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宪法》的制定历程，可以看出，这部宪法是各党派之间博弈、调和与折衷之产物。相比“五五宪草”，这部宪法，是辛亥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新宪法否定国民党一党独裁在国体规定上，新宪法以“民有、民治、民享取代“三民主义”。

在宪法制定时，中共、民盟等都反对国体冠以“三民主义”。张君劢就曾说：“拿三民主义当为共和国的形容词，而目拿三民主义作为思想的标准，将来法院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四字为舞文弄法的工具。对于诚心研究三民主义内容的人，要一律加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罪名，种种情形在以往二十年中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故此，他在起草宪法时，遵循“如何使欧美的民主政治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原则相折衷”的思想。

但是，国民党则坚持“五五宪草”总纲中规定“三民主义”为国体。最后，各方面妥协，将“五五宪草”总纲“****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这种改变十分微妙，张君劢解释说，“说****基于三民主义，是承认民国之造成由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至于今后之民国，则主权在于人民，故名‘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



再说一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JD和捣所说的什么民族民权民生，在1946年就已经被共产党倡议废除了，改成了源自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三民主义

JD和捣，自以为自己很对很懂，闹笑话

该贴内容于 [2013-11-28 10:54:24] 最后编辑

毛泽东为何62年才重提阶级斗争：之前靠单干恢复农业2013年11月28日 08:48
来源：人民网 作者：张素华 分享到：4648人参与 5条评论
核心提示：《毛泽东传（1949～1976）》还提出，包产到户成为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9］（p.1258）菲力普·肖特则认为，毛泽东早想发作，只是因为农业形势严峻而无法调转船头，到了7月，夏收形势好了，“才进行了决定性的干涉”［49］。郑谦、韩刚认为，七千人大会之后，有关调整的不少事情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和限度，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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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作者：张素华 原载于人民网

从1961年1月至1962年夏，中央为了迅速恢复经济，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一些重大的调整政策几乎都是通过会议来决定的，所以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拟以会议为主线进行述评。

第一，关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二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34］其局限性是“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还认识不足，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1］。“还是想在维持已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调整”［35］。但是，对困难形势为什么那样难于认识、中央高层对困难形势是否认识一致，以及应该如何看待困难形势等问题，还缺乏具体的研究和评析。

第二，关于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学术界对此次会议尚缺乏具体研究，大多是叙述性的介绍。从介绍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成果：一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二是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36］在同意上述观点之外，笔者认为，这次会议存在的问题是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仍然没有认识到位，各项工作还处于开头阶段，尤其是工业不愿大踏步地后退。但是，中央开始有了对各行各业进行全面调整的意向。如从3月开始起草制定《高教六十条》。此外，这一年中央还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等。它们是否也是这次会议决定的目前尚难以确定，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关于5～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全党遵照广州会议精神开展深入调查之后召开的会议。根据既有研究情况，这次会议有以下五项成果：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二是对商业、手工业作了若干规定；三是工业各项指标开始后退，虽然仍不到位，但这是第一次调低指标；四是决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减少1000万；五是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开始调整政治政策。会上，人们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37］相比对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研究，学术界对此次会议比较关注，但专题论文也不多见，如果要弄清中央各项调整政策出台的情况则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第四，关于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学术界认为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二是讨论通过了《高教六十条》。张弓、滕文藻提出，通过这次会议，党中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调整措施，因而这是一次关于贯彻八字方针的重要会议。［1］张素华认为，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并第一次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口号，中央承认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21］（pp.13、107）除上述意见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这次会议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还是比较乐观了一些，关于“跃进”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中央提出要退够，那么退到什么阵地上？邓小平说，退到庐山为止。今后经过整顿，就是继续前进的问题了。会议提出的“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年初见调整效果、七年大见调整效果，而实际的设想是前三年基本上做到调整好，后四年开始新的“跃进”。关于这一点，目前学界还研究不够。二是据参加庐山会议的龚育之回忆，“讨论七十条，似乎有不少争论，为此还临时起草了一个篇幅不短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工业条例的中央指示”。［38］邓力群也有着同样的记忆。但对具体争论什么大多语焉不详，有待学者深入挖掘。

第五，关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39］和陈文斌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40］都没有提到。实际上，还在庐山会议时，中央就已决定在12月召开会议，继续完善《农业六十条》。后因中央临时决定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分量也就相对减轻了，成为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的会议。不过，会议整整开了20天，《毛泽东传（1949～1976）》对会议的具体议程和讨论问题有一些交代，但对会议讨论的情况、解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说明。

毛泽东为何62年才重提阶级斗争：之前靠单干恢复农业2013年11月28日 08:48
来源：人民网 作者：张素华 分享到：4694人参与 5条评论
总之，1961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的第一年，中央召开了一次全会、四次工作会议，出台了很多政策，调整工作逐步深入展开。对1961年调整工作的评价，刘友于认为，初步贯彻了八字方针。［19］（p.340）事隔多年，袁宝华说：“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不愿退到退够的过程。”［35］总的来看，对于这一年的经济调整情况，学术界的争论不大。可喜的是，关于《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高教六十条》都有了专门的研究文章，但对于为什么经济那么难以调整到位，还有待进一步解读。

第六，关于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这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次大会。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第一次将七千人大会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细致的勾勒与评析，将中央常委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对调整工作措施的意见等进行了分析比较，“弥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41］关于会议的成果，张素华认为：一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对于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产生困难形势的原因、所取得的成绩和所犯错误的关系、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缺点错误的责任以及得到的经验教训等等，都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二是会议通过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从上到下积极承担责任的方法，激发了大家团结一致、戮力克服困难局面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大会放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表明不再追求数字，强调综合平衡、强调产品质量，实现了由片面追求数字改为踏踏实实前进的思想转变。大会允许怀疑“三面红旗”、刘少奇带头讲真话、毛泽东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等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奠定了基础。［21］（pp.290～296）因而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9］（p.1206）“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34］（p.134）

对于大会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探讨，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认为，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彭德怀，虽然不再讲他庐山信件的错误，却仍不予平反。［36］（p.393）丛进认为，“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都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为时尚早了些”。［42］《毛泽东传（1949～1976）》则认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9］（p.1206）。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加大了最高决策者毛刘之间的分歧；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则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21］（pp.295～296）王海光认为，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和冲突因为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就决定了七千人大会不可能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即便开了个好头，也不能继续下去。［41］

第七，关于2月21～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闭幕14天后，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但是对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又是“哪一年”“共多少亿”的赤字，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西楼会议前发现的，也有人认为是会议中发现的；有人认为是1961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是1962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财政赤字在20亿～30亿之间，也有人认为是30亿或30多亿，还有人认为是50亿。［43］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判断直接关系到西楼会议的召开、会议对形势的判断，以及采取的调整措施等，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

学术界对西楼会议的评价非常正面，认为这次会议摸清了财政收支的家底，陈云、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透了底，针对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44］总之，西楼会议“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0］（p.897）。会后，刘少奇提议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在陈云的主持下，对七千人大会通过的1962年年度计划进行了调整，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指标“伤筋动骨”。用周恩来的话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45］这里是否可以这样下结论：西楼会议为大刀阔斧的调整拉开了序幕。

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周恩来“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关于毛泽东是否同意西楼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刘、周、邓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是表示了同意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提出：毛泽东所同意的“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9］（pp.1209、1213）

第八，关于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又称5月会议）。关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陈云讲话等要对1962年年度计划做“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央准备出台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因此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传》则提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陈云的讲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10］（p.903）这两个原因是否都存在、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对于5月会议的评价，学术界基本持积极肯定的意见，认为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40］（p.239）这次会议修改和充实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9］（p.1218）《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认为，会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36］（p.394）苏星、丛进认为，此次会议“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46］尽管学者们对此次会议持肯定态度，但表达却明显不同。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大刀阔斧的经济调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丛进提出的“转折点”是否恰当？如果5月会议是转折点的话，那么对七千人大会或者西楼会议怎么评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究。

第九，关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对于这次会议，有学者形容是“政治风暴的突起”［47］，有的则认为是“新模式的确立”［48］，总之，会议使正在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突然遭遇曲折。总体来讲，学术界对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关会议的评价等看法比较一致。刘友于对此曾有专门的综述［2］。目前，专门研究八届十中全会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散见于学者的其他叙述中。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用相当篇幅系统地披露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九次讲话，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讲话时毛泽东的插话，为深入研究八届十中全会、研究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极具史料价值。

此外，《毛泽东传（1949～1976）》就本次会议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关注。比如，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毛泽东的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1964年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9］（p.1247）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陈云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如果实行分田到户，“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9］（p.1230）。


那么，如何评价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呢？《毛泽东传（1949～1976）》还提出，包产到户成为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9］（p.1258）菲力普·肖特则认为，毛泽东早想发作，只是因为农业形势严峻而无法调转船头，到了7月，夏收形势好了，“才进行了决定性的干涉”［49］。郑谦、韩刚认为，七千人大会之后，有关调整的不少事情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和限度，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48］（p.190）这些说法并不太一致。也就是说，对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在谈到八届十中全会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时，学者大多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基本没有打断调整工作的进行，鲁振祥则认为，这次会议有利于生产的具体政策确定下来，“对整个经济调整起了基础性的积极作用”。［50］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陈益南：文革中鲜为人知的高层人事问题 2013-11-28 13:30:17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49593 次 | 评论 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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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高层的很多情况，这二十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的平衡术看，照讲，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二）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1959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1967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椐，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1975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解放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更不可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神秘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为官方的什么证椐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三）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过红极一时的经历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他们，在文革初期，用他们那很受毛泽东赞尝的笔杆子，确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立下过不小的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吐了血。王、关、戚三位也凭其笔杆子才干，在文革中晋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没有多久，王、关、戚却很快从高位跌落了。还是文革高峰中的1967年8月，毛泽东就让杨成武带人将王力、关锋给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对其“以观后效”的戚本禹，没过多久也被囚禁审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谢富治回京，以示声讨有叛逆行为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上将。
　　可是，十天之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同样是十一天之后的8月10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
　　根椐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8月7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
　　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扩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决定王、关、戚下台的情况细节，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
　　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浪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
　　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
　　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为什么毛泽东对处理戚本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四）1968年3月30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
　　1968年3月30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1）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2）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3）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二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
　　但是，这些说话，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已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已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凭他杨成武那始终头上还顶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已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五）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1970年8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之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会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就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1974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
　　陈伯达在自已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七）林彪事件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
　　（1）象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2）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椐，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些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椐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已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椐：
　　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27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3）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571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1924年间日本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571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571工程纪要》中的“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4）“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椐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说，是他哥哥，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
　　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象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八）毛泽东是如何选定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的？
　　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
　　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
　　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份条件。因为，象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1975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到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次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又是一次看错了人。
　　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已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
　　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国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
　　蒋经国、金正日都能顺利接班，而王洪文却反成了阶下囚，这之间，不谈政治性质，应该还是有个能力问题。
　　（九）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中，究竟要定谁接任中央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靠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
　　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椐，而只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已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
　　（十）倪志福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在中国政坛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虽不说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自在文革中崛起三十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直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倪志福竟然就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
　　这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起，又经历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共七届中央，他一直担任了中央委员；其中，十届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则是政治局委员。文革也罢，“两个凡是”时也罢，改革开放也罢，老倪他却始终没有入过另册，而总是每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文革开始时，倪志福仅33岁，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当时是搞的什么群众组织。只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曾是做了保守组织（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的头儿，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结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更与王洪文、陈永贵一道，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侯补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76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当了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审查。但，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
　　四人帮的垮台，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相反，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华国锋下台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却又留下了。并且，在胡耀帮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但却以老同志身份做了两届、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现在，仍在发挥党和国家领导的老同志的余热，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份，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个谜。

揭秘：毛泽东非搞“文革”不可的内幕
http://culture.sun0769.com 2013年11月27日 16:31 东莞阳光网 我要评论(0) 字号：T | T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天机》，王蒙 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相信1966年的中国，“文革”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一说是在对苏加诺表示支持的一个外交声明里，毛泽东给加上了“苏加诺摸了老虎屁股”的字样。为此还引起了前苏联外交部的自以为是的责备：“怎么能用这种低俗的词儿？”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听到过咱们的一位喜欢琢磨事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资本主义大国要搞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优势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就是说靠组织的力量抵御演变。他的话应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教诲。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主席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绝对冠军、无往而不利。斗得知识分子们尤其是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五人六哭爹叫娘、捶胸顿足、检讨忏悔、束手就范。全国人民则是杀声震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热泪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壮语、气冲斗牛、咚咚咚，锵锵锵。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失之桑榆—经济，补之东隅—文化与革命。一提到文化与革命，毛主席当然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这也是失之物质，补之精神。失之粮棉油，补之痛痛快快地抓敌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国人民都在进行着革命化的竞赛，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回顾一下“反右”斗争后的那八九年吧，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

　　(按：裴多菲是匈牙利诗人。他的名句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事件”前该国有自由化知识分子成立的裴多菲俱乐部。)

　　“文革”的开始也就仍然是从文艺上开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里并无新意。一面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党员(邓拓、吴晗与廖沫沙)拼命在那里指天画地、信誓旦旦，表达自己对于党的热爱与忠诚，声明可见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来头的批评者、心狠手辣的文艺行刑官姚文元等断言被批评者大逆不道、心怀叵测、意在谋反、有阴谋再加上行动。一面是被指责者说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碾烂了也没有一个骨节一个细胞反党，另一面是指斥者论证被指斥者是党和国家的最凶险的敌人，而且认定该犯是清醒的，有意识、有自觉、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的绝不对称的阶级斗争风景、政治斗争形式、“肃反”或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面貌，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会上演这样的戏。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关键在于听领导的话，对领导要言听计从，紧跟照办。谁的胳臂拧得过大腿？哪一个个人抗得了组织？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一切生活资料，都是有领导地生产与分配的。你有什么辙脱离领导？什么叫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背离了领导，被组织所抛弃，被班主任宣布“谁也不许与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一块地”的说法来自“反右”中积极分子的发言，这样的透彻可以叫做刺刀见红。问题是咱们这里，请问哪一个昏了心的胆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欢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对人民进行的新一轮的进攻呢？

我在新疆才知道，过去当地平民百姓爱说的是“老天爷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后，人们的口头禅变成了，“有组织在，我们怕什么？”

　　我个人一辈子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尤其是写作，一组织起来写，绝对就没戏了。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按：此说也相当天真烂漫、幼稚愚蠢、矫情做作，乃至昧了良心—那个年代哪个领导敢对毛主席有二心？)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右派”的狼狈下场。如果说我对小将们略有同情，不是由于小将们有什么可爱，有什么见地，而是由于出面接待小将们的所谓领导干部，几乎都显得那样嗫嗫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闪闪，没有能力，没有机敏，没有诚恳，没有担当。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半掩半显地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果然如此？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委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党全国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绝对听命的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打江山，就是说是集中统一的思想与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大闹一场的期待，是红色的恐怖。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闹将”江青陈伯达的地位飙升。全国只剩下了一套红书。知识分子与干部们东躲西藏，检讨认罪，昏天黑地，左右为难。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尽凌辱。接着闹，闹得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闹得抡起皮带抽打。闹得疯疯颠颠地打语录战。闹得“牛棚”林立。闹得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么会有很有头脑的小老弟仍然留恋着这样的黑暗年代，并且不无遗憾地探讨着“文革”为何失败了？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他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只有这一段，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为是建设性指示，但内容中有斗与批，还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革”，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们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说法未必准确，实际上自有道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真正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动静了，倒是一些不无棱角的知识分子，被“资产”了个不亦乐乎。

　　我的体会则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为的是达到与不招我们待见的恶体制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隔离开来，保持毛泽东的理念的纯洁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这也很天才很潇洒很艺术也很有灵感，大艺术家多半是随机应变走着瞧，一面涂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一面即兴发挥一面突然爆炸。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无论如何，对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造反派的鼓励，对于各级领导的静坐呀贴大字报呀围堵呀之类的冲击，有令人兴奋的一面。有那么一些只会照本宣科与唯唯诺诺的领导，对于叽叽喳喳的红卫兵小将，硬是一句整话也反应不出来。这些离开了使用—我要说是“借用”或“挪用”党、组织、上级、毛主席的权威一级压一级，什么能耐都没有的平庸之辈，正在前所未有地吃瘪，这有新意，有创意，有看头，有戏。

　　与此同时，坚决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注意赢得领导的好感、坚信组织的力量比个别机灵鬼或野心家强大得多、坚信得罪了领导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常识性即当时认为是保守派的见解也是非常强大的，对被号召的所谓革命造反的阻力绝非一般。

　　还有就是，造反派那边具有许多弱点，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记录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过是鼠头獐目、投机取巧、浑水摸鱼、不靠谱的胡闹，根本上不得台盘。我的印象是尽管有“炮打司令部”的气势，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势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后。想一想当时的所谓北京五大学生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的下场吧，人们不难明白，也不难想象，当时群众组织中两大派的斗争之激烈与造反派之不占优势。

　　保守派同样乏善可陈：力找后台、照抄照转、势利第一、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两大派“全面内战”，居然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面，出现这样的悬疑活剧，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令人叫绝之处在于，政治时事形势诱发出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表演。把心怀叵测的造反派逗弄了出来。把仗势欺人的“保皇派”逗引了出来。把热衷于打砸抢的暴力坏蛋诱引了出来。把伺机翻案的地、富、反、坏、右煽忽了出来。把党内野心家招惹出来。把风派、震派、政治投机分子挑逗出来。把各种小人、宵小吸引出来。“文革”就像清蒸活鱼与排骨煲汤，就像海鲜与粪便脓血，强大地吸住了各种蜂蝶蚊蝇小鸟蚂蚁蜈蚣……于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道听途说，到处都有小民震服于毛主席的政治艺术。说是毛主席的政策，能让一切牛鬼蛇神跳出来，然后自然是它们的自取灭亡。

　　我还想起了据说是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后目标是没有的。”这究竟是什么内涵与背景的“机会主义”，我至今昏昏然，希望得到有识者的指教。我更想起毛泽东的著名自诩名言：“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似乎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通过竞选之类的政治宣扬政治激辩，获取多数票，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用《国际歌》里的话就是战胜那些毒蛇猛兽。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强调的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要搞什么多元制衡。中国的搞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我们的则是：多数是靠不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就像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喜欢前苏联是由于他不喜欢苏俄式的尖顶建筑风格。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史实揭秘】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打倒刘少奇（图）？ 2013-11-29 05:40:15 归档在 柯云路文集 | 浏览 127205 次 | 评论 0 条
在毛泽东眼里，真正打倒刘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刘少奇，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文化大革命立论、正名。只有把刘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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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第九章　1967年中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本文接上一篇博文）

四　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分析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时，刘少奇在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刘少奇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在党的上层似乎已成定论。无论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并没有哪个人敢为刘少奇喊冤叫屈。即使在“二月逆流”中曾对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刘少奇问题上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67年大夺权引起的全国内战中，也没有哪一派群众以“为刘少奇翻案”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
这似乎是一个已在政治上解决了的问题。新的“革”与“保”的矛盾完全不涉及刘少奇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967年开始了对刘少奇更大规模的批判与斗争。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把矛头不点名地指向了刘少奇：“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已经露出了对刘少奇展开大规模批判的信号。
3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另一方面则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新一轮批判。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出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样讲话的意义。正像他通过评《海瑞罢官》、通过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他要使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形成对刘少奇大规模批判的新的突破口。
很快，在报刊和社会上，以“《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的大批判开始了。
紧接着，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刊登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第二天就覆盖全国。《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做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借着毛泽东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谈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毛泽东讲：“《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整个文章将刘少奇说成是《清宫秘史》的保护伞，并以“八个为什么”指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对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展开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67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天以后，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年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同一天，为纪念毛泽东大字报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讨刘邓陶”的百万人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内，中南海的造反派则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三期发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更高的高度。
在此期间，造反派对刘少奇批判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布京城的街道和学校。中南海的造反派更是接二连三地残酷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甚至让他们站在缺腿的桌子上、顶着烈日接受批判。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最后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9年10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于11月12日凌晨惨死于开封。当他与世长辞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头上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嘴及整个面孔都严重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这场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时，除了通常的感性意义的义愤，更要分析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对刘少奇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极端斗争？这是我们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例。
一，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实权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是因为要打倒更多的人。
《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的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中写到：“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
因此，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打倒，并由此打倒他扶植的一批人，解决他的全部基干力量，这才能给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以更大的安全感。否则，天长日久，形势发生变化，难免存在着刘少奇一呼、群起而百应的政治危机。半年多来文化大革命在干部体系中遇到的阻力，已经使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产生了深刻印象。
二，在毛泽东眼里，真正打倒刘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刘少奇，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文化大革命立论、正名。只有把刘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论据。
从暂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来讲，刘少奇对毛泽东似乎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对于没有威胁的敌人，毛泽东倒是可以宽容的。然而，真正的威胁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面对着现实与历史的巨大潜在压力。
因此，当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致信毛泽东，“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时，毛于1967年3月10日特回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 3月10日”。随后，毛泽东便派人把当时中央文革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使得章士钊叹惋而难以再言。
这件事情说明，毛泽东多么需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理由，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获得充分的理由。
三，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这批文革中的左派人物，无疑更需要上述两个“意义”。只有打倒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中更多的人，他们才能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才能建立“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安全感。只有把刘少奇结结实实地打翻在地，他们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才能真正站住脚。
如果刘少奇只是犯了一般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继续留在党内，即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再掌握实权，也会从根本上破坏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资本与立足之地。仅仅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结论，是无法为文革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极端行为提供合理性的。因此，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工作由江青亲自来抓。当查出刘少奇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罪魁祸首时，江青之欣喜若狂到了极点。
刘少奇的彻底沉没，才可能成为江青的真正崛起。刘少奇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永远开除出党，江青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旗手。根本的利益决定了根本的动力。极端的利益决定了极端的行为。
四，在1967年展开对刘少奇的大规模批判，还特别有助于震慑全党、全军、全民。
在全面内战的大动乱中，已经有数不清的群众、干部和军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群众及解放军指战员，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产生疑问。像武汉“七·二0”事件中被镇压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过他们的武汉军区指战员，他们直接的利益和情绪非常容易导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怀疑。倘若刘少奇只有一般化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就很可能产生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结论。
因此，大规模地批判刘少奇，将其结结实实地彻底打倒，理由充分地打倒，对全党、全军、全民都是有力的震慑。这种震慑有助于保证1967年中国全面阶级斗争中的全面夺权行动。这也是毛泽东所讲的“用大批判促大联合，促‘三结合’”的真正含义。
五，“二月逆流”刚刚被镇压下去，党、政、军内像谭震林、陈毅这样一批高级干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还有着巨大的潜能。对刘少奇的任何从轻发落，都可能导致反文化大革命潜能的松动，给这种力量可乘之机。只有对刘少奇大规模地批判，彻底地打倒，才能对已经被粉碎的“二月逆流”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二月逆流”实行强有力的震慑。
铁案如山地打倒刘少奇，是弹压任何“逆流”出现的有力法宝。
六，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造反派的极端表演。正是他们极端的表演，成为推动批斗刘少奇的一股巨大力量。
1967年7月13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成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将“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京城街道，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发出了勒令信。他们的行动立刻形成了揪斗刘少奇的中心点，于是乎，北京各高等院校、机关、厂矿的造反派潮水般涌向中南海，声援“八一战斗团”。1967年7月17日，“八一战斗团”又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第三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点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八一战斗团”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到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基地”的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多。1967年7月18日零点，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造反派在“中南海揪刘指挥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的誓词是：“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一百多个造反派战斗队的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这一行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几天之内演变成一个全市、全国加入揪刘战斗的运动。中南海西门外人山人海，席棚帐篷连成一片。揪刘造反派日日夜夜驻守在这里，救护绝食学生的解放军医疗队则在造反派人群中往返巡回。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地高呼着“誓死揪出刘少奇”的口号，对中南海几个大门发起了轮番冲击。
表面看来，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的深仇大恨，显示了人民群众保卫毛主席的坚定决心，为党的上层进一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提供了舆论支持，也为中央文革打击“二月逆流”这样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足够的群众运动压力。
而实际上，造反派的这些极端行动并不包含对刘少奇的真正仇恨。如果说运动初期受到工作组压迫时，造反派的抗争还带有很大的真实情绪的冲动，那么，现在的这一切表演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既是出于造反派队伍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更是出于造反派队伍中那些领袖人物的政治利益需要。
极端性的疯狂行为，除了极端的利益之外，还有种种极端的心理原因。无论是所谓对刘少奇的极端仇恨，还是对毛泽东的极端崇拜，都把某些心理上的“迫害狂”倾向、“施虐狂”倾向发挥到极致。其中带有“青春狂热”性质的恶作剧心理，也得到了极端的表现。
毛泽东的利益与毛泽东的心理，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造反派学生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都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带有极端性质的行为。这三方面的极端性又相互推动：造反派的极端性会给中央文革以鼓励；而中央文革的极端性又会给造反派学生以推动；两者的极端性又给了毛泽东以推动；毛泽东的行动反过来又使造反派学生和中央文革势力更加无所顾忌地走向极端。
当没有别的力量平衡这个极端行为时，这个极端的行为便势如破竹，造成了极端的结果。

你小子政治狂！早晚会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