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需要着手应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威胁

全球能源需求的攀升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在本《展望》介绍的所有三个情景中，石油和天然气需求以及所有消费国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依赖都呈现增长态势。在参考情景中，中国和印度的石油进口量之和将剧增，从 2006 年的 540 万桶/日增长到 2030 年的 1910 万桶/日，这比日本和美国当前进口量之和还要多。确保可靠的能源供应及其价格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预测期内，地区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将快速增长，每个消费地区的本地产量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将越来越大。石油贸易量将从 2006 年的 4100 万桶/日增长到 2015 年的 5100 万桶/日，而到 2030年将增长到 6500 万桶/日。中东、转型经济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将出口更多的石油。所有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必须进口更多的石油。随着成品油出口炼制能力的提高，成品油在石油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有望增加，并且主要来自中东和印度的炼油厂。

能源消费国越来越依赖从少数几个能源生产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这预示着短期内的能源安全风险将加大。与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保证不间断的能源供应相比，任何国家增加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并不一定意味着可靠的能源供应将下降。诚然，所增加的贸易量可以为所有相关方带来互惠的经济利益。然而，它也可能增加所有消费国的短期能源安全风险，因为区域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减少了，而对脆弱的供应通道的依赖性在逐渐增加。许多额外的石油进口很有可能来自中东（过去大多数供应中断发生在这里），经由脆弱的海上通道才能转运到东、西方市场。供给中断对国际油价的潜在影响也可能增加：石油需求对其价格变化敏感度降低，因为交通运输业的需求在全球石油总消费中的比重正在逐渐上升，而相对于其他能源服务而言，交通运输业比较缺乏价格弹性。

能源安全更长期的风险也在增加。在全球能源需求较强劲的情况下，如果供应侧的投资没有相应增长，或者没有通过更有力的政策举措来抑制所有国家的需求增长，那么所有地区在中期到长期都将面临较高能源价格。随着全球剩余的石油储量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国家中，主要是中东的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它们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将增强，所需的产能投资速度因此可能面临不确定性。在所有情景中，尤其在参考情景和高经济增长情景中，欧佩克成员国的全球市场份额都将增加。对这些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增加得越大，它们就越有可能寻求从出口中获取更高经济收益，并且在较长时间内通过延迟投资和限制产量来维持较高价格。较高的价格尤其会为那些仍然寻求通过补贴来保护其消费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

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贸易，更凸显出两国参与增强全球能源安全共同努力方面的重要性。并且，中国和印度如何应对其越来越大的能源安全威胁，将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两个国家都正在采取行动。它们避免或处理供应危机的对策越有效，其他能源消费国（包括大多数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受益也将越来越多，反之亦然。除此之外，许多增强能源安全的政策也可以直接用来支持解决环境危害（由于能源生产及消费所引起）的政策。能源结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来源以及供应通道的多元化，再加上较为完善的应急准备机制，尤其是建立应急储备和协调反应机制，将是保护其能源安全所必需的。中国和印度逐渐意识到，购置海外石油资产并不能对它们防止受到能源供应危机的影响起多大作用。与所有能源消费国一样，中国和印度的石油安全越来越取决于一个机制健全的国际石油市场。

该贴内容于 [2008-09-15 10:01:13] 最后编辑

化石燃料消费的过热增长将加快气候变化

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增加，大都来源于化石能源的燃烧，是造成全温度上升和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在预测期内，化石燃料消费量的增长将使全球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增加。在参考情景中，2005 年到 2030 年的全球排放量将上升57%。在全球增加的排放量中，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占增排量的三分之二。中国将占增排量的最大份额，它在 2007 年赶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印度将在 2015 年左右成为第三大排放国。但在参考情景中，2030 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只有美国的 40%，并且也仅为整个 OECD 国家人均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比 OECD 国家人均排放量低得多，尽管印度的人均排放量几乎比其他任何地区增长得都要快。

如果要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严重干扰气候体系的水平，则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可选择政策情景显示，世界各国政府当前正在考虑的措施可以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使全球排放量趋于稳定，并且在 2030 年，其排放水平较之参考情景中的水平会降低 19%。OECD 国家在 2015 年达到排放高峰，随后开始下降。但全球排放量仍将比 2005 年高 27%。假设在 2030 之后排放量继续降低，可选择政策情景的预测与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当量浓度长期稳定在 550 ppm 左右的目标是一致的。依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最准确估计，与这个浓度相对应的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的温度高 3ºC 左右。为了将全球温度的平均升高值限制在最大 2.4ºC（任何 IPCC 情景中的最低增长量）的范围内，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需要稳定在 450 ppm左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迟需要在 2015 年达到高峰，然后下降，到 2050 年的水平将比 2000 年的低 50% 到 85%。我们估计，这将需要在 2030 年把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到 23 吉吨* (Gt) 左右，比参考情景中少 19 吉吨 (Gt)，比可选择政策情景中少 11 吉吨 (Gt)。在“450 稳定情景”（一个描述如何获取上述成果的构想）中，全球排放量将在 2012 年达到高峰，即 30 吉吨 (Gt) 左右。减排取决于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业化石燃料消费的能效；改用核电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在发电和工业中广泛采用 CCS 技术。要使上述例证变成现实，所有国家需要出台格外迅速、有力的政策举措，并且实现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而这些势必带来相当大的成本。

政府举措应侧重于抑制燃煤发电站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因为这是近年来全球排放量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提高能效和节能应该在抑制电力需求激增和减少发电原料消费量方面扮演主要角色。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可能对减排起到重要作用。洁煤技术（特别是 CCS）是最有希望实现长期减排的途径之一，尤其在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三个煤炭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如果 CCS 技术可以进行大规模示范并且存在足够优惠的投资条件的话，那么它将可以化解长期持续使用煤炭和需要减排之间的矛盾。

需要通过采取共同行动来应对全球能源挑战

中国和印度崛起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世界各国都需要采取果断、及时的行动来抑制能源需求过热增长，这一点愈发显得更为重要。全球主要缺少的不是自然资源也不是资金，而是时间。目前正注入到能源供应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会锁定某种技术，一用就是几十年，在发电行业中尤其如此。接下来的 10 年至关重要，因为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的扩张速度将特别快。中国和印度遇到的能源挑战也是整个世界面临的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没哪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能源供应面临风险时会确信自己的能源供应是安全的。没有所有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参与及贡献，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效解决气候变化威胁的长期方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采用并全面实施关于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是至关重
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

许多旨在缓解能源不安全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减缓当地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反之亦然。正如可选择政策情景所介绍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还会通过降低能源成本而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堪称是一个“三赢”的结果。为此必须要有一个相互协调的政策制定方法。致力于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问题的适当政策组合取决于成本和效益的平衡，这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我们无法轻易放弃任何一种能使全球能源体系迈上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可选方案。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与基于市场的手段有关，包括那些给二氧化碳排放量明码标价的做法。此外还需要有标准和强制性要求之类的监管措施，以及政府对新技术的长期研究、开发和示范的支持。在中国和印度，解决当地空气污染的紧迫需求无疑会继续为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进一步努力提供主要依据。

加强双方政策合作将给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以及中国和印度带来潜在的巨大益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很早就认识到同中国和印度进行合作的益处，这体现在通过国际能源署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协定，稳步拓宽合作领域的范围。随着中国和印度同国际能源署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合作的领域需要得到进一步扩展。在国际能源署同中国和印度的合作中，增强石油危机的应对能力和开发更清洁、更高效的技术（尤其在煤炭方面）依然是要优先考虑的事。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已经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这种发展在长期将带来巨大回报。为了促进和鼓励这些技术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还需要加强相关的机制。鉴于全球所面临的巨大能源挑战，在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方面投入的公共和私人资金需要大幅度增加，而当前这类资金还远低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达到的水平。支持研究工作的财务负担大部分仍将继续落在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