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金沙江水电：科学发展遭遇体制难题
2009-06-23 11:06
凤凰网/中国节能环保网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sd/20090617/805294.shtml

众所周知，水资源和能源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的水资源和能源的问题必须要有解决的途径。非常庆幸的是，我国是水能资源储量世界第一，目前我国还有巨大的水资源、水能资源等待开发。要想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速我国的水利水电开发。
首先，从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水资源调控的角度上看，我国的水库人均蓄水量在世界的排名非常落后，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的水资源需求。例如，尽管我国的水坝数量比美国要多很多，但是我们的水库蓄水总量却比美国少很多。以人均水库蓄水量比较，我国与美国的差距高达几十倍。这样洪水来了，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尽快排到海里去以减小洪涝灾害，干旱季节我们的水库蓄水量又常常不能满足社会的正常需求。因此，水库蓄水能力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就要比美国差得多。
其次，从能源结构上看，我们国家的水能开发利用程度还非常低。目前大约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水平。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最近几年我们的煤炭用量，几乎都在以每年2亿多吨的速度增长，已经对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下一阶段的《京都议定书》，绝不会不限制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不改善能源结构，我国未来的经济恐怕难以发展。然而，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真正能够替代煤炭起到实际减排作用的只有核能和水电。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水电的可利用总量也一定是远远大于核电。因此，大力开发利用水能也是我国今后在节能减排的同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
为此，在深入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推动下，作为由政府工业部门改组而成立的一些国有独资电力集团，为了落实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成果，纷纷加速了对我国水能资源的开发力度。然而，2009年6月11日，一则叫停金沙江水电项目的醒目新闻，犹如晴天霹雷，震动整个社会。国有电力企业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举措，为什么会突然遭遇环保叫停呢？难道堂堂国有独资企业，会不了解国家建设程序，居然敢违规操作？
经过了解到笔者认为，造成国有企业违规的的原因主要有二：1、工程建设遭遇体制、制度管理难题；2、国家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后，关于管理的审批与核准的区别，让人产生了误解。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举措遭遇环保叫停尴尬
据了解，此次遭遇叫停的鲁地拉、龙开口水电项目，都是属于已经通过了国家批准的金沙江中游流域规划项目。该规划被国家批准时，我国尚未实施环境评价法。但是，该流域规划的环境评价并没有缺位。因为，水电行业内部早在环境评价法实施之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把流域规划的环境评价作为规范。此后，为了保证该规划的生态环境影响符合国家发展的要求。国家环保部也已经要求具体的规划制定部门，开展金沙江流域规划环境评价专题研究。补充论证并整体上已经通过了该流域规划的环境评价。2007年，该规划中的鲁地拉、龙开口这两个项目也都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开展前期工作的“路条”。并且，他们也按照有关项目环评的法律要求开展了必要的环境评价。然而，环境评价的结果，虽然都已经经过了环保部环境评价中心的审查，却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
以鲁地拉电站为例，笔者可以在网上百渡搜索到该电站2007年3月5日发布的一则招商广告。内容中明确写道该项目正处于“环境影响评价公示阶段 ”，同时，项目书还介绍说“工程施工总工期85个月，其中施工准备期16个月、主体工程施工期50个月、完建期19个月。”
按照正常的水电项目管理，项目开工后必须严格的按照工期进度进展，否则，不仅可能会推迟正常的发电时间，造成巨大的能源损失。而且还很可能会因为施工进度与洪水高峰期的错位，造成严重的施工事故。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却是，在项目前期施工开始后，我国的水电建设却莫名其妙的遭遇了全行业的暂停。整个2008年除了三峡的项目和抽水蓄能项目，全国居然没有一个大型水电项目被国务院核准建设。这种国家政策和管理态度上的意外变化，确实让实际担负国家发展建设任务的国有独资企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按照国家的规划、进度，保质保量的完成建设任务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说打乱工程的施工进度后，可能会造成的事故有多么严重？单单就是被叫停的这两个水电站推迟一年发电的清洁能源损失，就相当于900万吨左右的煤炭。这个数字将大大超过我国目前全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节能的总和。也就是说开发鲁地拉、龙开口项目的电力企业，一旦延误工期后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我们全国人民多年来全部投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所获得的可再生能源，全部付之东流。显然，国家管理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剧烈冲突，迫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国家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迷惑了国有企业
近年来，我国建设项目的“违规建设”之所以司空见惯，是有具体原因的。早在上次亚洲金融[2.50 0.00%]风暴期间，我国中央政府曾严格控制各种电力项目的审批建设。然而，某个省级政府却私自进行了一些违规的电力建设。但是，接下来的经济复苏使全国都陷入了严重的缺电状态，而全国只有那个省的电力供应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次事件似乎突然让人们认识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会出现某种失误。也许是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这种政府管理制约经济发展的现象，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文把以前的电力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为核准。明显的放松了政府部门对电力建设的监管力度。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必然趋势。
既然是电力项目建设不再需要批准，而只需要进行核准，那么作为独立承担风险的市场投资主体的一些电力企业，似乎就有理由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先开工再审请核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否则，这种把批准改成核准的改革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这种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市场化的改革，尽管可以避免政府管理部门的决策失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和规模失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近几年，我国电力项目特别是一些火电项目先开工、再核准的现象非常严重。
6月12日新京报记者采访某违规电力企业的新闻报道也提到过：“电力项目先开工，再审批的现象在业界一直就有，这次环保部门出手相当严厉，停止了两大电力集团所有其他项目的审批，很可能是另有原因”。不管是不是真的另有原因，笔者认为，前一阶段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确实对电力建设企业产生了一种迷惑作用。
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的还有许多。环保部新闻发言人在解释叫停工程的理由时也强调“水电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在常规能源中，水能资源仅次于煤炭。西南地区集中了中国75%以上的水能资源，因此《可再生能源法》中确定，水能是可再生能源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但是，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杜绝大、小公司“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和干支流“齐头并进”的现象”。
这样的解释，虽然肯定了国家支持水电的政策没有变，但还是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显然，如果违反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出现了“大、小公司‘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和干支流‘齐头并进’的现象。”的水电规划就不应该得到国家的批准，其项目更不应该得到前期施工“路条”。此外，如果国家真的鼓励支持水电开发，似乎就不应该明知道已经正式开展前期建设工作之后，又不考虑工程施工的工期限制，莫名其妙的停滞环境评价的审批程序。
总之，国有独资企业实际上相当于政府的打工者，一般来说在项目管理问题上，只要政府部门发出的政策指令明确，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违规操作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判别是个别政府部门甚至是个别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职，还是国家政策或者政府的意图发生了变化，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此次所出现的国有企业违规建设被叫停的问题，应该说主要是我们国家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冲突所造成的。
不过，社会各界也普遍认为叫停着这几个工程也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客观地说在我国的电力建设上，最近几年确实出现了总体规模失控的现象。然而，尽管我国的电力建设总体规模过大，但是，我国水电建设的规模不仅不能说失控，反而应该说受到了压制。我们希望此次环保部的重拳出击，能够一举改变我国电力能源结构不断恶化的趋势。保证能源电力行业的科学发展。
目前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派出督察组，监督解决违规建设问题。它至少可以结束目前名义上我国政策大力支持的水电开发项目，被无休止的拖下去的局面。既然已经被叫停，政府管理部门必然就会拿出明确的处理意见，不会再让企业管理者和全国的民众总是在无休止的猜测了。从这一点上看，即使被叫停的金沙江中游的水电项目，比起至今还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怒江的水电开发，还应该算是幸运的。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事件的处理，将会推进我们国家的体制的改革，有助于解决好国家科学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的矛盾。(文/水博)

金沙江开发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9-06-23 11:05
文/水博

由于国家发展政策和项目管理体制上的冲突，前不久金沙江水电和一些其它工程项目被环保部叫停。为避免这一国家严格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措施，对公众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国家环保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特别重申了 “水电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在常规能源中，水能资源仅次于煤炭。西南地区集中了中国75%以上的水能资源，因此《可再生能源法》中确定，水能是可再生能源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的国家政策。
然而，社会上一些热衷于反对水坝和反对水电的组织和人士，却总是不肯放过这样一个造谣污蔑国家水电发展政策的可乘之机。例如，6月15日新京报发表了署名闻迪先生的一篇名为《金沙江开发决策须对历史负责》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观点和论述就是要借机攻击国家现行的水电开发政策。下面本文就不妨对该文章中一些论据进行必要的分析。
闻迪说“金沙江中下游山高谷深，水能蕴藏量极为丰富，但与此同时，这一江段有着最为丰富的珍稀、特有鱼类资源，而沿江一线还是数十万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目前金沙江的水电建设明显过度开发，仅在中下游就规划了十二级大坝，这些百米甚至二百米以上的高坝中，6座已经截流，4座在大规模前期施工。由于这些电站设计上几乎首尾相连，加之地方政府试图建设的若干小坝，完成后从云南虎跳峡上游的奔子栏到湖北宜昌，2000公里以上的长江干流，将从急流险滩变成一系列‘跳水平台’”。
这一段内容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反水坝论调。现在，借着国家整顿违规建设的项目的机会，又开始明目张胆的拿出来，攻击早已经被批准的国家发展规划来了。请看作者的所谓“这一江段有着最为丰富的珍稀、特有鱼类资源，而沿江一线还是数十万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其实，何止是在金沙江？众所周知，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起源于河流，因此，世界上所有的自然河流，在没有被开发利用之前，都可以用“有着最为丰富的珍稀、特有鱼类资源，而沿江一线还是数十万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来形容。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进行了开发利用。
上个世纪初期，美国的田纳西曾经也是“有着最为丰富的珍稀、特有鱼类资源，而沿江一线还是数十万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的天然河段。但是同时，也是水旱灾害频发，沿岸百姓在安身立命的同时，也不得不经受各种灾害的煎熬。正是美国在原来的天然河段上建造了很多座梯级水电站和30多座水库，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对天然水资源的调节、控制，而且还提供了大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电力能源。恰恰是田纳西的“电站设计上几乎首尾相连，将从急流险滩变成一系列‘跳水平台’”，才使得该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功改造自然河流，让其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典范。同时也让那些依靠河流“安身立命的数十万百姓”彻底进入了文明的现代化。事实上，不仅仅在田纳西，也不仅仅在美国，而几乎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结果，几乎都是无一例外的选择对河流的梯级开发利用。其实际结果如何，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
闻迪所担心的“如果今天的过度开发得不到制止，不出十年，许多特有、珍稀鱼类赖以生存的流水生境就将毁灭，壮丽的峡谷景观将黯然失色，沿江人民世代居住的田园就将大量被淹，同时，在这一地质构造不稳定地区建设高坝大库引发的潜在风险也令人担忧”情况到底如何？其实，那里的未来恰恰就是美国田纳西和我国新安江千岛湖、长江三峡等很多地方的民众今天所经历的。
新安江水库建成之后几十年来，该地区的各种鱼类收获量扩大了300多倍，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老百姓提供了巨大的财富。三峡建成以前，很多污蔑宣传也都曾说“壮丽的峡谷景观将黯然失色”。但是，建成之后我们都看到了，不仅雄伟的三峡还健在，而且还形成了小三峡、和人造大坝等更加秀美的天然和现代化的美景。说到“在这一地质构造不稳定地区建设高坝大库引发的潜在风险也令人担忧”。我倒可以告诉闻迪先生一个真实的故事。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紫坪铺的一些水库移民，曾经敲锣打鼓的赶回来，向电站的建设者们表示感谢。感谢水库的建设让他们远离了灾难。水库抗击地质灾害的能力要比一般的工民建筑物高得多，即使在那些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区，也还是可以用作水库蓄水。只要我们能够建造出足够安全的水坝。
尽管确有“居住的田园就将大量被淹”的情况，但是，淹没田园之后恰恰会把那个地方变成，景色更为秀美、物种更加丰富水库湿地。在此，我们也需要提醒闻迪先生，不要忘记我们人类现代化的巨大代价之一，就是已经开垦了太多的田园。而当我们在建立调节水资源的水库时，能把一部分的田园变成湿地，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即便如此，至今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没有能扭转地球上湿地不断减少的趋势。水库湿地的生态环境作用和经济效益远远大于传统的田园，请看看我们在人口极端稠密的浙江省所建立的新安江水库的现状。你就会知道，你对“人民世代居住的田园就将大量被淹” 担心有多么的可笑。
关于闻迪先生所说的“未批先建在水电开发中并非个案，在金沙江先期的开发中也曾出现。向家坝和溪洛渡两座巨坝，则是直接规划在当时刚刚划定的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最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未批先建的项目，也在补办手续后继续施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迫调整范围为开发让路。殷鉴不远，当‘先上车后买票’成为习惯时，人们也不能不担忧，此番处罚是否也会重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覆辙？”情况，并不属实。
据我了解，金沙江下游的水电开发的规划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完成的，而90年代准备建立珍稀鱼类保护区时，并没有考虑到与已有的水电规划如何衔接。因此，曾经一度出现了闻迪先生所说的“向家坝和溪洛渡两座巨坝，则是直接规划在当时刚刚划定的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所不同是水电开发的规划在先，而保护区的划定在后。然而，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从程序上看恰恰是由于我们划定保护区的决策过于鲁莽。从实体上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也很能说明问题。据说一位官员为了得到该保护区所保护的最有价值的三种鱼的活体样本，曾经向当地所有的人悬赏50万捕捉其中的任意一种。但是，几年过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捕捉到。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我们所要保护的物种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吗？我们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华南虎造假事件，那件事情的根本动力也是某些人为了建立保护区，只不过因为造假事件被揭穿，没有得逞罢了。通过这些事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保护区也有假冒伪劣。在我们所建立的保护区当中，像这种徒有虚名、名存实亡的保护区恐怕也不在少数。
反水坝的人士们为了污蔑水坝建设，总是宣传水电建设影响鱼类。在金沙江上的奚落渡电站开始建设之后，现在还没有修建的小南海电站又在争论对鱼的影响问题。根据目前现场综合普查的结果，在该地区仅发现了18种鱼类的存在。这能说是修水坝造成的吗？当然，反坝组织是不会承认这种有利于洗清水坝建设破坏珍稀、特有鱼类资源鱼的事实的。他们会说这是你调查的不完全，不彻底。其实，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人类活动对鱼类的影响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即使我们不在河流上建水坝，这种影响也未必就小。
大家知道50年代的北大荒[12.76 1.03%]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其中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就是典型的洄游性鱼类----三纹鱼。等到70年代知识青年到北大荒之后，大马哈鱼在乌苏里江已经极其少见。非常凑巧的是因为乌苏里江是界河，没有修建任何水坝，但是，鱼类种群减少的速度一点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少。由此可见，生态保护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鱼类和很多珍稀动植物造成最大伤害的，决不是水坝建设，而是人类的各种综合活动。因此，我们也要特别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片面地宣传把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区完全对立起来，故意把某些保护区说成是水电开发的禁区。其实，国内外有很多生态保护区都是可以包括水电开发之后的库区。水库湿地同样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
针对叫停金沙江违规电站，闻迪先生兴奋的说“这又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比如社会高度关注的虎跳峡建坝问题，环保部提出‘对规划的龙头水库和虎跳峡河段的开发方式与相应的环境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这一要求切中要害。由于下游电站从装机到环境影响弥补措施都和上游虎跳峡龙头水库相关，在目前龙头水库未定的情况下，应暂停批准下游水电开发项目，以免造成倒逼虎跳峡建坝的形势”。
看来，闻迪先生一地点都不了解虎跳峡电站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其实，虎跳峡的争论焦点在于移民问题，过去，我们考察规划虎跳峡水电站的时候，当地百姓曾经非常强烈的要求尽快开发虎跳峡，让他们能通过水电建设脱贫致富。大家可以去查阅当年关于三峡的争论，水电专家反对建三峡的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应该先建设上游的虎跳峡电站。现在，当我们完成了三峡的建设，回头将要建设虎跳峡的时候。由于国内外反坝组织的煽动，一些虎跳峡当地的群众对虎跳峡的开发已经表现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上游其它地区选择坝址建立替代虎跳峡的龙头水库。所谓“在目前龙头水库未定的情况下，应暂停批准下游水电开发项目，以免造成倒逼虎跳峡建坝的形势”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当年既然我们能成功先在长江下游建成了三峡工程，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因地制宜的决定我们金沙江水电的开发顺序呢？
总之，分析来看闻迪先生所阐述的种种反对金沙江水电开发的理由，都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金沙江的水利水电建设对我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我国西南地区建立大批有调节性能的大水库，是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的水库人均蓄水量在世界的排名非常落后，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的水资源需求。尽管我国的水坝数量比美国要多很多，但是我们的水库蓄水总量却比美国少很多。以人均水库蓄水量比较，我国与美国的差距高达几十倍。这样洪水来了，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尽快排到海里去以减小洪涝灾害，干旱季节我们的水库蓄水量又常常不能满足社会的正常需求。因此，水库蓄水能力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就要比美国差得多。
此外，从我国的能源结构上看，我们国家的水能开发利用程度还非常低。目前大约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水平。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最近几年我们的煤炭用量，几乎都在以每年2亿多吨的速度增长，已经对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下一阶段的《京都议定书》，绝不会不限制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不改善能源结构，我国未来的经济恐怕难以发展。然而，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真正能够替代煤炭起到实际减排作用的只有核能和水电。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水电的可利用总量也一定是远远大于核电。因此，大力开发利用水能也是我国今后在节能减排的同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金沙江是我国水能资源最为富集的，开发条件最为有利的江河之一。如果连金沙江的水能都不准开发利用，那么我国别的江河水能资源都不应该进行开发利用。
其实，闻迪先生攻击、污蔑金沙江水电开发的种种论调早已经都是马后炮。金沙江的水电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奚落度、向家坝等特大型水电站已经在建设当中。开发金沙江水电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任何人已无法去改变。只有在这些梯级水电站全部建成后，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江的水资源调蓄问题。从它的发电作用上来看，单单就是被叫停的这两个水电站，一年发电所创造的清洁能源就相当于900万吨左右的煤炭。这个数字将大大超过我国目前全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节能的总和。也就是说让开发鲁地拉、龙开口项目的电力企业，停工后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我们全国人民多年来全部投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所获得的可再生能源，全部付之东流。然而，这还不到我们金沙江水能总量的十分之一。
因此，环保部在叫停工程的违规行为之后，也一再强调我国鼓励支持水电开发的政策。我们相信，有关水电的工程建设程序违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合理的处理和解决。因为，环保部叫停违规电站，绝对是为了让国家水电建设今后更好的发展。闻迪先生千万不要忘记，对中国的水电开发恨之入骨的，只有那些敌视中国发展和强大的国内外颜色革命势力。

好文章。我相信进步需要付出代价，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是清洁能源，是让人民远离洪水的威胁，代价是什么？环境，有多少破坏，这些破坏我们能承受吗？我觉得能够，只要按规律办事，尊重人民，保护环境，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的。不管是在建坝还是其他问题上，有矛盾有非议就拿出来亮亮，大家讨论嘛，不带帽子，不打棍子，以理服人，最后还可以人大表决嘛，决定了就做，不能被一两句流言束缚手脚，这才是做事业的态度。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说了什么。支持那些默默工作的人们，希望有一天“长江电力，照耀中国”

金沙江两座电站被叫停折射中国水电开发困局2009年06月25日 13:24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李伟 摄影◎关海彤

6月11日，环保部叫停了金沙江中游正在施工的鲁地拉和龙开口两座水电站。这两座水电站未通过相应的环境评价，擅自筑坝截流。

据公开材料，被叫停的两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96万千瓦，年发电量之和预计178亿度。2008年全国风电装机容量894万千瓦，发电量为111亿度。做一个简单对比。尽管两座水电站的容量不到风电的1/2，但是发电量却是全国风电的1.6倍。如果按照2008年的能耗水平，即349克标准煤可发1度电，两座水电站推迟一年发电造成的能源损失相当于烧掉了621万吨标准煤，多排放了1200万吨二氧化碳。

2008年是中国水电开发历史上投产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包括三峡电站最后7台机组等一大批水电投产，全年增加水电2010万千瓦，占当年全部投产机组的22.21%。从建成运营的角度看，中国水电处于高潮期。

但另一方面，水电投资却越来越难以得到政府的核准。2008年国家新核准水电站9座，装机容量只有966.8万千瓦，其中还包括两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270万千瓦。而2008年全国新增电力装机9051万千瓦。那么，除去两座抽水蓄能电站，新核准的水电站只占当年电力增长的7%。“实际上，2008年没有一个大中型水电站通过审批。”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对本刊记者说。

再向前推一年，2007年国家核准的大中型水电项目只有270万千瓦，不足同期电力增长总量的5%。水电工程建设需要5～6年的工期，在我国的“十二五”期间，水电站的投运由此必将处于低谷。

环境与移民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成为挡在水电发展前的两座大山，水电开发也因此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甚至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并没有将“水电”列入国家积极发展的新能源序列。

但在能源分类上，我国将水电划入可再生能源，与风能、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并列。而且水电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现阶段的电力结构中，火电与水电是绝对主力。从发电角度看，火电占81%，水电占16%，两者总计占97%。从电力装机容量看，火电占76%，水电占22%，两者占98%，处于绝对地位。

现实地看，近几年快速增长的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以及发展了20多年的核电都难以改变我国的电力结构。依靠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实现节约资源，减少排放并不现实。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达到15%，其中水电要从2008年的1.7亿千瓦增长到3亿千瓦，是最大的增量。风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只能占到4%左右，发电量的比例还要更低。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电力结构的本质又是一个保证发展的问题，每年必须增长7%～8%才能满足GDP的增长需求。

连续3年，我国每年新增装机接近1亿千瓦。而整个英国电力系统的容量只有6000万千瓦，韩国为7000万～8000万千瓦，日本为2亿多千瓦。换句话说，中国一年增加的电力容量就超过了整个韩国电力总和，两年的增加量接近一个日本的电力总和。

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唯有增加传统的火电与水电才能满足需求。在本世纪的前50年内，新能源都很难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考察我国的电力结构问题，更有现实意义。

人类世界经历了两次能源大转换:第一次由薪柴向煤炭转换，于20世纪初完成；第二次由煤炭向石油、天然气的转换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大都完成了这两次转换过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目前，我们正面临第三次能源大转换:即从高污染的化石燃料转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这将是一次历时百年的能源革命。

就中国而言，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是在新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挑战。但如何实现能源转换的跨越式发展，并没有现成的可以模仿的路径。

金沙江水电开发调查

6月以来，对中国水电，同时有一则好消息和一则坏消息。好消息是，国家能源局开始在多处摸底水电火电上网电价，这预示了一直被严格限价的水电有可能出现价格破冰。坏消息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站群里的鲁地拉电站和龙开口电站领到了环保部的停工罚单，由此被“连坐”的还有整个金沙江中游流域的水电开发。

这几乎是中国水电开发困局的一个缩影，作为能源价格体系中低价能源的水电向来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承担着行政成本。近年来来自移民和环保成本的剧增和被压制的水电价格形成了尖锐冲突，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十年来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家已经将水电开发后续影响的成本由政府转交给了企业。企业利润、公共利益、能源转型能在一条河流中得以全部实现吗？作为未来50年里中国水电开发最重要领域的金沙江能够解开这个结吗？

记者◎陈晓 摄影◎关海彤

鲁地拉水电站停工了。6月15日，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率领5人小组，去这座位于金沙江中游河谷第七级的水电站工地“宣布停工”。停工的理由，一是主坝修建违反程序，未批先建；二是整个流域规划还待重新论证。“原来金沙江流域的规划是按照1990年的《长江流域规划》而规划，和现在的情况相去甚远，需要修改。”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但工地还没有安静下来。张东(化名)还在工地上，他是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环境影响评价的庞大专业队伍中的一员。汛期即将来临，在完全停工前，他和同事们还需要为工地做一些环保设计，比如业主营地的处理，工地的植树绿化，还有污水处理，垃圾压缩等等。第二天，他还将去大理参加一个有关移民的工作会议。

环保和移民，是水电建设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两项成本支出。《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开始实行，3年后，也就是“从2005年开始，它成为我们严格执行的依据”。牟广丰对本刊记者说。从这一年开始，环保部每年都有一次针对投资领域的“环评风暴”。2005年，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水电站就因为“未批先建”遭停工处罚。

金沙江中游的开发也在这一年开始。2005年，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金沙江中游水能资源的开发启幕。在环保和移民两个主题越来越严格的夹击下，水电价格和建站成本成为一对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金沙江中游的开发过程中极端地表现出来。

一条河流上的数次环评

何根寿和张东是在不同时期对金沙江这条流域进行细致观察的两位工程师。不同的是，前者90年代初代表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他要为政府开发金沙江水电提供河流规划和宏观设计。后者的身份则是代表华电集团下属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聘请的一名专业人员。

后来担任中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的何根寿当年的任务是要“进行河流规划，确定水电站的梯级位置以及开发任务”。他和同事们在“一库八级”的总规划方案中确定了鲁地拉电站的具体方位。“最初设计了七个梯级，但因为鲁地拉淹没面积太大，为了减少开发成本和移民人数，我们增加了一个梯级，就是龙开口。”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

20年后，“鲁地拉”找到了它的业主——华电集团。在开发启动前，华电需要负责对水电站的可能影响进行再次评估。何根寿对本刊说，一条河流经过千万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致平衡的系统，其中包括流量、流速、输沙、河势、地下水、地形、地貌、原始地应力、植被、栖息的生物乃至局部的气候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修建水电站需要拦河，建坝，抬高了水位，控制泄流。并且时间推移，河流流域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所有有关因素又将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

[文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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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的工作就是在何根寿提供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水电站的建设可能对流域造成的变化，并为坏的变化寻找对策。“这份工作从2005年就开始了。”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共为水电站的环境影响做了13个专题测试，包括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地方病、地质环境等，针对这13个可能遭水电建设影响的专题，鲁地拉水电站业主方需要付7亿元资金来找出问题并解决它们。

第一个专题是水生生物的评估。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董棣也参与了鲁地拉水电站的一系列影响评估，并从2003年开始就对澜沧江上的一些水电站修建进行过考察。他告诉本刊记者:“一般说，修建水电站最大影响之一的是水生生物，因此每次有关水电站的环评讨论，如何解决鱼类的生存问题都是核心。”

修建水电站会因为拦河回流，将原来奔腾的流水变成静水，导致水温变化，因此可能影响一部分鱼类的生存。而水坝也会导致水流速度变缓，这对一些需要生活在急流中的鱼类不利。更重要的是，“流域中有一部分需要洄游的鱼类，有的鱼类洄游距离在一两百公里，围堰拦河会导致鱼类的洄游之路被截断”。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关于鲁地拉库区的鱼类影响实验一共用了4年时间，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负责这个课题。实验范围上至金沙江中游流域的第四级阿海电站，下至中游的最后一级电站观音岩。负责评估的技术人员在每年产卵季节和枯水季节做两次实验，最后的结论是，鲁地拉水电站的建设不会对该流域的鱼类造成重大影响。

张东解释这个结论的由来:“整个长江流域，需要洄游距离最长的鱼类是中华鲟，它是洄游到金沙江下游。另一个鱼类的洄游点则在宜昌，那里有一块回鱼石。而鲁地拉水电站所影响的流域区内，洄游距离最长因而受到影响的鱼种是草鱼，这是一种常见的品种。”

针对这类鱼的保护，张东他们用了国外通行的人工捕捞过坝和人工增殖的办法。在永胜县涛源乡建设鱼类增殖站，进行野生亲本捕捞、运输、驯养，实施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而且拦河建坝后，水库也不全是静水，库尾会有一段比较急的水流。”

至于水温对鱼类的影响问题，张东说，由于计划在金沙江中游修建的第一级水库库容巨大，是整个金沙江中游八级水电群的龙头水库，拥有巨大的调节能力，因此以下的7个水电站都是日调节水库，“水库每天换水，因此对水温影响不大”。

鲁地拉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河谷为干热河谷地带，这类地质带的特点是“热量丰富，但水分缺乏，因此河谷沿江地带不长枝叶繁茂的乔木，而以低矮的灌木为主，颜色多为黄色”。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蓄水形成大水平面后，还可能对该地区的局部小气候有改善”。

而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在提到水电站停建时，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仅要看项目建设，还要看全过程。”水电项目要过环保关，不仅要看大坝建设，“还要看截流、蓄水、运行等多个环节”。

鲁地拉水电站刚完成截流。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阶段对生态影响并不大。如果说有影响，是在水库初蓄的时候，需要8小时才能把水蓄满，这时可能出现下游断水。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措施。投资500多万元，修了生态放水孔，主要目的是保证不断流，水生生物可以自由进出，还要不影响下游攀枝花的用水。”

“我们按攀枝花市的取水断面做了测算，如果保证350个流量，攀枝花的大多数取水孔可以取水。达到471个流量的时候，攀枝花的所有取水孔都可以取水。最后的设计决定是放400个流量，再加上支流汇入20多个流量，足以满足下游的正常用水。”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所有的环境评价项目都做了长时间实验，还有的专题以10∶1的比例缩小进行中试实验，来测试水电站建成后对流速、流量的影响。一位参加过鲁地拉环境影响评价研讨会的人士也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开会，环评部门的资料都是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何根寿和张东不仅代表着金沙江水电开发的两个时期，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开发体制。何根寿当年的经费来源于“财政部以事业费名义每年划拨的3000多万元”，而张东的经费来自于业主华电集团。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业主方为解决环境影响已经投入了7亿元资金。毫无疑问，对电站建设方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但信任危机也由此而来。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官员在内的一批政府部门认为，业主出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没有公信力。而另一方面，由于在电力体制改革中，水电开发已经下放给市场，开发商无法等待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缓慢编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是编制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呼吁者。他对本刊记者解释说:“电力部门有钱，他们有钱做电力项目的规划，这类规划牵涉到的关键部门是发改委，只要发改委点头。《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说起来也是发改委的任务，但是排在电力项目规划之后。长江委修订《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经费很长时间得到不落实，发改委迟迟未批，直到2006年才安排下来，就是2007年、2008年、2009年3年完成。”而四大电力集团的另一名官员则向本刊抱怨:“在水电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国家大水电既要为环境买单还要领罚单，那些地方政府的水电站无视环境，反倒成了中间的投机者，照常生产。”

金沙江水电开发成本

除了环境支付，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另一笔成本来自移民。2008年公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代表了未来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新方向。条例中提到，不仅要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效益，还要评价与之相关的社会效益。从2003年起，董棣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云南的水电建设一直争议不断，除了是否影响云南的景观和环境，另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居住在沿江深山峡谷地带的贫困的原住民们，是否会因为水电站的修建被剥夺生存资源而“二次受害”。

董棣曾在2005年就对原澜沧江上游“一库八级”水电站规划，做过涉及社会影响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积累了较多的调查公众对修建水电站意愿的经验。2007年初，他接受了西北勘测设计院的邀请，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包括当地老百姓对修建电站的看法，对补偿的要求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评价过程是一场精细的田野调查。“首先要做功课，搞清楚一个村子在一个流域中的经济状况是好还是坏，了解他们的房屋面积，耕地状况，粮食种类，养猪放牧的数量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这些事先功课可以让他在实际调查时判断农民对修建电站的意愿以及提出的补偿要求是否符合实际。

董棣对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的初步印象是:因为交通闭塞，大多生活贫困，当地的主要作物是包谷、甘蔗，村民实物收入很多，但货币收入很少。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只有全省人均年收入的一半。

有了这些准备。2007年4月，董棣组织了十几个人的调查队伍，带着睡袋，开始沿着鲁地拉库区沿江约100公里的范围边住边走，进行问卷调查。约615户当地居民填写了问卷，回收有效调查问卷609份。”董棣说，“鲁地拉库区受影响的约2.4万人左右，按4人一户算，就是6000户，调查比例约占1/10。”

问卷设计的内容包括“是否了解电站，电站和你生活的关系，可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你对建电站的看法”等等。由于2007年云南省政府对集体林权开始改革，云南农民的土地种类包括耕地，放牧地，林果地，畜牧等等。问卷中则要体现这些农民财产的种类，以及它们可能在电站中遭到的损失。

鲁地拉电站的淹没区是上游的涛源、朵美、中江。在地图上，涛源在一片绿色中，朵美和中江的沿江绿色渐少，鲁地拉周围则是一片黄色。董棣告诉本刊记者:“绿色代表平原地带，涛源处在江边的小河谷地带，相对富裕。朵美和中江是丘陵地带，土地以江边的台地为主。而接近鲁地拉建坝的地方则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

问卷发放的社会范围，主要围绕淹没区，分迁入区公众、迁出区公众和其他公众。每个地区的人因为经济程度不一样，受到影响的方面也不一样，要求也千奇百怪。“原本是丘陵地带的江边居民，需要移到涛源山脚下的村落。迁入区的居民是以种番茄、辣椒、花生等农作物为生，并且在当地一带小有名气。因此他们在问卷中提出害怕江边比较穷的老百姓搬到他们区域后，跟他们种一样的作物，而且由于本来就穷，卖价可能更低。”


“还有一个需要迁入移民的村子，用的是地下水，只够浇村子里现在的地。村里人就提出，如果有移民迁入，需要一个重新分水的方式。”

“掌握当地的资料后，我们可以判断这些要求是否真实，合理。其实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判断是很准确的，对移民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要求归类，最后写报告的时候，会在结论上提出满足这个区农民的某种要求，或者要求政府引起重视。”

在董棣2007年的调查里，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对建设水电的意见分为三类:“大概85%的人愿意搬迁，10%的人属于中间派，还有约5%的人坚决不搬。”

在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建设中，争议和纠纷一直没有间断。其“一库八级”的规划设计里，选址于虎跳峡的龙盘水电站是被首先推荐建设的，也是引发争议和矛盾最多的。董棣指着地图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水电站建在虎跳峡，不仅要淹没长江第一湾等景观，还会淹没金沙江峡谷边少见的河谷地带，那里约有18万亩滇西北最富饶的土地。但这个水电站的另一面是:可以优化下游7级水库的发电和调节能力，并帮助政府实现滇中调水的计划。

“龙盘水库建成，库容380亿立方米，海拔比昆明高40米左右。政府计划从水库庞大的储水量中，抽取25亿立方米水量，路经宾川等干旱县城，调至昆明。昆明市生活取用后再排入滇池，争取三四年时间完成滇池净化。”董棣说。有关龙盘水电站的功罪争论越来越激烈，各种环保组织介入后，直接导致龙盘水库工程搁置。2008年，云南省政府专门出了一个针对金沙江中游水电站移民的“16118政策”。

在这个政策里，移民每月获得的货币补偿分为两部分，一是固定补偿性收入，二是就业安置收入。计划电站建成运行后，每一度电的收益中提出5厘钱作为产业基金，用来发展适合当地的工农业项目。政府则负责对这些移民按年龄培训，以帮助他们能加入到产业基金构建的就业体系里。董棣告诉本刊记者，在“16118政策”出台后，移民每年的补偿收入预计可以达到4800～6000元，“这是自开建水电站以来最优厚的赔偿政策”。

“16118政策”出台后，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对鲁地拉库区移民的逐户调查，董棣将调查结果和一年前的对照，发现了一些有趣变化。“原来坚决不同意搬的人，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提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细致，专业化。比如要求参加“16118”中的某些产业项目，要求补偿的房屋必须是砖混结构，考虑抗震烈度等。

在加大赔偿的前提下，移民成了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移民的固定赔偿收入和用以构建就业体系的产业基金，都是由电站业主方提供，意味着这些支出都会进入水电建设的成本。

云南的“水火失衡”和投资之变

从中国开始建设水电站以来，资金一直是纠缠其中的话题。资金短缺，影响了水电和火电的分布比例，造成了我国现在的能源困局。

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水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差异很大，水电项目的周期性很长，通常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水电站，从预可行性研究到可行性研究两个阶段就需要5年左右时间，这就需要水电设计有一定的储备，以供优化选择。但自计划经济时代以来，水电的设计储备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水电前期工作量大而经费长期不足。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每年需要6.7亿元，其中需要由政府安排的至少3.7亿元，到1995年为止只落实了1.4亿元。”

为了解决早期国家建设的能源不足，1985年国家开始征收电力建设资金、实行集资办电和多种电价政策，并在电源建设的资金筹措比重上明显向地方倾斜。这引起了地方能源结构的深刻变化。“地方办电能力和资金相对提高，中央办电能力和资金相对减小。”何根寿对本刊记者说，这样一来，由于我国水力资源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当地经济决定了它的筹资能力很弱，这一结构使得更不利于水电建设资金的筹措，最终发达地区大办火电。而中西部地区不但没有集中力量开发水电，也把重心放在了火电上。

昆明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青长庚是云南省的老水电专家，他也清楚地记得，由于国家资金缺乏，电力建设一直以火电为主，在拥有129个县市，却只有20个县能财政自给的云南更是这样。“云南省的水能资源在全国排第三，仅在西藏和四川之后，但火电在云南的比例远大于水电。因为火电投资相对小，通常建设周期只有3年，政府就抢着修火电。到1995年，云南省水能资源开发程度仅4.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

80年代是电力投资方式摸索变局的漫长10年。在青长庚的记忆里:“80年代初，水电建设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开始引入一点市场机制。以前水电站的主要机器涡轮机，都是国家指定一台国产机器，我们按机器功率的大小来设计水电站的发电能力。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选择机器有了自主权。当时还不敢用‘招标’这个词，斟酌了半天，最后用‘选厂’。”

而市场机制更深地进入水电建设领域则是1981年。国家在这一年批准了云南鲁布革电站项目。董棣告诉本刊记者:“鲁布革水电站投资引入世界银行贷款，因此必须进行国际招标，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后的工程建设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施工管理的市场化和高效化。”

这是市场竞争机制在我国水电站建设中的首次运用。“日本人的运作模式也给水电建设带来冲击。他们一共只来了几个管理和技术人员，招聘中方水利队伍进行施工，管理方法上直接引入经济刺激。80年代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只有几十上百块，日本人给施工队伍发奖金，几千块都是用现金直接付，这个刺激多大！原来这些懒垮垮的队伍被管理得干劲十足。”

鲁布革水电站只用了3年时间完成施工，质量至今为人称道。在这种市场“自营”开发模式的指引下，一个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更广泛应用于中国流域水电建设的方法在湖北被发明了。

湖北省能源局一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1987年，湖北省政府和当时的水利电力部注入资本金1亿元作为清江开发的启动资金，建成隔河岩水电站后，这个水电站的收益暂时不上缴，而由企业滚动投入下一个水电站建设。这样，政府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启动资金，就可以源源不断开发水电。”

湖北清江公司用这个方法开发了湖北省清江流域3座投资超过200亿的水电站，而湖北省投入的资本金只有1亿元。“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成功地应用于金沙江的开发。”这位官员说，“但清江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开发企业存贷比畸形超高。以创造该模式的湖北清江公司为例，到2007年清江公司的净资产为17.5亿元，而负债高达160亿元。也就是说，清江模式的核心是以银行贷款为内在支撑滚雪球。而解决这一办法的关键就是快，而且工程不能间断，这样才能持续不断获得银行支持。”

某种意义上，这成为龙开口、鲁地拉等水电工程频频闯红灯的原因之一。以鲁地拉水电站为例，工程量巨大，除了为修建电站准备的长约2910米的进厂主隧道，两座横跨金沙江的单行索桥，还有两个电站主体工程:一个是地下发电厂房，一个是大坝主体工程。前者需要把山体掏空，发电设备安装在山洞里，由此打通的施工隧道长为9800米，工程总投资135亿元，绝大部分也不是业主的自有资金。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鲁地拉水电站的水源，一部分来自雪山上的融冰。3月开始冰消雪融，水就慢慢来了。如果不抢在6月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围堰截流，电站建设就要再等一年。这一年的贷款利息又是多少？”

谁的金沙江？

投资渠道放开，既给金沙江水电开发提供了造血功能，也带来了众多的利益主体。这次收到的环保部罚单并不是云南省水电开发第一次停滞了。“金沙江水能资源蕴藏量达1.124亿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7599万千瓦，约占全国的16.7%，是我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但相对全国其他流域，这个最大的水能基地开发却一直落后。”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

其实，金沙江的第一次大规模探索自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50年代，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官员提出摸清全国水能资源，建设十大水电基地。昆明设计院就在捷克专家的帮助下，对金沙江中游的地质、水文情况进行勘探，并做出了初步的中游水电开发规划。但因为没有钱，金沙江干流的开发一直闲置。当时主管水电的官员提出了两个开发原则: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因此云南的水电建设是从支流开始起步的。”在中央项目进入干流前，地方项目首先在流域的支流里扎根了。

云南水电开发的另一条脉络则和当地的工业化有关。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云南的水能和矿产都很丰富，而所有矿场无一例外都是耗电大户。云南的电力需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决定了仅仅依靠火电远远不能满足本地需求，云南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自己充沛的水能上。”

1986年，云南省向国家计委申报了漫湾水电站的建设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云南境内中方资金投资的第一个百万级大水电站。“当时国家计委的要求是，必须提出开工水电站的理由，必须能回答生产的电用来做什么？当时在昆明地区有磷矿，漫湾的电可用来进行‘大黄磷项目’的开发。即通过电与矿结合的方式找到载电产业后，再开始水电站的建设。”董棣说。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除了给金沙江干流的水电开发带来了四大电力集团和一个实力非凡的华睿公司，也给支流带来了众多私人资本。2004年以来不断膨胀的东南和浙江民间财富都加入到这个淘金阵营中。“这些民间资本的实力大，往往与当地政府谈好合作事项后，回家用民间筹资入股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即可筹集好建设投资。”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民资进入、地方政府“割据”带来了开发上真正的混乱。青长庚曾是怒江州政府聘请的发展顾问，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大力开发西南水电。但2004年后，他的态度却有所改变。他告诉本刊记者:“民间资本修的很多小水电站缺乏规划，通常是一些浙江、福建的人来考察一下，看中一段流域，跟地方政府谈好价钱就开发，没有一个流域的整体规划。从2004年到现在，短短5年，怒江上已经建起了好几十个小水电站。”

支流小水电的遍地开花，让干流的水电开发非常被动。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按规定，支流水电建设应该服从干流规划。以水生生物的保护来说，如果没有支流上建设的小水电站，鲁地拉水电站对鱼类保护可采取放流措施，支流的自然水流长度可达到200多公里，完全能够解决金沙江中游修建水电站的洄游鱼类的保护问题。”

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要解决开发无序的问题，只能通过立法，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关于河流或者流域的立法。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多头管理，一条河流涉及的管理部门有水利部、环保部、航运部门，让哪个部门牵头来做这个事情都做不成”。目前，冯志成领导的部门正在尝试对云南南盘江的开发立法。这是珠江流域在云南境内的河段，第一个市场化方式建造的水电站鲁布革就在这条江上。

不断追加的环境和移民成本以及无序的流域建设，都增加着大型水电开发的变数。但从鲁地拉库区移民安置的政策设计看，水电开发已经成为带领云南经济发展的引擎。“水电站如果不能正常赢利，我们用来解决移民问题的产业基金就难以为继，相关联的云南工业化和当地农村发展尤其是脱贫致富等工作也将受到影响。”董棣说。■


制约水电的是能源结构，不是环境

——原三峡工程总指挥陆佑楣谈水电开发和流域保护

“生态环境”既是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和电价形成机制的受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后二者的替罪羊。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水电开发的误解重重，一方面迫在眉睫的西南水电开发屡屡受阻，一方面是依旧紧张的能源结构下随时可能再度而来的“电荒”。

本刊记者就金沙江中游水电项目“鲁地拉”和“龙开口”被叫停事件独家专访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前任总经理陆佑楣。

主笔◎朱文轶

问题的本质是决策程序混乱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金沙江中游两个被叫停的水电项目是怎么回事？我记得前年，三峡总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向家坝工程也被叫停过。

陆佑楣:这些项目本身没什么问题。像水电这样大规模的工程项目，都需要一个严格的科学决策程序。我相信，这些工程不是哪个业主自己拍板就干了，都是更高层领导来决策的。它们的前期工作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论证。它现在出现问题的本质是决策程序混乱，要追查一下这些电站是怎么起源的。

但环保部门以前曾经说要一票否决，这点我也是反对的。你能一票否决，那能一票赞成吗？像三峡工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起已有72年历史，经过多少论证，其他水电站也都如此。金沙江中游两个项目被叫停事件被报道后，误导了很多人，造成舆论又一次认为“水电站破坏生态环境”的一边倒，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项目自始至终就并没有被否认。

我们搞水电的人，说实在的，搞了这么多水电，修了这么多大坝，只有从三峡工程起才真正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不少工程对自然界客观的状态还没有认识透，就开始建设，我说这是一种浮躁情绪，应该坚决制止。同时我也坚决反对风暴式地搞“环保运动”，叫停30个项目叫停多少个项目不是环保问题，而是政府决策程序的问题。对待水电与环境保护的问题要更理性一点，更科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