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为何不指责日本汇率 (2013-02-21 08:32:28)
陶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66b00102e68z.html


在莫斯科举行的G20（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会议曲终人散，各国领袖在万众瞩目的汇率问题上不置可否。国际货币警察IMF更将日元的暴跌，定性为“针对内需的本国货币政策”，言外之意是，日元汇率走势毋需外人置喙。
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汇率贬值，再正常不过。关键是，日本有没有通过口头上的或实质性的货币政策，刻意打压本国货币，藉此获取更多的增长动力。如果人为操纵的日元汇率开始影响邻国的出口，恐怕「安倍经济学」就不只是「针对内需的本国货币政策」了。
其实G20会议对日元暴贬不作反应，体现着两个尴尬。首先，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汇率走势，并非日本一家专利。美国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在做同一样事情，瑞士央行、巴西央行也曾做出过反击，认定日本央行操纵汇率，其实巴掌是打在自己脸上。
再者，G7和G20会议的议题和结论，基本上为美国所垄断。为着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选择当下容忍日元贬值，IMF和世界银行必然归队，剩下几个新兴市场国家自然掀不起大浪。
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汇率上的变戏法，玩得可谓炉火纯青。在危机时和灾后初期通过QE政策，迫使美元骤贬，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制造恐慌，诱使海外资金低价抛售美元资产出逃。弱美元强欧元，又是诱发欧债危机的原因之一。随后美元走强，海外资产先流入美国债市避险，为美国巨债买单，再进美国房地产市场，为美国经济复苏出力。
除了汽车业，美国出口产品与日本产品的重合度不高，因此奥巴马可以有限度地容忍日元走软。日本的QE和日元贬值，一方面冲击亚洲出口业，另一方面为亚洲资产泡沫火上加油，为几年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日元持续贬值发展到最后，可能是日本国债市场崩盘，同时亚洲资产泡沫破灭。打劫完欧洲，再打劫亚洲。兵者，诡道也。美国人，却堂而皇之地将全球汇率玩于股掌之间。他们对货币与汇率的认识，比世界其他政府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安倍不过是美国货币大战略中的一枚将计就计的棋子。是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乃美国，笑在最后的也是美国，而且一切都在市场游戏规则中运作，绝不涉及汇率操纵。
G20会议声明，向来在开会前已草拟完毕。笔者的一位同事当年是某国财政部长的助手，他曾在会后建议将会议上的内容添加入声明。他的提议令其他助手面面相觑，美国代表则一声大笑。G20是美国人的地盘，其他领袖不过是来派对和照相的。

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
(2013-01-31 11:34:13)
夏斌

在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发表演讲。
　　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对话动机

　　十八大为我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一场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改革也正在酝酿。十八大之前，我就在研究和思考下一轮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近日，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阐述了革路线图。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我认为有四个不平衡，即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夏斌为此建议的改革路线图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他认为，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

　　没有“顶层设计”很难推进改革

　　去年我提到，对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但也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一是很难，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缺乏事先总体的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推进A问题的改革，引出B问题的改革需求。以此类推，解决了B问题，再引出C、D问题的解决。
　　前几年的历史已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是不明显的。我们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将会更加艰难，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的纠结，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中的就易避难、“绕道走”现象。其结果就是，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是怨声载道，中国经济遇到的不可持续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决定了给予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缩小了，时间不多了。
　　研究“顶层设计”，必须要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把脉。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
　　相关结构问题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其他的重要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得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二是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传导和推动作用。
　　所以，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渡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干预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须真心实意落实“新非公36条”

有人认为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全球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国外需减少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是否意味着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城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资。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当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
　　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既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涉及“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必须去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

　　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

　　把土地增值收入归还农民

　　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势必要涉及一批利益集团。我认为，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方案”应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必须要有具体量化的数据或比例目标。
　　第一，未来八年中，“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第二，明确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
　　这样必然会引起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也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门应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中，城乡差距是关键。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
　　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工作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

　　土地出让金骤减倒逼财税改革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如果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回归农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通过这一改革，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将大幅度减少城市建设资金。
　　按有关规定，在土地出让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还必须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若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其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直接严重影响各地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纷纷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改革。
　　再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会难以维持下去。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难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即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

　　应打破政府对金融机构绝对控股

　　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在本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因此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不少反对国退民进改革的人认为这样会影响执政基础。我认为，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基础。为什么?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健康运行，靠什么?一靠法律法规制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得当，这起决定性作用。国有成分比重高，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分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
　　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只是意味着：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要分门别类，未必对相关行业和领域都要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改革从关键领域入手。比如，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改革方案今年内应完成

　　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
　　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统筹安排。
　　在改革时机上，需要统筹安排。已有的教训证明，改革中对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没有改革压力，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的“协调、磋商”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具体可限定在3-9个月。根据改革内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设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方案等。对此类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必须拿出。有些改革还需经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方案设计的时间可稍长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从总体上说，各项方案之间要能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但是原则上应在未来3-5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

更多分析敬请关注我的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东方出版社 2012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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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管得住理财产品吗？ (2013-03-28 19:17:29)
陶冬

中国银监会于３月２５日发文，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激发了市场恐慌，银行股遭遇抛售。对于中国银行监管当局此举，笔者先鼓掌，再跺脚，既支持又有保留。
　　首先，银行理财产品近年出现爆炸性增长，在非标准化债权产品的设计、销售、风控等领域，均有失控的架势，而且此类产品透明度低、结构复杂，又处监管盲点，风险十分大。
　　据笔者观察，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多在向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提供资金，违约风险不低。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被吸入非标准化债权产品，而且多数购买者并不清楚隐含的风险，许多时候银行销售在风险或回报上还有不实之词，一旦问题出现，势必引起社会问题，甚至金融动荡。
　　银监会出手规范理财产品，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至于此举能够降低多少金融风险，取决于银行的执行力度。银监会规定非标准化债务资产不得超过总理财产品的３５％或银行总资产的４％，相信对市场有制约作用。目前此类产品大约占总理财产品的２０％－３０％之间，不过在中小银行中这个比例不少超过３５％。如果说银行可以通过扩大总理财产品规模来绕开３５％限制的话，银行总资产４％的限制是绕不开的。由于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大，银监会政策对中小银行的影响较大。
对理财产品的管束，在笔者看来，是对整个影子银行整治的一部分，由此产生出三个后果。第一，今后几个季度的ＧＤＰ增长可能弱过预期。如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对影子银行的约束，意味着流向地方政府的资金数量减少，由此直接导致基建投资的减速。第二，地方融资平台出现的违约潮可能提早到来。笔者原以为，由于流动性充裕、个人理财产品好销，２０１０年发出的信托基金、委托债权可以以发新债偿旧债的方式度过还债高峰期。一旦高风险理财产品受阻，今年内也许就会有一批资金链断裂的项目。第三，银行的盈利水平受压。利率市场已经箭在弦上，银行的利率类产品的利润前景较弱，几乎所有银行都在大力开发收益率较高的理财产品。此项监管一出，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盈利空间受到直接冲击。
　　银监会之所以要大力监管理财产品，概因其隐含风险。从集资手法到借贷对象，理财产品均存在着不规范和无视风险的地方。长此以往，对银行业的平稳发展，乃至对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均构成威胁。
　　然而，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影子银行爆发性增长，其实与政府对ＧＤＰ的执着直接有关。去年影子银行空前繁荣的背景，是经济的不断下行。政府在呼吁民间投资不果的情况下，转向地方投资。地方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正规银行又不愿意如２００９年那样无条件借贷，中央政府不得已才容忍非常规金融的展开，放纵「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膨胀，说穿了就是给地方政府找钱投资。只要政府不放弃对增长的追逐，民间投资又无起色，影子银行其实难以禁绝。充其量，一鸡死、一鸡鸣。政府监管信托业，资金池便大行其道；理财产品受控，券商理财又在崛起。
　　理财产品失控，其实是表症，根源在于货币政策出现错位，经济又遭遇结构性瓶颈。储蓄利率被人为地拉低，长期处负利率状况，迫使资金出走，是乃理财产品繁荣的温床。政府需要地方投资，试图将民间资金注入其中，而且未将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合理地通过资金成本反映出来，于是地方政府大肆发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经济的瓶颈在于民间企业投资的消失，实体经济的弱化，迫使政府依赖地方投资。这些就恐怕不是银监会一纸规范可以解决的了。

多数银行非标债权超标 股份行面临压力大
2013年04月02日 00:59
21世纪经济报道

　　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行情 专区)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8号文”)掀起的波澜正在进一步酝酿。其中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给出了双红线用以界定总量，即理财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

　　“8号文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其非标债权资产规模占总资产的比重及占全部理财产品余额的比重一般都不同程度的超过红线，特别是前者比重超过幅度更大。未来各家银行会根据自身现状，针对某一点进行整改，压缩非标债权投资。”某股份制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8号文”对银行业、理财业务方向的影响目前还不好说。“我们在观望中，不过短期内银信、银证、银基等通道类业务会面临一些压力。”

　　3500亿非标债权待处置

　　从整个银行业看来，非标债权规模及占比情况有关统计部门还未形成定论，一位受访的股份制银行资产管理部人士预计：“各家银行情况不一，非标债权规模占理财产品余额的比重低者30%-40%，高的达70-80%，绝大多数都超标。”

　　相比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或面临更大调整压力。

　　以中信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为例，其业绩披露显示，截至2012年底，该行理财产品总额2790亿元，其中非标准化债权类产品的规模为1515亿元，占理财产品总规模的64%，远远超过红线。此外，中信银行截至2012年末总资产规模为29599.39亿元，非标债权规模占总资产规模比重约5.12%，也超过4%这道红线。

　　记者根据年报数据统计，工、农、中、建四大行理财产品期末余额共计约30554亿元，其中工行规模最大，为10050亿元，农行余额最少，为4674亿元。四大行非标债权余额占比或微超35%的上限要求，而由于总资产规模庞大，将其限制在“总资产的4%”这道红线内，则可以轻易满足。

　　前述股份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各家银行相关部门都召开了紧急会议，主要是领会8号文精神，商讨整改措施。8号文体现出两条监管思路，一是近年来一些理财业务风险暴露后，银监会对理财业务忧虑比较大，未来更侧重于投资者保护；二是监管部门将规范表外资产，施行总量控制纳入到一个相对可控的轨道上来。”

　　他同时表示，无论是非标债权，还是35%、4%的比例限制，对银行来说都是新生事物，需要先摸底自身情况，再形成整改措施。

　　截至2012年末，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7.1万亿元，较2011年末的4.58万亿增长55%。截至今年1月末已增长至7.4万亿元。

　　面对高达64%的非标债权占比，中信银行副行长张强在业绩发布会上坦言，接下来的理财产品结构调整的压力比较大。2013年，中信将在理财产品研发创新上加大力度，主要多做一些标准化债权型资产和投资型资产。

　　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从全行业来看，最多有不超过3500亿“非标债权”需要银行加以处置。处置方式可为，其一，出售或回表；其二，发行更多不含“非标债权”投资的理财产品，从而摊薄其占比，按比例推算，需发行约1万亿不含“非标债权”的新产品。

　　各行占比差异巨大

　　中金公司研究部预计，非标债权投资行业整体占比上限为40%，其规模约为2.8万亿，且实际存量应该不超过2万亿。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发行的7.1万亿银行理财产品中，投向票据资产、信贷资产及信托受益权等其他类资产的占比为35.94%。

　　实际情况来看，各行差异明显。

　　截至2012年末，四大行理财产品余额分别为：工行10050亿元、农行4674亿元、中行7006亿元、建行8823.99亿元。四大行均未披露非标债权余额，但均披露了保本类与非保本类余额，一般而言，投向非标债权资产的理财产品大多为非保本类。

　　例如，工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规模为2050亿元，非保本型产品为8000亿元，后者占比79.6%。建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3576.82亿元，非保本类余额5247.17亿元，后者占比为59.46%。农行在其业绩发布会上披露，其发行的理财产品非保本类占比60%，且2012年发行的产品中70%以上的期限为三个月内。

　　交行则在其业绩发布会上表示，理财产品余额为2650 亿元，非标债权投资规模仅几十亿。

宋国青：2013年宏观经济将较平稳2013年03月26日 06:38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面对2月份CPI同比增速高于预期，通胀水平是否会继续高企并引发调控引人关注。在此背景下，2013年货币政策将如何演绎？经济增长质量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

宋国青认为，从目前农产品[1.56% 资金 研报]价格情况看，3月份CPI同比增速或将回到2.0%左右。若调控得当，今年全年有希望达到去年的2.6%或者略高水平。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政策微调随时都会进行，但下半年的不确定性则更大一些。

他同时预计，今年GDP增速有望达8.3%左右，但未来5年后或将下降到7.0%左右。对于经济增速下滑，他认为要“尽人事，听天命”，即从增加供给的角度做事，包括进行提高效率的改革等。

⊙记者 王媛 ○编辑 枫林

全年通胀目标仍留有余地

上海证券报：我们看到，今年2月份的CPI同比增幅为3.2%，创10个月来的新高，您认为，2月通胀突然高企的原因是什么？3月份CPI同比增幅是否会回落？

宋国青：2月份CPI同比上升3.2%，主要是因为春节异动因素的影响。在很多类似数据中，一年中头两个月，简单平均可以基本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1-2月平均CPI同比上升2.6%，仍然比去年10-11月有一定幅度回升。

但是，从目前的农产品价格情况看，3月份CPI同比有相当大可能回到2.0%左右。这样看来，去年12月的2.5%和今年1-2月的2.6%，主要是受冬天天气异常的影响。冬天过去之后，主要是食品价格显著回落(季节调整后)。另外控制公款吃喝可能也对抑制食品价格起了一定作用。

上海证券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全年CPI增速目标定为3.5%的较高水平，您觉得今年的通胀水平将会如何演绎？

宋国青：政府工作报告的通胀目标，首先是留有一定余地的。另外在确定目标时，还没有看到3月份的食品价格情况，那时对全年的预测会看高一些。

从现在的情况看，一季度CPI同比约有2.4%。我想上半年有希望达到2.5%左右，全年在3.0%以下的可能是相当大的。如果调控得当，全年达到去年的2.6%的水平或者略高是有希望的。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上半年政策微调随时都会进行

上海证券报：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今年的宏观调控会有什么特点？

宋国青：通过多年的实践，社会主流的看法和管理层多次表达的意思，都是要坚决控制通胀。由于2011年下半年到去年二季度的紧缩，通胀水平下降了。但去年9月份以来，社会融资增长较快，各方面担心通胀回升到较高水平是有道理的。

对此，宏观政策保持谨慎是必然的，具体怎么调控还是会看具体情况，如果出现了通胀水平明显回升的倾向，当然会采取从紧的调控政策。

我的看法是，从目前情况看，今年上半年的情况会比较平稳，但微调是随时都会进行的，下半年的不确定性大一些。另外，一直也有看法认为CPI的度量有所偏低。考虑到这个可能性，将长期的通胀目标定低一点有好处，这样说完全从个人预测的角度看问题。

未来经济增速下滑：“尽人事，听天命”

上海证券报：您个人如何预测今年GDP增长情况？

宋国青：目前我会预测8.3%。但是3月份的食品价格回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以后会不会很快回去，都有不确定性。

如果食品价格回落只是昙花一现，后面的调控就会从紧，增长速度就会低一点，不过低于8.0%的可能性不大。

上海证券报：您个人认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还需依靠什么来拉动？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

宋国青：未来几年，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回落。这一点差不多是共识，我的估计是5年后GDP增速下降到7.0%左右。

当然，也可以通过很多方面的改革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减缓增长速度的回落，但也要“顺其自然”。这个话的意思是，可以也应当尽可能从供给角度，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不能从需求角度去“拔高”。

比如基础设施投资，从供给角度看，就是看投资的结果是否会增加未来的真实供给。如修铁路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交通，从成本效益包括融资安全、环境保护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从现在卖钢材的角度去修铁路。

所以我不喜欢用“拉动”这个词。有人用这个词，实际意思也是或者包括供给角度，但容易形成误解，好像是为了增加现在的钢材产量而修铁路。

所以，对于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是从增加供给的角度做事情，包括进行提高效率的改革和反腐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增长多少算多少。

原能源局长张国宝：电价高并不能仅归结于成本

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 2013-4-7 12:33:52 我要投稿
关键词: 电价张国宝能源局

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讯:“我们电价当中，并不是因为成本而造成的，是由于政治的因素。”张国宝博鳌亚洲论坛上对凤凰财经表示。

作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后来成立的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张国宝可谓是中国的“老能源”了。

张国宝对凤凰财经表示国内电费构成中有许多的补贴在里面，比如说教育附加，农网改造等。随着今年政府积极的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但这些新能源发电较贵，在上网过程中政府就会有一些补贴，而这些补贴还是从电价里面出。

“补贴就是从大家的电费里面，每度电加了八厘钱。”另外，还有水库移民后期补偿又加了一部分钱。

张国宝透露，目前中国电价的总体水平处于世界第三档次，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以下是对话实录：

凤凰财经：张主任，刚刚结束的两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其中一项就是电监会并入国家能源部，您对取消电监会这个改革的措施怎么看？

张国宝：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也是一种探索的过程，我在有些文章当中也谈到过电力体制改革的过程，当时我也参与了电力体制改革的一些工作，因为在电力体制改革以前，当时电力部演变成了电力公司，但是电力公司还是政府性质，属于国家公司，在上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当中进行了政企分开或者厂网分开，就把政府的职能放到了国家能源局，企业又分成了五个发电公司和两个电网公司，加上一些副业的话，就是有11个公司。同时电监会这样的一个机构，因为当时我们在电力改革也都是去考察国外的一些电力体制情况，有哪些适合于中国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其中英国的模式对于我们上一轮的电改影响比较大。

进行分开以后，也有人当时主张把电网并驾齐分，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你再细分，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当中还是一样，所以认为这个再细分并不是促进解决自然垄断问题，而是应该引入监管的概念，通过监管来对于电力交易市场的公平，起到公正，进行监管，所以就设立了电监会，当时国务院定义电监会性质是国务院支持事业单位，不在政府的系列编制里面。

电改以来的十年当中，电监会的作用到底发挥的怎么样，电监会的职能到底实行的好不好一直存在争议。

凤凰财经：我看到很多观点认为电监会不是管电的，属于无市场可监管？

张国宝：对，包括电监会内部的人好像认为能源局管大局，电监会好像没那么多可值得监管的，但是我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电监会从设立那天起，它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它应该作为一个公正的监管机构来保证电力市场的公平交易。

比如说在电网范围内有众多的电厂，这些电厂可能是不同的收益，不同性质的电厂，它们提供电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到公平对待，会不会某一个电厂和电网公司关系比较好，让你多发点电，另外关系不好的电厂让你少发点电，或者我跟你关系不好，我就把你的电给拉掉，拉闸了，或者我跟你比较好，我就可以给你供应比较充足的电源。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低谷的时候，就必须有一部分人停下来，是不是关系不好就让你停，关系不好就不让你发，所以电监会是为监管这个东西而设立。

如果真能把监管到家的话，应该说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权力应该也不小，就是电力行业所有从事电力业务的营业许可证不在它的底下，建哪个电厂，虽然能源局有权批你建电厂，但是建完以后如果得不到电监会的营业许可证，你就发不出电来。

凤凰财经：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

张国宝：因为我们传统思维当中只有批钱、批物才叫权，不是监管，看到能源局这个电厂要能源局批，那个事情要能源局来做，好像他弄的挺红火，我并不认为电监会没有权，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权力。

凤凰财经：现在取消电监会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张国宝：因为有这么一部分人认为电监会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因此现在采取了把能源局和电监会合在一起。如果用俗语来讲，过去的模式叫政监分离，现在又政监合一，这实际上搞政监分离和政监合一都可以找到模式。刚才我讲像英国也可以认为政监分离，但是像在法国，他到现在还是一个国家的公司，而且单一所有制。

凤凰财经：您个人认为法国模式怎么样？

张国宝：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某种模式是大家心目当中理想的最好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很难找到两个国家管理体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美国的和英国不一样，法国的和英国的也不一样，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也不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也不一样，中国的模式跟印度就不一样，印度能源部就有五个，缅甸比我们小的多，缅甸还有两个电力部，所以不会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他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其他经济体制，比如说资源禀赋。

比如说我在日本过去也学习过，对日本情况比较了解，日本九个供电区，他基本上自己平衡，无论是北海道，还是本州，还是四国都一样，都没有能源部，不存在哪个就是煤矿、天然气，它都没有，所以它在某个区域当中自己建电网，它们也互相竞争，但是只是互相在紧急情况下互相支援，并不需要把某个能源、某个电力从某个区域输送到另外一个区域，但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就把煤堆在山西，堆在陕西内蒙，浙江没有煤，上海没有煤，江苏没有煤，所以他要把这个地方的煤或者是电送到那个地方去，天然气也是一样，分布在四川盆地或者是西北，把它运过来，并不存在每个地方都没有的问题。

水利资源也一样，比如说三峡有水利资源，西南有、西北有，但是江苏没有，浙江没有，所以必须把电送过来，所以这是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哪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电力模式，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出发，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凤凰财经：我们知道从2002年以后，当时为了保证能源的供应，将电力的市场化改革推后，认为首先要保证用电企业使用电力，您认为现在是推动电力改革的一个好的时机吗？

张国宝：你说的很对，其实大家讨论的比如说其中一个课题，叫做竞价上网，这个竞价上网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在浙江省就实行了，因为当时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电力也富裕，所以自己就率先在全国搞了竞价上网，而且软件还是从国外买来的，引进了国外的东西。所有的电站都可以给中心去报，报价，我有多少电量可以上，它用计算机自然比对，然后择优录取来发电，我也组织过国内的电力企业到那里学习过，把这个推广。

但是没有多久，倒过来电力又变成短缺了，浙江省认为自己电又不够，在电不够的情况下你怎么去搞竞价上网？你搞多贵也得让它去发，所以就自然消亡了，后来成立电监会以后，电监会曾经把竞价上网也作为电监会要想搞的，要想推广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电监会副主席原来也是我们纪委发改委调过去的，在东北搞了竞价上网。东北电网当时的条件下，因为没有配套改革，比如说改革体制的改革和其他的改革相配套，所以最后也搞不下去，电力企业意见很大，纷纷跑来说不愿意，最后也都消亡。

所以能不能搞竞价上网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凤凰财经：有人认为之所以电力市场市场化改革不成功，因为电力企业和电网公司垄断的太多。

张国宝：我觉得不完全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电网公司，浙江不是也搞不下去了吗，你说那是电网公司不愿意搞吗，那时候两个网公司还没成立，它也搞不下去，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可以想象的出来，本身就是电力供应的不足怎么去搞竞价上网，所以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适当的应该平等的，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搞。

凤凰财经：那您认为电力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张国宝：体制改革大家议论的很多，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难解决的，为什么？衡量这个改革是否成功，或者是否合理的标准，我不知道所有参加讨论这些人的心目当中，这个理想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我没有看到大家说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标准是什么？就像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样的，几张网不是标准，美国人怎么搞的，英国人怎么搞的，日本人怎么搞的，也不是我们的标准，我觉得唯一的标准就是是不是适合于市场的发展，我们讲上层建筑必须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要有利于增长，如果你这个制度，或者你这个改革的方案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至少在这个阶段你这个方案是合理的，如果你阻碍了市场的发展，那么这个方案肯定要改。

所以我就讲，所有讨论改革的人都应该清晰，你们认为电力体制当中有哪一点现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指出来大家经过讨论认为它确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应该把这部分改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大家讨论的是不清晰的。

凤凰财经：我们看到国务院出了煤电体制的方案，逐步让电煤价格有所浮动。

张国宝：这个在煤价上涨的情况下，因为电价受到政府的控制，价格部门控制，价格部门也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担心因为电是千家万户，所有的企业都要用的，特别是困难群体，如果这个电价上涨的话对他们生活是有影响的。所以国家没有在煤价上涨的情况下相应的把电价上涨，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概念下，所以煤价涨了，电价没有，造成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甚至亏损，大家意见很大，所谓的煤电矛盾非常突出，所以一个呼声就因为电价也应该市场化改革，那么煤价涨了，电价也应该顺出去，如果都顺出去那就没有这个问题，问题他顺出去的时候又估计到社会的接受领域，特别是困难群体，还有我们一些制造业的竞争力，如果因为价格比别的国家高，那你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国家从这个方面考虑对电价并不是完全市场决定，还有一定的控制。

但是大家对市场改革的呼声又很高，所以他现在方向逐渐往市场来靠，所以目前的方案是煤价涨超过了5%，相应的电价也要涨。

凤凰财经：所以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张国宝：所有参与这种讨论，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的同志，是不是对电价的事情都非常的加以研究，包括国际上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的电价构成里面有多少是发电环节造成的，中国的电价水平在世界上到底处在哪个位置上，是属于高电价还是属于低电价，还是中间，还是中间偏上，还是偏下，大家是不是非常清楚，我觉得并不是很清楚。

凤凰财经：那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电价的基本情况吗。

张国宝：假如说把世界电价分成四类的话，中国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大概在第三档位，所以中国的电价大概是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另外这个价格的形成过程当中，一部分是由于发电造成的，第二部分是由于数据电厂，而且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有多少是输电造成的，有多少是配电环节造成的。另外你可以想像，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们也许注意到了，也许没有注意到，我们电价当中，有很多并不是因为成本而造成的，是由于政治的。比如说教育附加，比如说农网改造，再比如说新能源发展积极，我们现在要发展太阳能，要发展风能发电，这些电还比较贵，补贴从哪里来？补贴就是从大家的电费里面，每度电加了八分钱，还有水库移民后期补偿又加了一块钱。所以很多是这个钱都加在电价里面去了，我不知道所有人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清楚。

凤凰财经：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个问题。

张国宝：你三峡的电过去是每度电，当然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东北可能少一点，大体上是按照每度电两分钱来收，农网改造也是一样。

凤凰财经：关于电价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直争论挺多的，因为大家认为能源局没有定价权，定价权在发改委。

张国宝：这个问题我回答过无数遍，你要在媒体上搜一搜都可以搜到，你要问的话我还可以回答你。当时成立能源局的时候有很多人说电价就应该放到能源局来管，你管了办天管不到电价，成立能源部的呼声当中也有一条，就是说关于能源的权力太分散，比如说定价权不在能源局，矿产资源也不在能源局，这是大家关心能源的一个表现，但是是否可行，我觉得还要深入研究。