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高估了美债规模，还是低估了中国债务规模？

今天看参考消息，一篇《美债规模已同经济总量持平》（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0/c_122562468.htm）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债规模的统计口径，居然把美国政府未来欠的社会保障项目统计在内---- 很多经济学家说，对美债更好的计算办法是看政府欠债权人的债务数量，不要将欠未来社会保障项目和其他政府项目的4.7万亿美元算在内。按照这种算法，现在的美国国债大约要减少三分之一，为10.5万亿美元，即美国经济总量的将近70%。

如果中国同样把未来社保欠账统计在政府债务规模中，那会增加多少？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2005年10月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若干问题”专题演讲中引用世行报告数据，称“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仅此一项，就占了当年中国GDP18万亿的50%以上。2010年全国社保仅养老金空账就达到1.3万亿。

资本逆流迷局：产业转移的远期隐忧
2012年01月13日 13:47 来源： 《环球企业家》
http://finance.jrj.com.cn/industry/2012/01/13134712049082.shtml

外汇占款剧降千亿 连续第3个月减少
2012年01月13日 13:54 来源： 21世纪网
http://finance.jrj.com.cn/2012/01/13135412049223.shtml

央行今日公布的2011年四季度金融数据统计表显示，去年四季度，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分别为10月末32737.96亿美元，11月末32209.07亿美元，12月末31811.48亿美元，呈逐月递减趋势。

　　从单季情况看，四季度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为31811.48亿美元，较三季度末的32017亿美元下降205.52亿美元，较2010年末的28473亿美元新增3338.48亿美元，同比增长11.73％，同比增速放缓6.97个百分点。
　　央行数据还显示，四季度末中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53587.01亿元，较三季度末的255118.23亿元下降1531.22亿元，其中12月外汇占款较11月末下降1003.3亿元，已连续三月下降，并较前两月的200多亿水平大幅提高，热钱流出呈现加速趋势。

顶...

周其仁：中国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达180% 居全球之冠2010年09月20日 07:15财经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讲过了，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交易的帮手。交易规模扩大了，需要更多的货币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很多货币运转的历程。至于今天中国的货币存量对年度产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以前想也没想到过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不过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11.18 0.18% 股吧 研报]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分配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而政府为了国家工业化，又把统购价压得很低。1斤粮食1毛钱，1000亿斤也不过100亿人民币，哪里要多少货币为农业服务？工业都是国有的，生产资料靠计划调拨，消费资料在低工资、低物价、凭票凭证的架构里，是商品也消费不了多少钱。至于自然资源，任你地下埋的、河里流的、山上长的、天上飞的，皆在指令计划掌控之中，一切“非礼莫动”，有货币也无用。

放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界定了产权，特别是放出了交易权。农民的粮食、棉花可以按市价卖了，工厂的产品可以按市价卖了，劳动力也是商品了，人民可以自谋职业了，国有工程师可以周末指导乡镇企业赚点外快，艺人可以上街市卖艺养家活口。当时《人民日报》刊发过一幅老汉卖粮大把数钱的照片，让人过目不忘。我自己读到过最传奇的故事，是刘晓庆“走穴”时每天演出后和她母亲一起点钞票点到半夜两三点——那时人民币的面值小，真的是要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把这些微观图像加起来，1985年广义货币对GDP之比为54%,1990年为82%,1993年过100%，1997年达到124%。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货币深化势不可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念书时，在英文的《中国经济评论》上读到易纲的一篇论文。该文起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给的增加，远远高于GNP增加值与物价指数增加值之和。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1978-1992年间，中国的现金(M0)和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了20倍，但真实GNP只增加了2.3倍，而官方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分别增长了1.25倍和1.41倍。易纲的问题是：为什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增加了？那无法被GNP增长与物价增长解释的“超额货币(excessmoney)”，究竟因何而来，最后又跑到哪里去了？

易纲提出的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力。整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但有一项困扰如影相随，那就是“货币超发”。货币少发当然不成，流通不足、打击生产。但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运行的需要——即货币超发——也会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严重的货币超发，一定带来严重的通胀。这是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也被无数经验事实不断验证。1980年和1988年弗里德曼两次访问中国，恰恰都是中国通胀指数高企的年代，所以弗老的理论影响到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实在很有缘分。货币主义认为，法定货币时代最要加以防范的，是政府因短期的财政压力主动超发货币，带来通胀甚至恶性通胀，最后危害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货币供给可控，弗里德曼的主张是“准则高于权威”，也就是美联储干脆像计算机一样，恒定让货币供给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4个百分点，坚持执行，对任何经济、政治压力一概不予理睬。

美国那样的经济，究竟能不能以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供应货币，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从改革以来货币供给就一直大大高于经济增长。这就带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比如“物价指数低估”、“强制储蓄”、还有什么“货币悬浮”等等。易纲的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即“货币化进程增加中国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用1978-1992年中国经济的数据予以严格验证。这里，“货币化”就是指国民经济从计划统制、自给自足向市场体系的转化，诸如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增长等，都带来新增的、“额外的”货币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行中货币用量增加，也解释了“超额货币”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这篇论文最重要的地方，是把制度变迁带到了宏观经济分析之中。很清楚，根据“货币化增加货币需求”假说，恰恰是制度变动带来了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具体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能不能仅仅按照“比经济增长略高一些”的水平来控制货币供给呢？答案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就满足不了货币化进程对额外货币的需求，不但抑制经济增长，而且抑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果对农民、农村和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变迁熟视无睹，照猫画虎地套用成熟市场经济的 “货币准则”，那绝对是要坏事的。这不是说货币主义失灵，也不是说那时中国就不存在货币超发。要点是，脱离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即使通行天下的货币主义原理也不能为转型中国自动提供制定正确货币政策的根据。

1995年底我回国以后，看到中国经济的货币深化方兴未艾。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想想一幅城市土地的图景吧，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城镇的房改房也是这样，过去单位分房子抓阄排号，麻烦是麻烦，但那是不花钱的麻烦。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同样的房子在很多居民家庭之间转手，人们消费房子，房子就非消费货币不可。

所以，易纲那篇论文抓住的问题不但延续下来，而且越发引人注目。还是货币增加的幅度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指数之和，只不过“超额货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变得数目更加巨大。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直到广义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150%、甚至达到当下的180%。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发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

令人疑惑的降准呼吁

时下市场对降低准备金的呼吁很强，而央行不仅迟迟没有降准，反而在上周启动正回购回笼市场资金数百亿，市场砖家们于是调整看法，坚称3月底前一定降准。

重温周其仁2010年10月的文章，似乎看出了央行市场操作的端倪。按该文章的说法----发达国家的正常货币投放量不高于本国GDP的90%，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http://www.ccstock.cn/finance/hongguanjingji/2012-01-17/A683703.html），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广义货币M2为85.2万亿，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9万亿元，正常货币投放量应为42.4万亿，超发货币42.8万亿。目前的存准为21%，即央行利用存准回收了42.8万亿中的17万亿，加上央票等其他回收手段，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结算（流向国外），我估计总的回收总量和向国外流出量合计在22.8万亿上下，也就是说，按正常需求，国内市场上的超额流动性还有20万亿。
如果上述看法大致准确，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存在降准的基本条件，央行首先要考虑的不是降准，而是继续对付上窜下跳、在市场里翻江倒海的20万亿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长期高通胀威胁。

那么市场砖家为什么大呼小叫地预期降准呢？降准增加流动性，有利于稳定股票市场。而时下正值机构调仓时机，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协助其完成调仓。这就是目前大盘相对稳定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宏观形势下的调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认为就是抛掉不看好的股票，回笼现金。等待新一波的下跌。

IPO改革的本质

郭树清上任后，剑指新股IPO，市场未来的方向由此定格。
过去，由于中国存在平均10%GDP增长的耀眼光环，证券市场新股IPO发行本质上是高价圈钱、为国有企业服务。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要加快转型，且国有企业这些年赚海了，腰杆也硬了。维继以往的粗放型高增长发展模式，已经不可能了，未来的GDP增长将会从高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这是未来5----10年的大趋势。此外，中国政府立志在证券市场上建立国际板，如果外国公司在中国也高价圈钱，享受国有企业的待遇，这个政治责任是谁也付不起的。
郭树清自然知道这对证券市场意味着什么？调整新股IPO发行势在必行。即高价圈钱、过度圈钱的模式应改成低价圈钱、适度圈钱的模式。现在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建立这一新模式。
问题来了，以前这么多高价圈钱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中形成的高市盈率股票的股价，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明确了未来大盘的基本走势。


该贴内容于 [2012-02-11 19:38:13] 最后编辑

证监会密召8券商老总闭门会议：引爆定价改革五大猜想
2012年02月13日 09:48 来源： 理财周报

　　证监会密召8券商老总闭门会议：热议美国式招标，引爆定价改革五大猜想

　　种种信号越来越表明，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下一个目标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早在去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证监会就专门把国内7、8家主流券商负责人秘密召进北京开会，听取券商新股发行制度评价和市场感受，讨论新股发行定价改革一事。”一位接近证监会的券商高层人士向理财周报记者透露。

　　1月6日至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这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1月7日，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在“第十六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发表《多方着力降温“新股热”》讲话，为证监会“讨伐”新股高定价等问题造势。

　　2月1日，证监会首次公开IPO审核工作流程和IPO申报名单，打出了一张“透明牌”。2012年，中国史上第10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将指向何方？

　　8券商老总赴京作“隆中对”

　　“郭主席对这事（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很重视，年前就专门召集了7、8家主流券商开闭门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讨论了一个上午。”前述知情券商高层人士透露，“参会的券商类别不同，但参会人级别都非常高，全部为券商总裁级或者董事长级别。”

　　据悉，中信、国信、平安证券等主流券商负责人都有参与此次会议。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现行新股发行制度市场情况和各方意见，推进现行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 “会议核心是，解决发行价过高的问题。会里强调，要进一步地提高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询价真实性问题。”

　　众多券商大佬的建言中，除了不少市场人士呼吁的将网下申购比例提高至20%以上这一措施以外，对避免虚假报价抬高发行价、提高询价真实性这一问题，参会券商老总们对新股定价机制纷纷献策，议题多围绕“如何切断新股定价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可能的利益链”。

　　“会上讨论比较多的是，新股询价机制有可能从荷兰式转变为美国式。转变后，每个询价机构必须对自己所报的价格和申购数量的风险负全部责任。”前述券商高层人士表示。

　　我国现行的新股询价制度是未经改良的荷兰拍卖制，以询价对象的平均报价和中位数作为统一定价基础。在低中签率情况下，报价机构只需要对少量的配售和加权平均处理后的定价负责。而美国式招标形成的是差异的中标价格，即中签询价机构必须以自己的报价为准付出真金白银。

　　“如果采用美国拍卖制，询价机构会为自己的高报价付出代价。这可以有效地遏制询价机构乱报高价的情况。”国泰君安策略分析师钟华指出。

　　据悉，也有券商负责人提议，“新股发行，保荐机构必须按比例包销相应的股票，让定价过高风险转移部分给保荐人，避免投行为获取高承销费而抬高发行价的行为。”

　　“现在，会里具体的新股定价改革方案还没有拿出来，但已经在一步一步地改，公开IPO审核工作流程和披露IPO申报名单就是一个开始。”近日，华南一位大型券商高管对理财周报记者表示。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五大猜想

　　尽管证监会还没公布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最终方案，但资本市场早已“风声鹤唳”。

　　按照郭树清新股发行改革“市场化”、“透明化”的两大主导思路，新股发行新一轮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在新股定价。酝酿数月至今，改革思路渐渐明晰，其中五大改革思路当前呼声最高。

　　猜想一：增加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比例，从而提高买方询价机构的议价能力，加大人为操作价格的难度。这一说法，正得到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认同。　

　　猜想二：新股定价参考行业市盈率情况。证监会2月3日表示，正计划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测算上市公司行业市盈率水平，供投资者投资新股参考。对定价明显偏离行业水平的新股，证监会正研究相应措施，如要求发行人及承销商说明定价依据等以促进询价更加透明理性。

　　这一思路遭到“市场派”的反对。“如果单纯地以行业市盈率作为参考标准，忽略了公司的单一性和个性化，是市场化的倒退。”上海一位知名策略分析人士毫不客气地指出。

　　“参考行业市盈率确实像是回到了从前固定定价的老路，关键看怎么执行。其实，只要不取消IPO审核制，不实行注册制，新股发行无论怎么改革，都是无法平衡各方利益的。”深圳监管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坦言。

　　猜想三：推出改良式荷兰拍卖制或者美国拍卖制，堵住“人情票”和“关系票”漏洞。

　　所谓改良式荷兰拍卖制，是指按照投标人所报买价自高向低的顺序全额中标，直至满足预定发行额为止，中标的机构以相同的价格（所有中标价格中的最低价格）认购中标的股票数额。无论是改良式荷兰拍卖制还是美国拍卖制，都暗含对机构高报价行为的惩罚机制。

　　“最近确实有这方面的传闻，很多中小盘股票暴跌就是和这个因素有关。不过，西方市场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更成熟。如果转为美国式招标或者改良式拍卖制的话，非常考验国内机构的市场定价能力。”国泰君安分析师钟华指出。

　　猜想四：推出存量发行。即增加在新股发行和上市环节的存量股份流通性，考虑用存量股份配售、推动实际控制人之外的股份上市首日可流通等措施，以抑制过度投机新股。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在1月7日的讲话中，提到该措施。

　　但该措施市场争议较大。不少市场人士指出，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取消除实际控制热以外的原始股股东的锁定期，利于原始股东套现，对市场大局并无裨益。

　　猜想五：改革现有的股票承销方式，如强制保荐机构必须按比例包销相应数量的股票。此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公开表示，“要改革股票承销办法”。

银监会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条件展期
2012年02月14日 06:27张朝晖中国证券报

　　据媒体报道，国内银行获准对地方政府贷款进行滚转，将到期日延后四年。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银监会研究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但期限并不确定。

　　监管人士透露，对于无法还款的借款人，应要求其半年或一年内向债权银行和地方政府报告偿债缺口，提前安排还款资金。

　　去年10月，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表示，高度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整改增信，对原有期限安排不合理的贷款，在其满足担保抵押落实、合同补正到位等条件后，根据现金流与还本付息的实际匹配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一次。

　　银行人士表示，目前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确实面临较大还款压力，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贷款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面临偿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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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七成平台贷款安全 银监会紧防违规增长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10000家，平台贷款余额9.1万亿元。其中，已退出平台、纳入一般公司类贷款管理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其余仍按平台贷款管理的余额约6万亿元。另据介绍，平台贷款的抵质押担保整改率已达65%，这意味着至少有超过65%的平台贷款是安全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规模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加强，机关事业单位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基本得到制止。

　　据了解，针对平台贷款可能带来的风险，银监会一直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原则进行处置，坚持“保在建、压重建、控新建”的基本思路，扎实推进平台贷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加强贷后管理、增提拨备和提高资本占用成本等重点工作。

　　由于近三年到期的平台贷款较多，监管部门尤为重视。银监会要求银行将平台贷款按照到期日进行排队，组织开展偿债风险专项排查，督促提前做好还本付息计划。如借款人无法履约还款，应要求其提前半年到一年向债权银行报告偿债缺口，并由债权银行积极做好与借款人和地方政府的协商工作，促请统筹安排偿债资金，提前做出应对。

　　“降旧控新”是处置平台贷款的基本要求。为此，银监会要求严把新增平台贷款的投向和流向关口，防止平台贷款假借“保续建”之名违规增长。

　　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去年10月份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曾表示，对原有期限安排不合理的平台贷款，在其满足担保抵押落实、合同补正到位等条件后，根据现金流与还本付息的实际匹配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一次。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还款没有问题的平台贷款可能获得展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举将有助于使平台贷款的还款期获得一定喘息，有助于贷款的回收及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平台贷款风险的化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涉及地方政府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多方面主体，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既能把融资平台风险控制住，又能把实体经济支持好。(上海证券报)

　　1.84万亿地方债清算高峰将到 机构银行不敢怠慢

　　2011年中旬爆发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滇公路”)千亿贷款“违约风波”已风平浪静。然而，这仍难掩债务沉疴的暗流涌动，面对2012年全年高达1.84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偿债高峰期的到来，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银行，都不敢有丝毫怠慢。

　　进入2012年，一家名为云南城投集团的平台公司引发了银行间市场人士的关注。这家在2011年云南省多家城投公司爆出债务“违约”、资产重组风潮时，表现低调的省属城投公司，曾在2010年底发行过一只总额8亿元的城投债(“10云城投债”)，仅仅过了2年，债券抵押物——旗下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至少缩水了七成。

　　“尽管在2011年下半年追加过一次抵押物，以目前股价测算，公司还得追加抵押物。”2月10日，一位评级行业资深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10云城投债”发行时，云南城投集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城投”，600239.SH)6842万股股票作为质押资产，对债券进行担保；然而过去一年中，云南城投股价从最高时的21.3元/股，一路下行，跌至目前7元/股左右的水平，股价下跌必然导致抵押物价值大缩水，也引发市场对于云南城投集团是否有能力追加抵押物产生种种猜测。

　　云南城投集团并非个案。

　　与震荡的股价相比，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给全国各地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挑战，或许更令人担忧。

　　“目前有近50%的平台贷款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抵质押变现。”今年1月上旬召开的大型银行监管会议上，银监会一位高层强调，在当前地方政府地块流拍增多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的趋势下，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风险必然因相互交织而同步升高。

　　此前，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的10.7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到17.17%，即2012年偿付金额在1.84万亿，低于2011年2.6万亿的水平。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今年上半年，上半年是一个关口，过去了就OK了，如果过不去，会有很多不良资产涌现。”2月10日，一位从业长达30年的股份制高管向记者坦言。

　　2012年城投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中诚信一位资深评级人士的总结思路是，“先看一看2011年，城投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能否延续到2012年；跟2011年比，2012年的偿还债务有多大，2012年的新上项目规模有多大？这都需要摸清楚。”

　　抵押物缩水危机

　　2月10日，云南城投董事会办公室一位人士向记者回复，截至目前，上市公司还没有收到大股东层面的相关通知。

　　云南城投集团成立于2005年4月，为云南省国资委直管的省属一级企业，注册资本金为11.4亿元，总资产逾300亿元，拥有10多个控股子公司，旗下业务板块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开发，一类是水务、燃气等城市经营性配套设施。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云南省政府陆续向云南城投集团注入了水务等经营性资产，但其资产负债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到2011年末时已接近70%，且受城市开发业务收入减少影响，仅2010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幅就高达53.72%。

　　2010年底“10云城投债”发行时，云南城投集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云南城投6842万股股票作为质押资产，占其持有全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34.99%。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按2010年4月30日的60日均价23.13/股进行估算，该期债券股权质押总价值约为15.8亿元，为债券发行额的1.98倍。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由于股市下行，质押资产市价持续下跌，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东方证券不得不在2011年6月份督促云南城投集团追加抵押物。

　　公告显示，云南城投2011年5月31日前6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16.20元/股，以此计算，质押资产变动为11.08亿元，低于该只债券未偿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和8.45亿元的155%(13.1亿元)，差额为2.02亿元。

　　2011年6月底，云南城投集团以其拥有的一块位于腾冲北海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其拥有的一处商业用房产权做抵押，两者总计价值2.13亿元，追加为债券担保物。

　　这是云南城投集团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追加抵押物，此后上市公司股价依旧一路向下。 按2012年2月10日的前6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6.59元/股计算，考虑到除权因素，云南城投集团质押资产变动为5.86亿元，已低于该只债券未偿还本金及利息之和的100%，追加抵押已属必然。

　　对于全国近万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而言，云南城投集团以上市公司股票为债券担保物的案例并非典型。2011年以来，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的波动，已经深刻影响到抵押物的价值。

　　“我觉得土地抵押价值的下降更恐怖，包括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金的。”2月10日，某大型银行江苏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正如前述银监会高层所言，截至目前，仍有近50%的平台贷款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抵质押变现，“一旦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平台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就会更加紧张。”

　　早在2010年三季度，银监会内部就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数据显示，平台贷款抵押估值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49.4%；且“抵押品大部分为土地抵押，未来抵押品变现价值受土地价格波动影响极大，而且部分土地抵押贷款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权证，存在重大合规风险。”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监测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9052.3亿元，同比减少11%，上海和北京尽管土地出让金仍然超过千亿，但降幅也高达二到三成。

　　“2012年，平台贷款整改工作是遇到了一些挑战。”一位地方银监局人士告诉记者，2011年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上任之初就曾在内部会议上指出，还款方式合同补正和补充合法有效抵押物两个关键环节的进展较慢。

　　“今明两年是平台贷款集中到期的时段，加上地方政府换届，平台贷款‘降旧控新’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且越到后期，整改难度越大。”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坦言。

　　甩卖包袱无果

　　2011年下半年以来，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湖南高速”)为代表的高速公路平台一系列融资尝试，则正折射出平台公司依旧脆弱的资金链条。

　　去年12月底，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发出一份调级报告，将湖南高速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下调原因是2011年以来湖南高速正在急剧恶化的现金流状况，以及持续增大的债务规模。

　　中诚信分析，2011年1-9月湖南高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71.94亿元，其他应收款也大幅增长，由2010年底的34.07亿元增长为2011年9月底的156.81亿元；而货币资金则由2010年底的138.77亿元大幅降至去年9月底的53.94亿元，流动性趋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家号称在建项目位居全国第一的省级高速平台，截至2011年9月底公司债务已高达1334.30亿元，负债率75%。

　　但如此高的负债率并未能阻挡湖南高速扩张的步伐。资料显示，湖南高速目前有35个在建项目，投资概算约为2254亿元，至去年三季末已完成投资1041亿元左右，未来三年内仍需投资约1212亿元。

　　目前湖南高速迫在眉睫的，恰是未来两年即将到期的约1181亿元债务。一步险招，是将手伸向旗下的上市子公司——现代投资.

　　2011年12月底，现代投资公布重大资产购买公告，拟收购大股东湖南高速持有的“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100%股权。此中玄机在于，若重组成行，现代投资将不得不背负这两条高速公路所有债务，且未来仍得追加140亿元投资。而仅每年产生的9亿元利息费用，就足以吞噬其一年的净利润——数据显示，现代投资201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到8亿元。

　　“这一过程中，湖南高速甚至没有经过现代投资董事会同意，就先行要求现代投资将款项打到了湖南高速。”一位接近湖南高速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湖南高速的证实。

　　因此，投资者普遍认为，这一重组方案是湖南高速借道上市公司甩卖包袱之举。一个月后，上述方案被否决，湖南高速也不得不暂时抑制要钱冲动。

　　缺钱的省级高速平台不止湖南高速一家。2011年12月底，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下称“安徽交投”)发行了5亿元的中期票据，其所募资金也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这家规模中等的省级交投集团，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率一直维持在83%以上，目前该指标为84.84%。

　　安徽交投财务数据还显示，仅2012年底，到期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就分别高达21亿和11.6亿元，债务到期量是2011年下半年的三倍。

　　中金公司投资策略报告显示，作为目前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主体，各省交通投资集团2009 年资产负债率平均达68%，部分中西部省份甚至超过80%。

　　同时，由于公路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筹资难度较大，银行贷款和地方自筹金额占公路建设额的80%，仅2010年公路投资建设的资金缺口就达到了1320亿。

　　在有限的融资渠道背景下，湖南高速尝试借道上市公司的做法，在国开行某南方分行一位资深人士看来，不过是目前城投公司喜欢的玩法，“资产资本化与资本证券化，双剑合璧。都在过去几年平台公司高速扩张中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个生动案例，则是重庆高速对旗下一段高速公路地段无疾而终的股权融资尝试。2月10日，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2011年下半年，渣打银行曾与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接触，愿以收购股权的形式承接重庆高速与中铁二局共有的一条高速公路段。

　　合作模式是，重庆高速拟将旗下路段所在的项目公司30%左右的股权出售给渣打，藉此获得债权、股权双重融资支持，渣打派驻一位财务总监参与项目公司管理。同时，高速路段建成后，渣打可分享公路收费带来的固定收益。

　　“最后没谈成。”上述知情人士说，除政策原因外，定价分歧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资行一般以车流量和未来收费增长为基准分析，但地方政府还希望加进财务成本和一定的盈利，定价方式有很大分歧。”

　　此外，地方政府迟迟不同意出售平台公司高速公路股权的一个潜在担忧，还在于一旦售出将带来管理难题，“外方只收钱而不愿做公路维护，怎么办？”

　　中诚信国际一位资深评级业人员认为，正如湖南高速案例就可以看出，一般平台公司并不愿意出售股权，“因为目前能转让的公路股权项目往往资质并不好，溢价不高。”

　　上述接近渣打银行的人士也认为，目前只有一二线城市间的高速公路才有投资价值，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苛刻，以重庆为例，当地政府提出了12%-15%的交易溢价。

　　审计署公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债务余额为1.17万亿元，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处于建设期和运营初期，其收费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本息，主要依靠举借新债偿还。尽管借新还旧是被明令禁止的，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借新还旧率也高达54.64%。

　　巨额还债压力下，上述国开行人士透露，2012年以来，即便高速公路这类曾经的优质平台公司，也开始接受贷款利率上浮11%和12%的现实了。不过他坦言，相比房地产领域，借道信托等融资工具的现象仍不常见。

　　究其原因，中诚信托一位负责人提到，基础设施类信托目前收益率普遍不高，相比房地产信托对信托公司吸引力不大；此外，这类信托管制也较严格。不过他认为，2012年房地产信托受阻情况下，不排除基础设施类信托趋热的可能。

　　资产证券化重启

　　按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说法，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平台贷款到期，地方平台即将面临第一个偿债高峰；而一些平台项目的贷款条件和偿债能力先天不足，已出现在建项目后续建设资金和还贷资金无着落的局面。

　　监管层的担忧可见一斑。

　　不过，在上述中诚信人士看来，2012年尽管有1.84万亿地方债务到期，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他给出了四点理由：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投入力度在加大；第二，2011年卖地情况比2010年有所变差，但不至于差到哪里，也就是削减了20%-30%；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采取了一些资产处置的方式，如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处置；第四，采取了一些其他方式融资手段，比如信托融资、BT融资等。

　　据他观察，目前城投债发行趋势之一，便是出现了一些伪装成经营性资产的平台，“看起来像经营性产业公司，实际上是城投公司，比如最近一家名为淮南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上述痕迹明显。”

　　对上述国开行人士而言，2012年最好的消息是资产证券化的开闸。

　　近期的监管会议上，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强调，要研究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大型银行资产证券化应选择质量较好、收益比较稳定的贷款作为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已经重新启动了，我们最近在做一些项目。”上述国开行人士告诉记者，在城投公司中，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比如水务等平台，很适合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暂时缓解现金压力。”(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