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歼灭国军最多 后遭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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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出处：西陆中国军事 作者：沙鹰B13 时间：2013-05-21 10:49:11

整个解放战争中，饶漱石领导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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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饶漱石简介：(1903-1975)，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卷入高饶反党联盟和潘汉年案件被解职、开除党籍、逮捕、判刑。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1年19期 作者：蔡洪堂 原题为：饶漱石的前半生

　　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

　　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

　　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

　　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

　　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

　　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

　　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

　　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

　　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延伸阅读：饶漱石为何被开除党籍 来源：《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本文为节选

　　三件事使饶漱石的问题突然升级。饶漱石被开除党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饶漱石的秘书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秘书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秘书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后，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扬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扬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的有关潘汉年的“交代”。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扬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扬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扬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据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逮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这样，在接下来由毛泽东主持续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除了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1955年陈毅司令员批判其顶头上司饶漱石政委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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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把示君 于 2011-9-28 13:02: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饶和我共事最久，从新四军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少说也有十四、五年了。解放後，在华东局，我们同是书记。在政府机构，我是上海市长，他是华东军委会主席，我也是军委会的委员。彼此的思想、作风、性格都是很清楚的。作为饶漱石的多年同事的我，现在来诉说饶的罪行，我的心情与其说是感慨，毋宁说是愤慨！

　　

　　饶的罪行也是很严重的。

　　

　　饶的第一大罪是「滥用职权、扩大个人势力」。作为一个党员，处事的最高原则，不论是多高级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而饶漱石处事的最高原则是「一切为了饶漱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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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新四军时期，饶担任政治委员，我任军长。按照党的规定，军长和政委必须紧密合作，我在这点上是严格遵守的。但饶派任了不少干部，却并不全都通知我。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到三野和华东局都未有所改善。



华东区约有一亿六千万居民，长江下游是中国重、轻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农产品也占全国很大比重，福建沿海位於国防最前线，山东是老解放区，其地位何等重要，党都主要的交给饶漱石负责，这是怎样的一个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可是饶漱石却利用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委派他赏识的干部充任各重要机构的领导职位，利用第一书记的职权下条子直接派去，并不通过党委会，只是随後通知党委会备案。不少干部事後经党委会审查，并不够资格，反映给饶漱石，饶却搁置不理，并且还说：「你们别管，由我一个人负责好了。」这是严重的破坏党纪的行为。照党的规定，书记是拥有较大的发言权的，但最後决定权在党委会手里，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只是有较大的发言权罢了。



就这样，许多不称职的他的私党被安插到各重要岗位；而同时，中共介绍到华东的许多有能力的干部却被饶漱石以各种藉口挡驾回去。以後更变本加厉，中央交下的许多指令，饶漱石不同意的，就以「结合华东具体情况」为理由，或者推诿不办，或者甚至随意篡改，饶漱石指责说「黄逸峰①闹独立王国」。饶漱石自己才真是独立王国哩。它不顾党的利益，只顾他个人卑鄙的欲望，卑鄙的野心。

　　

　　凡是以个人欲望出发的野心家，他安插和庇护他的小人，一定是感情用事，打击耿直的正人君子。

　　

　　刚才谈到的黄逸峰就是被他打击的君子之一。我现在正式代表华东局宣布，黄逸峰已被恢复党籍，并恢复名誉。饶漱石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他容不下正直的人。他和黄逸峰作对头是远自一九四一年新四军时代就开始了。布尔什维克是应当不计个人恩怨的。饶漱石却对个人恩怨一点一滴记在心头。黄逸峰就作了牺牲者。我还可告诉各位，一九五三年，轰动全国的所谓「黄逸峰事件」，彻头彻尾就是饶漱石挟嫌报复，制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查明当时「解放日报」所登载的一切报道是饶漱石授意捏造的。那些编辑现正受深刻检查。饶漱石这种诬害他不满意的人，手段下流，而且也是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黄逸峰只是比较著名的事件，其他较小的还有许多，就不详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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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也是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旧社会出身的人，旧的习染或多或少和大家一样，共产党人不是神仙。让我再强调一次。

　　

　　同样重大的问题是，在饶漱石的「压力」下，为什么有那样多的党员干部竟任他胡作胡为，默不作声呢？这些党员和「解放日报」的编辑一样，都该检查。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那里去了呢？什么时候讲过只许书记集中，不许别人集中？书记批评别人就可以，普通党员就只能自我批评，这样党不就成了军阀统治了吗？这样的党能发挥力量吗？

　　

　　我定要抽空到华东各地去检查一次工作。看看饶漱石的恶劣影响究竟到什么程度，看看像「解放日报」竟然不敢站稳立场的编辑，只会逢迎巴结上级的不配做党员的「党员」究竟有多少。②

　



饶漱石的第二大罪是「散布失败主义思想」。远在新四军任政委的时期，我军力量一般地说固然不如日军和汪伪军，也不及蒋介石的军队。中共指示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的战略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遇大敌则避、遇小敌则围，以消耗敌军的作战力。打游击决不是看见敌人来了就跑的，抓住机会还是要和敌人拼命，要包围敌人，消灭敌人，自己的力量要分散以能尽快转移为原则，但也要迅速集中加入战斗。可是饶漱石对我们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低，见着敌人就躲避。就这样，我们新四军丧失了许多消灭敌人和取得胜利的机会。饶漱石缺乏对战争的机动性。



作为一个大军的政委，他本来有权决定许多临时性的战斗问题，而他总是迟疑不决，他的口头话是：「如果我贸贸然决定了，延安方面不支持我，怎么办？谁来负责？」其实这全是藉口，为什么在干部的调动任用上面，他就不请示党中央，而自己作主决定了呢？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党中央召集全会，决定在蒋介石不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之时，就渡江进击，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但饶漱石在这点上表现得迟疑不决，畏首畏尾。他主张再等一下，观望一下。最後，由於党中央和毛主席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饶漱石才无可奈何地服从党中央的指示，与我带领三野大军进击，终於取得了解放华东广大地区的伟大胜利。这应归功於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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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的。饶漱石会犯错误，我也会犯。自然，即使是同样的错误，也要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分析，不能一律看待。战争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因为无数的人力物力投了进去，就为的要胜利；可是，战争在实质上又不是赌博，因为胜利或者失败主要在於事前的充份准备，而不是凭命运、靠手气。从解放东北战役开始，我们解放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主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妙算正确。



可是，现在我告诉各位，我们也遭受过战争上的挫折，而且是很不小的挫折。有一件事报纸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本是军事秘密，不该讲到此地，我忍不住讲出来，因为在座各位都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想来也不会对外传出去。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为了给解放台湾打下基础，党中央决定首先解放金门。这是台湾的门户。三野受命担任这伟大的任务。



可是，当时我作为三野司令员，和饶漱石对如何执行解放金门的任务，发生了分歧意见。一向是失败主义思想的饶漱石，当时又产生了轻敌思想。这种思想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胜则骄和败则馁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辩证法。饶漱石认为蒋介石已经完了，只要我军一登陆，金门就会不战而降，派一、两师人进攻金门就能解决问题。在决策会议上，我和饶的意见不同。我认为列宁讲的「敌人越到垂死的阶段，挣扎越是猛烈」这句话，对於解放金门战役仍是适用的。因此，我的意见是蒋介石必定不惜一切牺牲，坚守金门顽抗，我军必须以全力进攻金门，并且在万一战局不利时，作最坏的准备。



饶漱石不同意我的意见，遵照党的纪律，我放弃了我的意见。结果，那决战役，我军失败了，损失了一万多人。责任主要落在饶漱石的头上，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及时反映给党中央，我还是犯了错误，对此，我也作了检查。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究竟中国参不参战，不只是党外人士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党内对此也意见不一，老实说，不少党员以为美国是真老虎，怕惹事，最後，还是毛主席断然看透美国是纸老虎，提出有名的「美国三短一长，中国三长一短」的论断③，说服了党内外怀疑动摇的人士，志愿军就在该年冬天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而以美帝国主义失败告终。这是每个人知道的。



可是，就在抗美援朝期间，饶漱石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饶漱石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从山东半岛直到福建沿海，又是国防的最前线，他却在最初开始就对抗美援朝的胜利没有丝毫信心。毛主席说美国是纸老虎，饶漱石却认为美国是真老虎。毛主席认定台湾最多偏安，决无力量反攻，饶漱石却随时怕抗美援朝闯了大祸，台湾会借此和美国一起再打回来。这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思想，既然指导着饶漱石，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上就必然地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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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局的若干次会议中，饶漱石讲话时常都说：「就是蒋介石回来，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打惯了游击战。蒋介石打不来游击战，上海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城市，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哩？就是放弃了上海南京，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拿回了上海南京，我们农村包围城市，他还是没办法！」谁打算过放弃上海南京？谁打算再回到农村打游击战？党中央没有，我，三野司令员也没有。这只是饶漱石失败主义思想在作祟。饶漱石的话说得很婉转，但掩饰不住他的丑恶的失败主义思想。这种说法只会在干部思想中撒下怀疑的种籽。

　　

为了证明他论点的「正确」，他又在外面散布谣言，说什么「毛主席说过，必要时放弃上海和南京以南地区，而以徐州为国防第一线，以郑州、武汉为国防第二线……」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我就不晓得。我还可以帮饶漱石补充一句：「以延安为第三线。」照他这样说，这么多年的解放战争就全白打了，我们又到延安窰洞算了。要回延安，饶漱石去，我可不去，我觉得上海和南京都不错。

　　

　　这些谣言若由普通老百姓说出来，我们都得追查一下，出之於第一书记和华东主席之口就简直是真的别有用心，不可原谅了。这些谣言使干部思想混淆，并且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这是饶漱石的失败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饶漱石又采取了若干行政措施来配合他的谣言。从一九五一年起，饶漱石藉口以「发展内地工业」为名，将大批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工厂迁往内地，近者如安徽、江西，较远者如郑州、开封一带，更远者有迁至西北新疆的。饶漱石对干部宣布的表面理由是：「上海、长江下游一带，工厂太集中了，许多都应当迁到内地去，协助落後的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减少无谓的交通运输费用；同时，工业原料运到上海南京一带来加工，何不把工厂搬到原料产地呢？」



饶漱石如此说，我虽不是经济学家，不懂运输费用如何能减少得了，原料运到上海加工的车费固然省了，但作成成品後，还不是得运回上海一带来销售吗？长江下游是主要的内销市场。同时，又增加了一笔很庞大的将工厂成套设备运到内地的运输费用。工厂搬家不是简单的，不只是离原料产地的距离问题，还有若干连带的、必须结合考虑的问题，如当地的工业条件、厂址建筑、电力供应、干部的衣食住问题等等。特别是技术干部问题，如必需调去内地，可是他们在上海一带住惯了，不习惯内地如河南和新疆的生活环境，即便他们勉强去了，他们的家属怎么办？去是不去？不去不行，去了又过不了，怎么办？



可是饶漱石坚持迁厂，不考虑当地条件够不够，动员干部思想工作又做得不够，就这样硬迁去了，弄得当地政府手忙脚乱，弄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人心惶惶，其实，饶漱石的真正思想是准备放弃京沪，这一切的措施只是为放弃京沪作准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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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的第三大罪是「思想资产阶级化。」

　　

　　在座同志大概以为饶漱石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思想上总该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化了罢。但事实上饶漱石的思想真可以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析世鉴：“？”，原文如此。]

　　

　　饶漱石不止一次对他的亲近同志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饶漱石欣赏的是那一种美国生活方式？华尔街的呢？还是纽约贫民窟的呢？贫民窟的生活方式很不舒服，饶漱石恐怕绝对过不惯。华尔街的生活方式，汽车、洋房、穷奢极欲的享受，我没有过过，不过一定是很舒服的，但我更知道，这种少数剥削者的生活方式正是我们革命者流了无数鲜血发誓要打倒的目标，饶漱石如果欢喜那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我们就要打倒饶漱石。再说，世界上有那样多的国家，那样多的民族，各国、各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如果饶漱石谈的不是物质上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谈精神上的生活方式，美国的人们一天到晚万分紧张，每分钟都在追求利润，金钱笼罩了一切，也笼罩了思想领域，也许美国人过得惯，我不认为作一个中国人会过得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作为一个华东区的第一书记竟会羡慕那种精神生活，不如乾脆去作美国人罢！

　　

　　可是，我并没有否定美国的产品是很优秀的，我现在用的是派克钢笔，钢笔当然是派克好，可是，我知道派克是美国工人智慧和劳动的产物，不是华尔街资产阶级的产物。

　　

　　生活方式要紧张，也要松弛，我认为精神上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最为理想，我常常喜欢作些歪诗，做得虽很差，我却自得其乐，如果变成了美国人，我想我就没有时间来得到这种乐趣了。

　　

　　饶漱石又常常说：「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伟人就是林肯和罗斯福。」林肯解放黑奴，罗斯福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也佩服他们，但问题是历史上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伟大？饶漱石如果是布尔什维克，他就应当记起至少有两个人和林肯、罗斯福同样伟大，他们就是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斯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各民族、各国都可能有伟大的人，我就觉得孔子也很伟大，虽然我不百分之百赞同他的学说，伟大还是伟大，当然美国也有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饶漱石最佩服这两位「都」是美国的。干部们听了饶书记的报告，思想上必定难免这样想，我们全国上下都在反美帝国主义，为什么饶书记最佩服的，恰巧都是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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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华东区党的最高负责人，竟满脑「美国第一」的思想，满脑资产阶级思想，又怎样去领导本区一亿六千万人民的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工作呢？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的意图。我们说：分别作为世界上的国家之一员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但在思想范围上，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永不能和平共存的。这是一场艰难而复杂的、尖锐而长期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两种思想必以一种思想之彻底胜利而结束，思想斗争是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的。

　　

　　关於饶漱石的个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原则性的，所以我不在此多谈。不过，我愿提供一件事实：饶漱石的一个女儿，长期住在巴黎，直到全国解放很久，在同志们不断提意见下，饶漱石才勉强地把他的女儿接回上海。这位饶主席的小姐，从头到脚，从思想到生活，不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化，这且是整个「巴黎小姐化」了。过不惯我们的生活，瞧不起我们土包子干部，自不在话下。我担心的是他瞧不瞧得起她的那位父亲，虽然她的父亲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不过，离巴黎的水准恐怕还有一段路！

　　

我是一个脑无城府的人，我上面所谈的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和饶漱石并无个人恩怨。他利用各种机会来打击我，多讲了显得我器量狭小，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郑重声明，饶漱石造谣说，我和袁雪芬④乱搞男女关系，人不能没有缺点，但我的缺点恰恰不在「好色」上。共产党员在私生活上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对於男女关系是看得很严肃的。乱搞男女关系是超出了私生活范围的纪律问题，算是违反婚姻法，严重者要作刑事处分的。我不敢犯法。如果我和袁雪芬乱来，我的爱人张茜首先就不会放过我。饶漱石要毁我，竟无耻到捏造这样下流的谣言，真是黔驴技穷，无所不用其极，对我无损，只是显得他更加卑鄙而已！

　　

　　我们党员中固然也有像「解放日报」某些编辑那样善於逢迎他的一撮人；所幸我们党中央还有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人，饶漱石的罪恶活动要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终究是办不到的，当党中央接到越来越多的关於饶漱石企图把华东脱离中央控制和其他罪恶活动的反映时，党中央感到事态严重了。



但党是仁至义尽的，与对高岗的考虑一样，党中央决定将饶漱石调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但同时还保留着他在华东的党和政府的职位，希望在京期间，他能改正错误，然後也许调派他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虽然组织部长也已经是够重要了。谁知他不但不检查错误，更不必说改正错误了，他竟心怀愤恨，和另一位差不多由於同样原因被调到京的高岗，搞起反党同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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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党组织部长，高岗也调到了北京。党中央用意是给他们以改造机会，同时保留他们的原职，也不伤他们的面子。共产党本是不讲面子的，可是中国五千年来就是撕不掉面子，因此尽可能还是要照顾到。高饶两人作了那么多年的党员，面子这一关还是过不去，那么就不撕掉，他们总该满意了罢。殊不知蜕化变质而有无限权势欲望的野心家，不管怎样，永远是无法满意的。他们认为他们失意了，这自认为「失意分子」的两人终於结合起来了。他们在北京常常密谈，他们互相埋怨着说：「中了毛主席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回不去东北和华东了。」可是他们并不死心，高饶两人虽然身在北京，东北和华东他们的亲信干部还是占有领导岗位，他们的影响力还是达得到的。他们计划利用他们当时在北京和党中央的地位，特别是利用饶漱石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地位，继续调派大批亲信干部前往东北华东，打进重要岗位，企图在时机成熟仗着东北和华东的地盘与实力来挟持中共，必要时造成割据局面。这样，中国的统一就被破坏了，中国完蛋了，不用说，共产党也完蛋了。

　　

　　以上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已查出了具体的事实。党中央监视着高饶的行动，但是放手叫他们搞，看看究竟搞得出什么花样。在饶漱石任组织部长的短期间内，我们发现党员调动频繁，计达十四、五万人次，占总党员人数百分之一强。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而且我们还发现很多是团级甚至团级以上的干部，调离或调往的地点主要是东北和华东。原来他们视为非亲信的被调离了，再调他们认为亲信的去接替。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调配，於是高饶就利用它来东调西调，调得很多党员昏头涨脑，却又有苦说不出。

　　

　　幸而党中央早就采取了监视态度，也发现了高饶的反党阴谋。被高饶认为亲信的大部份党员干部，并没有陷於高饶的阴谋为高饶所利用而从事分裂的罪恶活动，相反地，他们对党中央表现了忠诚，纷纷揭发了高饶的罪行。

　　当党中央掌握高饶反党同盟的显明而足够的证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全体会议，控诉高饶的罪行，并且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决定请高岗、饶漱石分别出席答辩。

　　

　　饶漱石对於政治局委员会议所控诉的罪名，基本上是认罪的，虽然对於个别的几点，他不同意。饶漱石有不同意的自由，但事实胜於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