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中国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工程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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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工程举步维艰

中国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工程举步维艰
2013年 10月 4日 星期五 16:04 BJT


路透北京10月3日(记者 Megha Rajagopalan) - 中国住房信息全国联网计划因面临地方政府阻力而止步不前,凸显中央政府推进改革以打击腐败所面临的困难。

行业专家指出,全国住房信息系统对政府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重要作用,也可以迫使地方官员老实交代用非法所得购买的房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上任以来,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有关部门对数名高官进行了调查或拘捕。

但是,正如住房信息联网面临的困难所示,自上而下的反腐计划会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指出,对全国住房信息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忧,特别是一些对进程有影响力的官员,他们会故意拖延进程。

用户可以通过该系统看到一个人拥有多少房产,以及每套房产的细节。该工程于2010年开始推行。

该系统还能显示房主购买的额外房产,这将有助于中央政府对城市房地产投机进行控制。

尽管有关部门已经用某些形式收集了大部分信息,地方官员对容易搜索的房产数据库计划犹豫不决。

行业专家称,首批40个大城市要求住建部同意对于它们披露的信息不对外公开,才肯加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范建军指出,“中国最终必须让该系统透明,否则大家怎么会相信它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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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抚养费何以沦为“糊涂账”
林 萧 海 舟

漫画:曹丽华
俗称“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到底隐藏多少秘密,近日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浙江律师吴有水分别向全国31个省(市、区)计生委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截至10月1日,全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依申请公开了去年社会抚养费征缴总额,共计168.8亿元。目前,仍有9省份在接到信息公开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未公开其社会抚养费的征缴数额。未有一个省份的计生或财政部门,公开了社会抚养费的预算情况或用途。而在9月1日,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11周年之际,北京等地的14位女律师加入追问社会抚养费来龙去脉的行列。多名律师近日向卫生计生、财政、审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却未能算清这笔“糊涂账”。那么,社会抚养费金额到底几何,究竟用于何处?这笔巨款是否被截留挪用、中饱私囊,是否已经成为地方部门创收手段,其明码标价的“超生许可证”是否富人有钱就可超生?征收过程如何透显公平?使用过程如何公开透明?本期读者参议对此热议,敬请关注。

——编者

社会抚养费背后隐藏多少秘密

■ 林 萧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按理说,如果收取社会抚养费有法可依,公开也应顺理成章。而事实上,尽管社会各界要求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呼声与日俱增,相关部门却总以各种理由拒不公开,或者即使勉强公开征收总额,也不公开社会抚养费的预算情况或用途,不免让人质疑,社会抚养费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妨对社会抚养费的历史追根溯源,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份改为“社会抚养费”。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虽然将“罚款”改为“收费”,表面上更体现人性化,实际上罚款的性质比以前更厉害,比如各地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再加上各地的征收标准不统一,收取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导致公众对社会抚养费的积怨日深。

为何要收取社会抚养费,国家计生委官方的解释为:“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此说法曾一度遭到网友炮轰,因为按照此说法,不生孩子或者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国家应该对这部分人进行奖励,因为他们的孩子没有占用国内的公共资源;同样,对于移居中国的外国人也应收取社会抚养费,因为他们的孩子占用了中国的公共资源,现实中却并未如此,如此荒谬说法之下,只能让社会抚养费离人们的期待越来越远。

从性质上看,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应当予以公开。而国家计生委却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案件总数和征收总额应作为内部事项管理,不得擅自公布和扩散。以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定“对抗”国家的法规,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跟,如此“霸王条款”理应得到废除。

国家早已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既然如此,应该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去向及使用明细,这也是推进公共财政阳光化的必要手段。

社会抚养费的收支迷局亟待破解

■ 海 舟

提到“社会抚养费”的雅号,不少人还一头雾水,但说起它的俗称“超生罚款”,却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如此关乎国计民生的收费项目,从出生之日起便是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一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二没有准确的收费金额,三没有人知道收费的出处。也就是说,自乡政府到国务院,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收上来的、收了多少、又是怎么花出去的!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吗?遗憾的是,这种滑稽剧至今还在全国各地热演之中,并且还没有半点要谢幕的迹象!这种混乱局面如果不及时扭转改变,对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对于政府的立信立威无疑将形成巨大的冲击。

说“社会抚养费”是一笔“糊涂账”一点也不为过。自上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国策至今,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收了多少超生罚款,无论是计生委、财政部还是国家审计署都没有对外公布过任何数据,我们也无从查考,只好把这道不解之谜留待历史学家去破解了。但民间还是有高人的,据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福计算,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也就是说,全国每年至少有300亿元的财政收入没有准确统计并且长期疏于监管,这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不仅如此,吴有水律师还向全国各省(市、区)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的支出及审计情况,却没有一个省份愿意公开。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抚养费的支出环节比收入环节可能存在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尽管国务院规定社会抚养费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并“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标榜的那么阳光。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村镇经济严重滞后,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有人把这一现象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此外,在有些地方8成以上的超生罚款都留在县级以下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由此造成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抚养费的收支环节存在诸多弊端,如果不及时建章立规,走向公开透明,将难以取信于民,最终将沦为超生的帮凶与腐败的温床而遭到世人的唾弃。

深圳特区报
2013-10-08 09: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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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2013-8-23 9:56:27 来源:三峡周刊 责编:魏婷婷


文/秦国鑫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指出,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
习近平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近代史上,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内忧外患,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主张摹习列强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洋务运动自1861年至1895年持续35年而告终,开启了中国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清军水师在甲午海战的覆没使洋务运动黯然收场,甲午海战失利后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等一批领土领海于日本,更加重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清光绪21年(1895年),康有为同梁启超等人率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甲午战争失败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维新派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1897(光绪23)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愚蠢的清廷竟然引狼入室邀请俄国舰队来到胶州湾遏制德国,俄军趁机强占大连、旅顺两港。1898年俄国强迫清廷答应租借两港25年;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99年,并把魔爪伸向粤桂;英国要求继续九龙半岛的99年借约;日本则伺机窥视福建;俄国更贪婪地祸及满、蒙、新疆。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的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富强、民主的伟大理想,总是在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实践中,屡屡以失败告终。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点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引线,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伟大一页;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党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反动统治,追求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第一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长达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经无数次地验证了这个真理。然而,在执政了60多年的今天,党内一部分干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乐于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世界形势下,重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命题,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内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再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当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还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途时,毛泽东把这次历史性的出发比喻为“进京赶考”。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中央机关的同志:“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6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约8000万党员的执政大党。
2013年1月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在《光明日报》撰文解读“两个不能否定”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共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共、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文章强调,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这一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迅速将目光投向了城镇,又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并以此基础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壮大,最终建立起今天可以走出国门、走出海外、参与国际竞争的民族工业体系。
习近平指出,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成立90多年了,执政60多年了,最宝贵的是要永葆青春、永葆生机活力。这就要不断改进作风,不断改革创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我们党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保证几代人历经百余年接力奋斗,数千万人流血牺牲,打下并正在建设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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