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史：不存在国企抵制结构性改革现象

　　徐绍史表示，国企抵制结构性改革，或者企业改革，这个情况依是不存在的。当然，改革有它的难度，因为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的创新等等，确实有它的难度，但是我们都是拥护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去年一年是国企改革的方案制定年。去年我们制定了三个大的方面的方案，一个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二是一些配套的文件，包括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化国企资产监管、国企功能界定和分类等这些具体的指导文件。三是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还有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所以去年这一年，从方案制定来看，应该说成果是非常丰硕的。实际的改革也已经在展开，特别是央企的改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已经从112家减少到106家了，中远和中海、招商局集团和中外运长航集团等6对共12户中央企业进行了重组，而且还选择了若干个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试点等等。

　　徐绍史指出，今年是国企改革任务落实年，我们就需要按照去年出台的这些文件持续推进各项改革和试点。作为发改委来说，我们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等领域牵头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徐绍史称，广大国有企业的干部和职工，以及他们的主管部门都是非常拥护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配合做好改革的各项试点工作和实施工作的。所以，不用担心，虽会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会跟企业共同努力，更好地来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

徐绍史：中国经济绝对不会“硬着陆”

　　徐绍史指出，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内在支撑弹性空间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具备物质基础雄厚、市场需求巨大、区域发展空间广阔、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宏观调控经验丰富五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能力使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我们对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中国经济是绝对不会“硬着陆”的，所谓“硬着陆”的预言，是一定要落空的。所以请大家放心，不存在这种可能。

　　徐绍史也表示，不存在“中国经济拖累全球经济”这样一种现象。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还是位居前列的，我们去年是6.9%，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昨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成绩来之不易”。为什么这样说？他讲了三个方面，一是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取得这个成绩，二是在我们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三是在60多万亿总量的基础上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个分析非常透彻，确实是来之不易。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我们的进口，虽然金额在下降，但是实物量还在持续增加。我们现在进口额仍然居世界第二位，进口金额下降主要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我们进口那么多产品，这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原油去年增长了8.8%，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增长了2.2%，矿物肥料和化肥增长了16.7%，天然及合成橡胶进口增长了15.3%，粮食和其他一些产品进口也都有增长。所以，从进口这个角度对我国世界经济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我们对外投资是增长的。我们去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180亿美元，增长了14.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了18.2%，这也是贡献。

　　第四，我们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一个数据，2015年全球经济的总量大概超过73万亿美元，中国占多少呢？15%左右，美国占24%左右，这两家加起来就接近40%。从贡献率来看，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2014年有个统计数据，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5.8%，我估计我国2014年、2015年的贡献率不会低于美国。

　　因此，从我们的速度、我们的进口、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增长贡献率，都可以看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

　　徐绍史指出，今年还有一个说法，今年1月份中国股市波动、汇市波动，接着美欧的股市也出现了波动，有人说了这是中国股市波动带来的，这是高估了中国的能力，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外溢效应。事实很快就有了证明，2月8日到12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香港股市都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挫，原油价格最低逼近26美元。这当然在当时有一些诱因，包括美联储的表态，包括德意志银行的负债，还有半岛的形势等等，但是根本上来讲，是对世界经济的复苏缺乏信心。2月份那几天正好我们春节休假，我们的股市是休市，这说明跟中国毫无关系。所以“中国经济拖累世界经济”这个说法没有道理，也站不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斯蒂格利茨等，包括一些专家都对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所以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会客观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明显的，中国经济绝对不可能“硬着陆”，“硬着陆”这种预言是注定要落空的。

徐绍史：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有耐心 施策要因地制宜

　　徐绍史表示，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确定的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五大重点任务当中，其中一项就是去库存，而且这个去库存主要讲的是房地产去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这个任务是比较艰巨的，我们要有耐心，要因地制宜地施策。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它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徐绍史指出，2015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总面积7.19亿平米，这个库存是比较高的。要化解这个库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件事情是可以考虑的：第一，积极地化解库存，首先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度，来扩大住房的需求，同时加快城市的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等进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比较多地采用货币化安置的方式，货币化安置可以收购这些存量用房，解决棚户区居民的搬迁、住处，来解决需要享受住房保障这些居民的需要，这样有利于化解整个房地产的库存。

　　第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构建购和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现在我们国家租房的比重低，需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坚持购和租并举的方针。第三，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控，因为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一、二线最近有几个城市房价上涨速度比较快，幅度也比较大，这些城市的政府也正采取措施来进行调控，比如说限购，这是行政手段。还可以采取经济手段，来调整一些经济政策。要增加住房供地，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和棚改。要抑制不合理的投机性需求。

徐绍史：GDP设区间扩大了可接受的增速弹性范围

　　徐绍史指出，总理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公布了2016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也就是6.5%-7%的区间。采用区间的这种方式，体现了创新宏观调控、把握区间调控的新思路。主要是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区间的下限，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而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要翻一番的目标来看，“十三五”期间我们平均增长速度一定要在6.5%以上，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低于6.5%的话，今后几年的压力就会更大。所以，如果在6.5%以上，就可以争取主动。大家也都知道，前两年区间调控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考虑，底板是就业，顶板是物价，底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设了这样一个下限。

　　另一个是上限，主要是体现了积极主动的导向，要向社会、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心，如果比6.5%要高一些，就可以带动更多的就业。去年是6.9%，今年设7%的上限，应该说和6.9%的增速也是非常接近的，它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一个上限。总体上看，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6.5%-7%，第一，是体现积极主动的工作导向，向市场、向社会传递信心，有利于稳定预期，坚定信心。第二，它扩大了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速弹性范围，而且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是相吻合的。不少专家都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做过测算，也是跟这些测算吻合的，所以它有利于整个目标的实现。

　　徐绍史还强调，要实现这个目标，也还是要付出艰苦努力的，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来确保经济运行在这个合理的区间。

周小川：合适的总需求管理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大空间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央行应该做些什么？有哪些配套措施和方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6日在两会间隙向媒体表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功能上讲，财政政策能发挥更大作用。从传统上来说，货币政策主要是在需求侧，是总需求的管理，总需求的管理做得更合适，会给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好的空间，让其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总需求的管理仍然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这些年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了差别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是有些区别，包括鼓励不同的金融结构，像前两年发展民营银行、支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增大融资力度，也包括给不同的金融机构差别性的政策，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性调整。

　　此外，对于新型的金融活动提供更好的空间，也强调有更好的监管，这样使金融结构的发展更加适应经济结构性调整，以使更好地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

黄奇帆：重庆自贸区申报工作进展顺利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3月6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重庆自贸区申报现在进行得很好，希望今年能获批进行试点。

　　此前在重庆地方两会上，黄奇帆表示，重庆将争取设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厉以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大主要困难
据新华网3月6日消息，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6日15时举行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位全国政协委员回答记者提问。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指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在当前中国为什么强调从供给侧方面发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呢？主要是形势摆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困难有，大体是两大困难。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职工下岗怎么办？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第二个困难在于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陈晶莹建议：在“三会”之上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晶莹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建议在“三会”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监会），对金融进行统一监管。

　　陈晶莹认为，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对多元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业务仍然采用机构监管、分业监管，并主要由地方政府金融办（金融管理机构）施行监管。对于跨区域经营、需要跨界监管的互联网金融，目前监管模式则存在以下不足：地方间监管标准不一，无法联动，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监管者错配（如融资租赁实际是由商务部监管）；地方监管部门监管人员有限，良莠不齐且无执法权。

　　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监管体制改革经验可供借鉴。一是参众两院于2009年7月、国会于2010年7月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项法案致力于保护消费者、解决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等问题，旨在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演；二是加强功能监管，对具有相同功能的同类业务，面向其监管范畴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制定标准一致的监管新规。即无论何种机构类型的市场参与主体，只要开展相同类型的业务，均需遵守标准一致的法规细则；三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美联储下设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前者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该委员会共有10名成员，由财政部长牵头。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从而在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对这些机构提出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后者则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监管目标之一。

　　鉴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因此，陈晶莹建议，一是在“三会”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监会），对金融进行统一监管，包括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金监会可以针对金融监管真空或重叠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在金监会成立后，可下设三个委员会：一是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审慎性监管；二是投资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负责根据产品服务对机构实施监管与开展投资者保护，该委员会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审查，对投资者进行风险和理性消费提示；三是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制订金融监管的各项法规和政策。在此基础上，加强功能监管的运用，对具有相同功能的业务（无论何种机构类型的市场参与主体）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并通过与机构监管协调推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