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3 天前 01:19 AM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TRADE 于 2010-5-31 01:44 AM 编辑

中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重点

我个人理解的重点是：
1）没有划定边界（包括海疆）的要尽快划定，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2）资源外交，拿西方国家給我们的外汇储备利息开拓资源。
3）核外交，重点是消除中国周边的核威胁，以及和平利用核能，中美合作。

军事也要跟着这个方针走。

发表于 3 天前 01:29 AM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TRADE 于 2010-5-31 01:45 AM 编辑

联合国的核问题决议出来了，三个重点内容：核裁军，防止核扩散，和平利用核能。说明美国认可中国的双轨制了。阿拉伯国家欢呼了，伊朗乐不可支，以色列开始骂娘了。

现在看得已经很清楚了，伊核（核武）问题，中美联手摁住，以核问题，老美去处理，朝核问题，中国处理，朝核问题与以核问题捆绑解决。印巴怎么办？我觉得让美俄联手摁印度，中国摁巴基斯坦，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分工。五常以外国家的核问题，要坚决尽快清除，五常的核问题，核裁军，并联手控制世界核燃料资源。至于和平利用核能，中国世界领先的四代核电大有作为。

本帖最后由 TRADE 于 2010-6-1 12:58 PM 编辑

从朝鲜战争看建国60年的历史和朝核问题

1950年，就在新中国成立不到1年，在朝鲜半岛发生了二次大战后的最大一次战争，随着战事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战争，中国为了保家卫国，派遣了志愿军入朝，经过几年的战场角力，战事稳定在三八线，中朝与美国签订了停战协议。
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朝鲜，随后，苏联从东北和朝鲜撤军，当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三大战役后，苏联开始重新武装朝鲜的金日成，应苏联的要求，解放军中的部分朝鲜籍官兵也加入金日成部队，朝鲜内部俗称“延安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分三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洋派，还有为数众多的本土派，中国在苏美两大集团对峙为特征世界大格局中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对外政策？当时的情势，苏美两国都在积极争取中国，美国甚至愿以放弃对台湾的支持换取与中国的合作，而刘少奇等人积极主张与苏联结盟，并积极争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远赴苏联与斯大林磋商，传回来的都是好消息，于是老毛出发去苏联了，老毛到达苏联后，发现与斯大林谈判极为困难，中国的主张与苏联的主张相去甚远，又是在亲苏派的积极斡旋下，经过数月艰苦的谈判，中国与苏联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国友好条约，中国完全倒向了苏联，成为苏联集团中的一员。没有中苏结盟，金日成敢越过三八线发动朝鲜战争吗？即使苏联增加更多的军事援助，借给金日成8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做。而有了两个结盟大国作后盾，金日成的民族豪情立即高涨，在中国事先并不知情、朝苏秘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金日成发动了战争。当金日成的军事进攻崩溃后，苏联成了缩头乌龟，中国派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这整个就是一个局。这个局的第一步是应苏联的要求，中国向朝鲜派出了部分朝鲜族官兵，使得朝鲜问题包括了中国因素。这个局的第二步是在中国亲苏派的撮合下，中苏结盟。这个局的第三步，就是朝鲜战争，中国被迫卷入，成为苏联在东方抗衡美国集团的急先锋。

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在中国的行动远未结束，在党和政府内，他们有苏联作为靠山，势力发展迅猛，夺取了越来越多的职位和权力，执行着越来越亲苏的政策，在军队，全盘接受苏联的军事思想，全盘接受苏联的官兵关系，甚至连军服制式也要改成苏联式。在这个时期，苏联不断对中国的主权事务指手画脚，干预中国内政，赫鲁晓夫自1954年起，利用老毛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问题上的一些错误，严加指责，厄鲁晓夫不仅要求中国的对外重大政策和对台行动要向莫斯科报告和批准，还要求苏联军队重返中国，成立所谓的中苏联合舰队。
刘少奇新在中国成立后，其职位仅仅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着中苏结盟以及两国关系迅猛发展，刘少奇的地位蒸蒸日上，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规定了方向，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苏联的步步紧逼下，中国面临着丧失主权完整和独立的日益严峻局面，老毛忍无可忍，一方面以论战的方式开始对苏采取逐步强硬对抗，关上了中苏外交大门，一方面向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妥协，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老毛以让出自己的职位换取国内的亲苏派断绝与苏联的紧密关系。

赫鲁晓夫1953年9月上台，中苏摩擦开始出现。1955年4月，留洋派的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转型，介入不结盟运动，开始面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试图走出苏联集团，独立自主地走第三条路线。中苏交恶后，留洋派的周恩来加强与印度、南斯拉夫等国交往交往，1961年不结盟运动正式成立后，中国开始与成员国频繁开展双边外交，1964年，周恩来首次访问非洲。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第三条路线逐渐成形，逐渐找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立足点，并在世界事务中开始发挥出较大的影响力。

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开始在党内彻底清理延安派，到中苏交恶之前的短短数年，基本上把朝鲜国内的延安派斩尽杀绝，少数延安派及其后人逃回中国得以幸免。

1966年，文革出现了，老毛发动文革矛头直指党内的当权派，党内主要的当权派是谁？当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就是清理建国以来，误党误国的党内亲苏派。在我看来，老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的完全正确，不彻底清理党内的亲苏派，中国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不可能成为世界事务中有影响力的大国，文革的争议只是，用了破坏性方式打倒党内亲苏派，花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反过来说，现在谁敢断言用别的方式一定能彻底解决误党误国的亲苏派？当中国国内的文革蓬勃发展起来后，苏联坐不住了，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暴发，时任国防部长助理的崔可夫----自1924年就开始常驻中国、长期研究中国军事的赫鲁晓夫得力干将，主张“一劳永逸的打击中国”，甚至准备发射远程导弹，甚至携带核弹头，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正当中苏军事对峙和战争一触即发的关头，1968年上台、1972年1月连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共和党）提出联中防苏的政策，1972年2月，中美外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此后，美国的盟友陆续开始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按老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我们终于赢得了两个世界，中国重新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党内亲苏派和留洋派的结局：亲苏派基本被打倒了，跟随亲苏派跑的本土派也被打倒了，没有善终结局的大把大把，那些死掉的人死不足惜，而留洋派基本上得以善终和善存。
中苏论战和对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延续40年的接受苏共领导的历史，而文革10年，则彻底铲除了国内的亲苏土壤，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真正全面实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上真正全面拿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现在大家谈论中国崛起与如何崛起，我认为，没有老毛的文革，不彻底清除亲苏派，留洋派邓小平如何有魄力实施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不久，被放入中顾委的死顽分子也随着中顾委的解散而淡出中国政坛，文革是改革开发的奠基石，文革的历史地位是功大于过，没有10年文革，就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在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

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改革开发30年的中国，在崛起和发展道路上再次遇到了朝鲜问题，不过这次不再是金日成，而是他的儿子金正日，以及由前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朝鲜核武问题。60年前，中国被国内的亲苏派和金日成裹挟进了朝鲜战争，充当了苏联的马前卒，60年后，中国崛起为世界公认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苏联也不复存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实力已经不逊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我们如何面对美国的单极世界，如何应对金正日这个小棒槌？当然是中美合作，当然是彻底解除朝鲜的核武装。

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轮战略对话4日举行
2010年06月01日 17:14:30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６月１日电（记者王慧慧　廖雷）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１日宣布，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轮战略对话将于４日在北京举行。
　　马朝旭在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杨洁篪外长将与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下任轮值主席国阿联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卡尔卡什和海和会秘书长阿提亚共同启动首轮战略对话。
　　他说，中方高度重视同海合会及其成员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巩固中海战略互信，规划双方各领域的集体合作。
成立于１９８１年的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和巴林６国，是海湾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

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2010年06月01日 16:58:56 　来源：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01/c_12167870.htm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日发表署名长文，分析奥巴马政府最新公布的国家战略。文章指出美国战略最大的变化时美国队中国的新定位，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同时建议中国需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以下为文章的全文。
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政府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新战略文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在冷战后半期，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可说是对付前苏联的“准”同盟。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等。

G2不可以加以正式化
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文件提到美国要与俄国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正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说“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言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作出应对准备。美国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定位的调整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从用G20取代G8可以看出。
近年来，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所说的“G2”的形成。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仅只是帮手，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与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些空间，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中国的权限。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则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力。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中国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
但是，“被G2”的理解也不够确切。G2是客观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的G2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的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中国需重新思考其国际角色
不管怎样，G2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新定位是这个客观的新结构的要求。那么，中国本身呢？很显然，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角色。
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对这个认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中国也面临大国外交的新问题。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即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它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那种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过，两国对话达成共识并不是要排挤其它国家的意见，否则就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结构。

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但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传统上，发达国家多在美国阵营，并且一直以来，它们和美国一起共治世界。现在它们遽然发现一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国家站在它们之上，能够扮演一个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这些国家的作用每况愈下，甚至在一些场合，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这表现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美国一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还是非常巨大，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传统认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也反映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被”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导致其它发达国家的不满。就是说，中国不当心承担了一份不应当、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传统上，中国争取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当中国开始向体系的顶端接近时，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程度。　
如前面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中国当然不可以承担一份没有能力承担的领导权，过分承担国际责任或者领导力既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会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不过，因为中国在体系内部的崛起，体系本身客观上也的确在呼唤中国的责任乃至领导权。怎么办？这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的考验，这不仅关乎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而且也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另一场战略对话
2010年06月01日 10:56:01 　来源： 新华网综合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01/c_12165987.htm

　　据《华尔街日报》5月30日报道，美印关系在小布什任内突飞猛进，奥巴马政府再接再厉，启动了美印战略对话，并于6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一轮对话。但遗憾的是，这次对话也许难以满足人们高涨的预期，两国在大部分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从印方看，很多印度官员认为奥巴马对美印关系重视不够。
　　在许多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都忽视了印度的情绪，这使双方难以建立互信。印方也并不都令美国满意。一些印度高级外交官对印度与伊朗的“文明纽带”津津乐道，并对近期巴西、土耳其、伊朗达成的合作赞赏有加。印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发表这些言论，有故意挑衅美国之嫌。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印度与其他国家联盟使美国猝不及防。
　　与此同时，美印核合作也停滞不前，法国和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反而成为与印度合作的最大受益者。除非美印之间能弥合这些分歧，更加坦诚相待，否则本次战略峰会将收效甚微。(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蒙签署涉及边境制度的9个合作文件2010年06月01日 20:41国际在线专稿

国际在线报道 （记者刘轶瑶、胡其图）：中国和蒙古国6月1日在乌兰巴托签署了9个合作文件，内容涉及中蒙边境制度、经济技术合作、学历学位认证、海关合作、金融贷款、矿产与核能开发等内容。中蒙两国总理出席了这些文件的签字仪式。
签署文件前，中国总理温家宝与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举行会谈。温家宝提出，双方要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三位一体的合作，并早日启动中蒙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巴特包勒德对中国多次向蒙提供无偿援助以及将在五年内向蒙提供2000名留学生名额表示感谢。
温家宝随后会见了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登贝尔勒。

温家宝：若天安号事件引发冲突 中国也难于幸免2010年06月02日 03:43国际在线专稿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刘轶瑶）：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1日上午在东京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主持人国谷裕子的专访。在回答关于“天安号”事件的问题时，温家宝说，中方不袒护任何一方，会秉持公正的立场。但中方对问题看得更为深远，任何处理方式都要从根本上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温家宝说，中国是一个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私利。中方主要的着眼点就是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我们重视韩方和其他国家进行的联合调查及各方的反应，将根据事情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立场。
他说，“天安号”沉没是一起不幸事件。对于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表示理解，并向他们表示慰问，多次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温家宝说，中方呼吁各方冷静克制，不要使事态升级，更不要发生冲突。因为发生冲突，受害最深的是韩朝两国人民，中国也难于幸免。中国有一句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样的感受只有相邻的国家才会有。他透露，自己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谈话一直在友好、坦诚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下进行。
温家宝强调，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一是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二是坚持通过六方会谈解决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这两条都关乎东北亚和平和安定，六方会谈更具有根本意义，只有实现半岛无核化才能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
他说，日本是东北亚重要国家，也是韩国和中国的近邻，中方希望在维护东北亚安全与合作的重大问题上同日本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