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系统设计有缺陷才是大问题

明朝那么多武状元！为啥十打一拼刀子：还是惨败给清军？
深度军事·昨天
明军200万大军就是拼刀子也能消灭了那八万八旗披甲了吧？我想很多网友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上，明军在肉搏战当中，确是经常败北，为数不多的胜利还是依靠关宁军当中的夷丁。


关宁军数万人里面有上万夷丁，就是蒙古人，在锦州祖大寿哪里有几千人，后来在吴三桂关宁军有几千人。还有就是沈阳城外的土家族长矛阵，还能与八旗军打一次真正的肉搏战。其他明军则是遇到肉搏战，就望风而逃。

为啥会这样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不是人不行，而是待遇不行。明末一个明军一个月的饷银就是5-6斗糙米，全家人一个月的吃饭喝水穿衣念书买酒买菜都是靠这几斗糙米。正所谓；人所为命者，惟是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军可应，则无生可度，动见逃窜。


宣德年间小说团圆梦结局就写到，明军的贫困生活，济宁卫士兵钱锁儿的妻子每天勤于纺织，才勉强糊口自己和婆婆，最后心力交瘁。而且，明朝制度，士兵在军中费用要自己支付，没错就那5-6斗糙米的工资，军中一切还要自己支付。

结果钱锁儿去北方服役，妻子拿出了一切首饰变卖凑路费。后来，钱锁儿超期服役，结果盘缠花光了，只能躺在那里，幸好有位何太公还舍粥给他，才勉强活着，朝廷发的月粮和冬装棉花本身就少的可怜，还都被军官变卖。这还是明朝比较鼎盛的宣德年间。


可见，明军首先是大批部队营养不良，长期得不到有营养的食物，无论耐力，还是绝对力量都很弱。而且士气不高，因为明军几乎没有抚恤金这种事情，士兵北上长城驻防还要自己付生活费，导致士气低落。（明军行军自费有兴趣可以看看一本书明军班军制度）

明军实际200万大军，只有辽东和西北三边极少数，可以享受2石米军饷精锐部队，比如夜不收部队等等有战斗力。而八旗军出战可以获得财物女子和奴隶，每天饮食管饱，可以打猎放牧，有奶酪吃食，偶尔还有肉。

因此，诸如钱锁儿这样的士兵组成的哪怕是10万人的军队，在1万八旗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完全没有心思作战，就连行军过来就是自费的，打完仗有没有路费回去还不知道呢！因此，清军才敢说明军1万也不如八旗1千人。光靠几个突出的武举也是远远不够的。


为啥明军投降清军当了绿营，到南方与当地明军，立刻就能打仗了，很简单，绿营兵管饭，每月还要1-2两白银，也能参与分战利品。明末清初，物价比较低，这种待遇还不错，到了清末物价高涨，军饷200年不变，还没有了战利品，绿营兵也就完全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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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贴内容于 [2017-02-04 17:22:38]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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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那些挨冻饿死的德军真的是死于严寒吗？
爱历史·4小时前
1942年夏，面对德军的大举进攻，苏联军队不得不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并在这里进行了顽强抵抗。到1943年2月，经过200天的鏖战，苏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交战双方共有200万人死亡，其中还有大量的苏联平民，它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伤亡人数来说都堪称史上最惨烈的战争。


德军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俄国人不是人，而是某种钢铁铸成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劳，不怕炮火。想想斯大林格勒大战--80个昼夜的肉搏拼杀情景吧！街道不是用公里来计算，而是用尸体作单位来丈量的。斯大林格勒不再像座城市，它淹没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浓烟烈火之中，简直像一座炉火映红的巨大熔炉。”


现在我们评价斯大林格勒战役除了朱可夫的神勇，保卢斯的碌碌无为，更多的认为导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局的是天气。

确实最初在希特勒的计划中认为夺取斯大林格勒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显然德军低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从而让原本计划几个星期就能拿下的城市，猛攻了几个月都岿然不动。于是战争进入到了寒冬，苏联严寒的天气让身着夏服的德军吃尽苦头。


但是严寒不只是德军需要面对的，苏军也一样面对。但苏军高明之处就在于即便德军占领了斯大林格勒80%的城区，但苏军始终占领着伏尔加河的码头。从这里苏军可以源源不断的通过水路获得补给。而德军的所有补给都只能依靠空投，所以德军的物资补给完全是靠天吃饭，根本无法满足部队的需用，


当德军被围后，德军其实可以选择突围，而正是希特勒的固持己见，最终让第六集团军弹尽粮绝，饥寒交迫，造成了大量士兵饿死和冻死，从而使得德军的作战能力迅速下降，让战争的天平最后转向了苏联一边。也成就了斯大林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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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一直在宣传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历史，有什么屁用，和我们吃瓜群众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美军曾用钢铁砸死了德国人和日本人，但没砸倒中国人民志愿军
科罗廖夫·1小时前
为什么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那么落后，却可以打过美军？

抗美援朝时期，其实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上跟美国相比并没有代差。刚开始入朝参战时，团以下部队除了没有坦克之外，其他火力与同建制美军部队差距不是太大。战争初期，志愿军的步兵武器以日式为主，间或有一些缴获的国民党的美式武器。而美军的主要步兵武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并没有更新换代。

从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编制装备来看，38军、39军、40军的武器配备远远超出了国内其他部队。其中又以39军为最强，号称美械装备。根据1950年9月的部队战斗实力表统计，39军共装备日制38式步枪7320支，79式步枪1512支，美制春田式步枪2408支，美制冲锋枪3058支，捷克式轻机枪790挺，美制轻机枪168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17挺，美制重机枪155挺，日制92式重机枪7挺，60毫米迫击炮260门，81毫米迫击炮82门，120毫米迫击炮12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2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9门，92式步兵炮36门，41式山炮12门，94式山炮12门，美制75山炮12门。


39军的装备水平是平均每个步兵连有步枪120支，冲锋枪36支，轻机枪9挺，60毫米迫击炮3门；每个步兵营有重机枪6挺，81、82毫米迫击炮3门；每个步兵团有92式步兵炮4门，重迫击炮3门；军属炮兵营辖3个山炮营(每营12门)，1个火箭炮连。

从中看出，志愿军主要是师以上部队的火力悬殊差距，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兵器。

志愿军部队入朝参战后，经过五次战役的浴血苦战，终于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但此时志愿军各部队经过八个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严重，装备损耗极大，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在前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如下：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到了抗美援朝中后期，志愿军全面换装了苏制武器，包括制式的莫辛纳甘步枪，波波沙冲锋枪，转盘机枪，以及各种火炮，这已经与美军齐平。从苏联进口45个师的步兵轻武器中，拿出36个师的装备成建制地改装志愿军部部队装备队。首先是1951年3月志愿军19兵团在华北完成换装苏式武器，随后志愿军20兵团在东北换装8个师的苏式轻武器。

通过紧急进口一批苏式武器装备志愿军。至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的装备水平，尤其是炮兵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截止到五次战役前，志愿军机动炮兵部队共装备美制155毫米榴弹炮24门，日制4式150毫米榴弹炮15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72门，日制91式105毫米榴弹炮21门，日制90式野炮9门，日制38式野炮24门，苏制76.2毫米野炮36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36门，喀秋莎火箭炮72门。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高炮部队共装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32门，苏制37毫米高射炮165门，98式高射机关炮7门，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1560挺。

美军在二战期间用钢铁砸死了德国佬和日本鬼子，但没砸倒志愿军。志愿军主要是火力太弱，当年志愿军如果有美军一半的火力打击强度，就能将美军赶下大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各类弹药只有25万吨，仅为美国和联合国军弹药消耗量的零头。就凭这点弹药，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灭（毙、伤、俘）敌军71万人，其中美联军29万人。

志愿军在1952年一年作战时间里，弹药消耗量也很巨大，仅炮弹就达到350万发。这时期由于苏制武器换代，国内生产量逐步增加，运输线保障增强，前线弹药供应开始缓解。部队逐渐产生了依赖炮兵、忽视爆破，依赖野榴炮、忽视迫击炮的倾向，作战中大口径炮弹的消耗量急剧增加。1952年战术反击第一阶段，前线各军消耗的炮弹数量远超预算。为此志愿军司令部在1952年10月10日不得不重新制定了反击作战炮火弹药标准，限制使用野战炮，尤其是122毫米重榴弹炮。要求山野炮抵近射击，平均15发炮弹摧毁1个地堡。榴弹炮间瞄射击，平均25发炮弹摧毁1个地堡。


1951 年运动作战和夏秋防御作战时期，美国和联合国军平均发射40至60发炮弹杀伤我军一人。到了1952年 1 月至 8 月，因志愿军大力开展坑道防御和阵地作战，敌人需要平均发射 660 余发炮弹才能杀伤我军一人。

1951年8月夏季攻势，美军在对983高地攻击时，9天消耗炮弹高达36万发，平均每门炮每天250发，达到炮管使用强度极限。

1952年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第19兵团（辖63、64、65军）进入阵地防御期间，敌人投掷在我方阵地上的炸弹达到 780万发。这些炮弹要用 51000 辆汽车或 4400节火车皮才能装下。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45师（就是现在的空军空降兵第15军45师）共因伤、牺牲减员5000余人，对应计算，美军需要消耗330万发炮弹。


关于弹药杀伤效率，再举例对比，在4年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共消耗各种炮弹4.2亿发，子弹170亿发，手榴弹1.21亿枚，航空炸弹300万吨，共毙伤德军1300万人，苏军平均毙伤一名德军，要消耗炮弹30发，子弹1300发，手榴弹9枚，航空炸弹0.23吨。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日平均消耗弹药3000吨。美国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中，共消耗了500万吨弹药，其中美军自己消耗弹药330万吨，给韩国和联合国军等仆从军提供援助170万吨。这相当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弹药总产量的一半，美军二战中的欧洲战场只消耗了690万吨弹药，在太平洋战场上消耗弹药量仅为300万吨和2枚原子弹，就砸死了德国人和日本。

也就是说，幸亏美军有大量的二战库存物资和弹药，不然美国恐怕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全国战争总动员，才能支持整个朝鲜战争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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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八国联军前表演军纪：连抢掠都更有组织纪律
2017-02-02 15:57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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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日本将沦陷的北京当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庚子之变中的八国联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雪珥，原题：日本在八国联军面前表演“行为艺术”：连抢劫都保持秩序
庚子国难中，最大的入侵国是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国。这次入侵中，日本将沦陷的北京当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本的刺激下，清政府开始全面改革。当然，“文明”面具的后面是带血的武士刀，在“亲善”、“共荣”的口号下，日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举起战刀。
北京沦陷了，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
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被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问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到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刺刀，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儿一样令人胆寒。
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们相比，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倒不显得那么穷凶极恶，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刺刀下讨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难之地。
日军有意将这座沦陷的城市作为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崭新”形象。
满城尽披太阳旗
日本之行事缜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3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市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西方人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Japan”(属于日本)。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officerexcuse.Heregood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文明”的招牌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佣中国人，成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King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美国公使康格(EdwinHurd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Oike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Denby，Jr，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抢劫的秩序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他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隐蔽。《中国与联军》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Savage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他们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搜寻古瓷器，还聚在一起认真欣赏，如果不带走，便轻轻放回原处，“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也抢掠，但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的，他们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
军纪逐渐败坏
日军在北京的表现，几乎给西方世界一个“仁义之师”的形象，后世的日本右翼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对日军残暴的指控。同样是占领中国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如此残暴？
第二次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中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被控在中国华[0.14-2.10%]北地区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但他在战地日记中却对日军军纪败坏有过深刻的分析。冈村宁次承认，“在这40年中(从甲午战争起算)，我官兵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著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他总结出，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下降的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安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入侵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气，认为是日本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日本式作秀
其实，冈村宁次所没有提及的是，日本军队在1900年的北京与1937年的南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形象落差，还在于1937年他们并没有观众，而1900年他们必须向全世界汇报演出。
早在6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朝野就十分注重国际形象的塑造。战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日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则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种认识，成为日本思想界的共识，进而在国家宣传工具的推动下，成为全民的共识，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日本甚至秘密聘用了西方著名记者，为其执掌外宣的尺度，从而赢得了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支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Constitutions)。
在甲午战争的初期，日本军方还是秉承传统习惯，拒绝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但随后就改变策略，接受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记者随军，并且在欧美各国建立了新闻策划和发布中心。这些努力十分奏效，甚至在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后，西方媒体普遍为其进行辩解、开脱，以至于揭发屠杀真相的美国记者倒成了孤家寡人。日本人也十分见机，当他们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一场日本式的“行为艺术”开始了：日军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欧美记者们写下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则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汝昌的灵柩离开威海。美国也有记者怀疑，既然日军如此优待俘虏，为何被日军收容的清军俘虏并不多——当时战场上清军投降者很多，但日军多数前线部队为免“麻烦”，实行的是“不留俘虏”的政策，就地处决，这在当时日军官兵的从军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但这些记者的怀疑，被淹没在了如潮般的对日本军队的好评中了。(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日军参加八国联军行动，甚至细致到了制作和携带有“大日本帝国顺民”中文字样的国旗，整个参战过程，自始至终成为日本向世界展现自己光鲜形象的巨大走秀台。
另有鬼胎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都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的完胜，获得了朝鲜与中国台湾，需要时间对这些巨大的战利品进行消化、吸收。朝鲜半岛总是被日本人看做指向自己的匕首，而辽东半岛则无疑是这把匕首的刀把，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下，日本却被迫退还了中国割让的辽东半岛，俄国随后就从中国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夺地“租借”了旅顺、大连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俄国的咄咄进逼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其实只限在朝鲜南部，而在俄国人的鼓动下，朝鲜君臣也时时表现出了桀骜不屈的姿态。
中国台湾方面，日本虽然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建设，但抗日运动依然活跃，并且以中国福建为基地，令日本殖民当局头疼不已。因此，日本此时最希望的，就是在它有力量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中国最好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这也是日本在戊戌年(1898年)对中国改革者们不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的主要战略考量。
在北面的朝鲜和南面的中国台湾之间，日本将对华关系的重点确定在南部，希望能将中国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而扩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与台湾呼应，获得巨大的战略空间。按照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说法(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线”和“利益线”)，中国东南的这个区域，平时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区和日本的加工区，战时则可以轻易扼住中国台湾海峡这一“东亚的咽喉”，应对任何敌人的挑战。1898年，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保证，不会让任何列强染指福建，但当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筑铁路时，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杀死，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参阅本报2月8日《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万~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军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中国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中国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闷骚”的尴尬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中国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八国联军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896年与李鸿章一道参与沙皇的加冕仪式，也先后顺道访问了柏林，李鸿章到处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而山县有朋则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种族战争此时也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近卫笃麿公爵，在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近卫笃麿公爵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参阅本报2009年6月8日长篇《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而当“戊戌政变”后，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慈禧太后亲自拍板，大清国派出了密使，携带专供两国皇室联络的密电码，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但是，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黄祸”论调，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接受。
当义和团运动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作为“闷骚”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撕下面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做了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有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这场中日亲善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
责任编辑人：马钟鸰 PN018

77年邓小平请求复出的信为何在中央足足流转了23天
2017-02-04 08:30 人民网
T大
核心提示：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

邓小平与华国锋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凌志军、马立诚，原题：揭密：邓小平请求复出的信在权力中枢足足流转了23天！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人：马钟鸰 PN018

建国后粟裕大将谈起何事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
2017-02-04 08:20 人民网
T大
核心提示：早在庐山会议前，军队高层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反教条主义；一件是批判粟裕。“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父亲这里说的“他”是指谁，我也懒得再问了。

粟裕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胜，原题：张爱萍眼中的彭德怀：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人）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揭发黄克诚实在不是故意的，也许吧，是慑于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更让人感到恐怖。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我不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表态，如何能过得了关。10年后，也就是1969年“文革”中，我看到江青的讲话。是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江青说，有很多的毒草，如《海鹰》、《怒海轻骑》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八一厂的同志解释说，当时都是总参、总政审查过。江青不依不饶，追问是什么人审查的？答：张爱萍。江青大怒道，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是个彭黄漏网分子！当时我们就是要整他的……
江青的话证实了当初确实是要株连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但为什么后来没有整他，是谁替他开脱了，就不得而知了。25年后，父亲担任了军委领导工作，他和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当初杨得志也在被整之列。在批彭时，杨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逃过一劫。父亲说：“像杨这样老实的人，过去又没有和彭在一起的历史渊源，都要整，那我们这些人还跑得了？”
那个副司令，我父亲平时对他印象是不错的。真是人心叵测啊！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我写了个侦察报告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先送到彭老总那里，他问我，你这个报告，看过第二遍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写的不会错。彭老总把报告甩给我，说，那你就拿回去再看看吧！我看了，真的错了几个字。”
中国书写的老习惯是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但父亲书写却偏偏跟惯例相违，是从左往右竖着写，他说，这样的好处是，一只手写，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写过的部分，这样即使没有灯光，也不会错行、叠字，而且用毛笔时还不会蹭着袖子。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父亲说，彭并没有批评他，但从此以后，他每次写的东西，都要再看一两遍才放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集了父亲1936年写的文章《彭军团长炮攻太子圩》。红11团为夺占敌堡垒，连续发射了四五发炮弹都没有命中。父亲写道：“真没有卵用呵！”这时，彭德怀亲临前线，说，为什么架这么远？移到我这里来！结果还是没有击中。彭说：“你们真是不中用！”然后亲自瞄准。父亲形容他：“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他对我父亲下命令说：“一打中就冲！”彭老总亲自瞄准的这一炮正中堡垒的脚下。文章写道：“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在空中不停地指挥着大喊起来：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文章结尾是：“每个人都在高唱：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对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会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彭手下的许多红军将领，包括我的父亲，那种刚硬作风，明显的带有彭德怀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于邪恶势力。
虽然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错误地对待了像刘帅、粟裕、萧克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对树立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的。抗战期间，我党的领导层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彭就是在这时开始思考民主、人权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新型人际关系的理念。虽然由此长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惧孤立，在庐山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
彭关心的是群众的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人用心于领导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的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因为淡，看似白；因为清，看似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如痴如醉，因为他们达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谓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父亲从庐山回京，全家都去机场接他，我们兄弟几个都希望自己最先看到爸爸。第一架飞机落地，人们熙熙攘攘地下来，好多小孩都喊着自己的爸爸冲上去。第二架飞机落地，又没有，这时接机的家属们都陆续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飞机徐徐落地，我们才看到下来三五个领导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沉着个面孔，撅着个嘴，一个石头雕刻的人。有人回忆说，彭是和贺龙、刘伯承一架飞机，反正我和哥哥都没有看到，别人不好说，但贺龙就凭他那小胡子，我们是绝不会看走眼的。在汽车上，我听见父亲对妈妈说，出大事了……
父亲后来和我说：“王尚荣（注：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找我，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我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上，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到济南时，天气不好，停留了一会儿。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彭也不吭气。大家沉默了一路。”
庐山会议后，父亲曾见过彭老总一次，彭只说了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还是相对无言。
一直到“文革”，在一次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父亲被弄去陪斗，双臂反剪，强行按下头，胸前挂个大牌子。批斗会是由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联合组织的，批斗曾经创建了他们、抚育了他们成长的元帅。一起被斗的还有黄克诚、杨勇。父亲说：“我几次抬头想看看彭老总，但彭一直没有抬头。”
我想，彭老总肯定会知道的，他不再像庐山时那样孤独了，曾经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3军团的红军将领们，此时也同他一起被地狱的烈火煎熬。这对他不知是安慰还是悲哀。
后来，父亲被关押，受尽磨难。但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父亲才可能在那些漫长的茫茫黑夜里重新审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人生并推及别人的人生。在此获得顿悟。
1972年，父亲在囚禁中折断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医，住进301医院。当他听说彭老总被监禁在楼上时，就一定要去看看老总。他刚动过手术，硬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被哨兵呵住。父亲装作找错了房间，故意大声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吵闹声惊动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的人，硬将父亲架出去。父亲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他是多么希望彭老总能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他的部下在怀念他，让他听一听他部下的声音吧，哪怕仅仅是带给他一丝的安慰呢！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被折磨致死。在他的骨灰处理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火化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肉体连同他读过的62本书一起，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点点火花在烟雾升腾中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把痛苦和希冀留给这个世界，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从来就纷说不一。但我相信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存在在父亲和我的心中，存在在许许多多中国军人和老百姓的心中，激励他们走完人生。
又一届新的军委成立了。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1959年10月20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办公会议的成员是：罗瑞卿（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总后勤部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宗逊、李克农、彭绍辉和我父亲，以及陈赓等几个老的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再进入。当然不全是政治上的因素。父亲是第二年，彭黄问题处理结束后，也就是1960年5月增补的。这是一个微妙的人事安排。从工作需要来说，他是主管军事行政事务和武器装备的副总长，军队大量的日常工作都在他这里。从政治上考虑，他是上一届班底的老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也的确需要有一个红三军团的人参加，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公允些，毕竟这是一段历史。何况父亲并不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班底。毛泽东早在这之前就对上一届军委班子说过，总参各方面军的人都要有。这样就增加了彭绍辉，他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黄克诚当总长后，又把杨成武调来了，他是一军团的。
早在庐山会议前，军队高层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反教条主义；一件是批判粟裕。父亲这个人，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尤其是涉及到党内人事关系问题，能不听就不听。他自己说，在总参他是个壮劳力，下去跑的事多是派给他，他也很乐意。工作日志记载，这个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和边防跑。这两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的表情有些木讷，没有道出更多的缘由，只是说：
“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父亲这里说的“他”是指谁，我也懒得再问了。
粟裕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倒了。不久，陈赓、李克农相继谢世。
时事如棋局局新。
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分裂党。彭德怀被打倒后，党真的团结了吗？
鸦雀无声，恰恰是最可怕的。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拍拍，拉关系。我知道，过去的宗派又要来了。”（《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张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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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操曾因杨威老婆的大嘴巴颜面扫地，被剥夺奥运奖牌
米修体育·12小时前
近日，由于队友内斯塔·卡特尿样查出兴奋剂，牙买加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被剥夺，博尔特连续三届奥运会拿到的9块金牌变成了8块。网友纷纷为博尔特鸣不平，直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其实，在中国奥运历史上，也出现过相似的案例。

2010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因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包括了当年未满16周岁的选手董芳霄，剥夺中国队所获得的体操女子团体铜牌，改授当时的第四名美国队。

而国际奥委会为何会追究10年前中国队获得的这枚奖牌呢？

这里首先要提到杨威的老婆杨云。


2007年6月，杨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那时候(悉尼奥运)我才14岁，就算失败了，下一次我还有希望重头再来。”而国际体联规定，只有满16岁才能参加奥运会。而杨云的官方资料上显示，她的生日是1984年12月2日，与采访时说的不吻合。杨云后来解释称，当时只是一时口误紧张说错话。

而另一名参加悉尼奥运会时的队员董方霄的资料显示她是1983年1月20日生，但董方霄却自己的博客中提到了自己是1985年出生的。

这两个细节引起了国际体联的注意，于2008年9月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董芳霄担任技术官员。注册资料显示，她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1月 23日。这样算来，她参加悉尼奥运会时刚14周岁，违反了国际体联关于运动员年龄的规定。而上面提到，董芳霄在国际体联和悉尼奥运会的注册年龄是1983年1月20日，明显有造假嫌疑。于是，国际体联并于2010年2月宣布取消其悉尼奥运会成绩。

杨云年龄造假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处罚，只是对杨云发出一个警告。

除了董芳霄、杨云外，同样参加悉尼奥运会体操女团比赛的刘璇、凌洁、黄曼丹、奎媛媛也失去了她们的女团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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