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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侨民 登记的最新相关信息

港报评述 中国驻日使馆通知侨民自愿登记-新华网 新华网 - 7分钟前
2013年11月26日... 网站11月25日报道】中国驻日大使馆呼吁所有旅日侨民自愿到使馆领事处进行登记。 使馆发出登记呼吁的时机正值日本民众的仇华情绪达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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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侨民 登记的最新信息-搜狗微博全搜索 暂停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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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大员：#360i头条#|【外交部:侨民登记属于一种国际惯例 勿过多联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本月8日起开展侨民自愿登记工作,"为在发生重大突发紧急事件时及时联系侨民并提供协助",引发外界关注和猜测.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表示,侨民登记是一种国际惯例,不仅中国驻日本使馆一家实施 http://t.cn/8k2B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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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o
安第诺：【驻日使馆:登记侨民 不为开战为应灾】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杨宇说,为了在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给侨民提供协助,使馆就需要预先对侨民信息进行登记.侨民登记工作已于11月8日开始,目前进展比较顺利,但杨宇未透露已登记侨民的数目. http://t.cn/8k2DWxv

该贴内容于 [2013-12-05 09:59:09]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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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2架B-52战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
美前高官：美轰炸机飞入东海识别区对中日都是警示
日本各航空公司今起不再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书

东北林彪为何迅速扭转守势：苏方援助大量武器

2013年11月26日 08:49
来源：军事文摘 作者：蔡伟 分享到：6102人参与 61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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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林彪是一个能打仗的军事统帅，这是毋庸置疑的。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以后，分两次共评出了36位军事家，林彪位列其中之一。第一战、龙冈伏击战。红军第一次…[详细]
核心提示：1946年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共产党军队于是开始组建兵工厂，并和苏联接洽，就此大量接收了苏式和日本遗留武器装备。尤其是从苏联获得的大口径火炮，让林彪得以迅速组建一个炮兵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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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军事文摘》2009年第4期，作者：蔡伟，原题为：《大雪崩：国共东北战事演变》

沈阳的收复是东北国民党军军力崩溃的终曲，而辽沈战役之前，国共东北的攻防态势其实早已彻底换位。国民党部队从1945年进入东北到1946年连克本溪、四平，占领长春，战绩和士气一度达到顶点。但谁承想到此后两年，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争机器竟如大雪崩般迅捷溃散。

蒋介石的误判

有军事学者认为，国民党在东北的溃败，转折点可追溯1946年5月30日。那一天，蒋介石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抵达刚被国民党军队攻占不久的长春。

"得长春者得东北"，"得东北者得天下"。民间的谶语到底对国共双方统帅有多大心理影响不得而知。反正在苏军撤离、国民党接收后不到几小时，长春这座前伪满洲国"首都"、东北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就在撤退苏军的紧密配合下被民主联军攻克。国民党再次拿下长春后蒋介石亲临此地，可见长春对国共双方军事、政治价值之重要。

当天在与杜聿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见时，蒋介石问手下将领：共产党军队的战术和江西时代比，有没有什么进步？

当时，林彪的精锐部队没能抵挡新六军、新一军等精锐部队的正面攻势，所以对于蒋介石的提问，国民党将领们回答：无论此前四平之战还是本溪之战，共军并没表现出多少实力。

此后的历史证明，这是一句真实的谎言。

其实，经历8年敌后残酷抗战洗礼的共产党军队，其战斗力早已被美国政府所洞悉。美国人早就意识到，蒋介石如果发动全面内战，他的政权可能会招致惨败。当时调停国共谈判的马歇尔因此曾竭力阻止蒋介石用武力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当时无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其实都没有完全掌握对方的真实战斗力。

东北最初的交手，应该说，给双方带来了与事实正好相反的误解。在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火中，林彪手下四纵吴瑞林的主力包围了廖耀湘新六军22师一部，猛攻一夜，伤亡数千，竟根本无法撼动对手，只得被迫撤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复仇的心态，反映的是共产党部队吃亏在先。


怀疑共产党军队及其统帅战斗能力的不仅是国民党人。林彪很快以战区统帅身份，亲率两个师围歼国民党十三军一部于秀水河子。但杀鸡用牛刀的小胜后，随之而来的是锦州、本溪、四平和长春等城市的一连串陷落。当时连林彪的老部下也开始怀疑这位在苏联养病8年的常胜将军在一路下令放弃四平、长春，"逃"过松花江后，是不是已经"不会打仗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1946年的5月30日，东北所有战况和国民党将领的陈词，才让蒋介石做出了一个令他无法回头的错误判断：共产党和林彪的部队不过如此！由此，他最终确定"用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的调停计划彻底失败。离开中国之前，这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曾预言，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由此都将彻底浪费。

外交部回应“东海防空识别区是纸老虎”质疑
时政新闻北青网-北京青年报2013-11-28 04:03我要分享 3628
[摘要]北京时间26日，两架美军B-52轰炸机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方未回应派军机是否是挑衅行为。国防部称中国军队进行全程监视，中方有能力对相关空域实施有效管控。

美国：军机闯入中国防空识别区计划早制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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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6日，两架美军B-52轰炸机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国台办密集发声，再次强调划设识别区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据透露，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时间26日上午举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均表示强烈关切。

中方声音

国防部：中国军队进行全程监视

对于美军B-52轰炸机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昨天回应称，中国军队对此进行了全程监视，中方有能力对相关空域实施有效管控。

耿雁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军飞机于北京时间26日11时至13时22分沿我东海防空识别区东部边缘南北方向往返飞行，在位于钓鱼岛以东约200公里活动。中国军队进行了全程监视、及时识别，判明了美方飞机类别。

“需要强调的是，中方依据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将对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的任何航空器的活动进行识别。中方有能力对相关空域实施有效管控。”耿雁生说。

国台办：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是两岸同胞共同责任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昨天表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是两岸同胞共同责任。划设防空识别区是国际惯例，美国、日本等早就划设了。此外，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不会影响民航机的飞行，有关部门已经做了详细说明。

美方声音

美方：飞行计划早就制定好了

就美国两架军机飞越中国刚刚公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美国国防部空中战斗司令部发言人托马斯·克劳森回复央视记者电邮采访，称此次飞行计划是早就制定好的，是长期训练任务的一部分。两架没有携带武器的军用飞机通过钓鱼岛附近海域，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又返回该基地，但对机型是否为B-52的问题并未予以回应。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此次飞行计划是早就制定好的。他同时表示，在中日岛屿争端问题上，希望中日对话解决。

专家解读

飞机停留时间较短一般不采取武力措施

军事专家柴立丹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防空识别区和领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在领空内，一国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主要体现在自保权、管辖权、管理权和支配权。其他国家只有在该国同意的情况下，方可飞越或使用其领空，即未经一国允许，任何外国的航空器不得进入该国领空。对未经允许侵入他国领空的航空器，可以采取驱离、拦截、迫降、击落等强制性措施。

1.飞行器在防空识别区停留时间短并按照指令行动，可识别为误入或无害通过，一般不采取武力措施。

2.飞行器在防空识别区停留时间过长，不听从劝告，但无意进入对方领空，一般采取跟踪监视。

3.飞行器在防空识别区不听劝告，从机型、姿态、航线等能判明敌意，可在目标进入领空时采取攻击手段。

防空识别区是“纸老虎”？秦刚正面回应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方军机飞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方无视中方相关公告拒绝向中方通报飞行计划，中方是否担心东海防空识别区将被认为是“纸老虎”？

“‘纸老虎’这个词是有特别含意的。你可以查查，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纸老虎’指的是什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强调，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中方也有能力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空域实施有效管控。

秦刚说，中方根据《公告》的规定对两架美军飞机飞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作出了反应。中方将根据不同的情况，视可能面临的威胁程度作出相应反应。

对于日媒报道的日本防卫省决定将日本防空识别区扩大的消息，秦刚表示还没有得到有关正式的消息。他强调，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一种行使自卫权的正当行为，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必大惊小怪，惊慌失措，对号入座。

此外，对于澳大利亚外长就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表示关切的言论，秦刚说，澳方对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是完全错误的，中方不予接受。中方敦促澳方立即纠正错误，以免损害中澳合作关系。

美国派军机是否挑衅？普萨基未答复

在美国国务院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媒体的多位记者就美国军机飞过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提出质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始终未给出明确答复。

美方称，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是要“试图以单边的方式改变东海现状”。对此，有记者提出日本几个月前曾向钓鱼岛派遣海岸巡逻船、发布相关视频，美国为什么不对这种改变有争议岛屿现状的行为表达关切。普萨基说：“我今天不想做任何关于历史的分析。”

对于美军两架B-52轰炸机飞越东海钓鱼岛上空，有记者问这种做法是否会使紧张局势加剧，普萨基并未做正面回答，只是表示美国不支持任何国家对不打算进入其领空的外国飞机实施防空识别区程序，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这一点没有改变。

此后，又有记者追问派战机是不是一定有必要，是不是应该被视为挑衅时，普萨基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更多评论。”

新闻内存

B-52 美军主力轰炸机

B-52是由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八发动机远程战略轰炸机，是目前美国空军中最重要的轰炸机机型，也是配备数量最多的机型。B-52从1954年开始服役，先后发展了8种机型，目前是美军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轰炸机。该机型可以最多携带20枚远程巡航导弹，也是美国现役轰炸机中可以发射导弹种类最多的一种。

根据波音公司网站介绍，B-52可装备大约70000磅的载重量，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作战半径约14162公里，飞行速度可达1046公里/小时，可在海拔15166.6米的高度飞行，也具备低空飞行和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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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经过组织部门的重新鉴定与处理，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柴泽民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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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8年09期 作者：郜合启 原题为：一个志愿军战俘的悲欣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官兵先后有20000多名被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是所有志愿军被俘官兵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当年一八○师被打散后，吴成德和部队在敌后坚持14个月后被俘，回国审查结束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1982年3月恢复党籍，恢复老红军待遇，其坎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关键时刻射杀战马选择与伤员们在一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局的发展使朝鲜境内的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当年10月中旬，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嘱托跨过鸭绿江。吴成德所在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正好在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前进入朝鲜，由于时间紧迫，一八○师只进行了较为仓促的准备便投入1951年4月22日打响的第五次战役。

5月中旬，由于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我军正在进攻的一线部队不得不停下等待补充，使战场形势发生了对我方极为不利的变化。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定结束战役，主力部队转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5月21日，吴成德所在第一八○师接到上级命令，停止进攻，准备向北转移，并且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上级要求他们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军从一八○师的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该师形成夹击之势。26日，一八○师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

在春川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一八○师党委召开了紧急党委会。每一个与会者都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他们的四周都是敌人，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该师已经被压缩在一个十分狭长的地带里。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和阵阵响起的敌人飞机与坦克引擎的轰鸣声，说明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了。经过激战，山上的荒草和树木早已被弹火烧尽，阵地表面被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如犁过一般翻起了约一米厚的松土，阵地上随处可见牺牲的志愿军官兵的遗体，部队已经断粮三四天，弹药也所剩无几，人员伤亡急剧增加。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第一八○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该师早以能征善战而为人称道。在运城、临汾战役中，该师以善于攻城而闻名全军。挺进西北，挥师四川，他们留下了赫赫战绩。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则是该部队建立以来最为严峻的现实：一八○师下辖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重炮营，1个山炮营，除了牺牲的人员外，此时的1万名官兵被敌军层层包围。

会议由师代政委吴成德主持，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吴成德几次发问：“大家看咋办？”

在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提议：“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战场的一般规律而言，兵力集中，战斗力相对较强，但在当时面对兵力和装备以及地势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包围情况下，如果进行一两个方向上的集中突围，只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多点出击，分散突围是一个下策中的上策。因此，这个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立即按照会议的部署分散开向夜幕中走去。突围战斗打响前，吴成德骑着马到各团检查突围情况，在他路过一个山沟时，听到沟下有人叫道：“吴政委，我们挂彩走不动了！”原来这是一批受了伤无法跟上部队行动的伤员。吴成德叫通信员找来了他们的团长，对他们进行了安置。就在这段时间里，师部已经转移。当吴成德和警卫员、通信员回来后，已经找不到师部。他们便骑着马向西追赶。

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挂上夜空，探照灯在山坡上扫来扫去，伴随着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双方相距已非常近了。

核心提示：列宁曾告诫我们，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许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与“机械执行”命令的距离吧。180师出事后，郑其贵很快被撤职（1951年7月），在3兵团降职为管理处副处长（副师级）。韦杰同样遭到撤职处分，不过时间稍迟（1952年10月），离职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当高级函授系主任。不过，韦杰得到了原谅，1955年授衔时位列中将，与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级，而郑其贵不过上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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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4期 作者：许述 张振文 原题为：细说志愿军180师师长郑其贵

1990年6月19日，有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离休干部、吉林省白城军分区原司令员郑其贵同志，因病于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终年77岁。郑其贵同志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科长、指导员、营长、团政委、师长等职。”本着为死者讳的传统，该消息自然未提及180师的如鲠往事，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郑去世的时间（1月26日）与发布该消息的时间（6月19日）居然相差了近5个月，实为“旧闻”。显然，这则消息能发出来，是经过了请示和批准的，而且耗时甚久。

关于郑其贵，一般认为他是个政工干部，缺乏军事主官经历和指挥经验，加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导致180师严重失利。在总结大会上，彭德怀把郑其贵骂得狗血淋头，周围的人也跟着猛批烈斗，郑只是一言不发，埋头痛哭……。

也许，需要重新认识这个被故人们称为“好人”和“机器人”的郑其贵。

郑其贵没当过连以上军事主官？

有人说，郑其贵一直干政治工作，是个政治干部；有人纠正说，不对，郑其贵好歹当过连长，连以上才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但要完全弄清楚郑其贵的任职经历并非易事，笔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目录》、《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人物志》、《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册：部队发展史）、《安徽省志·人物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七十个军》、《屡创奇迹的60军》等相关资料，力求还原其主要从军履历。

郑其贵生于1914年12月，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黄龙村人，出身贫寒。与不少有类似出身的人一样，他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年仅15岁就参加了家乡的赤卫队（1929年）。不久，赤卫队编入红军序列，他从鄂豫皖红军第1军3师一名普通战士干起，先后任红4方面军4军31师32团班长、排长、连长、师部参谋、管理科长、宣传科长。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4方面军主力入川，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遂到医院治疗，仍落下右手终身残疾。伤愈后在医院政治部门干了一段时间，历任红4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组织科长、政治处主任、红9军医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征。顺便说一句，正因为资历老，56岁的郑其贵在1970年退休回合肥养老时，才能以吉林省军区白城军分区司令（大校军衔）之正师职享受副军职待遇。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储备军事干部，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1分校第5大队队长，两年后（1939年）调任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32团2营副营长。1940年“十二月事变”（阎锡山令韩钧指挥山西旧军突袭山西新军）后，决死3纵编入八路军战斗序列，该纵32团于是年2月改编为决7团，先后任该团1、2营营长；同年12月，3纵兼太行军区第3分区，任纵队兼军分区直属队总支书。1942年3月，任决7团政治处副主任兼总支书；1945年9月，升任团政委。期间，参加了百团大战和解放阳城等战斗。


解放军战争时期：1945年12月，为应对全面内战，决7团扩编为太岳军区23旅（由原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7、9团及汾东游击支队组成），任该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升任该旅（时已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8纵）副政委。1949年初，任晋冀鲁豫军区8纵24旅旅长。不久，出于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各地野战军部队去地方化，再次扩编。是年3月，8纵正式启用新番号，改称60军，23旅也升级更名为179师，郑其贵转任该师副政委。太原战役结束后（1949年4月），180师领导干部进行了大调整，除政委王观潮留任外，几乎都换了血，郑其贵和段龙章分别调任该师正副师长（180师首任师长为邓仕俊，此时转任60军参谋长）。

综上，在正连职以上，郑其贵至少干过3次军事主官——决7团1、2营营长和24旅旅长，只缺少团级军事主官经历。网上有文章称郑其贵也当过副团长和团长，但未指明具体是哪支部队的副团长和团长，不知据从何来？果如网文所说，郑若当过副团长和团长，当在决7团，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他在决7团时直接由政治处主任升任该团政委，没有副团长和团长的任职经历。

那么，郑其贵的军事主官经历为什么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呢？笔者认为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

很多人之所以忽略郑其贵的军事主官经历，也许与不知道郑其贵有另一个名字有关。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在成长过程中改名并不鲜见（如张爱萍原名张瑞绪，许光达原名许德华，李志民原名李凤瑞等），郑其贵也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曾用名叫孙灏正，具体什么时候改名郑其贵已难以考证。不过，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目录》记载，他于1948年1月任23旅政治部主任时还叫孙灏正，据此推断，他至少是在这之后才改名郑其贵的。啰嗦这么多，只为说明一个问题：查找“郑其贵”在1948年1月之前的军职履历，不能忽略了“孙灏正”的相关资料和条目。郑其贵担任营、旅军事主官的任职经历正是笔者查自《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册目录“决死第三纵队部分团级以上干部简历”之“孙灏正”条目。若按着“郑其贵”去找就很容易错过这一宝贵资料，这也许就是郑其贵连以上军事主官经历湮没无闻的客观原因。

至于主观原因，或许与人的成见和思维习惯有关。根据传播学理论，一件事经过反复传说，往往会沉淀下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形成心理定势。另据心理学原理，心理定势一旦形成，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排除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论据。郑其贵缺乏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和作战指挥经验，这是180师失利最合理的解释，这一结论很容易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军事主官任职经历遂遭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平心而论，郑其贵任过连、营、旅军事主官，但时间都不长，如要定性，他还是一名政治军官。不过，忽略其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则折射出观点先行，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

郑其贵在历次战事中表现如何？

入朝参战前，郑其贵主要参加了白晋、晋西南、临汾、晋中、太原诸战和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诸役。关于他在这些战役战斗中的表现情况，记载非常有限，笔者参阅了相关战史资料和郑其贵本人及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也只能理出大概：

沁阳之战（1945年10月～11月）：郑其贵时任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7团政委。据该团一营教导员姚晓程等回忆：“在4天准备期间，程团长和孙灏正政委下来好几次，检查帮助工作。孙政委头部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扎着绷带到各连进行指导。”这篇回忆文章系由郑其贵和姚晓程共同署名，但从行文内容及两人当时的上下级关系看，似是姚执笔，郑审阅。显然，在沁阳之战中，郑其贵主要发挥了政治主官督战励气的作用。

临汾之战（1948年3月～5月）：郑其贵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8纵23旅政治部主任。是役，由于攻城部队（8纵、13纵和太岳军区部队）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只能采取坑道作业。在所挖坑道遭敌破坏殆尽的情况下，23旅所挖两条坑道成为破城关键。正因如此，该旅在战役结束后被授予“临汾旅”的荣誉称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个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80师和60军番号先后被取消（1964、1985年），惟179师番号保留下来，缩编为179旅，即著名的“临汾旅”；第三，临汾之战中，23旅坑道作业的总指挥正是郑其贵。

晋中之战（1948年5月～7月）：郑其贵时任23旅副政委。该旅与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发生遭遇战时，“郑其贵副政委和团的干部一起，对二营进行了有力的动员工作，郑副政委说：‘同志们要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坚决吃掉这股敌人”（郑其贵、程九章、宋佩璋《没有放列的山炮》）。显然，与沁阳之战一样，郑其贵是在履行自己作为政工干部的责任。


以上三战有两个特点：一、都发生在山西，属于“地方战”；二、郑其贵都是作为政治军官“参与”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可以说势如破竹。此时，郑其贵当上了师长，他率领180师开始走出山西，向大西北和大西南出击，但没有遇到大仗、硬仗、恶仗，其军事指挥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锻炼和考验。

抗美援朝战争中，郑其贵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不得上司、60军军长韦杰的信任。入朝前，韦杰曾带手下三个师的军事干部到南京军事学院“突击学习”，179和181师去的都是师长（吴仕宏、王诚汉），惟180师去的不是师长郑其贵，而是副师长段龙章（段龙章，1920年生，陕西耀县人，原8纵第24旅70团团长，因在太原战役中表现出色，升任副师长。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曾任第60军181师炮兵副师长、12军31师炮兵副师长、12军炮兵司令员，上海警备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室主任，1971年病逝上海）。在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韦杰向180师下达命令时，经常找的也是副师长段龙章而非师长郑其贵。

“坚决执行”与“机械执行”有何不同？

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180师并非唯一遇险的部队。12军31师91团和第27军81师的境况比180师更危险（纵向看，突入南部比180师深入；横向看，与友邻部队相距约90公里，比180师的20公里远4倍多），然而，这两支部队都安然北返，受到彭德怀表扬。91团和81师能够顺利突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队领导在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够领会但并不机械执行上级命令，随机处变。相反，郑其贵缺乏独断专行的魄力与能力，他的指挥方法就是唯上，这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表现之一：5月22日深夜，180师收到军部发来的命令：“一个团北移汉江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陈忠龙《屡创奇迹的60军》）注意，这份命令没有明确掩护多久，具体何时撤到江北。由于左翼15军是日夜已开始北撤，右翼63军与60军阵地结合又不紧密，180师有孤军突出、背水对敌之险，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遂建议师主力先过江，江南只留小股部队。不擅长军事指挥的郑其贵很依赖也很信任这两位军事助手，遂向军部请示，不料遭到否决。

5月23日中午，60军又向180师转发了3兵团电报：“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同上）在兵团命令基础上，军部加了一条，明确要求180师在江南阻敌5天。接令后，段龙章和王振邦再次建议主力北渡汉江，江南只留少数部队掩护，以免陷入被动。大概是上次请示碰了钉子，郑其贵这次直接拒绝了，没有再向上级请示。据时任180师政治部干事的张城垣回忆，郑其贵是这样答复的：“你们所说的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是这么多伤员还没有运完，上级要求暂不撤收，因此没有上级新的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掩护的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文史月刊》2001年第８期）

表现之二：5月25日14时，60军命令180师两个团北移马坪里，一个团在驾德山（马坪里南）掩护伤员撤退。次日10时24分，军部突然改变命令，要求180师停止北撤，在驾德山和北培山（驾德山南）一带继续阻敌。接到军部第二道命令时，538、539团已向北走出10多公里，但郑其贵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命令539团掩护和转移伤员，538团往回走，与540团共同阻敌。

对此，538团领导很有意见，建议不要变更命令，还请求到师部面陈意见；540团政委李懋召也主动表示两个兄弟团不必回来，自己断后。然而，郑其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他坚决要执行上级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事后看来，180师在26日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执行军部25日的第一道命令，全师脱险问题应该不大，负责运送伤员的539团在26日脱围而出就是明证。对此，亲历是役的180师政治部干事张城垣评价说：“师长机械地执行第二道命令，使我师丧失了摆脱重围的良机。”（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

然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郑其贵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人们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根据“结果”作出“结论”。在不少人的回忆中，郑其贵是个“好人”，也是“机器人”，如上级的指挥和命令准确、及时，他只会得功不会有过。试想，如果郑其贵率部成功突围，他就不是“机械执行”而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了。郑其贵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是“通讯工具”惹的祸。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的作者贝文·亚历山大曾这样评价志愿军：“也许由于缺乏通讯设备，最严重的问题是部队过于死板。譬如团一级才有无线电、营一级才有电话，营以下部队只能靠通讯员、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系。战术上的僵硬死板有时后果极为严重。营级以下的指挥员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


团级以下通讯工具落后，团级以上通讯能力又如何？志愿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到达各兵团，通过译电、发出、再翻译出来到各兵团首长处，需要3小时以上。兵团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更不顺畅，众所周知，3兵团与各军曾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23日下午至25日下午），就是在3兵团电台未被炸毁前后，其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例如，3兵团于5月22日给60军发的电报，虽然17时就发出，但60军当天深夜才收到，耽搁了整整六七个小时；25日18时50分给180师发的电报，后者第二天10时24分才收到，更耗去15个半小时之久！兵团与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尚且如此，军与师之间的通讯能力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共军队自建立后，通讯工具和通讯能力一直是个弱点，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在联络不畅的情况下指挥作战。因此，苏联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在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中写道，在志愿军中，上级机关“同部队失去联系，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科切尔金关于中国军队情况给苏军总参谋作战部长的报告》，1951年6月16日）。

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只有郑其贵吗？

若将眼光放远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中共军队几大系统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最“听话”，极少出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况，这也许也是“红四”遗脉的习惯或传统。或因如此，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的，不只是郑其贵，还有他的直接上司韦杰。

韦杰是广西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1955年授中将军衔。不过他只是177名中将的一员，所以需要插叙一下他的突出事迹。韦杰是一名老红军，1927年13岁时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两年后又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1935年1月在长征中带着侦察连打下娄山关，立下大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1955年获得“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有功勋者的证章，其中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营团级干部）。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15师688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旅旅长，参加过香城固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当过18兵团61军军长，参加过上党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1950年11月，韦杰调任60军军长，次年5月参加第五次战役，时年37岁。平心而论，他在指挥180师突围时，不是能力有问题，而是犯了和郑其贵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机械执行”命令。

表现之一：5月22日，当郑其贵根据师常委集体决议，向军部请示师主力北渡汉江时，韦杰根据兵团命令拒绝了。韦杰对兵团的指示不仅是“坚决执行”，有时甚至“坚决”得过了头。23日中午，兵团来电指示暂不撤收，要求掩护伤员撤退，并未明确掩护的具体期限，而韦杰则命令180师在北汉江以南坚决阻敌，争取5天时间。对此，《屡创奇迹的60军》一书作者陈忠龙评价道：“60军首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到了机械执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态势发展到危险的境地。”

表现之二：23日下午，3兵团电台被炸毁，60军与兵团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无法得到上级指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好事，韦杰完全有理由临机处变。然而，尽管180师的处境在急剧恶化，韦杰仍认为“一定要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这是180师在北汉江北岸设置的二线阵地，它的失守意味着该师后路已断。情势危急之下，韦杰才不得不命令180师结束在江南的掩护任务北撤，命令传至该师时，已接近25日凌晨。


表现之三：180师虽然在北汉江以南等了敌人整整3天，但主力仍渡江北撤，还有机会脱险。然而，韦杰在5月26日上午的一道命令使180师彻底陷入不拔之地。26日10时24分，韦杰收到3兵团于25日16时50分发来的电报：“你军除1个师控制于加平至新延江（春川西）以北山区，担任阻击任务外……。”韦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180师。看看地图就知道，该师两个团已经向北越过该阻击线10余里，所以韦杰不但要180师停止北移，还要求其中1个团折回。其实，3兵团因电台被炸毁，已经“瞎”了3天，这份电报指示是根据60军于24日上报的形势作出的，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已时过境迁。说得严重一点，韦杰这么做实际上是把180师重新推回死路。到27日180师突出重围到鹰峰山下时，11000余人的部队已经只剩个零头了。

列宁曾告诫我们，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许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与“机械执行”命令的距离吧。180师出事后，郑其贵很快被撤职（1951年7月），在3兵团降职为管理处副处长（副师级）。韦杰同样遭到撤职处分，不过时间稍迟（1952年10月），离职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当高级函授系主任。不过，韦杰得到了原谅，1955年授衔时位列中将，与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级，而郑其贵不过上校而已。

岳家军前线拼杀 后方家属寂寞纷纷与和尚偷情2013年11月28日 09:2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永鑫 分享到：347人参与 24条评论
在平顶山市区一家酒店，岳氏与完颜氏两家人共举酒杯，共话团结与和谐。（来源：大河报2007年2月28日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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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顶山市区一家酒店，岳氏与完颜氏两家人共举酒杯，共话团结与和谐。（来源：大河报2007年2月28日A07版）…[详细]
核心提示：有一名部将叫做贺舍人的，举发自己的妻子与某寺一个和尚私通。岳飞把这一男一女传呼了来，讯问其事，却不料由这两人的口中又供出了许多起相类事件：几乎是全寺的和尚各都有一个姘妇，而所姘的又无一个不是岳家军部将的家属。

编者按：薛弼之子在《先大夫行状》一文中附记了这件事，此文收入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十三里面。



本文节选自《仰天长啸》 作者：李永鑫 原载于《十月》2002年第2期

薛弼是岳飞的参谋官，其后人薛季宣《浪语集》卷三三“先大夫行状”后附有薛弼行述：察州战役时，薛弼和许多部将都参加了。部将们的家属依然留住鄂州(今湖北武昌)。事定归来，一个叫贺舍人的部将举发其妻与某寺一和尚私通。

岳飞传讯这一男一女后，不料此二人又供出了许多起相类事件：几乎全寺和尚各都有一个姘妇，而所姘之妇均为岳家军部将的家属。这是了不得的大事呀！岳飞密商于参谋官薛弼：“部将们到前线作战，家中却发生了许多这样的事，如果置之不理，深感对不起诸位将领；如果学唐代柳公绰的办法，把这许多犯通奸罪行的男女一齐投入江中，又实在于心不忍。究竟如何处理才好？”

薛弼说：“举发自己的妻子犯奸的，只有贺将一人，那些被供出的男女，既然难证实，很可能只是这一对犯奸男女任意捏造出来，借以遮盖自己的丑行，希图减轻自身的罪过。”


岳飞还是以为，那些供词不会全属造谣诬蔑，总不应一概不问。薛弼又说：“这些将领的眷属，多半是战乱中凑合，以正道得之不多。且乱世成家殊属不易，如今若把牵连所及的男女一一穷追治罪，其夫妇感情原来好的，必怨你无恩；愿意顾全面子的，又必恨你暴露了他的家丑。这样，势必要使三军之情有所动摇，怎还能算对得起他们呢！”

于是岳飞密不宣布涉案之人之事，只使他夫人把被涉及的女人先后请来家中闲谈，这才知道，受牵连的妇女大都已经过了中年，不是卖弄风情的年岁了，便一律放过不问，而只把贺妻和那个和尚治罪。事后不久，贺亦懊丧而死。为此，岳飞特向薛弼表示感谢：“若不听了你的话，不知还要得罪多少人呢！”

任何外在的可感觉的悲剧和喜剧，都损害不了岳飞这彻悟人生底蕴的潇洒人格。相反，那些悲情喜绪的苦水甜汁，经过他心灵之溪的净化荡涤，已变成清淡明亮的泉水，丁冬溪涧，决然东流，向世界展示自己人生不同凡响的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