个女子至18周岁为止，就医在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基础上，提高10%的报销比例。对于就读朝鲜族班的免收学前三年保教费，在义务教育段寄宿生食宿费、普通高中统招生学费和教材费与朝鲜族第一个子女享受同等免费待遇。

　　在申请创业贷款、申办工商执照、安置公益性岗位时，享受优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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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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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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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物简介
主要著作
政治生涯
名言
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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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主要著作
政治生涯
名言
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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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使他享有世界声誉。其上卷的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下卷分四个部分，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 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

《托克维尔回忆录》是一本关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回忆录，对其间许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路易·勃朗等)的评述十分尖锐，用语几近刻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该书在作者死后34年(1893年)才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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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1.　

Du système pénitentaire aux É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 en France (1833年)—《论美国的形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与古斯塔夫·德·博蒙合著
　　2.　De la démocratie en Amerique (1835年/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
　　3. 原本分为两卷出版，第一卷在1835年，第二卷在1840年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
　　4.　托克维尔第二知名的著作
　　Recollections (1893年)—《回忆录》
　　

这是经历1848年革命而写下的纪录，托克维尔生前从没想过要将其公诸于世；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和古斯塔夫·德·博蒙将其出版
　　5.　Journey to America (1831年 – 1832年)—《美国游记》
　　托克维尔游历美国时的旅行游记，由George Lawrence翻译为英文，196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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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他的政治理论对中国的现代政治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学界，遑论官方。他的擅长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擅长，一方面，他具有社会科学家所应有的冷静、理性、客观；同时，他又葆有着人文学者的那种热情、理想与信念。他将二者很好的融合为了自身的学术气质，这种气质恰恰是我国许多只能执其一端的学人所缺乏的——或沉迷于工具理论而不问出路何在，或为宣扬个人理念而盲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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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

　　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主是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压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
　　我会说当前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和美国；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其他所有国家似乎都已经面临他们的极限，并且都只能试图维持他们的力量，而他们的力量逐渐衰退的程度则是没有底限的。
　　暴政可以在没有信念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但自由则不能。
　　他们（皇帝们）经常滥用权力剥夺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他们其中几个人的暴政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其数量依然不多……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
　　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定生而为奴。
　　我还不晓得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人民是如此的热爱财富，而维持财富平等的理论则被人民所强烈藐视。
　　至于说到我，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并存的，你不可能将两者混在一起。
　　所有希望摧毁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都该知道，发动战争是最快而又最可靠的手段。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场赌注机会的游戏一般、一场革命舞台、或一场战役。
　　民主最重要的原则不在于应该消除庞大的财富，而是在于财富不应该聚集于同一个人手上。因此民主制度里会出现拥有庞大财富的有钱人，但他们本身无法构成一个社会阶级。
　　如果想要获得新闻自由所带来的大量优点，我们也必须忍受它所创造出的各种邪恶……
　　在一个拥有集会自由的国家，秘密结社是不会出现的。美国拥有许多不同的团体派系，但却没有阴谋集团存在。
　　外交不需要民主特质，它需要的是民主之外的东西。民主国家倾向于服从冲动而非谨慎，为满足一时冲动而放弃长远大计。法国大革命后，美国国内即表现了这种倾向；全赖华盛顿坚毅不屈的性格与他享有的威望，才阻止了国人群情激愤的冒失冲动，避免对英宣战（因为当时美国无力挑衅，需要和平）。（《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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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民主与美国》是最早开始探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主要作品之一，并且也成为研究这方面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在书中托克维尔以他敏锐的观察力，从一名第三者的角度观察新大陆的民主制度。他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的成功发展，但他同时也对于民主制度下出现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将那称为是“温和的暴政”。这本书是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期以游历美国的经验所写成的，那时正是美国刚经历了自由市场革命、西部扩展、以及杰克逊民主的快速发展，完全改变了美国生活面貌的时候。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可以适当的平衡自由与平等两者，在照顾个人的同时也顾及社会的发展。托克维尔认为过度的社会平等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孤立，造成更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自由遭到侵蚀。托克维尔也批评了个人主义，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根基于相同目标的团结合作，能将美国建立为一个更理想的国家，也能因此而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从而避免过度依赖政府的干预。
财产平衡等于权力平衡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开始，许许多多思想家的一贯主张是：为了避免邪恶和贪婪，私人财产必须被废除；只有当财产的力量被完全消除后，知识份子精英的“哲学家国王”才能浮现，并对社会进行统治。只有当美德成为唯一的权力基础时，人类社会才能达成理想的目标。而早期的现代思想家从托马斯·莫尔开始，也采取了柏拉图对于私人财产的批判姿态。柏拉图和莫尔都认为财产的平衡和权力的平衡是一致的，如果财产的持有出现不平等，那么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必然也会掌握权力。而18世纪的孟德斯鸠也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财产被平均分配时，真正的美德才能浮现并领导政治。这些思想家都主张社会的平等是一个共和国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统治者是最杰出而最优秀的。
不服从精英
　　托克维尔最初也认同财产平衡等于权力平衡这种观点，但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所得出的结论却彻底脱离了这些思想家，成为惊人的转变。托克维尔起初试着探索为何美国能够发展的如此繁荣，他见证到了美国社会与老旧的欧洲世界有着显著的差异，与欧洲相反的是，美国社会将赚取金钱视为是一种最主要的道德，结果使美国的一般百姓得以享受人类史上空前的自尊和自由。在美国社会里，几乎所有人都抱持勤劳工作和超越他人的理想，一般百姓从不服从精英的权威，同时激进的个人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发展至了前所未见的地步。
　　托克维尔主张，正是这种独特的美国精神和道德观，使得美国脱离了欧洲社会的局限和牵绊。与欧洲不同的是，前往美国的新移民发现了有广大而无人居住的土地可以拓垦，所有到达美国的人都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活。托克维尔指出，数量稀少的旧精英以及地主贵族的确存在，但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抵挡因为广大土地的所有权而衍生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开放社会里，迈向富裕的机会多的数不尽，所有人都开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勤劳而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成为社会的主流。
　　而这种先天条件也孕育出了美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殖民地和后来的地方州会通过的法案。到了18世纪末期，崇尚赚钱、勤劳工作、以及个人主义的民主价值已经支配美国北部，消除了大多数旧世界遗留的贵族及其价值观。不过，要在美国南部消除这些事物则显得较为困难，因为奴隶制度产生了地主贵族以及类似于旧世界的从属关系，这种现象一直要到南北战争的战前时期为止。
　　托克维尔指出正是这些在北部（以及稍后在南部）出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超越了旧世界的道德观和社会机制。立法机构进一步废止了来自旧世界的长子遗产继承权和其他遗产继承的限制，使得土地的所有权得以广泛的分配。地主精英失去了将所有财产分配给单一长子的特权，因此财富变的更难以巩固，更多人也因此会努力的替自己的未来奋斗。
美国价值观
　　托克维尔主张，在这样快速民主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没有什么特别“杰出”的道德观念，而是会希望透过勤劳工作来累积庞大的财富。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在这种独特的民族特质上跳脱了传统的欧洲。在欧洲，没有人对赚钱有太大的兴趣，最底层的社会阶级对于赚取足以温饱以外的财富并不抱希望，而上层阶级则认为赚钱是粗鲁的、下流的、而且与他们的贵族身分不相搭配的。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些在文化上的差异也被后来许多思想家和学者所采纳，解释了为何欧洲在19世纪会出现一群穿着豪华服装、却走上街头企图利用劳工发起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菁英阶级；然而在美国，当劳工看到穿着豪华服装的有钱人时，他们所想的却是透过更努力工作的方式来累积财富，认为他们只要肯奋斗和创新，终有一日也可以穿着到更豪华的衣服。
　　因此这些独特的美国价值，在许多人看来，便解释了美国例外主义的成因，同时也能解释许多美国独有的神秘现象，例如美国从来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如此彻底的拥抱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而言，美国与欧洲最大的差异也就是这些独特的民主价值观。尽管他最初认同柏拉图、托马斯·莫尔、和孟德斯鸠所主张的财富平衡才能确保权力平衡的概念，但托克维尔最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主张就如同他对美国的观察所显示的，财富的平衡并无法确保统治者便会是最好的人选，事实上结果反而颠倒过来了。广泛的、而且程序公正的财产所有权成为美国的独特现象，这不但决定了美国社会的独特价值观和精神，同时也能解释为何美国大众对于精英文化抱持如此轻视的态度。
民主观念
　　托克维尔并指出，除了消除掉一切旧世界的贵族影响外，美国平常百姓也拒绝服从那些拥有较多财富、或拥有较多天资和智慧的人。托克维尔认为，尽管这些知识份子精英都是在美国社会里正当脱颖而出的，但他们并无法享受与在欧洲一样程度政治权力。平常的美国百姓享受极大的自主权力，并且拒绝服从精英知识份子的领导。这样的民主文化促成了一种明显而独特的平等观念，但如同托克维尔主张的，巩固这种道德观和精神的根基，也使得美国社会有着平凡庸俗的风气。
　　至于那些天生具有道德和天资的人，则无法像在欧洲那样拥有众多的权利和地位，而是必须迎合当前美国社会的需求才能生存。托克维尔预言指出，那些拥有最好教育背景和天资的人只有两种生涯途径可以选择，要不就是加入知识份子的小圈圈，替社会所面临的平凡问题研究解决办法—这些小圈圈则成为了美国的学术界；又或者，利用他们的天资和才能，从事私人企业的牟利生涯，替自己赚取庞大的财富。托克维尔于《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的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以19世纪初的美国历史为根基，解释了美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本质，并且也解释了为何美国能发展成熟至今天的面貌。
　　他提出了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凸显的“托克维尔命题”，对于经济发展快速的社会，反而出现社会矛盾增多的现象，很有启发意义。也是对民主发展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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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荣誉
　　托克维尔的家庭是在诺曼底一处的地主贵族，当地许多地方都以托克维尔家庭为名。在取得法律的学位后，托克维尔获得任命为凡尔赛法庭的实习文官。他在那里认识了担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两人成为了亲密的好友，并且在之后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在1831年两人被一同送到美国以考察美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在这趟旅程中，他们两人写下了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E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论美国的形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 1832）。回到法国之后，托克维尔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且将他游历美国的见闻记载成书，于1835年发表了这本经典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这本书受到空前的好评，不久后也被译为英文，使托克维尔在美法两地都大为知名。这本书也成为社会学的早期模型，使他于1837年获得了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荣誉军团勋章）的殊荣，并且在184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从政
　　托克维尔相当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于是在同一时期开跨入政界。他当选了芒什省的议员，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到1851年为止。在议会里，他大力替废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辩护，但他同时也支持路易·菲利普政权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托克维尔在1842年也当选为芒什省的总参事。
考察
　　除了美国之外，托克维尔还曾前往英格兰考察，写下了Memoir on Pauperism一书。在1841年至1846年之间他也游历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的第一趟旅程使他写下了Travail sur l'Algérie，在书中他批评法国的殖民化模型。身为废除主义者，他主张应以英国的非直接统治的模型来管理殖民地，而不是将不同的人口混合在一起。他甚至主张应该在欧洲殖民者与阿拉伯人之间实行种族分离，让两边都有独立的立法体制以实行自治（他的主张在半世纪后的1881年原住民法里被实行）。
参选议员
　　在七月王朝于1848年的2月革命中垮台后，托克维尔于同年当选了国民议会的议员，他在议会里参与了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1848-1851）。他也支持两院制以及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因为乡村地区的广大农业人口通常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场，能够抗衡巴黎都市地区的劳工人口，以免巴黎市的革命情绪影响全国政治，普选权的扩张同时使托克维尔的选票从原本的700大幅增加至160,000人。
　　在第二共和国里，托克维尔与保守派的parti de l'Ordre 结盟，对抗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在二月革命的骚乱后不久，他认为一场处于支持“民主和社会共和国”的劳工人口与由乡村人口和贵族构成的保守派之间的血腥冲突是难以避免了。如同他所预见的，两大社会群体间的紧绷关系最后爆发了1848年的6月大暴动。托克维尔选择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Louis Eugène Cavaignac）将军所领导的镇暴行动，卡芬雅克最后宣布了紧急状态并且暂时冻结了宪法的法条[2]。尽管身为卡芬雅克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托克维尔仍然接受了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政府的邀请，在1849年6月至10月间担任法国外交部的部长。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他在就任后数个月便辞职而去，但仍担任国民议会议员。
去世
　　托克维尔支持波旁王朝的复位，反对拿破仑家族的第二帝国（1851-1871）。他在1851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对抗拿破仑三世。在选举之后，新当选的拿破仑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对抗政变，但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在遭拘禁一小段时间后托克维尔获得释放，接着他完全退出了政坛，与他的英裔妻子Marie Mottley一同隐居于乡间的城堡（chateau de Tocqueville）。在那里他也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在1856年出版了全书的第一卷，但在撰写第二卷的期间因病去世。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其实，这不是他们头一次见面。据毛泽东说，他曾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讲演，只不过黄炎培对此事毫无所知，因为听他讲演的人那么多，又有谁注意到默默无闻的毛泽东呢？再次相见，毛泽东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的领袖，是雄踞一方的大英雄了。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蛮舒心。而且，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Abraham Lincoln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vember 19, 1863; Gettysburg 亚伯拉罕 林肯 民有民治民享 ——葛底斯堡演讲 1863年11月19日 葛底斯堡 Four score a

“民有、民治、民享”，这是亚伯拉罕．林肯在盖茨堡演说时，描绘一个理想的政府。这简短的几个字道出了民主的真谛。政府不是统治人民而是受人民所统治。民选的官员被认为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代表的是他们的选民。人们可经由投票，向他们的代表陈情、甚至于组织和平的示威活动，来发表心声，参与政事。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份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与义务，来决定他们的政府该如何执政。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的三民主义之间是有联系的，并非凭空推断，其实也是源于中山先生自己的解释。1921年3月6日，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说，即《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其中就提出：“兄弟所底三民主义，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底主义，也有与兄弟底三民主义符合底地方，其原文为The gove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people，and forthe people。这话苦于没有适当底译文，兄弟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the people就是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由此可知美国有今日底富强，都是先哲底主义所赐。而兄弟底三民主义，在比海外底为人已有先得我心的。兄弟回想从前在海外底时候，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叫三民主义，尝来问我的。兄弟当时苦无适当底译语回答他，只好援引林肯底主义告诉他，外人然后才了解我底主义。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主义，不但是有来历的，而且专为迎合现代底潮流”。

1921年12月7日，中山先生在桂林军政学界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做《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的演讲，他又明确底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义。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提倡民族主义呢？因为满清专制二百多年，我们汉族受过亡国的痛苦，后来又受世界潮流的压迫，恐怕还要灭种，所以有少数人出来提倡鼓吹，要除去专制的异族。到后来全国觉悟，便把征服中国的满清根本推翻，把中国的统治权收回到汉人手里，中国领土完全为汉族所有。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成功。所以“民族主义”就是和”民有”的意思一样。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土地和主权，已经由满清皇帝的手里，夺回到中国人民的手里来了。但是我们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权之名，没有政治上主权之实，还是不能治国。必须把政治上的主权，实在拿到人民手里来，才可以治国，才叫做民治。这个达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是由人类思想觉悟出来的。因为我们既有了土地和主权，自然要想一个完全方法来享受，才能够达到生活上圆满的幸福。怎么样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义。所以说“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总统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义”。

仔细想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山先生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而提出的三民主义竟然和林肯总统基于美国的历史传统而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如此的吻合，中山先生将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拿来解释自己的三民主义也丝毫没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倒是让人感到中山先生的政治智慧和世界眼光。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管是林肯的三民主义还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三民主义，中国应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其实今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和这两位提出来的三民主义的内涵之间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罢了。


葛底斯堡演说词

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

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我们在那次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合。我们来到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此地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可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无从使它成为圣地－－也不可能把它变为人们景仰之所。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活着的和死去的，已使这块土地神圣化了，远非我们的菲薄能力所能左右。世人会不大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此地所说的话，然而他们将永远忘不了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在此作战的人们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此献身于我们面前所留存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作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们在此立志誓愿，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