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蒋介石当年究竟有多少钱？

蒋介石当年究竟有多少钱？

蒋氏被列为所谓“四大家族”之首，那么蒋介石究竟有多少钱，又是如何花钱的呢？长期以来，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三十年代，蒋介石私人账户里可能存有数千万资产

考察“蒋介石有多少钱”，首先当然是要厘清他有多少私人财产。蒋氏对金钱并不迷恋，对“贪利”亦深恶痛绝。但有资料显示，蒋介石外国银行私人账户里的资产一度高达数千万。
蒋氏日记明言：以奢侈、贪利为可耻，立志要做到“廉洁清高”

在上海，蒋介石因为炒股曾有大笔收入，生活不免奢侈。1920年岁末时，蒋介石核查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于是在日记中写道：“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可见蒋介石对自己的挥霍无度是严厉自责的。1922年，上海股市崩盘，蒋介石的公司倒闭了，也就没有了奢侈的基础。
只过了两年，曾经一年花七八千的蒋介石竟负债累累。1924年，蒋介石因为葬母等原因，欠下一大笔债务。他写信给张静江，想让孙中山和张静江以其“个人亏空名义报销”债务。但是信寄出去之后，蒋介石就后悔了，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由此可知，在蒋介石内心中，他不仅鄙视“贪利”行为，还以“企图经济”为耻。…[详细]
作为“委员长”，蒋氏拿800元月薪，另可随时申请大额特别费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
蒋介石军人出身，早年又一直在参加革命，自然没什么积蓄。直到1920年，他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命陈果夫筹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取名“茂新公司”，经营棉花和证券。茂新的股本逐渐由一万元增加到一万五千元，后来又扩增到三万元，生意差的时候，一天能赚佣金三十多元，生意好的时候，能超过两千元。
对蒋介石而言，炒股只是偶尔尝试，当官才是一生主业。他当的官大，拿的工资当然也就高。依照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级公务员月俸800元。蒋介石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五院院长一样，拿这个最高标准。参阅1946年的《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级官员依旧是月俸800元。20世纪30年代，中国物价很低，南京的大米每斤大洋4分，牛肉每斤大洋3角。所以蒋介石这个薪水那是相当之高的了。
在工资之外，公务员还有数额不等的“特别费”，作为官员福利。蒋介石名下的特别费是每月3万元法币。1936年12月，财政部致函中央银行，“兹请贵行在国库项下拨付委员长二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份特别费每月各三万元，共计国币壹拾捌万元……”蒋介石明面上领取的特别费是3万元，但事实上他能根据需要，随时向财政部、中央银行申请大额特别费。…[详细]
有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夫妇的财产可能多达数千万

蒋介石的个人资产有多少，目前还没有权威档案可以证实，但有两份资料，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二。蔡元培在1935年1月1日的日记上记录了当时的公益组织，为找人募捐，而在上海做的一次调查，“急赈灾区普捐会为普遍起见，首先调查本埠富有阶级，决募殷富捐……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如后：蒋介石，房产、地产一百三十万元，不动产约一千万元。宋美龄，不动产及动产合计三千五百万元。宋子文，不动产及动产三千五百万元。孔祥熙，不动产及动产一千八百万元……”如果这份信息可信的话，那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上海即有4630万元的财产。不知道急赈灾区普捐会的依据为何，其调查结果只能姑且备为一说。
陈明远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鉴于情报机关所做调查，目的不是公开发表抹黑国民政府高官，因此有一定的可信度。
此外，鉴于将“集团资产”存入外国银行私人账户，是20-30年代军阀政客们最常用之手段，以备在位之时能够随意取用、下野之后能够东山再起——譬如冯玉祥——日本特务机关的此项调查结果，当与此一风气有关。…[详细]
郝柏村说：蒋介石“他们过去不能说没钱”，但不承认存在贪污

后来蒋介石夫妇到台湾，确实损失了大部分财产。郝伯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回答国民党是否贪腐的问题时说：“你说贪污腐化？你看老总统在溪口的房子，他来台后也没买房子，蒋经国也没有自己的财产……当然他们过去不能说没钱，也许在南京或哪个地方有房子，但都丢掉了，如果说他们贪污，应该买了很多东西带出来，但并没有。”2003年宋美龄逝世，长期陪伴她的孔令仪也说，姑姑一生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别无其他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都是由孔家支付的。…[详细]
蒋介石与宋美龄
蒋介石与宋美龄
为政治需要，蒋介石大陆时期，一直随意取用国库

在动乱时代，蒋氏为稳定政局、统一政权，不得不随时制定策略，花费大量金钱收买政敌或出兵打仗，无法正常履行政府预算。故考察“蒋介石有多少钱”，还需厘清他不经正规程序，从国库随需随取，花了多少钱。总额虽难统计，但试举几例，即不难窥见大致面貌：
例一：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冯玉祥部将，出高于飞机原价的钱招降两广空军

1929年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冯一切职务，驳斥说：“冯氏所举以激怒诸将士，使之背弃中央者，无非谓中央故存畛域，坐视第二集团军之困苦窘迫而不稍加体恤”，事实上“每月由中央协拨50万元。讨逆军兴以后，尤特加补助，计4月份所拨打150万元。而本月铣日中央尚在沪拨付50万元……”
既然冯玉祥的国民军是因为无饷才反的，那蒋介石将军费奉上，自然能瓦解敌军。蒋介石命人给冯玉祥所部大将韩复榘、石友三各送军费100万元，许诺继续让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以后，国民政府每月给韩、石军费各60万元。过后不久，韩复榘、石友三即倒戈投蒋。这些钱，均取自国库而无正规程序。
1936年，李宗仁的桂系又与陈济棠的粤系联手，发动“两广事变”。陈济棠手上的广东空军有飞机一百余架，数量超过南京空军。广东飞行员钟锦棠回忆，“蒋介石方面，为了对付西南称兵的局面，除派陈诚、罗卓英率领30万大军包围粤北外，为了配合陆军进攻，便对广东空军进行收买分化，以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实力，特派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等携带巨款亲赴港穗进行收买广东空军活动……拟订每架飞机2万元，官加一级，队长还附有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作为广东空军反陈投蒋的代价。”随后，70余架飞机、120余名飞行员就在黄光锐率领下，从广东投奔南京了。
据邢烨《戴笠传》，戴笠当年奉蒋介石之命，“收买两广空军所花的钱，已超过了所得全部飞机的价值”。…[详细]
例二：蒋介石凭手令或意愿，可随意自国库支出经费，资助他人

除军费以外，蒋介石想给个人拨款，也无需任何手续，只要一句话就能办到。这种拨款相当之多，1934年12月给吴佩孚5000元，1936年5月给胡汉民家属赡养费5万元，1937年1月给傅作义1万元等等，皆由财政部通知中央银行，从国库中拨款。
1942年1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了陈独秀生活拮据的情况，蒋同意给予其资助。为防被拒，特意让朱家骅以私人名义，托张国焘把钱交给陈独秀。陈布雷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公费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属部门，而侍从室因为不是政府体制以内的设置，其活动经费来自于蒋介石名下的特别费。
1949年后，胡适困居美国。1950年至1952年，胡适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事实上，胡适在1952年4月曾算过一笔账，每年他在美国的开销约6600美元。这部分亏空是通过蒋介石的援助才补上的。陈红民查到蒋介石与俞国华的往来电报，发现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让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
不独政学界人士，蒋氏资助下属也极多。其身边的侍从人员多有回忆；中央党部之王子壮在重庆期间也曾收到过蒋氏的钱。蒋氏究竟以个人名义，自国库取钱，资助了多少人，迄今尚无统计数据。…[详细]
例三：孔祥熙主管财政后，所谓中央银行或国库，事实上任由蒋介石取用

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后，宋子文即以财政部长兼任银行总裁。他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中央银行，使其实现“代理国库”的作用。宋子文任职期间，央行资产总额增加了10倍，纯收益增加了60倍。
宋子文主张实施严格的预算制, 反对任意增加经费支出。这显然会与蒋介石产生矛盾。1933年, 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职位, 由孔祥熙继任。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对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说，宋子文去职是一个“纯粹的财政问题”。当时国民政府每月都出现巨额赤字，蒋介石要宋子文拨给2000万的“剿共经费”，宋子文不同意，且谓：只要他还掌权，就不会再发公债。
在宋子文看来，之所以蒋介石会不断在预算之外要求拨款，是因为其不了解财政收支的实际状况。宋子文设想，由与蒋关系密切的孔祥熙当中央银行总裁，能使蒋即时获知国库的状况。如此一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按财政预算拨付各项经费，也就容易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了。谁知孔样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趁宋子文到欧美各国访问，向国民政府大量垫款,全力配合蒋介石随意增加军费的要求。
蒋介石既全然无视财政体系，宋子文也只能辞去所有职务。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蒋介石在用钱上自由了很多。1935年蒋介石赴云南与龙云洽谈时，甚至曾两次发电报要政府拨付现款：“如飞机有便，请令带钞洋五万元，川钞十万元来昆明为盼”“电请飞送中央纸币五万元，不足用，请再另送中央钞十五万元来滇。”所谓中央银行或国库，事实上任由蒋介石取用。…[详细]
蒋介石与胡适
蒋介石与胡适
不过，蒋介石花私产时小心谨慎，生怕数错一张钞票

相比于“因公消费”之大手笔，考察“蒋介石究竟有多少钱”，还需考察蒋氏之“个人消费”情形究竟如何。
掌权后，蒋介石身上不再带钱，买东西要侍卫代为付账

曾当过蒋介石卫士连长的宓熙回忆，1926年，在北伐期间，蒋介石曾在一个关帝庙中抽签。事后，“蒋介石微微点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老和尚二百元纸币。”可见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不自己花钱了。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就一直是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掌控者，更没有机会去亲自摸钱了。
蒋介石到台湾后，晚餐后常常会出去散步，看看周边的环境。不过宋美龄和蒋介石平常出门都不带钱，侍卫因为怕他们临时要钱用，平常值班人员身上都带着1000元公款，并轮流交接。宋美龄喜欢到处逛，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身上没钱，只好向侍卫借钱，事后再还给侍卫。
另外一个事例可以从侧面证明，蒋介石长期不亲自花钱。蒋介石私人医生熊丸回忆，“有一天他（蒋介石）向我要安眠药吃，但因他当时心脏不好，不能吃安眠药，所以我便给了他别的药，他也心知肚明。有一回他竟趁医生不在时，喊副官到他书桌下的皮包里拿钱，那副官在皮包里摸来摸去，却只找到两张十块钱美金。老先生当时便对他说；‘你拿这些钱去帮我买安眠药来。’那副官去哪儿用美金买安眠药？”…[详细]
蒋介石夫妇生活简朴，膳食费标准是每天三元

蒋介石、宋美龄结婚后，他们每天的膳食费三元。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里当然有拘束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吃新鲜配置的。”
汪日章还说，“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够吝啬，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感情虔诚，每到一个省县若有基督教会，必邀集教友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详细]
动用自己的钱给下属发红包时，蒋介石非常小心，唯恐数错了钞票

蒋介石夫妇或许确有一定存款，但如上所说，他们对自己的钱是很小心的，绝不会大手大脚。长期做蒋介石卫士的翁元回忆，有一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
翁元说，“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的内勤人员……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翁元说，“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没人给150元”，如上所说，他自己是100元。
翁元曾经亲眼见过蒋介石数钱，“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详细]
蒋介石位于台湾阳明山的士林官邸
蒋介石位于台湾阳明山的士林官邸
参考资料：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蔡元培日记》、《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熊丸《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宓熙等《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申报年鉴》、陈明远《那时的文化界》、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吴景平《孔祥熙与宋子文》、郭昌文《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等。
结语
在“国事”层面，如收买军阀、资助政客、拨款“剿匪”等，蒋介石从不吝啬。至于“个人消费”，则颇能贯彻“廉洁清高”之决心。但蒋氏大陆期间，对国库之随意取用，使得政府从未建立一种合格的预算制度，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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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四平之战后想买吃的都难 群众多去拥护国民党2013年12月09日 15:28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高华 分享到：14621人参与 218条评论
核心提示：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渴，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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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之“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 作者：高华 原载于《历史教学(中学版)》 2011年06期

江拥辉简介：（1917～1991），江西瑞金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1年2月13日在沈阳逝世。

1948—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历史教科书说：国民党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现在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最流行的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如此说法非常全面，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1](p.44)。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2]

毛泽东说的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为什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奇迹。

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共产党军队只有127万[3](p.108)。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3](p.107)。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3](p.110)，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3](p.109)，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4](pp.128~129，131)。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5](p.645)。


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抗战胜利，中国进入“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渴，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6](p.277)。

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5](p.517)。但当时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才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5](p.650)*

1945年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是中间派。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7](卷五上，p.300)

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秩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7](卷五下，pp.903~904)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8](p.52)，她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到1948年12月，学生中只有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8](p.98)。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有批评也有期待。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国情国民党，更多知识分子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中共也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敌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9](pp.199~200)。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直跟到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没有负担。国民党军队则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10](p.88)。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日记中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第一条[10](p.86)。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支持，包括军火方面。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11](pp.457~463)。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还弄不清楚运动战应当怎么打[5](p.637)。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6](p.87)。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淮海战役初中共部分地区民夫不愿支前 75%民夫逃亡



2013年12月12日 08: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黄道炫



本文摘自《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 作者：黄道炫 原载于《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出版社：中华书局据冀鲁豫区党委1948年7月的报告称：“仅7月10日前后一批担架中，二分区原调2000副，到总指时仅1550副，接受任务者约450副（这还不就是完成任务数）。三分区1000副，到医院仅百余副，余均在同庄为飞机炸散。七分区2000副到总指1700副，接受任务者约700副。五分区有1500副，约过路500副（此数更欠准确）。总计担架逃亡约为4850副，占动员数75％。”
1948年10月10日，冀鲁豫区党委战勤报告又提到：“上期常备担架，濮阳原1300人，完工回去仅40人；南乐原800人，完工回来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来10人。这期常备担架稍好些，茌平县400人，两天跑了175人。



淮海战役如何动员出几十万小推车
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语国人想必都不陌生，那么，这几十万小推车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呢？
战役初期，民众支前热情并不高，怪话也多

淮海战役战前饶漱石一再强调要动员百姓支前，保证战勤需要

其实，从谋划打淮海战役之日起，中共高层就特别重视后勤保障的问题，强调一定要充分动员百姓支援前线。比如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在战前就一再强调：“要有足够的民夫，足够的担架，足够的挑子，使前面的伤员能够及时的运下来，使粮食运输到前面。过去的民夫我们临时动员的时间很短，现在必须动员更长时间的民夫。过去我们估计一个纵队500副担架，应付这样大的战役是不够用的，现在初步提出要800副。常备民夫大量增加，加上部队运动非常迅速，失去联络，军需不能及时，对部队影响很大。加上战斗很残酷，猛烈的炮火，天上的飞机，没有经过训练的民夫逃亡很多，因此按我们原有民工的数日差不多加倍才够用。”他还要求各华东解放区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战争。…[详细]
但民工战场逃亡问题严重，后方民众支前积极性也不高

然而动员一开始就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是民夫逃亡现象严重，比如据冀鲁豫区党委1948年7月的报告称：“仅7月10日前后一批担架中，二分区原调2000副，到总指时仅1550副，接受任务者约450副（这还不就是完成任务数）。三分区1000副，到医院仅百余副，余均在同庄为飞机炸散。七分区2000副到总指1700副，接受任务者约700副。五分区有1500副，约过路500副（此数更欠准确）。总计担架逃亡约为4850副，占动员数75％。”1948年10月10日，冀鲁豫区党委战勤报告又提到：“上期常备担架，濮阳原1300人，完工回去仅40人；南乐原800人，完工回来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来10人。这期常备担架稍好些，茌平县400人，两天跑了175人。”可见当时战场上民工逃亡的现象有多严重。
其次是解放区的民众不愿支前。农民不愿出工是因为耽误农忙，比如莒县有常年出民工者，结果造成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一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7头，病6头。而这些损失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因而当上级再动员支前时就出现了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甚至有不少农民为了逃避支差，不惜破坏大车，杀掉牲口。一般的小商小贩更不愿意出差，因为一旦出了差，家庭生活即无法维持，当时有人就因为出差负了债，还有人因为出差吃光了积蓄，因此这些人认为出差是个“要命事”。城镇上的商人更是一提到出差就非常害怕，因为这不单会影响生意，而且身体上也支持不了，甚至有人出现了因为出差压病，压的吐血的情况，因此有的商人提出宁干五天写算的活，也不愿意出一天差。
即便不得不出差者，也是满腹牢骚怪话连篇，比如河南杞县总结战勤总结中有如下内容：“一般人说：‘该咱去即去，不能孬了’，一勃子扭筋的农民汉说：‘反正死到八路军手里，把老百姓弄死算妥，该去就去，看成色吧！’‘活都误了，负担又重，分地还不如不分好呢！’还有的说：‘啥时逼得都当兵好啦！。’”可见民众心里的确有抵触情绪。…[详细]
中共文件中对民夫逃亡和抵触出差原因的分析

造成民夫不愿支前及逃亡的原因很多，中共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对此有不少比较中肯的分析，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原因一：强制摊派百姓出工很容易激发抵触情绪。比如据陈毅介绍：“军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军差，行署、专署、县政府等，常常控制几千几万民工集中待命；区、村政府则采取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有些地区，更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的口号。如此劳动力便冻结起来，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很多群众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车破坏，牲口杀掉，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再如徐州刚刚解放时，徐州军管会征集城里的公私车辆，为前方紧急运送粮食弹药，“在开始组织时，抛弃了原有公会、不分车主和工人，统统采用集中管制，结果形成了他们的对抗与恐慌。有的竟开了小差，或将车故意弄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原因二：百姓出工干部不出工，引发普遍不满。以冀鲁豫边区为例，边区政府规定：“村干、模范、英雄到区、县开会，及民兵集训等均抵出差。”这样基本上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可以避免出差。据冀鲁豫边区的战勤报告显示：“村往往是带‘长’字的（农会长、组长、自卫班班长、排长、隅长）、带‘员’字的（各委员、通信员）、帮办等均不出差，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同时，由于这些基层干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权，因此他们的亲戚朋友就有了可以逃避出工的机会：“与村干有关系有地位的人，该着出差，提着壶拿着烟找村干部想办法，村干部把烟酒摆上请自卫队，要自卫队代出，群众称为包庇私自。”老百姓对这种徇私的做法自然深恶痛绝，因此对出差更加抵制。
原因三：支前民工待遇差，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刘瑞龙在淮海战役时的日记中说：“民工的供给是最大问题。粮食部署只是提一下，没有固定来源及一定供给计划。”正因为没重视民工的吃饭问题，因此造成了“民夫吃不饱饭，且不及时。甚至喝不到开水，睡不妥”的现象，甚至有的地方连民工的粮秣站都未建好，致民工食宿发生困难，有的只能睡草堆。除了食宿，穿衣也出现严重问题，据刘瑞龙日记介绍说：“民工衣服是最严重问题，来时天气不太冷，带的棉衣不多，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几次都是在缴获中解决。已发棉衣五万五千套，野供在窑湾收一万二千套，大部是单衣，夹片子，半成品，很短，三分之一穿不得。”食宿有问题，人就容易生病，“病员多，肠胃炎，寒热是冻的。五分区的已病三百多，医药没有解决。”
原因四：基层干部配备不到位或工作不到位。一是干部少，无法深入开展工作。比如某县指挥部只有一个人作战勤工作，且此人系半工作半休养状态，直到病重走了才添一个动员股长。缺少干部的后果便是领导工作不到位，担架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据该县1948年10月份报告：“上期常备担架逃亡四分之一（200），这次常备挑夫逃亡160，占40％，临时担架跑了50副。”二是有些干部是靠欺骗等手段动员百姓出工，比如豫皖苏分局总结淮海战役时提到：“战役初期，干部思想落后于群众，用欺骗办法，自设难关，越解释群众越怀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区担架，先说到扶沟三五天的任务，又说到亭州，又说到永城，每逢一关，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为保证淮海战役中的粮食、弹药供应，战勤部门和地方政府须想尽办法改变这些状况。…[详细]
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战勤部门采取了多种动员措施，包括用酬劳吸引民工

措施一：以“保饭碗、保卫翻身果实”之名做宣传

动员的第一手段是宣传。如豫皖苏分局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一般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太平，一般的认识是消灭敌人才能享太平，凡是敢于公开宣传支援淮海大战，消灭敌人享太平，说明任务的都易巩固。”杞县组织党员干部“在贫农团会上进行保饭碗、保卫翻身果实的教育，及检讨每人是否有忘本思想。打仗为谁，如何保证任务的完成与带头作用。”
此外，战勤部门也同样注重对前线民工的宣传工作。如以具体事例展开”诉苦复仇立功运动“，随时总结宿营、行军、抬伤员、搞粮草与居民关系，提出优缺点；培养积极分子等。…[详细]
措施二：制定新规则，以缓解公平问题及惩戒逃亡者

针对农村出差“抓阄”，“论趟”不论工，村干包庇“黑人”等现象，在基层开展“民主运动”，即“谁出差、谁免差，前方差、后方差都由群众评定清楚”。比如杞县在动员时就召开民工座谈会，“争论出工是否公允，及本人意见和所有困难，全部提出来解决。召开民工家属座谈会，打通家属思想与实际解决困难，避免拉腿。和进行此次不该出工、民工的舆论动员（如说硬话，表示他的态度，今后该他出如何如何……）”。经过这样的“民主运动”，过去是“庄里稍有一技之长、替村干部做些事的人便不出工，民兵也不出工”，现在是“根据各家实际情况，合理摊派任务。支前人人要去，不能找工，不能赶工，防止有人找借口不出工。干部带头轮流去。公平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
为遏制逃亡现象，冀鲁豫区党委也制定了处罚措施：“对于一般逃亡民工可使其补还粮柴另行补差，个别特别穷困义为人所惑逃亡者，要保证下次不逃亡，可准免其补偿柴粮。但应由群众评定之。至于其中蓄意破坏煽动逃亡之个别不良份子，则应视其犯罪情况由政府法办之。”…[详细]
措施三：搞互助生产，赔偿民工支前损耗

民众担心出差耽误生产，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发动群众订立五保公约，搞互助生产，“把所该出工、民工、军工烈属的户数地亩，都具体的分到以居民组为单位的生产组里”。
此外，后勤部门还要求对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详细]
措施四：寻找积极分子，建立支前组织

对于尚未建立基层政权的新收复区而言，要想动员民众支前，难度相对而言更大。在这些地区，首要之务是寻找积极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参加过支前受过考验的，参加武工队打过游击战的，抗烈属，政治面目清楚、没有投降敌人的或与故妥协未作坏事的老村干，以及一般群众中的苦主”等。然后在积极分子的配合下“发动群众诉苦”，号召支前。
措施五：改义务运输为“给价包运”，以吸引民众为军队“打工”

针对各地区强制摊派民夫出工，民工在支前过程中待遇较差的情况，战勤部门下发通知要求改善民夫待遇。首先是提高民工出差的生活待遇。1948年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在民工来往的道路旁设立民站，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给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提供“茶水与饭食，要支起10-15口大锅、囤积一部分烧柴与面粉，专做民夫吃饭与喝水之用。宿营站初民夫的吃喝问题外，尚需招待住宿，要支20-30口。”“每一站至少要聘请中医一、二人与民夫治病。”
此外，针对之前对民工只供伙食义务运输的情况，从1948年9月开始，中原解放区发布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制度》的公告，给予出差民工一定补偿。公告规定：“凡前后方部队、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医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所有搬运武器、弹药、机器及一切粮草物资等，概应依照规定运费按工给价，或按件给资。一律禁止无价派赴，禁止只分伙食不结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那么到底给多少呢？公告中规定：“转送伤员无论采用何种运送方法，每转送一人行50里，发给运价粮食30斤（秋前以小麦计，秋后以杂粮计）。但如用担架时，按每个伤员加发10斤。……运送军械、弹药等每百斤百里之运费，人力挑运为32斤，驮运23斤，各种车辆为20斤。”这就使得“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活路，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600斤者，现能运1400斤至1700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过去出公粮、公草、田赋之外还要支差，并要出村经费、做鞋慰劳等，真是苛杂不堪重负。现在群众只出公粮、公草、田赋，其余村经费慰劳、派军鞋一概停止。过去群众对我不满心理，已一扫而空。”…[详细]
淮海战役中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民兵担架队准备出发。
淮海战役中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民兵担架队准备出发。
淮海战役期间共动员民工500余万人

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措施，民众支前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比如莒县一个区原来计划出900辆小车，估计已经到顶。县里让再出200辆，区里召开动员会后，群众又出了500辆车、700条麻袋，超额完成任务。
最能体现动员效果的无疑是以下一系列令人乍舌的数字：淮海战役期间，共动员“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比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比3的概算。”…[详细]
美国记者镜头下淮海战役中的国军
美国记者镜头下淮海战役中的国军
参考资料：黄道炫：《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6月版；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王树成《战勤工作资料选》，1988年12月版；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淮海战役·第三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淮海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版；等。

结语
内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之成败，非仅依赖于民心之所向；更是一门高超的技术活。

抗议！烂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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