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获得上级肯定，请认真研读王洪文腐败生活大揭秘

一步登天之人：王洪文腐败生活大揭秘

2013年01月25日12:48 新浪读书 微博 我有话说(61人参与)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8341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

　　此刻，王洪文正在上海高干俱乐部冬泳馆里游泳。游了几个来回便水淋淋地爬上岸，往池边的一排座位走去，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自己结实的身体。

　　俗话说“三十而立”，他在三十一岁这个年龄一下大立起来。他1935年出生在东北，后来参了军，又上了朝鲜战场，抗美援朝回来在上海工厂里混了多年，不过是保卫科的一个小干事。现在，他成了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统率着几十万造反大军。“一月风暴”，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上海的一半天下在他王洪文手中。到了今天，他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了不起，这个发现是从里到外的重新发现。他发现自己长得十分挺拔帅气，肩很宽，身材很匀称，面目端正，有工人领袖的仪表，有总司令的相貌。往日披着件厚棉大衣在国棉十七厂狭窄乱糟糟的空间里转来转去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端端正正站直过，也从来没有端端正正坐好过。他总在寒风与蒸汽难解难分的工厂里挪来挪去，别人看不清他的面貌，他也看不清自己的面貌。那时他像一条灰毛狗，没个正经模样。现在他穿着拖鞋走在游泳池边，觉得自己走出了一股劲头。那是整个身体上下直落的劲头，是每一步都把膝盖弹直的很帅的劲头，也是每一步都震动着胸脯的肌肉、抖落着身上的水珠的劲头。他有一个标准的强健的男人体格。

　　游泳池边放着几张白色的圆桌，几十把白色的木质躺椅，他落座了。这个地方他过去从未听说过，更不曾来过，那是原来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们享受的地方，也是中央高级首长住在上海时消遣的地方。现在他们夺了权，理所当然地夺取了一切。他今天就领着一群造反派小兄弟到这里来庆祝前不久取得的“一月风暴”的大胜利。虽然他是从小穷大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也一直在工厂穿着工作服拿着饭盒混日子，现在一步登天掌握了大半个上海的权力，他没有头昏脑涨飘飘然。当他们决定今天来这个高级场所聚会时，他照例是裹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棉大衣，他才不像簇拥着他的小兄弟那样没见过世面地张大嘴东张西望，他没那么多好奇，没那么多惊讶，昨天没有的，今天就有了。他大大方方处之泰然地吩咐着这里的管理人员，好像他从来就是经常光顾的重要首长。

　　半年前，他还缩在纺织厂车间的某个角落里和人们说着一些最闲的话，像个混世的油子。今天，他斜躺在木椅中，双肘放在扶手上，拳头撑着脸颊，一下就进入了深思熟虑政治战略的总司令角色。看着那群小兄弟们乱哄哄地在游泳池中嬉闹，他露出一丝领袖的宽容的讽刺的微笑。这一二十个人大都不会游泳，站在游泳池的浅水区，一边说笑着一边在齐胸的水中搓开了澡。整个游泳馆再没有其他人，拱形的馆顶像天空一样宽大，明亮的灯光照着游泳池四边空旷的场地，也照着大半个水面平静的游泳池。两三个服务员在门口安安静静地束手而立，等待他们的召唤。

　　他打开放在一边的书包，从里边拿出几本《红楼梦》的连环画，跷起二郎腿很悠闲自在地看了起来。他是听张春桥说，毛主席提倡大家看《红楼梦》，了解阶级斗争。他嫌字书太难读，便让手下找了这套小人书，一本本看着，似乎也能悟出点道理来。他是聪明人，聪明人不需要多读书。听到三言两语便能明白大概。起码他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刘邦和项羽就不是读书人，没什么文化却管着天下。他知道有一首唐诗的最后一句：“刘项原来不读书”。当然，不读书的人可以运用读书人的知识，只要会动脑筋就可以了。张春桥曾对他讲，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句话他一听就明白了，上海的工人阶级造反派现在就组成了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关键在于组织。

　　游泳池中的一群人看见王洪文上岸了，也都成群结伙地爬了上来。他们一生二熟地学会了气派，招手让侍立的服务员把浴巾拿过来。一人一条浴巾，铺在像小船一样弧度弯弯的椅子上，便水淋淋地坐下了。随后看着王洪文手中的小人书，说起打趣的话来。有的叫他王洪文，有的叫他洪文，有的戏谑地叫他王总司令，有的就叫他司令。有的说：“大革命，你还有时间看小人书？”有的说：“你还看什么《红楼梦》，那都是四旧。”王洪文不急不恼地笑笑：“主席提倡看的。”仍旧坐在那里一页一页看着。没有他这个中心人物的参与，大伙儿说笑的兴致就少了一半，于是，人们就在他周围团聚着，有意无意地败坏着他看书的气氛。几个人将水淋淋的脚歪七斜八地放到王洪文架着胳膊的圆桌上，七八条腿脚上的水湿了一桌子。王洪文瞄了一眼，拿起桌上的几本《红楼梦》连环画，塞到椅背上挂着的书包里，继续闹中取静地看着手中的小人书。

　　他注意到远远安静侍立的几个年轻秀气的女服务员都用恭顺而冷淡的目光打量着自己身边这群弟兄们，他们纷纷将脚架到了一张张桌子上，互相说着一些低俗的笑话。一个身体白瘦的小伙子是轮胎厂的造反派头目，腿跷得太高，一不小心坐翻了椅子，水淋淋地摔到地上。一片哄笑及七手八脚的嘈乱，引得几个女服务员相互交换着目光，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王洪文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对身边这群兄弟们的嬉闹并不以为意。他听凭这群人说笑耍闹，也听凭他们不断地和自己打趣。多少年在工厂的厮混，使他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工人领袖。你一定要喜欢泡在弟兄们当中，你要习惯他们对你打趣，要不嗔不恼。大家越是对你打趣，就越说明你有凝聚力。你不打闹，却要听得下别人的打闹。你不说废话，却要习惯听别人的废话。你不醉酒，却要习惯他们在你身边醉酒。你不胡说八道，却要习惯他们在你身边胡说八道。你不乱来，却要习惯他们乱来。你要泡在这些人当中，你要让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你泡，让他们一离开你就泡得没趣，泡得没神，泡得没劲，天天想着和你泡，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首领了。

　　平常听凭这些人泡你，到了关键时刻，你该发令就要发令，该严厉就要严厉，该说一不二就要说一不二。这半年的革命造反使他尤其悟到了要成为工人领袖，第一要勇敢，胆大包天，敢说敢做，要天下第一胆；第二是足智多谋，遇事拿得出主意；第三就是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不开空头支票；第四就是一个“严”字，该严厉的时候，就要军法不饶人；最后一条，就是和大伙儿同甘共苦。

　　今天这个泡，也就是同甘共苦的意思。

　　他津津有味地一页一页看着《红楼梦》的小人书，周围的造反派兄弟们都还是冲他说着话。有人说：“王洪文，我看中央以后肯定会把你调到北京去。”很多人纷纷附和着。王洪文一边看书一边回了一句：“我不去。”一群人又纷纷说：“中央调你，你能不去吗？”王洪文说：“不去，就是不去。”又有人说：“毛主席要让你去呢？”王洪文又翻了一页书：“起码五年之内我不会离开上海。”这时，有个叫阿大的人靠在椅背上说：“司令，该给我们搞点吃的了，慰劳慰劳兄弟们的肚子。”王洪文眼睛没有离开小人书，抬手挥了一下：“去让服务员安排。”阿大接着问：“搞点什么？”王洪文似乎很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这个还要问我？想搞什么就搞什么。”阿大招手让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过来，做了一番吩咐。

　　没多一会儿，葡萄酒、白酒、香肠、松花蛋、牛肉干、红烧肘子和面包等食品就摆满了两个桌子。一群人穿着游泳裤赤裸着上半身就倒开了酒，举起了杯叮叮当当碰起来。王洪文拿了块面包夹了根香肠，把两只脚很舒服地放在一张空椅子上，一边吃一边继续看小人书。人们三番五次地敬酒，他都说：“你们先喝。”一拨儿人一边喝一边问：“今天允许我们醉吗？”他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你们看着办。”就有人一边碰着杯一边挥着手说道：“王洪文说过了，半夜还要去看黄浦江几个码头，今天都不许醉。”

　　当周围一群人叮叮当当划拳碰杯时，王洪文泡在这种气氛中一页一页看着《红楼梦》连环画，觉得十分惬意。经过几个月的磨炼，他已经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中树立起了权威，他现在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控制这支队伍了。一个大上海，现在多多少少要按他的意思办事，他跺跺脚，黄浦滩头也能抖三抖。他偶尔也略抬目光打量一下眼前呼风唤雨般碰杯吃喝的人群，虽然他在这里一言不发，但他是他们的中心，是这群人的主心骨。如果他起身离开，这群人吃喝的气势立刻就会塌掉。想到自己现在坐在中央首长们休闲的地方，掌管着半个大上海的权力，他就不能不想到这里的奥秘。

　　眼前的这群人曾经和自己平起平坐，只是在某一天发生的事情使得他和他们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使他王洪文终于成了影响全中国的人物。

　　他永远不会忘记两个月前的事情。11月6日，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集中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召开上海工厂串联交流经验会。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最初提出的名字是“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后来有人提出加上“革命”二字，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最后，是他王洪文提出再加一个“总”字，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的提议获得了热烈掌声，一致通过。从这天开始，他在相互还都不大熟悉的各工厂的造反派头头中露出一点头角。既然成立总司令部，就要选举领导。王洪文又提出一个建议：“今天出席会议的全部造反派组织理应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我们总司令部的核心组成员就应该从这些发起单位产生。”他的提议又获得一致通过。往下如何选举核心组成员，王洪文的提议更是合情合理的：“今天是我们头一次串联，大多数人是头一次见面，相互都不了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在单位的职务，这样便于选举。”这个提议自然又获得一致通过。当大家顺序自我介绍时，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都是非党团员，普通工人。而王洪文自报的则是贫下中农出身，复员转业军人，政治面貌党员，工作职务保卫科干部。这使他在会上获得了显著的优势。结果他不但进入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核心组，还当上了总司令。

　　那其实是只有十七个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一个并不整肃的会议，会议完全是被几个北京红卫兵策划串联起来的。当时屋子里乱糟糟地就把会开了，他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重大。他只是根据一个多年来都在不断重复的旋律行动，那就是在政治上要想尽办法多争得一点发言及表现的机会。在那天的串联会上，他本能地希望尽可能多地将自己露出来，没想到，两个月过去了，他居然成了影响整个上海乃至中国的风云人物。如果那天自己没有得到消息，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自己很有运。

　　七红八绿的一顿吃喝在游泳池边进行完了。在一片杯盘狼藉中，有人问：“司令，还有什么节目？”王洪文将小人书收到书包里，站起身说道：“冲澡，穿衣服，看电影。”当他们冲完澡穿上衣服在俱乐部的小放映厅坐下时，放映的电影是王洪文最爱看的《护士日记》。这部由电影明星王丹凤主演的片子曾经让他痴迷不已，当银幕上出现“护士日记”的片名时，大伙儿都嘻嘻哈哈地叹气道：“老电影了，看过的。”王洪文不理睬众人的吵嚷，左手抱着右肘，右手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王丹凤演的女护士。银幕上的形象让他有过很多梦想，现在，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再看这个高不可攀的梦想就有了新的眼光。周围的人在抽烟，在说话，在打哈欠，在瞌睡，在进进出出地走动。他却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影演完了，放映厅里柔和的灯光亮起来之后，一群人中除了两三个一直与王洪文坚持着看下来，其他人都散漫在各个角落，有的在呼噜噜地带着酒意酣睡，有的在抽烟说话。王洪文依然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黯然的银幕。过了好一会儿，有人问：“司令，该干什么了？”王洪文问：“几点了？”有人回答：“快半夜十二点了。”王洪文便挥了一下手：“出发。通知码头，我们马上就到，准备好船。”一伙儿人立刻行动起来，歪在椅子上酣睡的人被推醒，揉着惺忪的睡眼，抖擞着精神跟着出发了。

　　几辆小轿车、小吉普高速驰过上海市的街道，两边的高楼大厦像悬崖绝壁一样掠过着，旋转着，一条条灯火阑珊的马路被这些车辆切断着，分割着，没多会儿就到了码头。一艘快艇亮着灯光在黄浦江的波涛中轻微颠簸着。他们上了快艇，快艇射出探照灯光开动了，很快来到黄浦江中。冬日的黄浦江面十分寒冷，王洪文站在船头，不愿下船舱。他迎着凛冽的风看着船头劈开的白浪像大鸟的翅膀一样向后飞去。岸边的大小码头和林立的高楼大厦都有稠稠稀稀的灯火点缀着，天空一派清冷。王洪文问：“二十路人马都准时出发了吗？”旁边有人回答：“都准时出发了。”王洪文没有吭气。上海“一月风暴”大夺权后，虽然有来自北京的声势浩大的舆论支持，整个上海却在到处溃乱着，瘫痪着，被推翻的上海市委的影响还在许多地方盘踞着。很多工厂停工；港口、码头、火车站也有很多地方陷入瘫痪；自来水、供电、钢铁厂、造船厂的生产及秩序也岌岌可危。要整个地控制上海的局势，还有很多硬仗要打。今天晚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调集了二十万人马，同时开往几十个保守势力的黑据点。天一亮便同时采取行动，要将那里的保守势力击溃，一举将领导权夺过来，恢复那里的生产交通秩序。


　　王洪文对指挥这样的行动充满了战斗情绪。如果说十几年前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作为普通战士没有尝到任何战争的趣味，今天作为总司令，他则体会到战争的乐趣了。战争的乐趣是指挥者的乐趣，而不是战士的乐趣。这是他今天才领会到的。今天晚上，他将在水上及陆上巡查整个作战形势，他要用强攻的方法解决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当快艇射着探照灯光劈开黑暗破浪前进时，他觉出了自己的势力和锐气。他甚至觉得这探照灯就是他撕破旧秩序的刺刀。

　　旁边有人向他汇报：“崇明岛上的农场基本上全瘫痪了。”他说：“一样组织人去解决。”上海人都知道长江上的崇明岛是上海的郊县之一，也叫崇明县，那里有十多万农场工人。旁边又有人说：“崇明岛的政策问题比较复杂。现在绝大多数农场工人都造反回了上海市，那里没什么人了，你去人解决什么，帮着种地？”王洪文在黑暗中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组织一个调查团去崇明岛调查一下。北京的红卫兵不是还有一些人留在上海没走，请他们也一起参加，他们的政策性强。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我们再决定对策。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刚才提问的人回答。

　　王洪文转眼看了看，从一个正在抽烟的人手里拿过抽了半截的香烟，放到嘴边狠狠抽了两口，然后眯着眼看着前方的黑暗说道：“上海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一定要把全部大权都夺过来。”说着，他把红亮的烟头狠狠地往黑暗的江中掷去。

该贴内容于 [2013-12-26 09:58:48]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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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王跃文：制度比清官更重要
东方早报 [微博] 石剑峰2013-12-26 07:57我要分享 11
[摘要]难道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提倡陈腐的清官意识吗？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制度建设非常重要，这是常识。但是，这同效法前贤并不矛盾。道德层面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

《大清相国》王跃文：制度比清官更重要

王跃文在参观过陈廷敬的故居后，开始查阅史料为其写小说。

东方早报：因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你的这部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目前在书店和网络上已经卖脱销。这件事情是否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你怎么看王岐山推荐该书呢？

王跃文：《大清相国》在被报道王岐山推荐之前已销售40多万册，持续长销。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刚出版时畅销一两年，随即走入长销阶段。领导同志把自己喜欢读的书讲出来，一则体现真性情，二则也推动读书活动，能让更多的人多读书，这是件好事。我习惯于书出版之后就不再过问旧作，会投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最近经常接到媒体采访电话，或到外地讲学、电视访谈的邀请。但不断创作，才是作家应该做的事。

东方早报：你的作品大部分是现代题材，《大清相国》反而是个例外，你怎么会对康熙年间历史，和陈廷敬这个人物感兴趣的？

王跃文：我写《大清相国》只是非常偶然的机缘。有一年我去山西阳城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参观游览，听了当地人对这位先贤的介绍，顿生敬仰之心。随后，我查阅了陈廷敬相关的历史资料，读了大量同时期的清代正史和野史、笔记，积累了写作素材。越读史料，写作的冲动越强烈。然后就写了这部小说。

东方早报：陈廷敬为官50余年，也就是说你写了清代50年的历史，有些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你花了多大精力做史料准备？

王跃文：我不是专门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不从学术门径去读史书。我买了一套《清史编年》，从清顺治开始每天发生什么事情，大臣们是怎么奏报的，皇帝是怎么批示的，下面是怎么执行的，一天天记载下来。我把康熙朝的两大本全部读完。这套书虽不是原创史书著作，但史料都是从《清史稿》、《清实录》、《国朝纪闻》以及当时同清朝有交往的日本、朝鲜等国的史书中辑录的。读这样的书，帮助作家熟悉历史、掌握史实已足够了。另外，《清史稿》中关于陈廷敬及其同僚的记载文字，我都通读过。但是，写小说仅仅读正经史书是不行的，必须读反映当时生活的杂书。生活的现场感，古代生活的体温、肌理、细节等等，只能从杂书中读到。

我派陈廷敬出差查案

东方早报：有一个疑问是，小说故事性很强，其中最好看的部分就是陈廷敬查案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多大程度上夸张甚至杜撰了史实？

王跃文：我写的那些事情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有些是陈廷敬直接办理的，有些未必是陈廷敬亲自处理的。这并不违背历史小说创作的习惯。比如，陈廷敬受命督理钱法，史书有确切记载。比如，陈廷敬参王继文（时任云南巡抚）之罪确有其事，但派他赴云南实地查案是小说虚构。

东方早报：你写陈廷敬大半生内容，为何主要写他断案？

王跃文：陈廷敬终身都是京官，没有做过地方大员。他虽是文翰出身，但又很有实干才能，不然像督理钱法这样具体的经济工作皇帝不会派他去管。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天天让他在户部或吏部衙门里坐着，天天替皇帝看折子，未免太没有意思了。所以，我派陈廷敬出差查案。陈廷敬虽没有到地方上任职，出差的事是常有的。从他诗文中可以看出来。他最得意的出差是随康熙皇帝南巡，饱览江南风光。有一年随康熙到了杭州，皇帝居然给他放假叫他去游西湖。但是，我在史料中看到，有官员跟皇帝南巡时偷买江南女子带回去享乐或送人，两江总督阿山同杭州知府陈鹏年有隙，故意命陈在钱塘江湍急处搭台供皇帝检阅水师。写小说，这些都是最精彩的故事。所以，皇帝给陈廷敬放假，到我笔下就成了皇帝命他私下巡访。

康熙放纵了官场的贪腐

东方早报：小说的最后，陈廷敬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是“等忍稳狠隐”五字，小说结构大体上也是围绕着这五个字来展开。这五字是从何而来的？

王跃文：不是刻意总结出来的，而是从人物刻画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双双中进士的时候，老太后高兴地说：我朝得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结果，苏东坡兄弟没有一个当上宰相。苏东坡的官场悲剧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想他才华过于出众也是重要原因。陈廷敬14岁中秀才，21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意。但是，官场老手们岂能让黄口小儿得意？所以，他必须先得等和忍，待到能做事的时候还要学会稳，一旦大权在握则要大刀阔斧建功立业，即所谓狠。这里讲的狠不是心狠手辣，而是敢于铁腕任事。但是，毕竟宦海风高，不可过于恋栈，当隐之时就要功成身退。

东方早报：在小说里，尽管有像陈廷敬这样的好官，但官场依然是灰色甚至凶险的。在你的写作概念里，官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王跃文：皇权时代，毕竟不是现代政治，也没有现代法制，不管有多少看上去很铁的“律例”，都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清明政治的。比如，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人往来，凡向商人借银一千两者，论死罪。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律例”不敌“陋规”，潜规则往往占上风。京官外放，得打点在京同僚，拜托往后有事多多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夏天来了得给京官送礼，叫“冰敬”；冬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礼，叫“炭敬”。地方上官场下级打点上级，也有各种陋规名目，如寿礼、灯节、代笔、后司、家人等等。清代京官清廉自守会很穷，放下去做地方大员才能发财。有些京官外放，没钱应“别敬”之礼，只得找钱庄或富商借钱。按照清朝制度，这是要治罪的。陈廷敬不贪，除了他自己的操守过硬之外，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家里富有。陈家早在明代就是大户，算是山西很早的煤老板；他家铸的犁铧销往全国各地，最远销到东南亚。

东方早报：小说最让人感慨的是，即便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对官场的腐败也无法完全根除，有时候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来写这样一个时常装糊涂的皇帝？

王跃文：不是我刻意要把康熙写成这样的形象，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陈廷敬的同僚刘相年给康熙皇帝上折子说，察访两淮浮费甚多，开列名目四项，其中第二项为“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皇帝在“省费”之后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钱无多，何苦积害！”康熙皇帝认为这笔“省费”并不太多，但它相当于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巡抚衙门一年的正项收入。依当时朝廷规定，官员派下去，皇帝必得“引见”。康熙曾对将去杭州赴任的知府说，苏杭自古繁华，人心反而不纯朴。那位官员说，如果当地绅户胆敢犯科，臣必当按律处置。康熙却说，治理地方以安静为务，不必吹毛求疵。康熙皇帝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实则是放纵了官场的贪腐。他甚至根本就不相信有真正的清官，很多大学士都说曾任湖南巡抚的户部尚书赵申乔清廉，康熙皇帝说：我相信赵申乔是个清官，但要说他做地方大员时一干二净，朕未必相信！

东方早报：所以康熙、陈廷敬这样的君臣根本无法遏制、根除官场腐败。

王跃文：就是缺乏好的制度建设。但建设好的制度又谈何容易？今人都难以做好的事情，怎么能指望古人做好？

东方早报：除了陈与康熙之外，小说里最鲜活的人物就是高士奇，你写这个人物在官场的成功和他最后的全身而退，目的是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没有道理，康熙为何对他宠爱有加。

王跃文：康熙是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他常把以宽治天下放在嘴上，更多时候却是霹雳雷霆。陈鹏年一直被阿山打压诬陷，终被治罪。康熙南巡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替陈鹏年做保山，在康熙面前磕头磕得额上出血他才松口。康熙晚年的时候，立储之事谁说谁就该死。有位刑部尚书提起立储的事，被康熙下令钉在墙壁上哀号三日而死。可是，他对高士奇却格外怜惜。这也是有缘由的。康熙读书启蒙的时候，随便问到什么东西，高士奇都能对答如流。所以，康熙皇帝一直说，他学会读书是高士奇领他入的门径。高士奇其实学问不深也不精，没有中过进士。但这个人很聪明，是个什么都懂一些的杂家，很能讨皇上欢心。又因他出身贫贱，康熙皇帝对他反而多了份怜爱之心，曾亲口说高士奇自小是吃过苦的，一辈子很不容易。

小说无影射现实的意思

东方早报：小说里没有写太多官场里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反而非常主旋律地写陈廷敬这个人。

王跃文：主旋律是官方提法，读者有时候会不爱听。其实什么说法不重要，要紧的是看作品。《大清相国》写的是陈廷敬50多年的官宦生涯，以及他在官场的事功。从史料来看，陈廷敬学养深厚，品行端方，才能卓越，颇有建树。这样的先贤令我肃然起敬，我写这部小说的重要初衷就是向陈廷敬致敬。

东方早报：陈廷敬某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官员典范，这样的典范有何现代意义呢？

王跃文：我用小说讲述这位古人的故事，经常面临一个责问：难道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提倡陈腐的清官意识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莫名其妙。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制度建设非常重要，这是常识。但是，这同效法前贤并不矛盾。离开时代性不说，道德层面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

我曾这么概括陈廷敬的形象：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我认为，这些对当下官员仍有借鉴意义。

东方早报：这部小说写清朝官场，写君臣关系，写臣工关系，写官民关系，写这样一部小说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王跃文：小说不是政治教科书，文学作品得以存在并流传的意义，在于其本身的文学魅力。如果确有值得挖掘的现实意义的话，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继承的。这也可以理解成所谓现代意义。

东方早报：小说里的各种腐败形式和官场问题，比如官员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政府摊派、政令不通、买官卖官、贪腐等在当下可能依然存在，当你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考虑的其实是当下？

王跃文：我没有考虑当下，更无影射的意思，所有素材都是从史料中来的。史载，“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从山东巡抚佛伦疏奏，该省今年正赋豁免，秋成丰收，绅衿人民愿于每亩收获一石者捐出三合，以备积贮，计全省可得二十五万余石。”我想象不出佛伦是如何知道丰收了的老百姓愿意捐粮给官府的，而且老百姓意见很统一，每亩收获一石者都肯捐出三合。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官员下乡也没有汽车坐，怎么就把全省老百姓的爱国热忱摸得那么准确？我想，佛伦此举大为可疑。佛伦就是《大清相国》中富伦的原型。史料记载，佛伦是康熙皇帝奶娘的儿子，官做到户部尚书，但他是个很坏的官，晚年被康熙严斥。又如张鹏翮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时对他予以严责：你一到河督任上就奏请开河捐，我就知道你这个河督治不了河；如今你为了治河又掘人祖坟，你一个读书人怎么做得出来？朕闻之心胆俱寒！从这里至少看出两个“现代信息”，一是官府乱收费，二是强制平坟。返回腾讯网首页>>

以日为鉴：泱泱大国非得坚持计划生育吗？
读书杂志张会杰2013-12-26 07:58我要分享 60
[摘要]拿日本这面镜子来映照，中国人口规模有着庞大的增长空间，所谓的人口超载与人口过多状态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何以泱泱大国非得继续坚持计划生育？

日本，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日本的25.95倍。日本拥有一亿两千八百万人口，中国，人口十三亿七千万（含港澳台），如果使用人口密度对两国人口状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仅为日本的41%。从人均资源占有量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口那么多，人口密度那么大，比中国更有理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日本非但不对生育进行管制意义上的计划，反倒千方百计鼓励国民生育。而中国，虽然人口总量远大于日本，但国土远比日本辽阔广袤，如果我们也具有与日本相当的人口承载能力，那么，中国的国土上完全可以承载25.95×1.28=33.2（亿）人口！拿日本这面镜子来映照，中国人口规模有着庞大的增长空间，所谓的人口超载与人口过多状态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就算净增二十亿人，也不必担心人口的规模过大。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管制政策，况且经过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何以泱泱大国非得继续坚持计划生育？《读书》二零一三年第八期刊发章美锦的《人口问题能否以日为鉴》一文对上述疑问进行了回答，对其提供的几点解释，笔者不敢苟同。本文针对其中的个别观点及其论证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在中国，有一个广为传播的原始观念，即，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必然无序膨胀，终将超出承载的极限从而导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揭示和认识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以日为鉴，上述观念很容易证否，从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二战”后日本在短暂的人口增长高峰后，七十年代中期人口发展出现逆转，生育率锐减使每年新生儿数量少于死亡人数，人口“少子化”呈明显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普遍存在。这表明，人口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和自然的法则，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的规模增长之间就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是双向的，落后与贫困会制约人口规模的增长，原始社会人口的数量增长就十分缓慢。与这一制约机理不同，繁荣与发展亦制约着人口规模的增长。仅从一个方面来看，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将普遍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直接导致初婚初育年龄的整体上升以及生育子女个数的下降。在这种强而有力的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日本人口可以膨胀到十亿”的说法几乎没有行得通的余地和可能，这也是日本政府纵然千方百计鼓励国民生育，人口还在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观国内，中国已经连续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章美锦所提及的“中国人口继续不加节制地增加下去”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人，不少大中城市已呈现出类似发达国家生育率自发降低的迹象。时过境迁，即便中国废除强制计生、完全放开一胎政策，客观上中国人口也不可能不加节制地增加下去。“一旦放开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只会令国民的生活状况愈加窘迫，也会令目前由于人口过多而加剧的人与资源、人与财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紧张，酿成更大更多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断，笔者以为不能成立，这样的恐惧和担心没有依据，原因除了忽视人口规模增长的自然规律外，还在于对制约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生活状况影响要素把握上的偏差。在制约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生活状况的诸多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更为关键、更为核心？

如果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状况”或“国民财富状况”经济学意义上的测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Σ（Ρ1+Ρ2+…+Ρn）/n，（n为人口总数，Ρi为国民中第i个人生产创造出的财富总数，i∈[1，n]），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于分母即人口总量过大而“稀释”，只要费尽心机控制住人口规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将提高，这一貌似合理的主张建立在国民生产总值Σ（Ρ1+Ρ2+…+Ρn）总量不变的假设之上。然而，如果国民平均的生产能力不提高，人口总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根据基础的数学逻辑进行推导，可以发现，“人口总数n”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无关变量，也就是说，假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变量保持不变，人均国民生产能力如果不发生变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恒定不变，此时，人口规模或大或小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构成任何影响。笔者以为，影响“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状况”的更为关键、更为核心的本质要素应该是“国民平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这一能力不是自为的，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安排、科技发展及应用水平、国民素养及普遍的文化观念等要素及其组合状态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一能力的形成及其发挥，进而制约和决定着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二战”结束时，中国经济与战败国日本相近，之后却被急剧落下。与自身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显著差异均鲜明揭示出“国民平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之于“社会发展”及“国民生活状况”的紧要性。放眼世界，美国人口少，发达，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不那么发达。相对意义上，日本比中国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但是，日本远比中国发达，中国人口也“多”，却不那么发达。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及其国际影响力跟人口规模和密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财富占有程度的同时，更代表着人均的创造与生产能力，日本是中国的8.43倍，这实际上更多意味着，就目前而言，日本国民人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远远超过中国。日本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并不是出于“宁愿承受与中国国民一样的生活水平”，而是出于对国民平均生产与创造能力的确认和自信。由人及己，要想提高中国国民的生活状况，更对症的药方或许应当是千方百计提升国民人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制度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选人用人制度的优化，认真考虑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以及素质教育的落实等，而不能也不应推卸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以管控国民的生育权利为代价为低效的公共事务管理买单。如果废除严厉的一胎政策，给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及以上子女的权利，同时，尽其所能提高人均的生产和创造能力，人均财富占有量同样会得以持续提升，而不会出现如章美锦老师所言的“只会令国民的生活状况愈加窘迫”的难堪局面。

在人口问题的中日对比中，有观点认为，日本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状况下，人口还在负增长，说明日本根本不需要计划生育，而中国在实施普遍的强制计生、一胎政策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尚且高于日本，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论点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类思路忽略和遮蔽了人口问题的真正意义和发展旨向。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笔者完全赞同章美锦对中日两国人口之别，不在人口的“口”上，却在人口的“人”上的判断。这恰恰表明，“口”的数量与“人”的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片面凸显人口规模之于财富创造和享有的消极功效，认定“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越落后，人均生活水平越低下”，视人口为负担和障碍的观念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刻意强化了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对立。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子女是工作的动力和幸福的源泉，公允地看，未成年子女也在为社会贡献财富，尽管这种贡献是间接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贡献的温婉与和谐。日本政府尽管千方百计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人口还在负增长，此时，换位思考一下，中国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比日本高难道不正是日本政府求之不得的优势所在？此一优势，我们为何不去爱护和珍惜，却一味以人口数量的减少作为政策的目标和继续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论据？

章文提出：“日本资源匮乏，但日本人凭借一技之长足以从地球上任何国家那里获取它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反躬自问，我们目前尚没有那种能力。”这方面的能力不足，是应当想方设法提升这种能力，还是应当削足适履、自我设限？如果我们的国民有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的意愿并有通过辛勤劳动养育子女的能力，国家和政府是应当强制剥夺国民这一朴素的美好愿望，还是应当竭尽全力提升负担更多人口的能力？鞋小削脚最方便，但这种类似挥刀自宫的做法却极可能自设陷阱，已经有学者，比如北京大学穆光宗指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是“超低生育率陷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称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他听到的最为奇葩的政策，具有潜在毁灭性影响。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最终会破坏经济体系中最重要一环。如果中国一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可能最终消失。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二零零五年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的证词宣告：“到二零二零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与非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包括日本在内。就是说，如果没有奇迹般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碰壁。到二零二零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仍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人口问题的中日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推断人口承载规模上限的参照坐标，也提供了预见和估测人口发展前景的比对样本。人口问题以日为鉴，还具有启人深思的预警意义，是对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人口的“自然”发展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毫无准备的一种警戒，防患于未然才是人口问题中日对比最终的价值所在。忽视了日本人口问题的预警功能，也就回避了中国强制计生一胎政策的潜在危机，从而降低日本人口问题之于中国人口理念修正及政策调整的价值与意义。日本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也难以走出低生育率与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以日为鉴，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时，难道现在还不是抛开偏见，酝酿并实施奇迹般的新政策的危急关口么？返回腾讯网首页>>

贾樟柯《天注定》：山河大地在 侠义就在
周末i城市2013-12-26 07:57我要分享 0
[摘要]潜伏三年，突然爆出个《天注定》，好一句“只要山河大地在，侠义就在”，让人动容，钦敬。公路电影，作为一种抵抗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能抺杀的。“公路电影告诉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贾樟柯《天注定》：山河大地在 侠义就在

贾樟柯说过，导演不一定要一直拍电影，每次，他都当作是自己最后一部。

贾樟柯《天注定》：山河大地在 侠义就在

《站台》文青男主角王宏伟，在《天注定》中客串演暴发户，拿起一大迭钱掷向赵涛。

贾樟柯《天注定》：山河大地在 侠义就在

赵涛在《世界》中死得不明不白，这次在《天注定》里她要选择自己的命运。

贾樟柯《天注定》：山河大地在 侠义就在

姜武在《天注定》中其中饰演当代版的鲁智深，复仇也是为了正义。

11月初写此文时，还只写到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准备出版研究贾樟柯的专著。没过多久，这位公路电影导演兼研究者，已在中国路上完成了关于贾樟柯纪录片的拍摄。“公路电影，作为一种抵抗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能抺杀的。”沃尔特·塞勒斯写道。难怪拉美和中国摩托青年，如此识英雄重英雄。你的飘散流离，原来是我们的当代夜奔。十多年来，在这条没能回头的高速公路上，角色与导演的命运共休戚。

生命就是要冒险的

在2013年4月18日，贾樟柯微博上四字：“我回来了！”让一直围观的人猛然惊醒。在此之前，贾导三年没戏，那个清朝和两岸双雄下落不明，只见他忙干别人的活——时而推销汽车和银行广告、制作公益微电影、出品年青导演新戏、带美院研究生班实习；时而逍遥四海跟老乡同学聊天酒醉，甚至上烹饪班弄豆角焖面酱梅肉⋯⋯终有网友忍不住问：贾老板给人有种提早退休的感觉？

潜伏三年，突然爆出个《天注定》，好一句“只要山河大地在，侠义就在”，让人动容，钦敬。贾樟柯携第七部故事长片，再次走穴，以霹雳枪火速度，横扫世界大小角落，甚至有人为此打个满分。可惜戏子飘零，身心疲惫，只盼能早日放逐完回家，给祖国老百姓有个好好交待。几个月来，大家比导演着急，相继朝天发问。

如果真的听天从命，也不用扛起刀枪，让生命来一次逆袭，涉水跋山，艰难前进，只为燃点极度卑微的希望。曾经，贾樟柯表弟韩三明，在那站台签过合同，上写“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从地下流落到长江三峡后，三明和矿工老兄，为多赚百五十元，决定还乡；来到新片，三明又回来接老婆了。斗不过地理宿命，至少仍有选择的权利？山西矿工兄弟最终会否因参与了电影拍摄而逃过劫数？还记得七年前某火锅店内，贾樟柯微笑着对我说：生命就是要冒险的。

《世界》的故事发生地“世界公园”是一个与现实对应的值得玩味的空间。赵涛在《世界》中死得不明不白，这次在《天注定》里她要选择自己的命运

奔走在命运途中

“这是一部关于现实的焦灼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迅速消失。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小武》里“导演的话”如是说。“真正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记录这个年代变化的影片实在太少了，整个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没有或者说很少人来做这样一种工作，我觉得，这种状况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没想到，十多年后，贾樟柯这番话不单没过期，反而有着更紧急的迫切性。大抵余华也有同感，赤裸裸的行尸走肉也要死得有尊严。

命运的转折，哪管个人或集体，在自由意志挣扎之外，往往包含偶然性。如果自小爱看武侠功夫片的“社会闲杂人员”，不是在二十岁撞上家国那片黄土地的话，不同阶段的贾樟柯，有可能成为其后他片中打酱油的角色：《小武》里的小混混、《站台》里的矿工、《任逍遥》里高唱《费加罗婚礼》的傻子、《三峡好人》里的考古学人，或者新片中的山西土豪？如果那年在柏林公交上，小贾错过了上天安排的缘分，中国电影的路又会否改写？那位如鬼魅般死跟着他的，正是北野武公司制片人市川尚三先生。从这位亦师亦友的日本人身上，小贾学习到信任和对艺术的尊重。当年《站台》只拍了冬天，团队就收到戛纳电影节的邀请，如果他的制片人换了别的投机主义者，文青成长之路，大有可能被迫草草收场，看不清历史四季的变革底蕴。后来市川尚三陪小贾，遥望威尼斯宁静的海，《站台》失落金狮荣光的心头大石，也掷到大海里去。其实从一开始，《小武》中出现屠洪刚版《霸王别姬》，就在提醒他，不要做虚脱英雄。

《站台》文青男主角王宏伟，在《天注定》中客串演暴发户，拿起一大迭钱掷向赵涛。《站台》的片名来自80年代风靡一时的摇滚歌曲，内容是关于期望。

当年柏林电影节Ulrich Gregor 所说的那句“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今日在网络上已找不到原话出处，只成为经典，散见于各种研究贾樟柯的文章和学术书籍之间，包括沃尔特· 塞勒斯的记忆数据库中。去年拍毕“公路三部曲”—《中央车站》、《摩托日记》、《在路上》，巴西导演为纽约IFCCenter 策划相关主题节目，其中选映了《三峡好人》。他说：“贾樟柯是当今最重要的导演，看一部他的作品比阅读十期《经济学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更多。”追逐自由的梦想、少年成长历程、对贫瘠生命的凝视，一直都是这位里约热内卢出生的导演所关注的命题。他经常带护照在身，准备随时上路，与未知的新世界碰撞，但每当漂泊良久，他就想家，回到拉美的根，攸关重要。

它是一种抵抗形态

一切归根究底，贾樟柯从没动摇过，他记得父亲说过“出水才见两脚泥”。十年前的某个晚上，一班独立导演和电影人包括娄烨和王小帅，挤满贾樟柯的“地下办公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意志激辩至夜深，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道别只剩老人和小孩的汾阳后，贾樟柯像小济脚踏摩托车出走，从地下故乡走向中国认可的“世界”，窥见别处地景上的荒唐存在。“美国人失去了世贸双塔，但我们的仍在。”北京大观园的导游说。旅程延续，在原地自转的过山车游戏中。研究华语电影的Shelly Kraicer认为：“《 站台》呈现迷失于时间里的中国，《世界》就是一个迷失于空间的社会。”后社会主义走穴艺人自我流放后发现，山寨或拟像资本主义原来是另一囚牢，伪装全球身份的戏子，如东莞工厂车间的跳楼少年一样，希望沦为绝望。“在这个奇怪的现实里，时间与空间，内爆崩溃。”沃尔特· 塞勒斯如是说。

巴西导演对“在路上”这命题确实着迷，做过大量功课，包括采访“垮掉一代”人物、公路导演维姆·文德斯、诗人劳伦斯·弗林盖蒂等，120 小时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素材最终会剪成纪录片《寻找“在路上”》。2007年，他为《纽约时报》撰写“公路电影理论笔记”，从追索原始游牧的根一路走到全球化、从《逍遥骑士》的美国梦内爆说到中国的“奥德赛”。

他说，与过去为建构家国身份的使命不同，新一代公路电影要展示的是“转变中的家国身份，角色的身份危机反照文化自身的危机。”他相信，“这种叙事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不可预期，会因路上的遭遇而发生变化。因此，即兴，变得再必须和自然不过，而好的剧本让即兴有更大的自由度。”谈到电影语言，特别是剧情和纪录片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纪录电影之父RobertFlaherty 大半世纪前所拍的，早已有虚构成分，因此，从来就没有客观的真实。借戈达尔的话说，“所有伟大的剧情片趋向纪录，伟大的纪录片趋向剧情。公路电影，最能自然地模糊了两者的界线。”他说，公路电影，关乎从不同的他者中学习，挑战既定的从众文化。公路电影，作为一种抵抗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能抺杀的，尤其是处于经济全球化制造了新一波大迁徙的年代。“公路电影告诉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沃尔特· 塞勒斯这番话，绝对是对贾樟柯作品很好的解读，或者亦可解答别人的质疑。中国的奥德赛故事和纪录，时而如《 东》加上《三峡好人》分头互补，时而如《二十四城记》合而为一，并且能将官方的宏大论述，扭转为关乎个体“选取性记忆”的海上故事。将贾樟柯暗里相互呼应的所有作品接连起来，就是一部庞大复杂、闯荡江湖的公路电影。而在这条公路上，拼命奔波的主角，就叫中国。从隆隆远走的老火车、飘摇的三峡船只，到新片中权力从天而降的私人飞机，一段又一段旅程，拼贴成警世众生相，让世界与角色过客，相遇或相忘、相亡于江湖。与魔幻现实作抵抗的，还有覆迭僵持的画内画外音，无论是成吉思汗、喇叭广播、林冲夜奔，或是主观的沉默。

记得贾樟柯曾告诉我，有天，站在风云莫测的江边，突然感觉到，UFO 将会出现。《天注定》也是筹备《在清朝》时，突见江山万里有感而发。当年那种内心焦躁，只能被压抑在“煤气灶上水壶发出的一声长啸”。今日来到路的另一头，似乎要来个决绝了断，即使牺牲的，可能是自己。侠女坚定相伴：“天注定我，飞檐走壁追寻爱情，出生入死找回尊严。”生死约定，即使天意弄人，尊严不能丢。老天爷，就让中国继续上路吧。返回腾讯网首页>>

董明珠：小米必输 和雷军立10亿赌局出于自信
宏观经济中国新闻网[微博] 2013-12-26 08:00我要分享 121
[摘要]对于此前与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立下的“10亿赌局”，董明珠表示，之前和小米的10亿赌局更多是出于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源自于格力有一支很好的年轻团队。

中新网12月25日电 (财经频道 汪洁) 12月25日，格力集团、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不应忘记实体经济的作用，实体经济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而提到此前与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立下的“10亿赌局”，董明珠表示，这场赌局出于一种自信，“小米肯定输”。

董明珠认为，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不应忘记实体经济的作用。实体经济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实体经济要创造价值，首先要解决企业家的思想转型，中国更需要一部分耐得住寂寞的人，愿意把一个实体企业的理念和整个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只有把社会、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责任与管理决策相结合，转型升级才能够成功。

“其次，要促进企业文化的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结果，最重要的企业的文化，企业必须拥有一个创新型的文化。”她认为，一个企业要把提升员工的素质纳入企业文化的内容中，如果还把员工当成一个打工者，或者作为一个简单的操作工，企业和过去的企业不存在区别。

董明珠表示，格力电器为促进转型升级要做两件事，一是给每一个一线员工一人一居室；二是创办技术工程学院，希望将所有员工培养成技术人员，培养成专家，从长远看这不仅能促进员工薪资的增长，更能促进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她认为，表面上看一人一房跟转型升级没有必然联系，但其实关系密切，“7万多员工，如果你给他营造了很好的自我学习的空间，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所以我们要营造环境”。

董明珠表示，实际上对人才的培养提高了人员利用效率，“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800多亿，接近96000人。现在还没到年底，还有几天时间，我们现在接近1200亿，我们今年的员工才7万多人，我们增加了300多亿，但是我们员工减少了2万人”。

对于此前与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立下的“10亿赌局”，董明珠表示，之前和小米的10亿赌局更多是出于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源自于格力有一支很好的年轻团队。“所以我觉得，我那天跟他赌的时候，为什么赌10个亿，我认为10个亿一定是他输给我。”(中新网IT频道)返回腾讯网首页>>

拆弹专家之《我要买房》：任志强刘晓光支招北漂女
拆弹之我要买房腾讯财经[微博] 2013-12-25 16:08我要分享 99
[摘要]财经微电影《我要买房》今日上映，北漂女为买房求助财经大咖，任志强刘晓光谭雅玲刘尚希激辩楼市涨跌，买不买该听谁的，房价走势谁能说清？

拆弹专家之《我要买房》：任志强刘晓光支招北漂女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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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腾讯视频、腾讯财经联合推出，长盛工作室创意制作的系列财经剧《拆弹专家》第二季之4《我要买房》12日26日在腾讯视频、腾讯网以及腾讯微博平台同步首映。

本期拆弹的主题为“买房”，讲述了一个北漂女孩（火锅店服务员王笑）在缴纳社保满5年并获得买房资格后，向来火锅店就餐的地产老板、专家学者、财媒领袖等各路专家，咨询“现在该不该买房”而引出的一系列精彩言论和观点碰撞。

在片中本色出演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微博)直言：“房价肯定会继续涨，如果房价不涨，中国的经济就完了”，而同为地产商的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也表示，现在可以买房，因为北京的房价不会降。

不同于地产商一口唱多房价，参演《拆弹专家》的学者们则从中国经济的宏观面及供需的角度，对该不该买房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如果中国经济越来越好，那房子随时可以买，不用担心。”北科技大教授赵晓(微博)也在片中这样说道。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微博)则指出，当前过高的房价，对于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极其不利。人大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也认为，当前中国的房价位居全球之首，而国人收入还较低，所以现在不应买房。

也有专家对于当前过高的房价表示了担心，国研中心研究员吴庆在片中直言，目前房价确实太高了，很危险。财经作家李德林(微博)也表示，现在国家都在调控了，还买什么房啊。知名财经评论员侯宁(微博)更是断言房价100%肯定跌。

西南证券研发业务总监许维鸿(微博)说，中国的一二三线楼市情况不一样，现在二三线城市的空置率这么高，一定会崩盘的。民族证券首席策略师徐一钉也表示，目前的楼市跟07年的股市6000点的时候一样，风险极高。

SK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孙子强在片中则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北京现在租售比都1：1000了，租房比买房更划算。高和资本董事长苏鑫(微博)则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古人云安家立命，买了房心里才能踏实啊。在片中饰演火锅店老板的樊德安则调侃道：“不如找个好男孩嫁了，着什么急买房啊！”

北漂女孩王笑最终听从了哪位专家的观点，她到底买到了房没有？欢迎收看本期拆弹专家之《我要买房》。

智慧拆解经济炸弹，用电影演绎商业评论，财经剧《拆弹专家》由腾讯视频、腾讯财经、长盛工作室联手打造，并在腾讯网、腾讯微博上独家首播。此前，拆弹1-《地产风云》、拆弹2-《火药追击》、拆弹3-《重重杀机》、拆弹4-《股市秘笈》、拆弹 5-《奥运风云》、拆弹6-《绝杀》、拆弹7-《股市疯了》、拆弹第二季之1-《做局》、拆弹第二季之2-《做庄》、拆弹第二季之3-《乌龙指》已分别在腾讯网平台播出。茅于轼(微博) 、任志强、潘石屹(微博)、刘晓光、向松祚、赵晓、贾康(微博)、刘纪鹏(微博)、金岩石(微博)、范剑平、谭雅玲等70余位财经界大佬参与演出。

本期演员：

任志强 华远地产董事长

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樊德安 北京福丽特玩家收藏品交易市场董事长

孙子强 SK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刘少军 皇家驿栈董事长

苏 鑫 高和资本董事长

李 彤 泰禾集团总裁助理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谭雅玲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杨 健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

吴 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钮文新（微博) CCTV证券资讯执行总编辑

许维鸿 西南证券研发业务总监

徐一钉 民族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帅百华 中色国贸投资基金管理总经理

陈 宇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新之(微博) 商业观察家

李德林 财经作家

侯 宁 著名财经评论员

李子一 饰演火锅店领班

刁晓英 饰演北漂女孩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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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其实已近尾声 而非序幕
2013年12月25日 08:19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作者：罗天昊
1657人参与 229评论
理想的确很丰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尘埃落定，虽然正式的城镇化规划尚未出炉，不过已基本定调。本次会议，亮点众多，特别是将“记得住乡愁”作为任务之一，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城镇化战略的最终期望，恐怕与中国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而最大的变数，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已经进城的农民，其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内需，据测算光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同时，还有一种期待，就是没有进城的农民，国家层面的预期，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既振兴内需，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不过，后者，恐怕要失望，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而非序幕。

到底有多少人在城市？

目前是一笔糊涂账。官方统计，已经有超过7亿人居住在城市，由此，得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6%，如以户籍人口统计，更不到40%。由此，似乎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巨大。不过，现实很残酷。换一种算法，看看农村还剩下多少有效劳动力，得出的结论则截然不同。

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统计标准，只要是非农就业，同时不常住农村，就算已经完成事实上的城镇化的话，则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低估。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而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中，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未来能够继续吸引农民进入城市。

可惜，由于中国即将出现人口逆转，遍地空城的危局，将重创城镇化战略，这一趋势，国内多数学者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均跟风鼓吹，盲目乐观。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这其中，还包含东北，新疆、海南等地的国营农场，他们其实是城市户籍，总人数接近400万，由此，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实际只有约2.62亿。农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退休制度，活到老就得干到死，就是活到100岁，也没有人替你干农活，所以，农业就业人口，基本就等于农村留下的除去婴儿以外的实际人口。

国内一些学者如李迅雷等，曾提议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的另外一种算法，应该是：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则中国真实城镇化率，早超过60%。根本不再需要二十年。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农村仍然大规模转移劳动力到城市的景象，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不以数据统计，就以实证调查，笔者走访了湖北，重庆，河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亦可印证，中国农村，除少数东部省份外，绝大部分已衰败不堪，农村大片耕地抛荒，荒芜千里，精壮劳力早转移殆尽，留下老弱。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近几年，中国一些城市却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经过30年的劳动力转移，已经基本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了[请做下详细的说明]。到底转移了多少人口，现在是一笔有争议的账，但是，可以从两个维度看未来农村人口转移潜力。一是如刚才所说，留下搞第一产业的人口，只有不到3亿。二是，从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军是青壮年，而现在，在城市的各个小区的门卫，一些园林工，清洁工，不少就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中国城乡收入差高达三倍，连中老年人，都会用脚投票，只要有机会，而且还干得动。

更为严峻的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年轻人少，老年人多，而推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将使中国成为空城之国。

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0%以上。比例非常惊人，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人口，亦即将步入全球最低行列。

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不到三十年，降低一半以上。未来形势非常严峻。

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这种对比，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甚至最早在2014年就可能发生逆转，而在中国的体制下，一项战略的周期，大约为十年左右，由此，在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任期内，城镇化即将因人口逆转而遭遇挑战。

未来，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将重创中国经济，未富先老的现状，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的民族生机与活力，劳动力不足，更为直接的是，无数的城市目前所指定的“国家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届时将成为空口承诺，今日已经逐步出现的部分黑灯城市，未来将在中国蔓延，可能才是中国未来的真实写照。

在推行城镇化战略时，其实国家高层有一个假设和类比，即，全球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高峰期，也就是工业化高峰期，亦是国力完成飞跃的时期。此言不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视，即，多数国家的上升期，均是人口增长期，人口增长曲线，基本与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与城市化曲线同步。

在二战以后，日本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自50年代至1973年，是日本工业化高潮时期，日本年均增长接近10%，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至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8.6%，基本达到高潮。虽然至2011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但是自70年代之后逐步趋缓。而日本的人口增长，亦于1972年达到高峰。由此，其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发展的三大高峰期，基本同步。

不仅是日本，多数现代国家，城市化高峰、工业化高峰与人口发展高峰，基本都是三位一体。

而中国未来将出现严重的脱节：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仍然寄希望于城市化率会继续提高，但是，我们的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却开始萎缩，人口发展曲线，与城市化发展曲线，将严重不同步。在人口萎缩的大局之下，却对城镇化寄望太高，恐怕有负重托。

事实上，中国不仅农村衰败，多剩老弱，城市化进程，已将逐步终结。农业现代化，和城市新居民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挑战。同时，纵使未来农村城市再向城市转移，转移来的也是负担，而非动力。即，转移到城市来养老的老人，将多过转移到城市来的儿童，青壮年则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早就来了，只是有的没有常住，无法统计而已。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城市来说，其消耗远远大于其劳动力贡献，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新的城镇化浪潮，再也不象过去三十年那样，坐吃精锐劳动力带来的财富，而付出低福利成本， 相反，未来的城镇化，福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精锐劳动力则越来越少。


纵使现在全面开放计划生育，人的成长期尚有20年左右，仍不足弥补中国劳动力的缺口。未来中国可能将不得不大规模开放移民，今天国人因为高房价而无法享受的住房，在大批老人死亡之后，或者将不得不留给国外青年居住。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经涌入大批亚非青年，在北京街头，也已经日益多见。

或者这将是最大的讽刺。用计划生育节制本国人民的活力与生机，用高房价迫使本民族的青年不得不为生计奔走而丧失朝气，原来最后是为他国人做嫁衣裳。

中国目前尚未完成产业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也无法短期内升级，由此，中国仍然需要大批产业工人，但是，随着青少年人口的减少，以及高校升学率超过80%，国内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开放移民，并非良谋，但却不失为救急之策。为长久计，中国的计生政策，需要彻底调整，不是开放单独二胎生育，而是彻底开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源自FT中文网）

文革时周恩来为何少见与许世友争执：维护王洪文地位
2013年12月26日 08:47
来源：人民网 作者：孙言诚
41人参与 2评论
核心提示：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



（图为：王洪文在“文革”中，图片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孙言诚，原题：《周恩来为何会拥护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王洪文？》

汲黯和桓伊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我们还是读读《汲郑列传》：


始（汲）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他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夤缘攀附的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积薪式的用人方式。汉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讥笑他不学无术。

周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